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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这样逆袭金沙贵宾会网址,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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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这样逆袭金沙贵宾会网址,毛泽东传

毛泽东决定重新回到学校读书。
  这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发出的一则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毕业后即可担任教师的招生广告,引起了他的兴趣。一年前,他考入全省高等中学的试题就是《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他以梁启超的“以教育为主脑”之说立意下笔。现在,再三权衡,觉得自己将来还是最适合当教师。
  一九一三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四师是春季开学,一师是秋季开学,因此他重读了半年预科,到一九一八年暑期在一师毕业,前后共做了五年半师范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面对着滔滔北流的湘江:东侧靠着粤汉铁路。隔江望去,西岸是郁郁葱葱的岳麓山。周围的大自然环境是那么优美。经常驰过的火车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又不时传来时代的气息。
  第一师范创建于一九○三年,最初称湖南师范馆,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棫讲学的城南书院。同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只有一江之隔。一九一二年改称现名。它的规模、教师力量和设备,都是毛泽东以往读过的几所学校所不能比拟的。校章规定的教育方针“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各种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很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学校还先后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与毛泽东差不多同时,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也纷纷考入第一师范,其中有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罗学瓒、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萧子棫等。本来已是秀才,比毛泽东大十七岁的何叔衡,也一起考了进来。在当时的湖南,一师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
  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的思想随着新旧交替的时代前进,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当毛泽东进入一师时,中国正处于令人难熬和困惑的沉闷岁月。皇朝变成了共和,中国却并未由此获得新生。人们在革命前所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不仅没有到来,相反,在很短的时间里,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又演出复辟闹剧,各路军阀的割据混战愈演愈烈,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严峻的现实不允许人们长期沉浸在迷惘之中。新的一代在探索着新的出路。
  毛泽东当时还是个正在求学的学生。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他为自己规定的读书目的是什么呢?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诸如将来要当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①。一九一五年九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这以前不久,他在另一封信中说:“齑其躬(意思是:即便自己粉身碎骨)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
  看来,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字华生,长沙板仓人。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喜程朱之学。一九○三年留学日本,改名怀中,意思是身在异邦,心系中土。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以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的博学和高尚人格,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在自己的周围。
  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而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他总是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假期里有时也放弃回家的机会,到板仓杨宅请教。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一九一四年,毛泽东和同学们曾组织一个哲学小组,还请杨先生担任指导。师生之间,相交甚深。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七月给友人的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这对青年毛泽东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难以磨灭的。
  杨昌济在长沙的学生先后以千百计,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对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看来,杨昌济一开始便把这个学生看作“异材”的。
  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一九一五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从四月到八月,毛泽东共去拜访了黎锦熙近二十次。九月,黎离湘赴京,在教育部做教科书特约编辑员。两人仍书信不断,相交介乎师友之间。黎很看重他,在这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
  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②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七十七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包括人格修养和智慧,对青年毛泽东都留下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很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他当时有许多种笔记本,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的和日记等,积了有好几网篮。后来送回韶山存放。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毛泽东存放的书籍报刊一起烧掉了。一位塾师先生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
  幸存的这个笔记本,是一个九行直格本。前面有他手抄的屈原《离骚》、《九歌》,后头毛泽东把它题为《讲堂录》,是一九一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的听课笔记,也间有读书札记。主要是修身和国文两门课的内容。
  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
  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在近代以来成为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有贺长龄、陶澍、魏源一批人,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倡导变革。在维新运动中,出现了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变法志士。辛亥革命时期,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禹之谟等更走在前列。这一批又一批的人物,绝大多数曾就读于岳麓书院。
  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对湖南学风有着巨大影响。他是湖南衡阳人,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晚年因隐居在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他著述宏富,在学术上能独树一帜,富于批判精神。他崇尚实学,主张“理依于气”,强调“行”在认识过程的作用,颇能开一代风气之先。
  近代湖南,还出了一个曾国藩,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兴将相”集团,包括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曾国荃等。他们也都曾受教于岳麓或城南书院。一方面执守理学,同时又师承王船山的实学。曾国藩便着力传刻《船山遗书》,糅和理学与实学,贯通内圣和外王。他镇压太平天国时打着“保卫名教”的旗号,同时又严格地整军治政。他还是早期洋务活动的代表人物,影响很大。
  一心修学储能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他一跨进一师大门,就体会到这种特殊的气氛。每逢集会,学生们就高唱校歌:“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杨昌济也是岳麓书院的毕业生。在他的倡导下,研究船山学问在一师成为风气。毛泽东尤其用功,还经常到杨的好友刘人熙创办的船山学社听课。同时,还细读了《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讲堂录》里抄写了好些曾国藩的话,如:“涤生(“涤生”是曾国藩的号——引注)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看来,他很赞成扎实、厚重的人生风格。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曾国藩还是个既“传教”又很能“办事”的人物。稍后,他在一封信中同时提到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几个近代风云人物,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④。
  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
  这个命题出自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本意是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一九一六年,在岳麓书院办学的一位校长,把这四个字写成硕大的横匾挂在讲堂正门。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利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这块“实事求是”的匾额自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释,并把这四个字写下来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

文/子非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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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子升

