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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对话,第三届世界华文文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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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对话,第三届世界华文文学高

为促进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深入发展,增强学科凝聚力,由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江苏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举办的第三届世界华文文学高峰论坛于2009年6月22至24日在徐州召开。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张炯教授,徐州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徐放鸣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会长曹惠民教授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60多位学者和嘉宾围绕“跨文化、跨学科的华文文学研究”主题,就跨地域书写中的诗学问题、跨文化对话中的话语形态、华文文学研究跨学科的可能性以及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理论反思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研讨,并提出了一系列对于学科发展有着建设性意义的见解。这次会议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界的又一次盛会。一、跨文化、跨学科:华文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作为跨文化、跨学科研究,近年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呈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暨南大学饶芃子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不能满足于文本和专业限制,而是应和本次主题“跨”,注重多样性和丰富性,多方探讨从而寻找新意。譬如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二者都是新疆域,这二者之间又是有联系的:华文文学着眼差异性,比较文学注重联系;华文文学要求开阔的视野,比较文学则寻求新的生长点;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二者还有很多共同的学术空间,所以华文文学研究可以从比较诗学的范式中寻找新的阐释。 中国社科院张炯研究员认为,华文文学不仅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还受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宗教、风俗人情等方面的非中华文化的影响,因此,华文文学研究将义不容辞地朝着跨文化、跨学科的方向发展。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杨匡汉研究员认为文学文化研究终将回归古典,我们应该重视传统文化,要坚持有领地、有立场、有逻辑、有规范的学术研究。 江苏社科院陈辽研究员指出,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不同文化的载体,不同文化环境下的华文文学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色,因此,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华文文学是顺理成章的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於贤德教授指出,海外华文文学对反映民族文化心理机制有着重要意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有通过描写移居生活点亮民族精神之火的,有展示异国别样生活的,有以新眼光审视故乡生活的,还有直接表现移民与故土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这些题材都为华文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形象,为国人看世界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福建社科院刘登翰研究员对华文文学学科文化理论的依附性进行了反思,他提出,作为一种集体的弱势文化,我们应该对各地的华文文学研究状况投入更多的关注,并努力设法从华文文学自身的土壤中建构现代文化理论以代替西方文论,如此才能保证学科稳定的研究。华侨大学庄伟杰教授认为华文文学是文化的华文文学、族群的华文文学、个人的华文文学,这是一种多元共生的文学。他强调自主写作,主张从作家本身的主体性上进行研究。中国社科院李晨博士从纪录片中探究台湾原住民文化。济南大学宋晓英教授以华人文学的商业文化现象为切入口,展现出华文文学研究的新思维。旅美女作家汪洋则以亲身写作经历论证了跨文化、跨地域华文写作的意义和价值。 此外,厦门大学朱双一教授从跨文化、跨学科的双重角度阐述了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展方向,他提倡对文学性作更宽泛的理解,认为这有利于台湾文学研究视野的开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古远清教授梳理了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的七个不同之处,他认为,强调台湾文学自主性的前提是不能过度,两岸文学终究是同根、同族、同文的,台湾文学填补了大陆文学在文革时期的空白处,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绝不可逾越中国文学而独立发展。二、跨地域书写中的诗学问题 跨地域书写中的诗学问题是促进华文文学发展的重要学术问题。杨匡汉研究员指出,交叉学科理论对文学文化的研究具有推动性。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暨南大学王列耀教授对学科理论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华文文学缺少原创性的理论构建,呼应杨匡汉先生所提倡的交叉学科理论,并以圣塔莫尼克学院的吴琪幸教授所论述的“亚纪实”为例,指出应该抓住学科“跨”的特性对研究方向进行深入挖掘,于当代新作家、新作品中发现新问题。刘登翰研究员提出应建立起以华人主体性为核心的华人文化诗学,要突出华人性,即站在华人生存状态的角度建构研究者的身份立场。 中国社科院黎湘萍研究员阐释了“空间方法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可取之处。他以培根提出的人类可能产生的四种假象———族类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剧场假象为据,认为在华文文学研究中运用空间方法论可以避免陷入假象,破解偏见,从而在研究过程中开拓出更广阔的研究视域。武汉大学赵小琪教授同样围绕方法论问题发表见解,认为任何学科想要推陈出新都应该寄希望于方法论,并以金庸研究等为例提倡以突破常规的方法理论进行新方向的研究。赵小琪还提出,在台港文学传播中,受众、文本、媒介等是具有互动关系的,这同样也可以成为华文文学研究的一道突破口。 不少学者还通过具体性的研究来阐述跨地域书写中的诗学问题。闽江学院王金城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台湾新生代诗人关注的都市主题入手,辨析了“都市精神”与“都市诗”的内在关联。华南师大凌逾博士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辨析香港作家西西对卡尔维诺的书写策略及其文学意识的借鉴和超越。三、跨文化对话中的话语形态 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是文化交流的传输带,文学的话语形态同样是此次讨论的一大重点。南京大学刘俊教授针对华文文学跨文化的话语形态,提出可以把文学创作的语言选择作为华文文学的研究渠道。他认为在现行体制下所产生的文学学科之间本来是相通的,应该扩大视野进行研究,这样才不至于被体制所约束。 山东大学黄万华教授对华文文学语言问题进行了论述。他认为,部分方言在海外华文文学中保存得相当完整,甚至比大陆文学的还要好。南京晓庄学院杨学民教授从汉字思维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建构进行研究,并从汉语角度提出了华文文学的学科建构问题。 江苏社科院刘红林研究员结合《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的栏目设置肯定了华文文学研究跨学科的可能性,同时也对跨学科的研究提出了限制性的要求。她认为,所跨的学科必须具有文学性,而对它们的研究也必须与文学有关。中国社科院李娜博士认为,跨文化研究是研究对象———华文文学本身特质的要求,而台湾原住民文学正具有跨族群、跨语言等特点。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彭燕彬教授和济南大学刘丽霞副教授分别结合宗教、文化对华文文学进行个案研究。四、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理论反思 华文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学科建设上一直存在着无法彻底解决的种种难题,在这次大会中,该议题成为众多与会学者讨论的热点。 徐州师范大学方忠教授提出了他对学科建设的反思,认为华文文学的多元交叉性同时也意味着它的边缘性,这一性质导致了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不确定性。针对学科的规范性问题和方法运用,他认为当下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学科的自足,以开放的观念、方法促进学科的健康发展。台湾佛光大学黄维樑教授倡导以一种中西合璧的方式从事华文文学研究,从而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发扬光大,“让雕龙成为飞龙”。郑州大学樊洛平教授针对学科建设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要关注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多种文化命题;其次从华文文学的教学现状、学科建制看华文文学教育的尴尬和困惑;再次是必须重视史料累积和理论建构,让研究论文真正做到有史可依。王列耀教授认为学科理论建设必须深化。不论是从应用学科的交叉性理论出发还是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出发,华文文学都有待建立起自己原创性的理论框架和对其他学科有启发性的思维方式。 除外,吉林大学白杨博士针对华文文学所存在的学科理论建构问题和学科焦虑问题,认为有必要进行史料钩沉工作。中国社科院张重岗博士探讨了台湾文化史上诗史观念的成立,提出了“诗与文学如何进入历史”和“孤寂的政治美学与文化污化意识”两大问题。 在大会学术总结中,刘登翰研究员认为“跨”体现了华文文学的学科特质,对这个特质的认识将有利于我们建构华文文学学科的自洽性理论。作为一门尚未成熟的新兴学科,华文文学研究既年轻又稚嫩,既热情又冲动,它需要新老两代研究者们共同的扶持与创新,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正在加入到研究队伍中,这是应该庆幸的,也是此次会议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收获。

