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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高红卫谈国防企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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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高红卫谈国防企业改

当今社会发展经济的潮流领导下,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着改革的问题,而现有状态下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仅涉及企业内部的改革问题,更需要法律作为基本的支撑。国有企业内部的法律改革涉及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多个法律部分。本片文章主要从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入手,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民商法调整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究,并指出了现阶段存在的一些问题。 中国论文网 国有企业改革;法律改革;民商法调整 近年来,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民商法的调整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当下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内容,就是对民商法调整的必要性、局限性以及主要成绩进行研究。因此,如何在民商法调整的过程中对一系列问题进行解决就成为当下的主要目标。 一、国企改革的民商法调整的必要性 我国国企改革的民商法调整主要源于罗马时代法学教科书中的公、私法,而在我国各项法律实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因此民商法实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障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大限度的实现。既然实现公民权利是法律存在的主要意义,那么权利便自始至终地位于我国各项法律调整的核心位置,并且对其调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二元法律结构,顾名思义是由两个部分组成,这两个部分就是在上文中提到的公法与私法。二元法律结构不仅完美地体现了公法与私法在整个法治状态中地位,更是二者在法律效力中所占地位的佳表现。伴随着我国近些年来的法律体系的不断改革与完善,公法与私法二者之间的结合已经成为现阶段法律变革的主要形式。在我国的国企改革过程中,民商法调整一直以来都是有效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措施,民商法的调整不仅激发了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式与发展潜能,为其与市场经济元素相结合起到了促进作用,更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有企业的传统发展方式进行突破,形成了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在我国现阶段,民商法的发展并不是十分全面,国民整体对于民商法的重视度也有待提高,因此,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对于民商法的调整应该放到国企改革的首要位置上来,提高国民整体对于民商法的认识与观念,对于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国企改革的民商法调整的局限性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控制因素就是民商法的调整,目前状态下,各项法律为了能够有效地维护市场的经济秩序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就忽略了民商法调整不完善对于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种种不良因素。当下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十分有秩序的发展,其主要原因就是民商法的调整没有达到一个完备的状态,部分的国有企业则站在民法的存在的一些自由性的角度,而进行违反法律规定的经济活动,这样就会导致我国的市场经济局面在本来就不是十分规范的基础上更加混乱。与此同时,一些经济领域的发展比较滞后,发展方式比较盲目,这样也导致了市场经济不受控制,出现了市场经济调控失灵的情况,此类现象都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民商法调整的一系列局限性。在国有企业经济不断发展改革的过程中,民商法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而导致国有企业的改革非常滞后,改革的方向只存在于经济发展的表面,对于市场经济的实际效益并没有起到关键的作用,因此,无法全面的、根本的进行改革。 三、国企改革的民商法调整的主要成绩 近年来,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来说,企业中各个部门之间争论的焦点一直是关于产权的问题,并且企业发展的重点方向就是产权的明确性。在企业内部实施股份制之前,国有企业的在进行企业改革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与传统的管理机制与产权制度一直没有发生冲突,国家的部分法律法规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国有企业的干预也限制了企业的发展与创新。导致产权问题没有很清楚明了的得到解决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传统的产权机构无法跟上新时代的脚步,不能够适应当下的市场需求,再者就是对民商法的调整也不是十分完善。因此,国家在开始对传统的企业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对企业的发展不进行过多的干预,突破了法律范围所带来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就是确定独立法人制度,对于企业发展来说,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谋得一席之地,那么就必须有一个完整的企业管理机制,重要的就要确立公司内部的各项财产权利分配,独立法人制度就是让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做到权责分配更加明确。一些新兴法律的颁布,将民商法的优势很好地表现出来,让企业的盈利亏损、经营模式等都从法律的层面上很好地得到了体现。确立了独立法人制度,对于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的标准进行发展,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与生产效益,保证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呈平稳上升趋势。这样的一系列改革,让国有企业真正地从根本上适应了新形势下的发展趋势,适应了市场经济的需求。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当今市场经济发展的状态下,民商法的改革显得尤为重要。要想从根本上对发展国有企业的经济,那么就要将我国当下的民商法与各国比较先进的民商法进行比较,取长补短,进一步地强化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是国有企业在发展中散发出更大的能量。 [1]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4. [2]王文杰.国有企业公司化改制之法律分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64-66

