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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日子里,自由在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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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日子里,自由在高处

摘要: 南方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江艺平日前递交提前退休申请,且已得到批准。“一个时代结束了”。在大多数网络告别言辞中,都将江老师与“时代”联系到一起。“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 ...

考试将近,人文讲座何以依然火爆?“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几个关键章节”,对于当代知名学者,思想家,自由撰稿人傅国涌的这一讲题,许多同学像在追寻着一些时代不可言说的东西,迎着寒风赴一个约会。

摘录——爬行时间

今天是记者节,却没什么好庆祝的,我的一位在北京工作朋友因为编发一篇讨论岳飞的稿件,刚被停了职。 开场之前,我想先谈一段我在欧洲的采访经历。 去年春天,我还在巴黎大学读书的时候,有机会采访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先生。程抱一先生在法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年近80岁。那天我们聊了三四个小时,随后我整理出来近两万字的评论。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在访谈开始时抱一先生的一句话:“别看你是记者,我是院士,如果你只是听我说,我就很吃亏,没有收获。” 抱一先生是个智者。他的意思是,我们两个人是平等的主体,要在身心自由的前提下进行交流。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把内心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我们最后得到的东西,必定是大于我们两个人的,这就是抱一先生说的“一加一大于二甚至等于三”。相反,如果我们的交流只是以说服对方为目的,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小于二甚至等于一”。 所以,今天我到南开来做这个演讲,只把它当作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既想尽情地表达我的思想,同时多听到一些母校师长及同学们的思想与主张。 首先感谢李院长和何主任的这个安排,让我来谈时事评论。上个月,我在北京大学讲如何办一份好的政经杂志时提到四个关键词,“责任、希望、新闻与思想”,在中国政法大学我又补充了一点——“识时务”。今天,我希望能更深入地谈谈什么是“识时务”。我想,所谓时评就是“识时务”,“识时务”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我相信“参与一个时代的书写”,最关键处就是要“识时务”。 现在,国内的时评写作与平台建设的确有大进步。不久前,《东方早报》的朋友给我发了一份全国媒体时评版的编辑名单。我很惊讶,出国几年间,国内几乎各大城市或多或少都有报纸开辟了时评专版。当然,天津除外,天津这个地方的媒体比较特立独行,“不事声张,阔步前进”。 今天我讲“时评”,想分两部分来讲,一是“时”论,二是“评”论。讲我们正处于怎样的时代,以及我们该以怎样一种态度来推动中国的进步。 首先我讲“时”论。 回国后,一位在报社工作的朋友请我吃饭,谈到他做的一篇新闻。大意是有一个安装卫星天线的公司,给小区装卫星电视。他进行了暗访,发现能看成人台,于是带执法人员去把这个“黄窝”公司给端了。 听到他这样做新闻,我很生气。为什么呢?我认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要有很强的时代感,要知道中国正在往哪条路上走,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还有哪些问题要克服。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开放,与世界接轨,媒体应该尽可能走到时代的前列,而不能帮着做封闭社会的事,拖社会进步的后腿。大家想一下,看卫星电视与上互联网有什么区别?互联网上有黄片,为什么没人端掉?既然我可以在家上互联网,那么我就可以在家看卫星电视,看法国电视五台。 我们常讲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第一步,是选择倾听他人言论的自由,是接受信息的自由。我讲互联网对于中国的改良是革命性的,也是史诗性的,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互联网拓展了中国人的信息来源及接收信息的自由度。中国需要从生活与经济入手救赎政治,在日常生活与经济交往中完成社会改造。所以我说,你默许自己一份自由,中国就前进一步。 在欧洲的游历,让我坚定了一个看法。任何心存希望走出苦难的时代都是伟大的,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是幸运的,当然,前提是你想有所作为。因为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更像是生活在法国十九世纪的伟大转型之中。在这个时代,法国出现了夏多布里昂、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左拉等光辉的名字。相反,今天的法国,已经略显平庸。不久前,我和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聊天。他和我谈到一件事。一个法国朋友对他说,“我们气色不好,因为我们为明天忧虑,你们气色好,因为你们总觉得明天会更好”。换言之,欧洲人害怕明天会失去现在的幸福,中国人希望明天得到他们今天的幸福。一个为明天忧虑,一个为明天奋斗,精神状态似乎不在一个层面上。 当然,改良也有自己的悖论。 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戴盈之有次和孟子谈治理。孟子谈到了民生疾苦,希望政府减免苛捐杂税。戴盈之也承认了这一事实,但是他说,真正取消捐税今年还不能实现,要到明年才行,今年只能够减轻部分捐税。孟子听后,于是便给戴先生讲了一个故事: 有这么一个人,每天都要偷邻居家的鸡。有人去劝告这个偷鸡贼:“偷盗行为是可耻的,从现在开始,你别再偷鸡了”。偷鸡贼听到后却说:“好吧,我也知道这不好。这样吧,请允许我少偷一点,原来每天偷,以后改为每月偷一次,而且只偷一只鸡,到了明年,我就不偷了。” 这个偷鸡贼的故事,有点像是在讲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把它叫做转型期,一个以改良为主要特征的大时代。