  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沿着注重实际的路子吸吮传统思想中的优秀遗产。清代唯物主义思想家顾炎武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王夫之“行先知后”的学说,颜元的“心中思想,口中讨论,尽有千万义,不如身行一理之事”的观点,都影响着毛泽东。他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还特别说到顾炎武,推崇他“经世要务,一一讲求。……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
  一九一七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湖南俗话,称“游学”为“打秋风”。指穷知识分子靠作点诗,写几个字,送给乡里的土财东,换几个钱餬口,形同乞丐。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回到一师,读过毛泽东游学笔记的同学,说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为了纪念这次旅行,他和萧子升还换上游学时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馆里拍了一张照片。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毛泽东自然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动荡风云。在一师期间,他总共花了一百六十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和买书上面。他每天读报的时间很长,还常带着地图、字典和笔记本。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学校的课堂并不平静。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并于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政府复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一师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这时,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易永畦同学因病去世了。五月二十三日,学友会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在挽诗中写道:“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这是首长达四十行的五言古风,也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留下手迹的最早诗作。它同《明耻篇》封面题词一起,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对民族危艰的沉重忧虑,和以雪耻救亡为己任的学子抱负。
  外患常同内政相联系。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开始复辟帝制。杨度等出面网罗名士,组织筹安会。湘中一度风传在京谋职的黎锦熙也被拉了进去。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九日写去一信:“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还劝黎离开北京这块“腐臭之地”,“急归无恋”。后来弄清了这是误传,他才如释重负,又驰函致歉。
  反袁声浪日益高涨,就连昔日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也起而响应。毛泽东当时担任校学友会文牍,主持把三人有关时局的言论编印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在校内外广为散发。已从一师毕业的陈昌在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八时接润之兄书,并承赐《汤康梁先生之时局痛言》一本。”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控制着北京政权。曾参与策划护国战争的梁启超,转而致力于南北和解,以防事久引发革命危机。毛泽东对袁世凯称帝深恶痛绝,但对袁氏所培植和依赖的北洋军阀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因而很赞成梁氏的主张。六月下旬,他赶回韶山看望病卧在床的母亲,因南方军队在银田寺一带骚扰,被阻隔途中,越发认为政局应该稳定。
  七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他两次写信给萧子升,陈述对时局的看法。他说:“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题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大义,和段氏之中枢斡运,黎公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中央举措,究可佩服。”这里,他把段祺瑞、黎元洪反袁的“南部诸英”列在一起来称赞。
  湖南人这时驱逐了袁世凯任命的都督汤芗铭。他列举驱汤后的一些消极现象,诸如“暴徒乘机报复”,“自推长官”,无视中央而不得统一等,忧心忡忡地觉得“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意此次竟演此恶剧”。看来,在反袁前后,毛泽东对国家和政府的看法还处于彷徨时期,露出了后来一度信奉过的“无血革命”的端倪。
  当时,国内报刊传出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将要改组的消息。大隈重信是制造《二十一条》的罪魁,许多人希望他下台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会有所改善。毛泽东却在七月二十五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而且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
  一九三七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这位二十四岁的师范生果然言中。

图/来自网络

杨昌济,又名怀中,字华生,湖南长沙县人,伦理学家,教育家,杨开慧的父亲。曾赴日本、英国留学。关心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一批进步青年,鼓励他们努力向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最后导致新民学会成立。任北京大学教授期间,协助蔡和森等筹措赴法勤工俭学旅费,介绍毛泽东去北大图书馆工作,以“欲栽大木拄长天”诗句明志。著有《劝学篇》等文,译有《西洋伦理学史》等书。他最钟爱的两个学生:蔡和森和毛泽东实现了他“欲栽大木拄长天”的宏愿。

1894年8月22日生,湖南省湘乡市萧家冲人。1910年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1911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于1915年秋毕业后,到长沙楚怡学校任教。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民国初年湖南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策动者之一;在全国性的勤工俭学运动中他亦扮演重要角色。1924年回国,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民报》总编辑、中法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大学委员兼农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及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大陆解放后,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后来又到法国、瑞士。1952 年去南美乌拉圭,从事教育事业。