党的十六大已经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以及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尤其是明确提出了将通过新成立的国资委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履行出资人的责任这一历史性的改革措施。这一措施的出台将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独资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高红卫在国企改革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特将他在一次厂长、书记培训班上的发言摘编如下: 政府、企业和家庭重新定位企业是一个经济组织,它的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为投资者创造利润,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为政府创造税收。许多情况下,各个功能之间是有一些矛盾的,需要企业家在其中进行斡旋和协调。在政企分开的条件下,就单个企业而言,企业家更多地关注第一和第二项功能,而政府和社会则更关注第三和第四项功能。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发挥骨干作用的国有企业的投资者是国家,代表国家的政府是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因此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不仅要在企业身上追求第三和第四功能目标,同时还要追求第一和第二功能目标。由于第一、第二功能目标与第三、第四功能目标经常出现冲突,所以政府在对待国有企业的政策上也常常出现自我矛盾的地方。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本质上讲是政府职能和企业职能分离的过程,也是由单位消费为主向家庭自主消费回归的过程,更是重新定位政府、企业、家庭社会地位与关系的过程。政府职能与企业职能分离后,企业必须实现对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组织生产的功能替代,市场必须实现对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组织资源配置的功能替代,家庭必须实现对计划经济时期单位组织消费的功能替代,同时社会保障体系也必须实现对于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保障体制的替代。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把企业和家庭推向了生产和消费组织的第一线,而政府则上升到对于生产和消费关系进行宏观控制和协调的高度。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结束政府本位制和生产本位制,并最终形成消费本位体制。政府的目标将是通过宏观调控促进生产增长的同时促进消费的增长,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确保社会公正、稳定和国家安全;企业的目标是通过提供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追求自我发展,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依法纳税;家庭的目标是通过不断地改善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提高消费层次,在追求消费数量的同时追求生活的质量。私有、公有和国有一律平等所有权是一种法权概念。私有即私人所有,公有即公共所有,国有即国家所有。从法律意义上看,公有并不比私有更高尚,国有也不比公有更革命。这三个概念仅仅说明社会财富的三种不同占有形态,从法律上讲没有优劣之分。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如果一种社会财富被一个主体占有而能够发挥它应该发挥的增加社会财富、增加就业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全部作用,那么这种所有制形态为最优。就企业来讲,有私有制、公有制两种(国有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典型形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一些领域比较适合私有制企业去经营,有一些领域比较适合于公有制企业去经营,不能笼统地讲私有制好还是公有制好,关键要看在所论的某个具体领域哪种所有制的企业更具有发展和竞争优势,更能促进社会稳定、进步和繁荣。讲私有制在一些经济领域的优势,并不意味着要在这些领域搞私有化,公有制企业也可以进入这些领域,以便相互竞争,促进社会进步;讲公有制在一些经济领域的优势,并不意味着要在这些领域搞公有化,私有制企业也可以进入这些领域,同样便于相互竞争,促进社会进步。所谓“化”,本质上讲是要把一件事情办到“全面、彻底和一贯”的程度,要把所有制改革这种关系极其复杂的事情办到“全面、彻底和一贯”的程度,这本身就有可能违反唯物辩证法 “事物的发展、变化以及对立与统一”的基本观点。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在物质财富还没有达到充分富裕的程度、精神文明还没有达到高境界的当代社会,搞纯粹的公有化不好,搞彻底的私有化也不好。因为不管是公有化还是私有化都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平衡、稳定、快速发展的需要。私营、公营和国营公平竞争私营企业是指按私法经营、受私法调整的企业,这也是一个法律概念,不是政治概念。什么叫私法,相对于公法而言的法律都是私法。公司法、合同法等都是私法,公法包括国防法、政府采购法、行政诉讼法、水法等。公营企业是指按公法经营、受公法调整的企业,一般指自然垄断的公益性企业,比如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等。