它很诡异,诡异就在于思想与行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分裂,我们这个社会的所作所为,就有点像上面讲的偷鸡贼。当然,上面只是一个寓言,并不是所有的偷鸡贼都不能立即从良。但是,治理国家不是个人道德改造,社会不是人,它很复杂,有很多利益,盘根错节,不是意识到不偷鸡便可以不偷了。所以,考虑到社会群体的复杂性与人类进步的渐进性,我想,我们目前的改良大体上仍是好的,虽然有时琢磨起来会让我们痛苦不堪。 改良不同于暴力革命,改良是建立在尚可忍受的痛苦之上,至少是朝着一个可期的好的方向走。当然,改良最重要的必须坚守已经取得的成绩,步步为营,你给了我餐桌上的自由,就不能再拿走,你答应一年偷一次,就不能改回一月偷一次。如果政府承认老百姓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那就应该制定物权法,将它落实下来。改良不会完美,但是我们希望它每天都进步。 至于我为什么反对历史上所谓的革命,是因为我们在历史中见证了无数这样的场面:面对偷鸡贼,有人怒不可遏了,拿刀将偷鸡贼的两只手都给剁了,偷鸡贼从此不能偷鸡了。但是呢,那些拿刀的人竟然成群结队,从此光明正大地去偷鸡了。历史上的这种荒诞,对于渴望自由幸福生活的老百姓来说,无论是智力还是热情,都是一种羞辱。 我在巴黎大学做论文,其中谈到了革命专制与君主专制的区别。当然,要明确的是,专制是坏东西。但是革命专制比既有专制的危害通常要大得多。我把它归结为直径和半径的区别。 下面两个图分别是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圆心a代表中央权力,左边王权专制是从圆心a到圆周b,是条半径;而右边的红色专制却是首先暴力夺权,从圆周c到圆心a,然后再实行革命专政,从圆心a到圆周b。即整个路线是从圆周c穿过圆心a再到圆周b,它带来的恐怖或灾难是一条直径。当然,从长远讲,革命有时也会带来好的东西,但是它的灾难性、破坏性的确是无比巨大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更需要从理性上建设国家,进行改良。 我讲要改良,那么我们朝着什么方向改呢?我的答案是走向开放社会,同时建立各种联系,使社会从星状体走向网络体。 谈到法国大革命,英国思想家爱德蒙.柏克当时提到一个问题:一个帝国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坍塌?柏克的回答是,因为君主为了实现统治切断王权之外的所有社会纽带,当危机来临时,没有任何纽带可以支撑它,于是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土崩瓦解。从我们今天理财的角度上来说,帝国就像是一筐鸡蛋,把它装在一个篮子里显然是危险的。 关于这一点,法国思想家圣西门也有相同的醒悟。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圣西门曾经为法国大革命的一败涂地苦恼不已。革命没有给法国带来预想的结果,反而在血流成河中让法国重新回到了专制。那么,怎样让社会成功转型而不再发生流血呢?圣西门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当然,这是广义的网络,包括完备的银行系统、公路系统、铁路系统、NGO等等。换句话说,通过建立工业社会的各种网络,救赎极权政治,同时尽最大可能保障社会安全。 毫无疑问,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成绩从哪里来,当然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做什么,从本质上讲,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所谓“与世界接轨”,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网络上的接驳。近些年,西方人热衷于讨论“风险社会”,我想,建立完备的网络体系,是分散社会风险的最好办法。 我们还可以看下面这组图,这是我昨天刚画的,都是二十根直线。左边二十根线围着一个中心点,是一个星状体,右边是横竖十根线垂直相交,有点像是围棋盘。 左边这幅图我把它比作一个封闭的社会,任何一个端点与其他端点建立联系都要通过中间这个点——权力中心。在这种格局下自我实现或社会救济的道路只有一条,如果中心垮了,周边的任何一个端点都不能互相抵达,简单说,不能互救互济,体制崩溃,社会同时也瘫痪了。而右边这幅(画成球体可能更准确些),交汇点明显增多,任何两点之间的断裂都不会影响全局。昨天,准备这个讲稿时我想知道从左上角的a点到右下角的b点有多少条路线可走,我数学不是很好,于是找来了数学博士、硕士,还有一个拿过数学竞赛奖的学生帮我一起算,几个小时也没算出来,都说太复杂,路线太多了。当然,在这组模型中,精确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一个开放的社会在社会救济与价值实现方面有怎样的优势。 近两三年间,时评以“公民写作”的姿态攻城略地,可被视作中国新闻界或者思想界的标志性事件。它可以上接到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但是背景与八十年代又有所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广义的传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比如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互联网的兴起;二是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细节,八十年代更多的是观念或意识形态之争,如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有关《河.殇》的争鸣等,而90年代以来,从产权改造到立法讨论,从“共赢”的提出到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以及胡.锦.涛关于台湾和日本问题发表的“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等立场,我想中国政府通过改革开放、积极融入世界,从共产主义渐进到“共生主义”的大脉络应该是清晰的。这种清晰同样表现在公共事务上。举例说,今年夏天关于《物权法》草案的大讨论,便是在政府鼓励下进行的,和以前“关门立法”相比,是个进步。而且,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立法观念上也在进步,比如江平先生的开放式立法与人道主义立法渐渐得到了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也取得了成绩。 当然,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巴黎和美国的华人朋友和我谈得最多,也最担心的是中国社会的“犬儒化”,犬儒主义流行,说回到中国后碰到一些大学教授只和他们谈装修和买车的事,不谈社会,不谈责任。 