  如果把毛泽东在一师的学习生活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那么,一九一六年正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转折。前期,他更多地关注传统典籍。后期,他把重点放在哲学、伦理学上,社会实践也更加广阔和丰富了。不管在前期还是后期,他学习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求救济时危的真理,可是它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这个变化,和当时的思想界状况是息息相通的。
  辛亥革命后几年的痛苦经历,对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是件好事。旧的路子走不通了,就会寻找新的道路。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惊醒了世人。许多人认识到,共和制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和巩固,关键是缺少一场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先觉者们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也是一个根本原因。这样,先进分子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思想文化领域,主张着重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一九一五年九月,辛亥革命时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他撰文强调,“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⑤。
  这就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由来。
  很快,在《新青年》周围聚集起一大批先进青年。这个杂志及其撰稿人的文章,铸造了一代人的信仰和品格。这是一代真正有别于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旧式士大夫的新人。
  在《新青年》众多的读者和追随者中,就有毛泽东。当时,杨昌济为这个杂志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个杂志。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发现,毛泽东读了《新青年》后,“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⑥。毛泽东自己后来也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
  一时成了我的楷模。”⑦
  毛泽东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要改变这种状态,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因为哲学便于研讨思想,伦理学便于阐发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⑧。这样,改造哲学、伦理学,就同变化民质、改造国家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了。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思想界是相当普遍的。
  一九一七年前后,毛泽东读了不少哲学、伦理学书籍。在哲学和伦理学之间,他更有兴趣的是伦理学。在他看来:“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⑨罗学瓒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记载,“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这里说的是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毛泽东把它十分工整地抄录下来。从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次年第一学期,杨昌济给学生们讲授伦理学,采用的课本是十九世纪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该书由蔡元培从日文转译过来,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三年出版,约十万字。毛泽东除认真听讲外,细读了这本书,用红黑两色画了大量的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叉等符号。还在书中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绝大多数是抒发自己的哲学观、历史观和人生观,以及对原著的引申或批判,小部分是对原著的赞同语和章节提要。他批阅的这本书后来被一位同学借去,直到一九五○年,托周世钊还给了毛泽东。
  他当时为什么这样下工夫去读这本书?毛泽东从周世钊手里接过它时,有过解释。他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
  毛泽东贯穿《伦理学原理》的批语的基本观点,是哲学上的二元论。他说得很明白:“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⑩他认为,事情有的是发生于自然的,有的是得之于人为的。后来他说自己早年信奉过康德的心物二元论,大概就是指这样的观点。
  二元论的特征是调和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青年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自然观方面,他说:“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吾人之心灵本之自然,其范围有限,安能有一毫之创作”。这是他从原来接受的唯心主义观念中逐渐解脱出来、走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二元论的通病,是一进入社会历史领域,便作出唯心的解释。毛泽东也是这样。他说:“实则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管辖也”;“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
  如此强调主观观念的决定作用,对青年毛泽东来说,有它的必然性。知识界中推崇思想革命的社会时尚,本身就容易夸大精神的作用,过分强调主观对改造社会的能力;再加上毛泽东本人长期以来耳濡目染的,主要是孔、孟、程、朱、陆、王以及新康德派、新黑格尔派的思想。杨昌济说自己以《伦理学原理》为教本,“所讲不限于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之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⑾。强调主观能动性的陆(九渊)、王(守仁)学派更为杨昌济推重,毛泽东当然也受到熏陶。他常和蔡和森、张昆弟等讨论宋明理学,研读过朱熹编的《近思录》、《四书集注》和《朱子语类》等,对朱熹、王守仁都很佩服。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便常用这些观点来作比较,发挥原著的一些论述。诸如“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等等。
  中国近代社会正处在空前剧烈的变动中,旧的传统秩序渐趋崩溃,外患内乱迭起相承,政治舞台风云变幻,这就使“尚动”“主变”成为人们寻找出路的重要倾向。这个时代特点同样体现在毛泽东的探索中,并蕴含着浓厚的辩证法色彩。
  一九一七年,他曾提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⑿的观点。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他写道:“此世界中变化万殊。”还把它运用到人类社会的考察当中,说历史从来就是一个治乱交替的过程,声称特别喜欢战国七雄、楚汉相争、三国鼎立那些“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时代。认为:“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用这个观点看当今中国,他说:“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对于中国社会,他的意思是“必须再造”,再造的办法,是“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因此,“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字里行间,洋溢着改造社会的乐观激情。他后来从大乱求大治的想法,看来是早有伏笔的。
  在“动”中求变、求新,其内在依据是什么呢?毛泽东当时特别重视两个概念。一个是“差别”。他说:“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如阴阳、上下、大小、彼此、好恶、美丑、是非、正反、明暗、胜负等等。“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另一个概念是“抵抗”,即各种差别引起的压力和反抗。毛泽东特别赞同泡尔生提出的世界一切事业和文明“无不起于抵抗决胜”的观点,称其“无抵抗则无动力”的论述,是“至真之理,至彻之言”。他热情洋溢地写道:“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他过去那种向往社会“大同”境界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觉得即使人们真的进入了“大同”社会,“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把“差别”、“抵抗”这两个概念,和“动”、“变”及“成毁”联系起来,表明毛泽东当时的认识已接近矛盾构成事物并实现转化的辩证法观点,还多少同社会历史发展有所联系。他后来关于矛盾普遍性的理论,大体也滥觞于此。
  五四前期,毛泽东的思想中有一个最突出的根本点,就是首先要把握住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它的意思,是在面对万千事物时,要从大处着眼,首先抓住它的根本。把根本抓住了,其他枝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以后,他也常强调要善于抓住要领,抓住主要矛盾,强调纲举才能目张,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而在当时,他心目中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很有些像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心目中的“道”(老子)、“理式”(柏拉图)、“绝对精神”(黑格尔),总之是宇宙生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则。朱熹就曾说万事万物皆源于“一本”,“大本不立,小规不正”。杨昌济讲课时,也特别强调,“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皆由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神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此所谓贯通大原也。”⒀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给北京的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集中表述了对“本原”的看法。
  他把“本原”通俗地说成是“宇宙之真理”,认为它是支配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拯救中国,也必须从寻求本原开始。他表示,目前和将来一段时间里,自己“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原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
  这样,毛泽东开出了自己的救国药方:“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原。本原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他大声疾呼:“今吾以大本大原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这封信是了解早年毛泽东的思想的珍贵资料。八月三十一日,黎锦熙收到信后,在日记里写道:“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把“本原”落实到“人心”上面,就是应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就是伦理道德的建设。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把自己这时的主张概括为两个,一个是“精神上之个人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
  针对封建专制和束缚个性的三纲五常的旧道德,主张个人主义,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毛泽东写道:“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始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他认为,人类的目的在实现自我。但他在个人主义前面加上“精神”两个字,却有他自己的特色。这种个人主义强调“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力求达到最高境界,使“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正鹄”不能只是“纯然利己”,而是应该实现的理想和价值。例如,看到自己所爱的人有难,关键的时候,“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否则,自己的生活就不完满,就“未达正鹄”。依此类推,“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他甚至极端地说:“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这种理解,已经超出了西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原义,包含着新道德观的萌芽。
  关于“现实主义”。毛泽东认为,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不能脱离现实去追求虚幻的理想和价值,要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实现自我”。他说:“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一方面,他反对空谈,“凡吾思想之所及,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道德行为必须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反对盲目动作。