国营企业是一种典型的公营企业,指由国家直接经营的企业,比如民航、铁路、广播电视等企业。有些公营企业也可以不由国家经营,而是由公众来经营,比如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自然垄断的股份制企业就是一种正在发育中的新型公营企业,这种企业的一大特点是公司的财务以及业务活动必须完全公开,接受公众投资者的监督,公众的投票权完全自由(俗称用脚投票——卖出所持有的股票,转而购买其他公司的股票)。同时,其服务和产品的标准和价格也受到公众的直接约束,公司不能自行确定服务和产品的标准和价格。比如,按照《价格法》的规定,中国的电信类企业的电信服务价格就必须在政府的主持下通过价格听证会的方式确定。中国人习惯于将私营企业称为民营企业,主要是为了回避那个“私”字。其实民营即私营——按私法经营,私营不一定是私有——按私法经营的企业不一定是私有制企业。经营方式可以与所有制无关,私有私营、公有私营、公有公营、私有公营是四种基本的企业经营形式,其中任何一种形式都不比其他的形式更高尚或者说更革命。对于一个具体的企业而言,能够有效地利用所占有的资源并且产生最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经营方式,就是适合于这个企业的经营方式,一旦有一天这种方式不再适合于这个企业,就必须或者改造这个企业或者改变这个企业的经营方式。实际上,从国家把基本建设资金和技术改造投资资金双双改为“拨改贷”,国家实行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折旧不上缴,国有企业经营不下去就破产,以及普遍推行“利改税”政策之后,虽然国家没有正式宣布国营企业私营化,其实却已经在真真切切地进行着国有企业按私法经营的过渡性改造,按公司制改造国有企业只不过是把这种过渡性改造从经营方式上理顺关系并从法律上固定下来的操作而已。原来的国营企业的干部、职工的身份已经从“国家干部”和“国家职工”悄悄地变成了“企业干部”和“企业职工”,现在有哪个国营企业职工还在津津乐道地炫耀自己的“国家职工”和“国家干部”的身份呢?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主体,国有企业不改制,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继续深化。企业改制是指对企业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造,是为了让企业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经济体制。体制和机制方面的改造关键是要把国有与国营的概念区别开来,只有这样,国有企业才能摆脱对政府的依赖,政府才可以像管理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那样管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才有可能克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各种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要求的弊端,国有企业也才能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展开公平竞争,共同发展和壮大。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非自然垄断和非公益竞争性行业的企业都必须成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要使市场主体机会均等,必须使所有企业具有相同的机会——即相同的法律基础,相同的运行规则,相同的经营方式——按私法经营,受私法调整。因此原来的具有部分政府职能的国有企业就必须改制为公司制企业,实行政企分开,职能分离,社会角色变换。普通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方向是: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一句话,除少数必须保持公营形式的自然垄断以及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中的部分企业外,其他国有企业都必须实行公司制改造,按私法经营,或者说按《公司法》经营。国防工业企业的改革主流方向:由于国防产品短期内将仍然由国家垄断经营,因此军工企业在短期内将实行不完全的市场化改造,基本上按私法经营的模式运行,但又保持一定的公营性质。长远地看,国防产品市场化生产、采购是必然趋势,国防工业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将逐步调整到以合同关系为主体的甲乙方关系。国防工业企业将逐步失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为规定的“军工企业”特殊身份,国家将普遍实行国防产品生产资格审查制度,凡是有能力从事国防产品研制、开发和生产的企业,经过申请和资格审查,都可以参与竞标,国防产品的研制生产将依据与政府签订的商业合同进行。因此,在国防工业企业中推行全面的公司化改造只是个时间问题,是大势所趋,可能不会超过10年。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非公益化角色定位,并不是排斥企业的社会责任,国有企业的政治目标与社会责任实现,主要通过“四个为”即:为社会提供能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为投资者提供丰厚的投资回报和为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税收来体现。企业的一切工作,包括思想政治工作、体制改革、经营管理、科研生产和后勤服务等各个方面,都要围绕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这个中心工作展开。发展才是硬道理,对于一个国家和对于一个企业来讲都是这样。国有企业以“四个为”为标准,促进国家健康、稳定、快速的发展就是最大的讲政治,就是真正地为政府分忧。 《中国航天报》