当然,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谁都不应该在社会运动中当逃兵,因为“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关心你”。人在社会之中,是无法逃避政治的。理论上,每个人都应该关心社会,这不只是知识分子的事。两年前孙志刚事件给我的最大触动不过是,一个人的幸福,仅靠个人奋斗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整体性推进,个人的幸福是可疑的。所以我说,要每个人都来奋斗,将每个人脚底的钢丝结成网,抑制风险。 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一味指责他们。我们要学会乐观地观察事物,必要的时候,不妨进行一些“积极性误解”。所谓“积极性误解”,不是浅薄的乐观,不是阿Q式的社会关怀,而是从人的行为的客观效果上谈一个社会的进步。面对中国的没落,胡适曾经引用易卜生的话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这种自救看起来很自私,但是,有时恰恰是这种只顾自救的小私的“跳蚤”,长出了天下大公的龙种。 按以赛亚.柏林的区分,自由分两种,一种是消极自由,另一种是积极自由。关于这一点,几天前我和何教授有过交流,何教授说消极自由是“不说”的自由,积极自由是“说不”的自由。这个归纳很好。进一步讲,无论是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不但不矛盾,而且可以互为基础,互相促进。一个社会,如果每个人都能争取到货真价实的消极自由,那么真正的自由也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所以问题不在于人们是否自私,而在于自私得是不是彻底,从世界中将自己打捞出来,别人侵犯你的权力时,是不是有底气为自己撑腰。事实上,任何公正的契约,无论是国家之间、个人之间,都是在充分自利的情况下进行的。 前不久我参加中欧文化论坛,有不少中国学者到会,和他们一桌吃饭时,我就有些不适应,因为我听到的是千篇一律的悲观话,而且他们互相附和。法国作家于连.格林所讲,“一切悲伤皆可疑”。在我看来,这些教授的悲观也十分可疑,一方面我们要反观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在积极地做事情;另一方面,要明白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悲观是个圈套——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你多一份悲观,这个社会就多一份悲观。从这个角度上讲,心怀希望也是一种责任。 当然,我不是一个盲目乐观的人,我愿意通过理性的分析看到事物积极的一面。我要说的是,今天的中国,比八十年代有一个大进步,而且这种进步是脚踏实地的进步,是不停留在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层面的进步。简要地说,八十年代是群体争民/主,波澜壮阔,最后功败垂成,九十年代是个体争自由,润物无声,暗渡陈仓。当然,这也是在八十年代意识形态解构基础上的进步。我之所以说这是一种脚踏实地的进步,是因为我坚信自/由价值是优先于民/主价值。自由是个体权利,民主是群体权利,没有个体的自由,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体的民主。另外,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大选时,常常有百分之二三十的选民放弃投票的机会,而对于自由,却没有一个人公开或主动放弃,除非他神经不正常,是受虐狂。 所以,我把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的特征概括为“背对主义,面向自由”。有人讲,那你这是不是自由主义者?我说我不是可能有人不信。我看到网上喜欢我文章的朋友在博客上将我归类为“自由主义者”。 我想说的是,在李敖跑到北京大学宣布放下自由主义之前,我早就放下了。这个道理我在一年多以前已经在网上和一些自由主义者讲了。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在关天茶舍认识了成都的王怡先生,王先生很有才情,做事也很坚决。有一天,他在茶舍发帖子表态要做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就此回了篇帖子,指出要自由,不要主义。理由是,自由一旦变成主义,思想的鸟笼就编好了。我们不应该将自己归类于某种主义,而是将不同的主义以知识的方式归类于人,在不断地证伪中解放自己。如果我们笃定信奉某种主义,难免会变成主义的律师,时时为它做无罪辩护。于是观念的主人变成观念的仆人,背离求知与改造社会的初衷。所以我说,人要为追求真理而献身,而不是为真理献身。追求真理的主体仍是我们自己,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理想,事业、行为献身,而不是一个真理的教条。后来的讨论中王怡说“要争夺青年”,我的观点是这样夺来夺去其实也是对青年不尊重,最好的办法是让青年自作主张,无人可以争夺。让每个人都属于自己,再谈其他的才有意义。我们这代人要做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抢回我们自己。 如卡尔.波普尔所讲,我们是通过知识寻找解放,而不是通过某种主义寻求解放。在世界思想史上,有两个人影响了我,一个是英国的卡尔.波普尔,另一个是中国的胡适,我认为他们是真正懂得自由与时势的人,是真正识时务的俊杰。 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有些朋友可能不理解。这句话我们在电视或小说里经常能看到,被用得十分狼狈。在电视里,当我们听到这句话时,所看到的画面通常都是一个叛徒在给刚被抓到的地下党做思想工作,所以我现在给你们讲“识时务者为俊杰”,躲在门外偷听的人可能以为我在用钢丝床在哄骗你们这些“地下党”投降。 然而,事实上呢,“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成语典故最早用在诸葛亮身上。据《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当年满世界找能人志士,和他一起去打天下,流落到荆州,后来被蔡氏兄弟追杀,飞跃檀溪,逃到襄阳的水镜庄。水镜庄里有个著名隐士司马徽,人称“好好先生”,又叫“水镜先生”,意思“心如明镜”,很会鉴赏人才。当时的诸葛亮、庞统、徐庶等人都曾经向他求学问道,研究东汉如何实现暴力转型。 刘备呢,求才心切,要求司马徽谈时务。司马徽很谦虚,就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意思是说,我不过是个社科院的,哪懂什么时务,识时务者为俊杰,这里的俊杰有卧龙、凤雏两人。这里的卧龙是指诸葛亮,而凤雏是庞统。后世以“识时务者为俊杰”来指那些认清形势、了解时代潮流者,才是杰出人物。孙中山后来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讲的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讲现在的时务就是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的社会。