  毛泽东写道:“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极高”是指追求独立不羁。“极卑”是指我终究又“一毫跳不出此自我以外之世界”。这个矛盾,他已觉察到了,但一时还不能完整地加以说明。
  毛泽东在哲学、伦理学的王国里寻觅着、遨游着。他从中外文化里汲取营养,又闪烁着他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智慧之光。他这个时候并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宇宙之真理”。夸大精神力量的唯心主义,在他的思想中无疑占有很大比重。这期间,他还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作文,深受杨昌济的赞赏,得了一百分。
  但他这时的思想并没有定型,还在探索过程中。当他写下《伦理学原理》批注时,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道:“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然未定。”既然还“茫然未定”,就得继续向前探索。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中,这类状况是常见的。由于他坚持把改造社会、匡济民族危亡作为出发点来进行理论探索,决定了他思想中的积极方面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由于他坚持一种从我做起、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从而使他在进行理论探索的时候,一直特别注重自我思想修养的磨练。
  毛泽东从来把读“无字之书”看得比读“有字之书”更重要。或许,他当时的实际活动比保存下来的几篇文字表现得更富有个性和朝气,对他以后思想发展产生的作用也许也更大。
  说来很有趣,毛泽东这样一位后来举世注目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却是体育论文。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新青年》上刊载了一篇《体育之研究》,全文约七千字,署名二十八画生。这个“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是杨昌济把他的文章推荐给陈独秀的。
  他在文章里开宗明义,把体育和国力联系起来,说:“国力恭(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认为:身体是知识和道德的载体。在中学和中学以上,应该实行德、智、体“三育并重”。针对重文轻武的颓风,他提出一个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因为体育锻炼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等许多好处,而“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可以说,《体育之研究》主要不是对体育这个运动形式的研究,毛泽东是想借此提倡武勇世风和充满朝气的奋斗向上的人生观。
  这期间,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后来十分著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还向读者详细介绍了自己编的一套体操。他当时采用的锻炼项目很多,如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等。
  所谓风浴,张昆弟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记载:“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概。”所谓雨浴,有一个夏天的夜晚,狂风暴雨,雷鸣电闪,毛泽东一个人爬上岳麓山顶,再返回来。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中所说“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的情趣。
  毛泽东青年时代最喜欢的锻炼项目,是游泳。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这个爱好,他一直保持到晚年。江宽水深的湘江,是天然的游泳场。他时常约二三好友到这里挥臂击水。还在学校组织了一个有近百人参加的游泳队,晚饭后到湘江里畅游一番。同班好友罗学瓒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日的日记里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渡,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凉。余等竟行不顾,下水也不觉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气力,不得谓非运动中之最有益者。人言固足信哉?”毛泽东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⒁游泳,不单是强健了体魄,更激发了他的自信和意志。
  毛泽东强调一个人要有坚强的意志。他在《讲堂录》的笔记中就写下:“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不为浮誉所惑,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与流俗相竞,则所以制其气者重。”“陆象山曰:激励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无非使心地光明)。”以后,在他的一生中确实一直表现出那种坚忍不拔、冲破重重阻力、一往无前的惊人毅力,而这种惊人的毅力又是建立在对事情能“见得透”的基础上的。这是他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毛奇(molkt)是普鲁士一个很有学问的将领。一九一七年六月,一师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近二十个项目。全校有四百多名学生参加,当选者三十四人,毛泽东得票最高。在德、智、体三个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人。而“胆识”一项,则为他所独有,评语是“冒险进取,警备非常”。
  毛泽东的胆识,半年后有过一次受到众口称赞的显露。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护法战争期间,北洋军队从湖南衡宝一线沿铁路线向北溃退。长沙市民很是惊慌。一师位于南郊,靠近粤汉铁路,是溃军必经之地,随时可能遭受劫掠。学校当局准备将师生疏散到城东暂避。担任学友会总务的毛泽东提出,可以让正在受军事训练的学生自愿军负责守卫。校方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一些零散溃兵途经校门口,都不敢轻易闯入。十八日,有一支三千多人的溃军因为不知长沙的虚实,在一师以南的猴子石一带徘徊。毛泽东把几百个学生自愿军分成三队,拿着木枪,分布到猴子石附近几个山头上。同时,和附近的警察分所联络,由他们鸣枪呐喊,学生自愿军大放鞭炮。在这种突然袭击下,本来就张皇失措的溃兵不敢抵抗。毛泽东便派人去交涉,他们全部缴了枪。长沙免去了一场兵灾。
  对毛泽东来说,这件小事是他平生搞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事后,人们称毛泽东“浑身是胆”。他的大胆却不是盲目蛮干,而是基于对情况的明了和事先的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同班同学邹蕴真问他:“万一当时败军开枪还击,岂不甚危?”毛泽东回答说:“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旧,只得闭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⒂
  第一师范十分重视学生的课外生活。毛泽东的社会活动日益扩大了。一九一七年十月学友会改选时,他担任总务,还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从前这两个职务都是由教员担任的。学友会会长由学监方维夏代理,毛泽东实际上主持工作。学友会开展了许多课余活动,如成绩展览会、讲演会、辩论会、运动会等。这年上半年,学校曾办了一期工人夜校,由教员上课,办得不成功,中途停下了。这学期还办不办?由谁来办?大家看法不一。毛泽东认为这是学校同社会联系的重要途径,应该办下去,而且要办好。方维夏同意他的意见,并决定由三、四年级的学生来办,由学友会教育研究部具体负责。
  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写了一则《夜学招学广告》,用语是一般工人能懂得的大白话,倾吐出为失学工人分忧解难的拳拳之心: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这则广告先托警察贴到街头,并没收到预期效果,只有九个工人来报名。毛泽东遇到难题总是先从弄清情况着手。他召集同学们分析原因。最后弄明:上学不要钱,工人觉得不会有这样的好事;不识字的人本来就不会去看街上的广告;让警察去贴广告,人们有惧怕心理。找到原因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又带着印好的广告,分头到工人宿舍区和贫民区,边分发边宣传,细细解释。五天后,就有一百多人报名。毛泽东把这次活动的过程写进了《夜学日志》,说工人要求入学的心情,“如嗷嗷待哺也”,他们分发广告时,“大受彼等之欢迎,争相诘问,咸曰‘读夜书去!’”这大概是毛泽东最初体会到:做下层群众的工作,非做得周密细致不可。
  在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其中大多数是一师的学友,包括有些已毕业的。他们大多是杨昌济的学生,都有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这当中,也有长沙各中等学校的学生。正在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就是看到毛泽东张贴的《征友启事》后结识的。他们多来自农村,了解民间疾苦,没有少爷公子的浮华,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朴实而充满朝气。节假日,他们经常到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等风景名胜处聚会,或臧否人物、议论世事,或登高吟咏、斗韵唱和,相约不谈身边琐事。正如毛泽东后来追忆的那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⒃
  从一九一六年开始,他们讨论最多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他们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同时,他们又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猛烈冲击,思想上发生剧烈的变动,“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⒄。发生这种“一个翻转”的剧烈思想变动的,自然也包括毛泽东在内。在这个基础上,一九一七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开始商量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
  要成立团体,首先得有章程。一九一八年三月,毛泽东和邹鼎丞开始起草会章。萧三的日记说道:“三月三十一日,二兄(即萧子升——引注)来坐已久,交阅润之所草新学会简章。二兄意名为新民学会云。”“四月八日,接二兄手书,力主子出洋。附来润之所重草新民学会简章。”“四月十三日,夜,润之来,明日新民学会开成立会。”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是个星期天。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的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
  萧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十三人,再加上没有到会的李和笙(维汉)、周世钊等人。这样,最初的会员就有二十余人。经过讨论,通过了会章,以“新民”为会名,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章还规定了几条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看来,这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团体。成立会上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
  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它的会章重点强调个人修养,政治性还比较含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当时达到的思想水平,受杨昌济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但它和毛泽东当时的实际想法也有距离。对此,毛泽东稍后曾有一个说明,他说:“会章系鼎丞、润之起草,条文颇详;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子升。于是表决会章的条文如次……”。⒅联系到萧子升后来一直不赞成激烈变革、主张温和改良的思想,被他认为是“不见诸行事”而“颇加删削”的条文内容,大致属于毛泽东当时更高远的理想追求。
  三个月后,他和蔡和森就突破了最初的会章宗旨。七月二十六日,他就新民学会的组织活动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和森。蔡在回信中说:“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又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蔡和森还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⒆看来,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杨昌济老师那种潜心学术和教育的道路,也不以清流自许而去回避政治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正是和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一道探求中国的出路的。
  这时,会员多数已经从学校里毕业或即将毕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才能更好的施展抱负呢?学会成立之初,讨论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许多人不愿“堆积”在湖南一地,想散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处去学习和考察。毛泽东也认为,这样做每个人都可以去开辟一个方面,对将来大有好处。“向外发展”,成了会员的共识。
  两个月后,毛泽东也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他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这年他满二十五岁。此时的中国,一场急风暴雨就要来临。