读张世明老师的《经济法学理论演变研究》令我获益匪浅。我本次阅读的是本书第二章第一节,可以说阅读此节极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张世明老师是一个对学问十分严谨的学者,他在本节讲述了他探寻经济法的起源的过程,指出了现代经济法概念的开山鼻祖是蒲鲁东,纠正了国内早期一直以来对现代经济法的提出者是摩莱里和德萨米的错误认识。并对法律的本源和来源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借用科学演化的四个阶段的原理并提出第一个结论:认定经济法概念出现以前是一种前科学的状态,目前可能到达了前科学状态(不确定)。张世明的第二个结论是:经济法概念的产生是大量研究者对旧有的范式的背叛和对新范式的趋近过程中逐渐产生的,不是像我们过去经济法学教材和论著那样视为个别思想家的偶然一闪念的产物,这个过程是十分丰富的、复杂的。

12月25日,由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主办,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法与社会法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经济法30人论坛”第四期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的召开正值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法总则》三审稿审议之时。来自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法学所、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的知名学者,围绕本次论坛的主题“民法典编纂与经济法发展”,从经济法、民法、竞争法、财税法、金融法等多个角度对正在编纂中的《民法总则》以及民法与经济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入、卓有成效的研讨。

一、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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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首要的问题无非是经济法有没有独立的调整对象。纵观中国经济法学从1979年以来的研究历程,研究主题基本上都是对“总论部分”的研究,其中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在调整对象的问题上。这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调整对象可以决定经济法这门学科的存废,在激烈的讨论中,经济法学家持肯定观点,但观点又各有不同;非经济法学者普遍认为经济法没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在我看来,经济法学者与非经济法学者之间多年来展开的是一场抢夺诸法律归属的割据战,学界对此的纷争过于较真。不论经济法所调整的一些经济关系是否应当“归属于”民商法、行政法或者劳动法,经济法都有后者无可替代的独特视角去研究那些经济关系,站在实用的角度看,经济法学科有其存在的意义,既然有存在的意义,就应该跳过调整对象问题,以经济法学的视角将精力放在分论的研究和创新上,最后再反过来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进行定义。我想,法律在产生之初,恐怕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法律的调整对象一说,我国古代法律是民刑合一的,也并没有因此不能发展民法和刑法的制度。经济法无论在计划经济的发展,还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产生相关的法律,不论这些法律是否由经济法调整,都不能否认其实用价值。我国作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市场经济的新型模式国家,我们的经济法体系可能不完全与西方国家既有的经济法体系一致,所以我认为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法律的制定中,而不是仅仅探讨经济法的存在与否和调整范围一说。

会议共分开幕式、主题发言单元和会议总结三个部分,分别对民法典编纂语境下的经济法理论创新、竞争法与民法典的交织、财税法企业法对民法典的影响、金融法与民法典的融合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讨。

但如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已经研究了几十年了,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关于此,张守文教授首先提出了“问题定位”和“客观定位”两个方面去探寻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将调整范围分为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合称为“调制关系”。史际春教授则直接明确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包括经济管理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关系、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三个方面。王全兴教授在《基础理论专题研究》中非常细致的研究了我国关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研究历程,也列举了各种观点,虽然王全兴并没有明确的确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但是从他的阐述和对《问题》的驳斥之中可以看出,王全兴是支持“新纵横统一说”的观点的,在这一方面,他与史际春教授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个人认为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分为市场规制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这种分法更加清晰,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囊括了经济法的调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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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老师在课上让我们小组讨论问题时,我注意到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问题,即应当以调整对象划分法律部门还是以调整方法划分法律部门的问题。经过阅读相关论文,我认为不能用调整方法来划分法律部门,如果将调整方法作为标准,那么也只能把法律划分为民法、刑法、行政法三大部门,这是不现实的。所以用调整对象来划分法律部门是合理的。经济法作为一个开放的法律学科,是支持各个法律部门调整对象的交叉性的,只要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即可,而不需要将调整对象专有化或者特优化,这也是王全兴教授的书中也可见一斑。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宋晓燕教授主持了开幕式。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助理郑少华教授向会议致辞,他首先指出民法典编纂与经济法发展之间需要处理好个人本位法和社会本位法的关系、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应然法与实然法的关系,进而提出民法典编纂进程中特别需要研究所有权征收、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市场机制建立、社会本位法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等问题。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教授表达了对与会学者的欢迎,并感谢上海财经大学为组织本次论坛所付出的努力。