有人讲,中国的传统很封闭,这点我并不完全同意。从骨子里讲,中国人是具有开放精神的。比如说中国的“天下主义”,事实上“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在中国落地也只是近代的事。前几天我无意中翻开《诗经》,发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诗很值得回味,在这里,自然与人,人与人,彼此都有开阔的心胸,都愿意互相接纳,所以我说这句诗是关于开放社会的壮丽的人文风景。 有人说老子是个自由派,但是他主张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自由自在。因为老子主张“小国寡民”,这是典型的封闭社会。《道德经》第八十节这样写道: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但是,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闭社会吗?老子讲人至老死不相往来,可是为什么会鸡犬相闻呢?既然鸡犬相闻,传播不就已经完成了吗?如果我们承认所有的开放都是通过传播来完成的,那么,老子能封闭社会吗?所以我说,走向开放是一种自然规律。我们现在搞封闭社会,搞“老死不相往来”,连古代的鸡狗都懒得听你的,要隔着历史向你抗议。 我相信中国的多元化与开放是大势所趋,所以当那些搞儒学的教授、研究员建议把儒教当作中国的国教时,我坚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传统,争自己的传统就是争国家的自由。关于开放的写作,今年超级女声决赛第二天,《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同发了由我执笔的社论——《一个开放的社会必将前途无量》,网上反响十分热烈。有人说重新找到了九十年代《南方周末》“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时的激动、热忱与希望。香港与美国的媒体都立即谈到了这篇社论。然而,有意思的是,同一天,一篇很像是八十年代“清除精神污染”式的文章悄悄在网上流传,说超级女生是中国“颜色革命”的前奏,有些网民猜测这是有人授意探风的,但是,没有人响应它写第二篇文章。这说明中国人都很明白,都想清楚了,不想再为无谓的意识形态之争背黑锅了。要生活,是中国最大的政治。 我在上面分析中国当下的时势,改革开放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伴随着全球化、网络化、跨国传播的发展,及中国社会内部的产权革命,中国正在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的社会,这种前进虽然有时显得冗长缓慢,却是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不可能逆转的。现在,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网络化、国际法、全球治理、人/权高于主权等观念等关涉到开放社会的重要元素也正在被中国人接受。因此,我希望大家对中国的改造要有信心,即使将来出现某种意想不到的挫折,也将是前进中的挫折。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脉络。 现在我讲第二部分——“评”论。 首先做一个区分。我在前面“时”论一节里讲的要“识时务”,这是个眼力问题,现在在“评”论一节中要讲的是立场,是个脚力问题。 我从1995年开始写作时事评论,曾经在报纸上开过几个专栏,但是整体上做得不好,不是我脚力不好,而是报纸脚力不好,不但不能引领中国进步,反而拖中国进步的后腿。当时报社领导讲了句流芳千古的话——“评论可以写,但不能有观点”。 当然,这样的评论比较难做。因为有没有观点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还得取决于听众。蚊子在嗡嗡叫,谈不上要表达什么观点,鲁迅先生却说人家是在杀人之前搞演讲;一阵风吹过去,大概也没有表达什么观点,但是神经质的林黛玉却听到了风在哭诉。 我说中国媒体现在有进步,除了人心开放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市场化。尽管现在还不充分,但是成果是显著的。比如说现在邀请我开专栏的几家报纸,不但有专栏评论,还有社论,彼此都在竞争。当然,这是朱学勤先生讲的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脚并用的时代,大胆一点的编辑记者往往会因此失去工作,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 都市类报纸有自己的社论是一个大进步,达个进步尤其体现在社论作者队伍的多元化。至今仍有朋友觉得不可思议,一些报纸的社论怎么会找到远在巴黎的你来写呢?当然,这首先要感谢的是互联网,感谢MSN,传播改变生活。 相较而言,此前党报的社论,可谓千篇一律,大部分是转发《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的社论,偶尔也有本报所谓“政治高人”写的。这些社论的传播,就是一句唐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些梨花,不是救济社会为特征,而是要统一思想。显然,这种上传下达,过手不过脑的传播方式不利于国家思想库的形成,不利于国家理性与人民理性的建设。 只有当我们站在这种历史情境之下,我们才能真正体悟到中国媒体今日的进步。而且,这种进步立竿见影响。举例说《南方都市报》。南都评论部主任李文凯先生年轻有为,很有号召力。我在巴黎,文凯邀我写专栏时还附了一句话:“南方都市报颇有些雄心大志,要刷新中国时评界的面貌,希望可以跟诸位共此征程。” 南都的确是份让人眼热心动的报纸。孙志刚案见报当天,南都配发的社论是孟波先生、现在《新京报》评论版主编执笔的《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 我在上面提到网络之于中国是“革命性的,也是史诗性的”在孙志刚案有所体现。事实上,2003年4月25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据说广州媒体也被立即告知“不得继续报道”。但是由《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网在当天中午立刻以《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为题转载了《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没多久,我们在Google简体中文网站上可以检索到四、五万条与“孙志刚”相关的信息,一夜之间,眼泪洒遍互联网。 如果说评论是报纸的灵魂,那么社论就是要让这颗灵魂担起责任。我相信,真正有自我意识的媒体都应该有自己的社论,有纯洁的、仅属于这一叠新闻纸,代表这张新闻纸的真实立场的社论,真正做到以时评干预社会,改良社会。 