         他来自乡村,他年轻有为,他曾是北漂,也曾衣食无着。他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遇到最重要的人,获得了自己最重要的职位(尽管在别人眼中是如此的不起眼),接触到最重要的思想,身体力行,获得了爱情,获得了成功。

杨昌济,1871年4月21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都隐储山下的板仓冲,名怀中,字华生。伦理学家,教育家。1898年就读于岳麓书院,不顾山长阻挠,毅然加入进步团体南学会,努力宣传新学、新政,赞同谭嗣同的“以民为主”的政治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避居家乡,研究经世之学。无论是研究学问还是做人,都具有坚忍精神,他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着力,常欲以久制胜。”他的这种精神,学子们称为“达化斋法门”而竞相仿效。

中文名 萧子升 外文名 Xiao Zisheng 别    名 萧瑜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 出生地 湖南省湘乡市 出生日期 1894年8月22日 逝世日期 1976年11月21日 毕业院校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①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② 毛泽东致湘生信,1915年6月25日。
  ③ 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16年2月29日。
  ④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⑤ 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⑥ 摘自长沙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纪念馆馆藏资料。
  ⑦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⑧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⑨ 毛泽东:《非自杀》,湖南《大公报》,1919年11月23日。
  ⑩ 毛泽东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同此。
  ⑾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
  ⑿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
  ⒀杨昌济:《论语类抄》,《杨昌济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⒁毛泽东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的批语。所引这段话,是对《沁园春·长沙》中“到中流击水”一句的解释。
  ⒂邹蕴真1977年4月回忆记录,引自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⒃毛泽东:《沁园春》(1925年秋)。
  ⒄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⒅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⒆蔡和森1918年8月27日致毛泽东信,《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52页。