二、纵横统一学说是否合理

三位教授都对影响最为广泛的,也是受到很多批评的“纵横统一说”进行了分析,其中王全兴教授对此投入的笔墨更多一些。王全兴教授提到,《民法通则》的出台成为了“纵横统一说”观点兴衰的分水岭,在《民法通则》公布后,学界广泛的对“纵横统一说”进行批评,因为《民法通则》并没有接受“纵横统一说”的观点,但是学者们的集体倒戈的观点并非是从学术上进行分析得来的结果,而有望风驶舵之嫌疑。王全兴教授认为不能全盘否定“纵横统一说”的作用和意义,并且在当时撰写了一篇对“纵横统一说”批评观点的批评文章。这篇文章附在本书中,主要阐述了苏联的“纵横统一说”传播到我国后,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许多法学学者混淆了这一概念,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一味的去苏化,将“纵横统一说”也当做老旧的计划经济性质的观点进行批判,甚至希望将经济法也一律的排除掉。但是作者认为我国的“纵横统一说”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是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另外,经济法本身也有它存在的价值,作者提出了有力的证据,就是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经济法这一法律部门,说明并不是只有计划经济体制才需要经济法,在市场经济下同样需要经济法的调整。

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存在诸多差异,所以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时要格外注意对我国的适应问题。另外,我国的地域差距,历史文化差异和自然资源差异都是非常巨大的,这都是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我国由于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所以与西方法律发展过程有所区别,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计划经济的遗留现象,即行政垄断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形成有效竞争市场和公平竞争秩序的关键。

第一单元“民法典编纂语境下的经济法理论创新”研讨由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大洪教授主持。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冯果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在民法典编纂已成现实的情况下,经济法学者必须正视民法典编纂事实,要积极参与其中并贡献自己的智慧,要利用经济法的学科优势,在法的解释与适用上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冯果教授提出在设置一般性条款时要考虑到特殊性条款的保留,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在注重抽象性原则的同时,须为特别法的制定保留通道。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南京大学法学院李友根教授以个体工商户为切入点,讨论了民法典制定中对个体工商户与个人独资企业进行相应制度安排的社会背景条件,并提出了相应建议。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深圳大学法学院应飞虎教授提出民法典规则的完善关系到社会经济纠纷的解决,民法典规则完善的同时也能有效地控制和减少公权干预。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理事、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朱晓喆教授从法律的调整对象、法律的调整方法、救济手段以及立法的模式与思路等三个方面讨论了经济法和民法的相互关系,就调整对象而言,传统私法与公法的融合产生第三法域,如劳动法与消费者保护法;就调整手段而言,民法局限于特定权利义务关系,如对环境污染的修复责任,民法在吸收上就存在困难;就责任方式而言,民法注重侵权与违约的请求权行使,而经济法则注重侵害预防与整体性责任,民法对权利侵害的治理通过个案方式来进行,而经济法可以大范围、规模化地整体性处理侵权纠纷。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院长马洪教授就传统私法的社会化、为特别法的制定保留通道、研究方法的创新等问题进行了具体阐释。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王艳林教授在发言中提出要注重对法典建设的研究,民法典编纂需要确立中国自身的法典特色,我国制定的民法典应当是一部有担当的、有引领性的民法典,他同时强调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撑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三、划分标准问题

针对经济法的独立地位问题,很多学者首先着眼于法律部门的划分问题,也就是应当以调整对象为划分标准,还是以调整方法为划分标准,我的观点是应以调整对象作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因为如果以调整方法作为划分依据的话,很多法律部门实际上都不具有独立地位,甚至仅有刑法、民法、行政法三个法律部门,这是不科学也不现实的。针对经济法的地位问题,与经济法学科主要进行斗争的是民法学科的学者,主要的原因还是经济法威胁到了一些民法学者的学术理论。但是争议之所以如此针锋相对,是因为经济法的地位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还与政治、国家政策等有极大的关系。在我国过去几十年时间里,姓“公”还是姓“私”具有很大的政治敏感性,经济法是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学术研究深深的受到了政治的影响,导致这一研究过程并不客观和独立。我认为学术研究必须要脱离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给学术研究以自由的空间来寻找真理。