写时评或社论,是书斋里的孤独演讲,演说者与听众都看不见。有人会问,这个书斋演说者究竟应该保有怎样的态度,应该坚持怎样的立场参与社会呢? 关于这一点,我在《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一文中提到过,这也是我逢人便讲的三个独立。 它主要包括三点: 第一点,要独立于威权与商业,不能受权柄或钱财的指使作违心之言,甚至颠倒黑白;换句话说,如果我不能行使积极自由,但至少要坚守消极自由的底线。 第二点,要独立于自己过去的荣辱,所谓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间万物都在变化,我们不能因为有人惩罚过你或对你有所奖赏就在文字上进行报复或网开一面,否则就有损于一个写作者的公正立场;在评论上报恩与复仇,是对自己的轻视,对文字的冒犯。 关于上面的独立,1932年和胡适、丁文江创办了《独立评论》的发刊词有所表述,“我们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思考的结果:这就是独立的精神。”其所谓“不迷信任何成见”和我说的“独立于自己过去的荣辱”有些地方是相通的。我们既要防犯来自他人或历史的成见,也要防犯来自自己的成见。 第三点,要独立于民众,做到虽千万人,吾说矣。一个参与时代的书写者,应该忠实于自己的经历、学识与良心,而不是所谓的人民。事实上,每个人活得都不够纯粹,能够真正代表自己已是上天最丰厚的奖赏,我们何必贪心,代表一切?人这脆弱的会思想的芦苇,有时更应该像大海一样坚定,不要因为陆地上人多而否定自己的汪洋海水。我讲人人都是思想家,人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国,但媚众和专制一样,都会破坏一个人在精神上安身立命,在思想上立国。它可能不会夺走你的匹夫之勇,但会夺走你的独立精神。 以前我只讲这三点独立,独立很重要。如圣西门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里所说,考察人类理性发展史,人类理性的所有杰作,几乎都要归功于那些独立思考同时又受到迫害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独立思考是艰难的,但却是最重要的,是它真正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借今天的机会,我想再补充一点,即第四点,要学会自由交流。 不久前,我和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蓝姆先生聊天,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衡量人类进步有两个关键词,一是自由,二是合作。我前面讲的三个独立,可以归类为自由,而自由交流,我更想将它纳入合作的范畴。 我把时评当作启蒙运动的延续。我十分赞同哈贝马斯关于启蒙的立场——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传统的否定,又不放过对现代性的各种弊病的批判。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需要不断完善、不断更新的事业。甚至如贝克所讲,现代性才刚开始。但是我认为启蒙需要重新定义。 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我们在需要大胆运用自己理性的领域却接受别人的权威。康德举了未成熟状态的例子:有本书能代替我理解,有位牧师能代替我拥有良知,有位医生代替我选择食谱。这几个例子,不幸预言了此后启蒙运动何以陷入困境,即启蒙者大包大揽,争当牧师与医生。具体到中国,事实上,五四以来中国历史的分野,在胡适从《新青年》阵营出走就已经注定了。胡适的主张是,“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国家不是建立在每一个奴才上的。”然而,陈独秀认为真理在握,认为每个人争着他争自由才能有自由,这种思维不论主观上多么进步,但是在客观上只会制造一批批的奴才。 为什么启蒙运动误入歧途呢?我想从“光”这个概念上做一些挖掘。 在法语中,启蒙是Lumiere,英文是enlightment,都是光明的意思。启蒙,不停留于指出黑暗,关键是要有光。谈到光的作用,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匡衡凿壁”这个典故。 西汉时期有个经学家,名叫匡衡,他很好学,但是呢,家里很穷,没钱买蜡烛。邻居家夜里点蜡烛,但是烛光却照不进来。匡衡于是在墙壁上凿了一个洞,让烛光照射进来,借着那点微弱的烛光读书、做笔记。 这里值得研究的是,这些光有什么意义?显然,匡衡挖了一个小孔并不是要看那根蜡烛,而是利用这些光来看别的东西。假如匡衡凿壁只是为了偷看邻家的烛光,匡衡凿壁就不会传为佳话,匡衡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他在历史上将不过是个藉藉无名的“窥光癖”。 我之所以解构这个故事,是想说明老百姓需要光明,但只是拿它当工具用,借助光明来理解世界,而不是奉作神灵,把自己一辈子都浪费在墙上的那个破洞里面。他们要用这些光去照书本上的字,照亮他的前程,而不是去信仰与膜拜。 然而,我们不乐见的是,中外历史上许多启蒙者都是以高于人间的姿态,俯视世界。他们自信真理在握,略作思考便可以为尘世开出包治百病的偏方。就像在黑夜里打手电,他们不是谦卑地把光打到远处,照亮道路、田野与山峦,让你自己判断该往哪走,而是对着你的眼睛照射,告诉你这就是你需要的一切光明。那一刻在你眼中,除了他们手电里射出的光亮外,你什么也看不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在光明中失明”,那些被启蒙者此时不过是口喊“光明万岁”的木偶。它甚至不如在我们在黑暗中伸手不见五指,至少你知道黑暗是存在的。 所以我主张,启蒙最重要的是自由交流,启蒙的真正实现,就在于每个人都有公开地、平等地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以上我说的几点,应该是一个书写者参与时代命运时所应该具有的品质。中国的进步需要中国人的人格独立,同样需要在人格独立的基础上自由交流,我把他视为一种思想上同时也是行动上的合作。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建设一个人道的、人本的、宽容的、进步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思想的中国。如布莱兹.帕斯卡所说,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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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晚,东九楼灯火通明,向寒冷黑暗展示着“学在华中大”,自习的同学期待中考试与假日,东九C103里则在总结着“情何以堪”的过去。讲座中,傅国涌以历史上的言论自由为切入口,以几份著名报纸为例,向同学们介绍了自1874年《循环日报》创立到1948年《观察周刊》停刊74年的言论自由史的几个关键章节。