        一直认为毛润之的成功是草根成功的典范。一方面是其跨越了社会阶层(尤其是那个如此动荡的年代,贫富、社会阶层差距如此之大),另一方面其用自己的百折不挠的奋斗实现了青年所愿,人生纵然跌宕起伏,却又如此波澜壮阔,令人回味。

正当杨昌济隐居乡间,感到彷徨苦闷、前途渺茫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著名革命党人杨毓麟从日本写来了一封信,要他东渡日本,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1903年农历2月初,他从长沙乘船漂洋过海,奔赴日本。

目录

       其实,总结起来八个字,志向高远,良师益友。

杨昌济回国时,正值立宪派政客谭延督湘,谭见杨昌济学识渊博,又先后留学“东洋”、“西洋”,在教育界具有一定声望,为网罗人才,便想请他出任湖南省的教育司长。可是,经过近十年留学生涯的杨昌济,在国外耳闻目睹了资本主义国家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状况,深感中国教育的落后,人才的缺乏。因之,他无心参政,决心以教书育人为己任,走教育兴国的路子。于是,他推辞说自己久居国外,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同时又缺少行政才能,谢绝了谭延闓的聘请,而选择了一个冷冷清清的职业———当了一名学校教师。先后应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等学校之邀,在长沙任教五年之久。

1 名字


在湖南高师从教期间,杨昌济以“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悠悠万事,无此为大”。他除了引导学生研究哲学,树立向上的人生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改良社会,改良人心风俗之外,还与大家一起讨论“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等问题。而所有这些活动的结果,促使了中国著名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的成立。可以说杨昌济是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他引导蔡和森、毛泽东等走上民主革命之路。

2 人物生平

          志向高远  

在第一师范教书期间,杨昌济的学生数以千百计,但却对毛泽东尤其欣赏。泽东探求“宇宙、人生、社会”大本大源的执著精神,顽强的意志,非凡的胆识,特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等令杨昌济刮目相看,在他的日记中评价毛泽东“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之间的情谊日渐加深。杨先生不仅以他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熏陶了毛泽东这个青年学子,尤以他高尚的人格、廉洁的节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赢得了毛泽东的衷心敬佩与爱戴。毛泽东日后称他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师”,“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相识

        青年毛泽东对改造中国与世界,充满着“舍我其谁”的自信和“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的意志。他曾于1910年,17岁改编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武将西乡隆盛的诗送与父亲,表明志向。诗文如下: 孩 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杨昌济经常以爱国和进步的道德思想教育学生,引导他们做有益于社会的光明正大的人。杨昌济教育学生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和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精神,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并善于“自理其身”;要能够耐得住清贫和寂寞,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不自甘沉沦。

解散前

      他一生之所以能最后成功,湖南一师所奠定的自信心和意志力,是最为根本的基础。他常对人说,好男儿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个奇男子。从他的诗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就可以看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志向高远的毛润之,自然找的老师(杨昌济、徐特立、蔡元培、李大钊。。。)和朋友(萧子升、蔡和森、朱德、周恩来。。。。)皆志存高远,并对其坦诚相待,在人生关键时刻助其一臂之力。        

杨昌济还教育学生要注重身体力行的作用,他认为一个人要想树立一种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就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讲求实际。他还认为,要做到身体力行必须珍惜时间,兢兢业业地按时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并强调“凡事有可今日为之者,即宜今日为之,断不可留待明日,有因一日之迟而误事机者矣。且明日又有明日当为之事,今以今日当为之事留待明日,是先夺去明日一分之日力,而明日当为之事必有不能即办者矣。如此逐日积压,事愈多而心愈纷,如欠债然,将终身无有肃清之一日”。杨昌济的这些话语充满了时代的紧迫感,激励着一代青年人去自强不息地奋斗。

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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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杨昌济评价极高,称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他一生以发展教育为己任,“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

谈话

青年毛泽东

3 友谊

         

老家


父亲

           遇到贵人

两种说法

         恩师杨昌济可谓是毛润之的贵人,从读湖南师范到北大求学,思想转折,乃至嫁女与他。此时的毛泽东,不名一文,即使做到北大的图书管理员,薪水不过8圆,而自己的薪水是毛的30倍;抛开世俗眼光,都足以见得杨先生思想之开明,眼光之独到,识人之准确。

名字编辑

        1913年春,10岁的毛泽东被湖南第四师范录取。次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入第一师范。在这所学校里,对他影响至深的教员有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王季范、方维夏等,其中尤以杨昌济的影响最大。杨先生对这位农家子弟尤感兴趣,在日记中写道:“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杨先生期望不可谓不高,希望毛泽东像曾国藩、梁启超一样出类拔萃。仅比毛泽东年长四岁的黎锦熙和毛泽东来往密切,相交于师友之间,在读过毛泽东的日记后,他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

萧子升(1894—1976)——“升”字原作“升”,文字改革后一般都作“升”——字旭东,后来改名萧瑜,湖南湘乡人。

         正是由于杨昌济先生的介绍和推荐,《新青年》给毛泽东开启了另一扇认识中国与世界的窗口。陈独秀所说:“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他感触极深,循着新文化运动的思路,他在努力地探索,为此阅读了许多哲学和伦理学的著作,而兴趣最大的是伦理学,他认为, “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而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人物生平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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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子升比毛泽东小一岁,却比毛泽东高三届,是湖南省立一师的高材生。是留洋教师萧岳英