四、部门划分的意义

第二单元“竞争法与民法典的交织”研讨由中国银行法研究会副会长、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强力教授主持。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中国需要一部民法典,更需要一部现代化的民法典,并对现代化民法典的设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同时强调民法典不应作为经济法产生的法源。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院院长孔祥俊教授就民法典与竞争法的交集以及竞争法的公平和效率的基本取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丁文联法官在发言中阐释了民法与竞争法之间的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关系,并以具体的商业模式为例对法律调整的发展进路进行了演绎。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刘水林教授指出市场规制法的历史起源是私法,由于双重性的个别损害与公众损害的存在,使得经济法与民法存在交织,个别侵害适用民法,而公众损害则适用经济法。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张占江副教授的发言围绕竞争中立而展开,强调所有企业都要尊重市场权威,企业只能通过产品质量优化等一系列手段赢得市场,竞争优势的不适当运用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上海政法学院丁茂中副教授在发言中谈到了民法典编纂过程的逻辑性以及经济法应保持的谦抑性。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大洪教授在发言中强调中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必须正视特殊的政府、薄弱的市场基础、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等三个现实因素。

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有独立的调整对象,这在之前已经充分的论述过。但退一步讲,经济法的地位问题,本来就不应该以法律部门的划分来确定。正如王全兴教授所述,法律部门的划分,主要是学者们对众多的法律规范进行的归类分析和系统化研究,英美法系很多国家甚至并不对法律部门进行划分,但这并不能说明很多法律部门并不存在。恰恰法律部门的划分是一种归类和系统研究,那么只要在学术上将某些法律归纳在一起具有研究价值,就可以说这种划分是合理的,不能说某种划分方式确定以后,其他归纳性研究就不能引用这一范围的法律规范,这种“争地盘”的行为是非常幼稚的。在经济法产生和研究的过程中,最紧张的莫过于民法的学者,但是民法学者们的这种复杂心理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现如今,仅仅在某一法律部门中对法律制度进行研究是不足够的,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某些问题需要跨学科研究,有时可能要从商法、经济法、刑法、社会法等多个法律部门进行综合研究才能更为全面和深入,如果说经济法学者们研究的内容,民法学者就不能研究了,这种观点是非常狭隘的。若真是如此,那么法理学几乎无法展开研究了。

五、经济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研究

第三单元“财税法、企业法对民法典的影响”研讨由中国银行法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吴弘教授主持。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顾功耘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民法总则审议稿中的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划分不十分合理,应当依据企业是否参与市场竞争,将企业划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中间企业法人,我国的国有企业大多数介于私法人与公法人之间,属于中间法人。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理事、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彭诚信教授从法教义学角度出发,对法人的分类作出了民事法人、商事法人、特别法人的划分。中国财税法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法学院熊伟教授以机关法人为具体实例说明财税法与民法典之间的关系,指出机关法人法律定位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陈少英教授的发言围绕我国开征房地产税所面对的诸多社会质疑而展开,她对法理不通、重复征税、使用权虚置等社会质疑进行了回应,认为这些质疑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刘言浩法官的发言,从市场交易与各种组织形态、意思表示与市场交易规则、民事责任、外部关系等这些关系民法总则成败的要素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单飞跃教授从四个方面谈了民法典的编纂与经济法发展之间的看法,一是民法典编纂与税收法定的时限同步,两者一个是公法、一个是私法,彼此间存在抑制效应;二是民法与经济法的统一点和连接点在于市场经济;三是我国民法典中的一些法律原则与法律制度作为市场经济的宪法,应对经济法法律制度构成约束;四是财产权与财政权的边界应当清晰。

王全兴教授指出,实现“四法”的协调是构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核心问题。所谓“四法”指的是经济法、民商法、行政法、社会法。从多年的经济法地位之争来看,学界普遍争议的焦点就是经济法与另外三法的关系问题,到目前为止,学界基本认可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这也源于经济法与另外三法调整对象和体系的研究成果,然而仅仅做这些研究是完全不够的。首先,在这四法之间,既要研究它们之间的区别,又要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不仅要两两对比研究,还要综合研究;其次,不能仅研究理论上的问题,更要深入研究具体法律制度问题;最后,不能局限于法学学科本身,要拓展出去,跨学科进行研究,提高研究广度。

王晓晔教授认为涉外经济法应当属于经济法体系,我并不认同这种观点。王全兴教授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中提到,经济法较民商法的特点,就在于经济法具有本土化的特点。经济法的惯常手段是国家干预,这种干预主要针对于本国的市场。由于每个国家的经济、市场情况不同,也就决定了各国的经济法的不同,经济法表现出明显的国别性,是国家主权的体现。反观涉外经济法,从其定义和性质来看,表现的更多的是调整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平等性,应纳入到国际法以及民商法范围。所以我认为,不宜将涉外经济法纳入到经济法体系之中。