此刻,我还是处于梦境中么?中午睡了一觉,没有风,还盖了被子,醒来时全身都是黏黏的汗,脑子里还回荡着中午做的奇奇怪怪的梦····

南方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江艺平日前递交提前退休申请,且已得到批准。“一个时代结束了”。在大多数网络告别言辞中,都将江老师与“时代”联系到一起。“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南方周末》上这两句出自她笔下的话语,曾打动过多少人的心。可是,时代在变,岁月的车轮也在转动,总有要告别的一天。她曾在一本书的序言中说,希望在寒冷的冬日,能有一种“晒太阳的心情”。我们也祝福她,在退休后的这个即将到来的冬日里,寻找到这份难觅的好心情。今天,推荐书小编为大家找来了江艺平老师在不同场合推荐的10本书,希望通过重读这份书单,让我们重温与顶峰时期《南方周末》相伴的旧时光。

任公笔录,梁启超时代

想让自己从梦里抽身而出,却突然想到了南方周末,和一些人,他们都离开了,南方周末也失去了往日的荣耀,而此刻的我,闲的无处把脑袋填满,只好又开始缅怀往日的荣耀。

01.《胡适口述自传》

胡适口述,唐德刚 整理/翻译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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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认真地读完了《胡适口述自传》。在写作手法上,他在前面是用小说手法表现出来的,它写到他母亲怎么从一个乡下女孩子,后来被他在外面做事的父亲看上,然后成亲的过程。后面比较像自传体的手法,我感觉到胡适作为一个大文化人写作手法的平实,这可能与他一直倡导白话文有关。

我被胡适这本书打动很深。知识界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想要回到胡适那里,在想他的一些主张,我们在当下面临的一些问题,与胡适当时面临的一些问题是相通的。我认为,包括做人、做事的态度,我们都能从这里找到一些资源。

“这个时代是政论家办报的时代。”他这样形容梁启超时代。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领袖。三十岁之前就“暴得大名”,其思想影响了无数人,就连毛泽东也曾对美国记者记者斯诺说过:“我曾经最崇拜的人是梁启超。”他主要的贡献是借助日本的媒介语言,确立了一套我们现在的语言表达系统,比如引进和创立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词汇,奠定了我们的语言习惯。其次,梁启超为推行变法,先行办报制造舆论,开创了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时评”这一体裁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清议报》、《新民从报》和《时报》,当时有人曾说:“凡有井水处,皆有梁任公文字。”可见其影响之大。梁启超以报刊为阵地,一方面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使中国的新闻事业迈向新阶段。在梁启超之后,随着阶级、民族斗争的深化,报刊经常作为党派斗争、阶级斗争的舆论工具,教化民众、指导工作的职能不断得到强化。人民也因此获得了一定的言论自由。

他们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呢?离开了占据我始终维系的那个世界,那个由他们搭建的世界。记得最早看《南方周末》是大学的日子。大学的生活有点乏味,没有太多可以投身的激情。而和南方周末的遇见,让我开始有期待,想要拥抱一一个未知的地方,好像那儿才是我真正的家。

02.《民主的细节》

刘瑜著 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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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自由谈》上的刘瑜专栏,我常常先睹为快。刘瑜擅长通过讲故事来讲道理。诚然,今天的时评界不能没有“辣笔”,而多几支像刘瑜那样的“妙笔”,不亦相得益彰?她写的这本《民主的细节》,就颇具妙笔之妙——既让你阅读轻松,又令你获益匪浅。

革命,革命,望平街时代

每周四下午3点是我一周最开心的时光,上完下午的第一节课,或是逃课,从图书馆回来,我会去超市的小报摊问老板:南方周末到了么?他指了指,哪,就在那里,我轻松递玩3块钱,把南方周末捧在手里,准备去打水。你知道我递给他时候的心情么?仿佛这不是3块钱,还是一种交付,交付我对南方周末的承诺。甚至有时候我会给的很麻利,生怕不是几块钱?而是好多钱。我买不起的天文数字,那时候,只是害怕不能拥有它吧

03.《杨氏女》

章诒和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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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章诏和先生以显赫家世、坎坷身世所著之书,常为其家国情怀所动。读其女囚系列小说,包括《刘氏女》和这本,对人性的深刻开掘令人难忘。

之所以把第二个阶段成为“望平街时代”,是因为望平街是上海的报馆街,是20世纪上海报业的发源地,大小报馆和出版社林立四周,梁启超在这里办过著名的《时务报》,章太炎办起了《苏报》,蔡元培等主办《警钟日报》和《国民日报》,于佑任在这儿办过《民立报》,掀起了上海反清爱国的热潮。这里是早期革命党人以笔抗争的摇篮,所以傅国涌把这个阶段称为“革命者办报的时代”。

南方周末的“黄金一代”离开了,那个时代离开了他们,他们也离开了那个时代,彼此都心照不宣,彼此都默默流泪,彼此都哀婉叹息。也许这只是我的臆想,我的乡愁。

04.《重新发现社会》

熊培云著 新星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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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社会》一再被多人推荐,我仍要再推荐它。尤其时值世事更多纷扰的2012年,我们更加需要能够正本清源的新启蒙之书。

思想交锋,《新青年》时代

90年代风云际会,也人才辈出,北大的理想主义青年们纷纷南下,想要在南方报业里施展抱负和雄心,广东,深圳,顺应着邓小平的发布号令,变成了最让人有幻觉的地方。1995年,南方周末转型,旗下聚集了工人,半路出家的文学青年等一大批草莽英雄,也有北大,南大等一批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学院派专业人士。南方周末不再是花边新闻,娱乐报道,而是把镜头对准了普通大众的生活,共同面临的问题。虽然现在看有些报道过于激进,立场不够公正,观点不够客观,但还是让我肃然起敬,他们在践行着报业宗师张季鸾所传下来的“不党,不盲,不私,不卖”。这一批自称“雅典公民”新闻理想者在传奇人物江艺平时代估计就是黄金一代了。很可惜我错过了。那是90年代末到20世纪初,我还是小学生,中学生这样的懵懂过度时期。