恩师杨昌济

的儿子,著名诗人萧三的哥哥,1894年8月22日生,湖南省湘乡市萧家冲人。1910年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于1915年秋毕业后,到长沙楚怡学校任教。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民国初年湖南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在全国性的勤工俭学运动中他亦扮演重要角色。1924年回国,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民报》总编辑、中法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大学委员兼农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及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大陆解放后,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后来又到法国、瑞士。1952 年去南美乌拉圭,从事教育事业。

                                                      沁园春·长沙

杨昌济老师有三位得意弟子:萧子升、蔡和森与毛泽东。他们品学兼优、志趣相投,人称“湘江三友”,毛泽东、蔡和森两位后来接受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领导人,而青年时代的激进分子萧子升则坚持信仰无政府主义,解放后长期旅居国外从事文字教育事业。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相识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他们在这里同窗共读只半年时间,但志趣相同,感情深厚。1911年两人先后又到了长沙,萧子升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先是进入湘乡驻省中学,1913年也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萧子升1915年秋毕业,毛泽东1918年毕业,与萧子升在一师同学两年多,他们结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并于1918年共同创立了新民学会,萧子升还担任过学会的总干事。

                         (1925年的诗文,但足见当时的志向高远)

解散前


毛泽东与萧子升发生过激烈争论。萧子升力主保存新民学会,并以无政府主义作新民学会的指导思想;而毛泽东则主张解散新民学会,先进青年可以加入共产党和社会

         人生转折——北大图书管理员

萧子升八十华诞

        后杨昌济从湖南师范调至北京大学任教,并将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传到湖南。人称杨门三君子的毛泽东、萧瑜(子升)、蔡和森于1918年8月联袂北上,商谈赴法勤工俭学。到京后,毛泽东决计留在国内,不去法国,后留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此事据陈明远通过借鉴《蔡元培年谱》给出了三个版本的解读。

萧子升八十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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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团组织。由于意见不和,信仰不同,他们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最终,他们分道扬镳。

蔡元培

与毛泽东分手后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走了下去,终于在国民党政府任职,1926年后与毛泽东中断了来往。1976年11月21日,萧子升在乌拉圭去世,终年83岁。生前曾留下遗嘱:“死后骨灰和萧夫人骨灰同放一处,如有可能,运回湖南湘乡祖坟处与原配夫人遗骨同葬一处”。

       其一为几人商议写信给蔡元培校长,由其给安排清扫教室的工作。后蔡校长有个更好的主意,让李大钊给安排图书管理员的工作(他写了一张便条给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李大钊顺从的给了毛清扫房间、整理图书的工作,一个极简易的差事。(萧瑜:《毛泽东与我》节译之五,见台湾《艺文志》第20期,1967年5月。))。

1959年

       其二为几人商议写信给蔡校长,要其雇无法赴法勤工俭学的同伴为清洁工,蔡怜悯毛,念其刻苦自立,令李大钊安排其去图书馆工作。

萧子升在国外出版了一本关于他与毛泽东交往的书(中译本书名:《我与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出版),之中,详细描写了他与毛泽东俩人一文不名而步行游走湖南省内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传奇经历。

        其三为毛个人版本,毛于30年代末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是杨昌济帮其找到工作,介绍给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八块钱。(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6—127页。)《建党伟业》 电影里按照此版本。

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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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与好友萧瑜曾有过一次关于中国家族制度的谈话。

李大钊

毛认为,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太重,所以人们缺乏民族感情。

        经李大钊的安排,26岁的毛泽东当了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毛泽东的具体工作是管理中外文报纸,每天登记新到报刊和来阅览人姓名。薪水每月工资8圆,这与工友的月薪相差无几。当时北大助教的月薪约在50圆至80圆之间。1917年1月陈独秀致胡适信中,邀其到北大任教,信称北大“学长月薪三百圆,重要教授亦有此数”。当时一般教授约200圆左右。

萧也认为,把儿子完全当作家庭的私产是错误的,但也并不完全属于国家的,夸大国家的观念和夸大家庭的观念一样是有害的。

      虽然位卑事琐,但它为青年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接触新思想的广阔天地。他当时住在景山东街的一条名叫三眼井吉安东夹道的小胡同里,在这七号小院的北房西间,他和蔡和森等八位新民学会会员同居一室,“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夜晚任何一个要翻个身,都要先和周围伙伴打个招呼。这里条件虽劣,但离沙滩红楼很近,便于活动。他在北大积极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社团活动,结识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邵飘萍、胡适等新派人物,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

毛认为萧对子女的观念有些奇怪,并认为国家应高于一切。在一个理想的国家儿童将由国家扶养和教育。最重要的是应有一个强有力的好政府 有趣的是两个风华正茂,胸怀大志,忧国忧民的年青人,谁也没有试图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更未为此而翻脸。两人一生都在实践着自己的理念。

      在北大,毛泽东通过借书签名簿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我试图同他们谈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他伤心地回忆道,“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讲南方方言的图书管理员要说些什么。”当然,这也成为其人生不愉快的经历,有人甚至说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就来自于此,此说不免夸张,但也不无道理。

毛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创立了一个国家利益至上的崭新社会,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好政府,让内受军阀涂炭,外受异族凌辱的中华民族好生扬眉吐气了一回。


萧也贸然走上了一条自选的无政府主义的道路,既反对国民党,也未因好友的成就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一生流落于欧洲、美洲。让人感叹不已。