第四单元 “金融法与民法典的融合”研讨由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冯果教授主持。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强力教授指出民法典不是一个简单的私法,而是经济活动的母法,民法典编纂中应有效吸收融资权利、虚拟财产权利、网络账户财产权等金融权利。中国银行法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吴弘教授认为涉及财产与权利的,民法是基础;民法作为基本民事法律,不宜采取“大民法”观念,不适宜将经济法中的监管、调控内容纳入民法之中。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袁达松教授指出要明确民法的立法规范与立法保留,涉及经济法的规范,不宜规定在民法典中。中国国际金融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宋晓燕教授围绕金融交易法律中的安全、效率与公平问题,指出金融交易中涉及融资租赁、中央对手方清算、保证金制度、结算最终性、问题金融机构处置等,对合同法、担保法、破产法等传统法律提出了新的挑战。华东政法大学杨忠孝教授指出现代民法应回应现代社会需要,不应拘泥传统民法思维,同时对经济法仅需原则性规定,给彼此发展预留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政治与法律》主编徐澜波教授指出,民法的核心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而经济法是以国家公权介入私权对不平等主体进行调整,在民法典的编纂中应当适当区分民法和经济法。

六、经济法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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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存在的客观性。经济法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最为年轻的法律部门,其发展时间有限,必然是需要不断的发现和完善的。经济法存在具有客观性,经济法这一概念是人们定义的,对于经济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律的研究源于20世纪初,然而在人们清楚认识到经济法的存在之前,经济法就已经客观的存在并发挥着它无可替代的作用了。与其说经济法是人们创制的,不如说是人们逐渐发现的,人们在对经济法的界定是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较长的过程。我们在发现科学的时候,不能说因为看不清楚就说不存在。近期我国观测到引力波,在人类观测到引力波之前,爱伊斯坦时代就已经在广义相对论中论述了引力波,但是广受争议,也有人说引力波不存在,但目前真相已经大白,我们也不能说在我们观测到引力波之前它就是不存在的,它就是客观存在在宇宙之中的,这一点我们在研究任何学问时一定要清楚,不能因为主观因素而否定客观性。

闭幕式由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葛伟军教授主持。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王全兴教授从六个方面对本次论坛进行了总结,一是本次论坛的成果是新时期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的升级版;二是本次论坛从历史视野、地域视野、部门法视野以及改革视野等角度,对民法典编纂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三是本次论坛提出要利用民法典的编纂之机,扫除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法律障碍,这也是对改革的一种推进;四是本次论坛提出民法典的编纂要有多元合理的发展目标,明确其价值取向;五是本次论坛就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的民法典安排提出了具体建议;六是经济法如何具体应对民法典的编纂,还有待从理念、定位、制度、研究方法等方面予以加强。

金沙贵宾会官网,王晓晔教授认为,经济法既不能简单归入公法,也不能简单归入私法。她认为正是因为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调控以及管理的法律制度不能简单归结于公法或者私法,人们才将这些法律称为经济法。拉德布鲁赫曾指出:“经济法是包括公法与私法在内的法律分支。”这种观点与我们之前所学的杨紫煊的观点有所不同。我个人认为,经济法不应该完全被归入到公法之中,但我并不是认为经济法本身包含强烈的私法性质。而是公法与私法的本身就不应该是完全对立的。张世明教授指出:“市民社会与国家是一对合体中的不可分割的两个分体。”公法与私法不是截然分开的,我认为公法与私法是人们对于法律的粗略划分,要看具体的法律更多体现的是公法性质还是私法性质,但是公法并不一定不存在私法的性质,私法不一定没有公法的因素。经济法更多的体现的是公法的性质,但是也存在一定私法的因素,所以王晓晔教授的观点我是接受的。但是经济法是否为独立与公法与私法之外的内容,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欠妥的。因为如果公法与私法不是截然分开的,那么研究公法与私法以外的“第三法域”是没有意义也没有研究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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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经济法30人论坛”以“民法典编纂与经济法发展”为主题所进行的研讨,充分体现了经济法学者与民法学者共同完成民法典编纂任务的历史使命感与学术责任感,其对民法典的制定以及经济法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供稿:朱珂瑶、余骁供图:彭璞 编审:张勃欣 收稿日期:2016年12月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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