05.《读库》

张立宪主编 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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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库》,和许多喜爱这套丛书的读者一样,这也是我的“私人藏品”。每期总有令人爱不释手的文章。如1201期吴念真的故事,文字浅白而意境深远。(找好书,就到荐-书-堂book110.com)

傅国涌认为“《新青年》时代”是一个思想家办报的时代。五四时期的中心词应该是“多元”,那时候,学生刊物蓬勃发展,思想具有极大的多元性,陈独秀,胡适,蔡元培和鲁迅主创的《新青年》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科学民主和新文学。而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人也同声相应,创办了《新潮》杂志。与此同时,黄侃等国学派也创办杂志来回应《新青年》,反对白话文,主张守旧。各种思想交锋不断。

我是什么时候爱上南方周末呢?应该是从专栏和特稿开始,李海鹏,吴澧,杨照,周保松,徐贲,茅于轼,贺卫方,刘瑜,周濂,夏瑜到最年轻的方可成,他们让我度过一个个兴奋而激情的不眠之夜,在他们的文字里,我遇到了久违的我自己,遥远的不熟悉却又亲切的自己。专栏好看极了,李海鹏总是轻悠悠,满不在乎的写一根针挖井,欢迎来到波将金村这样诙谐调皮又不无感伤的文字,而特稿无情戒毒术和举重冠军之死等又让人内心跌宕起伏,感慨大时代下生命的不堪重负和迎击的荒谬。吴澧是海外学者,政治评论信手捏来,嬉笑怒骂,让人看着畅快淋漓。杨照话音乐,徐贲谈教育,周保松谈公民教育和常识,茅于轼谈历史,记得有一篇讲义和团运动,因为三观不正险被和谐。贺卫方是法学学者,会写他在新疆石河子大学的日子(在北大教学的日子因为总是唱反调,被流放到新疆两年),刘瑜和周濂都是清华大学的老师,后来成为了夫妻,我不知道他们在南方周末写专栏的时候有没有认识彼此,但我肯定他们肯定都会想要认识彼此,一个用日常生活调侃政治,一个待在学术房子里一本正经说政治,想到他们同在屋檐下,一定会吵架,嗯哼,一定是刘瑜女士赢。

06.《新启蒙年代》

向继东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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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启蒙年代:我的80年代的阅读》作为“亲历历史”丛书中的一本,它的价值不仅是记录那个年代人们的阅读史,也给人文精神萎缩的当下立起了一根标杆。

文人论政,《大公报》时代

夏瑜和方可成,就有了一点不一样的感情,夏瑜是写特稿的,他的特稿滋味和其他记者相比,很有辨识度,其他记者可能是专业主义上来的,写底层,写不公总是带有一点想象和智力上的抵达,而夏瑜,在家乡的煤矿上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煤矿工人,他会在地下几百米做完井下作业读书,读托尔斯泰,高尔基,读索尔仁尼琴,读帕斯捷尔纳克等他钟爱的苏联作家,累了就打拳击,他是黑暗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因此而对苦难更敏感,对人情凉薄感受跟深刻吧。

07.《哈佛乱翻书》

陈菊红著 花城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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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朋友们很少看见过菊红正襟危坐的样子,即使进了哈佛学堂,她仍然是个自由自在的精灵,并且很快为自己找到了自由自在的理由:“我想尼曼的精神在于,它相信我们都是猴子,有本事找到自己想要的果子。它甚至相信,有些尼曼可能什么也不缺,缺的就是一个晒太阳的心情。”这本书,让我嗅到了阳光和鲜果的气息。

在这个一个文人论政的时代,这份报纸在抗战结束之前都是中国最好的报纸。它专业,独立,普世,不依附于任何强势力量。当时,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这三个人分别是有钱的,能跑的,会写的。《大公报》践行了它提出的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在那样一个年代,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始终坚持报道最真实的新闻,发表最确实的评论。因此一度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纸和舆论中心。“九·一八”事变3个多月后,主笔王芸生在天津《大公报》上开始连载长文“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文章一经刊出,立即引起国内外读者的注意。全面详细解读了中日关系的前世今生。后来集结成书,王芸生也因著此书而成为中国研究中日关系史的专家和日本问题政论家。

方可成,只比我大一岁,安庆人,地理上的亲近让我对他由生多几分的好感,在迷茫的大学日子,我总爱看他的博客绝版青春,他说着他小时候的故事,第一次买电脑学会上网的日子,去了安庆一中求学的日子,后来没有选择理科,学了新闻的日子,他好像就是我身边的一个大男孩,和我絮絮叨叨他的生活琐事和北大读书,后来去南方报业做记者的时光。

08.《递罪》

罗昌平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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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罗昌平很长时间了,虽然素昧平生,却感觉莫逆于心,他的反腐情结,他的家国情怀,他的专业秉赋,他的职业素养,无一不告诉我,这个年轻人,注定为新闻而生。