      遇到贵人是条件,最重要是自己的行动

友谊编辑

    通过与北大先进人物,一众大咖的接触,毛的心中已经燃起了火焰,他开始行动。

老家

    1919年3月,26岁的毛泽东去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送行,从上海回到长沙。 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并主编《湘江评论》。此时的鲁迅北京忙着买房,后母亲文氏病逝,闻讯从长沙赶回韶山,在母亲灵前写成《祭母文》。后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是湘乡萧家村桃坞塘,他比毛泽东小8个月。他和毛泽东都到东山高等小学堂(现东山学校)读过书。他前脚毕业,毛泽东后脚进东山学堂。

       1920年, 杨昌济于次年1月去世。临终前曾致信好友章世钊(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信中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后归葬长沙县板仓。毛泽东以半生半婿的身份参加守灵,帮助料理后事。

父亲

        此年,27岁的毛泽东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同他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等问题。8月初,同易礼容等在长沙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同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接着,致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会友。信中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叫萧岳英。萧岳英是湘乡有名的教书先生,在省里也有名。萧岳英留过洋,人很开明,有人喊他假洋鬼子。他1907年到东山学堂教书的时候,把他儿子也带到东山了。东山学堂是新式学堂。

        此年冬,毛泽东同杨开慧结婚。 到此,杨昌济老先生算是倾其所有,帮助毛泽东。

两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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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说法是毛泽东的表哥文运昌介绍进去的。还有种说法是毛泽东自己强烈要求进去的。他到东山小学那年是宣统元年(1909)年,刚好萧子升毕业。

意气风发的毛泽东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读书的时候,和萧子升的弟弟萧三关系很好。对毛泽东影响很大的一本书,《世界大英雄传》就是萧三借给他的。


毛泽东和萧子升这个时候,应该就互相认得了。

         次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28岁的毛泽东进入权力核心。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

        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他,人生实现华丽逆转,从此波澜壮阔。

毛泽东给萧子升兄弟各写了篇文章,考进湖南一师。这是不对的。萧子升比毛泽东早三年进一师。萧子升进一师的时候,一师还是叫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到1914年才改名叫湖南公立第一师范。1913年毛泽东考进第四师范,读了半年的样子,第四师范合并到一师。毛泽东和萧子升又成了校友。

萧子升

萧子升

萧子升有个外号,叫萧菩萨,是毛泽东起的。大概是讲萧子升的性格好,人温良些,像菩萨一样。

他们都到一师后,经常玩在一起。他们年龄差不多,有共同语言。另外呢,他们又都好学,都关心时事。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

萧子升从一师毕业,是1915年。开始是在修业学校读书,徐特立介绍的。第二年又应聘到了楚怡学校。从萧子升毕业那年8月到第二年的7月,毛泽东给萧子升写了13封信。这些信我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上看到过,大多数是谈论时事政治的。不过也看得出他们朋友间的感情蛮深,我记得有些信开头是这样写的——“日来思念甚殊”,等等。

他们还一起去打过秋风。打秋风就是游学,跟讨米差不多,从这里到那里,一分钱都不带,拜访一些读书人家。从长沙出发,去了宁乡,益阳,安化,沅江。在宁乡,去了何叔衡屋里,去了密印寺。

好多书上讲,新民学会是毛泽东创建的。这个说法不完全正确。新民学会,应该讲,是毛泽东和萧子升一起创建的。

刚准备创建的时候,萧子升取的名字是“新民会”。 “新民会”的名字来源于四书中的《大学》。《大学》里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么一句。毛泽东取的名字是“新学会”。他们两个名字综合起来,就是“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第一次开会是在蔡和森屋里,长沙河西刘家台子(现在的新民小区)。萧子升的威信比毛泽东还要大些,所以,开会选举,萧子升是总干事,毛泽东是干事。解放后有些人讲,是毛泽东让萧子升,应该不是。

新民学会成立后,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一起组织湖南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法国缺少劳动力。最早发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是蔡元培和李石曾。蔡元培是华法教育会会长,李石曾是副会长。他们看中了萧子升的才华,要萧子升做秘书。

萧子升做了华法教育会秘书后,和毛主席他们一起组织了五百多个学生去法国。萧子升和他弟弟萧三也去了,他妈妈把陪嫁的田卖掉给他们兄弟做路费。

蔡和森也去了。蔡和森到法国后,受苏联革命影响,希望中国向苏联一样。萧子升呢,是个改良派,希望靠教育改造中国。他们都给毛泽东写信。毛主席的想法和蔡和森的一样。从这个时候开始,毛主席和萧子升有了矛盾。

1920年9月,萧子升从法国回来。第二年春,他喊人在老家桃坞塘的祖山上栽了很多杉树。栽完树,到长沙。从3月到7月,经常和毛泽东争论。一个要改良,一个要革命。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在萧子升写的书上看到,共产党开“一大”,毛泽东和萧子升是住在一起的。毛泽东每次开完会,会上讲了什么,都给萧子升讲。他想把萧子升拉过来,也信得过萧子升。

1921年年底,萧子升又去了法国。3年后回来,在国民党北平市党委编《民报》,以后一直在国民党那边做事,不过和毛主席还是经常有信件往来。1926年,段祺瑞政府的黑名单,李大钊排第一,萧子升排第

钱枫 饰萧子升

钱枫 饰萧子升

二。

国共完全闹翻后,他们就没来往了。不过杨开慧1930年在长沙抓起后,萧子升想办法救过,没成功。

一九三几年到抗战结束,萧子升又去了几次法国,后面一直在国外。李石曾在法国办了个中国国际图书馆,萧子升是馆长。这个图书馆1951年搬到乌拉圭,萧子升也跟着去了。

1976年,萧子升在乌拉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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