绝响,《观察周刊》时代

后来呢?后来这些人呢?毕业了,第一年我还会看看南方周末,可是这些人大多数都不见了,就像我的青春,不一会儿功夫就消失了,我还没来得急和它道别。李海鹏后来去了《智族》《人物》《时尚先生》,到现在加入了韩寒的亭东影业,成为了找故事的coo, 吴澧没有关注了,杨照和女儿在看理想录了《呼吸》讲古典音乐,我现在每期都看,也是欣慰他还在,周保松依然在南周上写文章,写小王子,我看到了就会去读,徐贲,茅于轼,刘瑜,周濂的名字也很少看见了,连博客都不写了,突然我又想到柴静,苍穹之下之后就消失了,再也没有看到她更过博,夏瑜呢?夏瑜去哪了,我不知道,方可成,在北京的日子,有场讲座在单向空间,是他做特邀嘉宾,那次是《常识》第一百期纪念专场,我坐在第一排,看着他,他比照片和印象里胖一点,成熟一点,穿着白衬衫,牛仔裤和《常识》的一员,一个短头发女孩说着话,我忐忑的想:他就是方可成么?他就是我在博客里熟悉的方可成么?我没打算说打声招呼:比如,你好啊,方可成,我一直看你的博客呢。我当时就那么坐着,下午3点多的阳光很柔和,打在他身上,那一刻我觉得他的白衬衫好看极了,白的透明,白的明亮,天真。之后我知道他和南方周末约满了,不再续,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是啊,宾夕法尼亚,在美国,离中国,离我生活的城市多远啊,那里曾是梁思成林徽因学建筑的地方,那所大学旁边有家经营了50年的独立书店:house of our own(我们自己的房子)。不过我今天开心了一点,虽然他的博客不再更新了,但在知乎上有专栏,多好啊,又可以离他近一点了。

09.《纽约,不顺利抵达》

张哲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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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哲入选南方报业年度记者时,我对他的点评是:“新闻永远留给有准备的记者。”看了他的这本书稿后,我更想说:“这是一个有准备的行者。”

《观察周刊》发出的声音几乎是百年中国言论史的绝响,是一个一流知识分子写政论的时代。1946年9月,储安平在上海创刊《观察》,“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公平”、“独立”、“建设”、“客观”是该刊物的的“基本原则和主张”。《观察》聚集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星光灿烂”的一群人:曹禺、胡适、卞之琳、季羡林、马寅初、梁实秋、冯友兰、傅雷、费孝通、朱自清、钱钟书等。《观察》文章多以精英知识份子放言论事,以犀利的笔锋,对政治、军事、经济的焦点问题作了尽可能客观的报导和评论。

现在呢,每天中午去红星路上吃饭,经过小报亭,看到南方周末,我没有了悸动,对于我来说,它只是一份报纸了。也许我是爱着那样一群人吧,也许我是爱着当时把南方周末捧在怀里的那个女孩吧。它已经涨到5块钱了,偶尔我还是会买来看,可除了零星1,2篇,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10.《热言时代》

南方都市报时评精选 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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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张报纸新近发表过的时评文章结集出版,那些不久前在报端被大众阅读过的文字,是否还存在新的解读价值?我手上这部书稿——《南方都市报时评精选》,就给人带来别样的惊喜和愉悦:该书集中呈现了在历史转型的当下,媒体通过自省和努力,可以给时事评论带来多大的空间,以及可能企及的高度。

老《大公报》人、历史学家唐振常,曾经对人概括自己建国后在报社的写作,尤其是社论写作,给出八个字:轰轰烈烈,空空洞洞。有过切肤之痛后,在谈到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文人论政的传统时,唐振常先生说:“文人论政不是标语口号,是本人民的立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非之间,容有偏差或欠准确,要之亦可为事实所纠正。”公正、客观、理性,不趋附权势,不依傍流俗,是时事评论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媒体的公信力所在。

回顾这74年来的中国言论史,傅国涌认为就是一部知识分子以报纸杂志作为主要阵地,不懈追求言论自由的历史。

我知道这些人都没有去世,都还在青年,中年阶段的时光里待着,做着他们喜欢做的事,只要有网络,我还是可以看他们的文章,比如七个作家里的李海鹏,知乎里的方可成,呼吸里的杨照,可还是不一样了。那个地方,他们都离开了,而我虽然执拗的想要一直待在那里,好像也是不成的。接下来的岁月呢?

比如早晨公交上看《冬日笔记》,保罗奥斯特回忆着自己的童年,小时候的摔倒,流血,做手术,从幼儿园起爱着的女孩的名字,迷恋的接吻,自己生殖器的长度,青春期的幻想和无所事事,我会想自己也老了吧,抛下所谓生计的工作,恋人,和我爱的衣服,带一大箱子的书在某个乡村的田间,穿着草鞋,戴着草帽,穿着粗木麻衣,汗水顺着前额的发丝留下来,田间的知了在知知的聊着天,我呢?那样一个我就有处安放了么?田里有蚂蟥,太阳晒得皮肤通红瘙痒,稻子总是插歪了,某个除虫药物有点贵,不知道手上的钱可够,去一趟城里的集市要买一大顿东西(卫生巾去城里买正规点),数不清的生活琐事,岂是此刻的我臆想中一件粗木麻衣,心爱的书可以搞定的?

所以我只能唱着《农夫渔夫》,想象一下了:如果有一天我有一所大果园,我会放下所有追求做个农夫去种田,每一个早晨我耕耘在绿野田园,每一个黄昏我守望在乡间的麦田·····

公交遐想也是有限的,别人的非虚构写作毕竟是别人的,而我,作为写作者,什么时候也可以去创造和深入我遇见的非虚构故事呢?如果它们不来找我,我应该有勇气和笔力去找他们,也许这可以安慰我接下来的岁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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