来自全国各地40余所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90余位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开幕式由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李西建教授主持,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甘晖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所长吴晓都研究员,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陕西师范大学畅广元教授,中国外国文论及比较诗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启超研究员分别致辞。大会共安排三场主题发言和四场小组讨论,收到研究论文50余篇。

浙江大学周启超教授在总结时提出,比较文学是一门从西方旅行到中国的学科,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使得当代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迎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之成立,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之进入我国高等院校的课堂,国外学者比较文学著作之译介,各种类型比较文学教材之编写,各种规模比较文学会议之举行,这一切使得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园地里一种以跨语言、跨国度、跨学科、跨文化为路径的文学研究的话语实践,积极地参与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有效地投入了当代中国之国际形象的建构。这次论坛历史地回望与有深度地反思了四十年来比较文学研究这一话语实践的成绩与问题,多视角地探讨与多维度地研究了新时代中国比较文学的新课题、新路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前瞻性观点,以期为深化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有所贡献。

饶芃子教授简介

会议闭幕式由中国社科院史忠义研究员主持,中国社科院党圣元研究员与陕西师大文学院院长李西建教授分别做总结发言。党圣元研究员认为此次会议的胜利召开,为文学理论界日后围绕这一论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李西建教授指出此次会议所提出的新见解与新问题,对于促进文学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张辉教授则讲述了18世纪以降现代德国知识人对古代希腊的多重体认和解释,提出德国镜像中的希腊,既是现代人对希腊的复杂判断,也是现代性问题的曲折展开和古今之争的持续浮现。厘清德国镜像中的不同希腊图景,可以对我们思考古今对话之中的中国问题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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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学科视域中的文学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文化研究思潮被陆续介绍到国内,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就掀起了文化转向的波澜。

浙江省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吴笛教授认为,在新时代的理念和语境下,中外文学比较研究十分重要,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坚持洋为中用,坚持文化自信,为服务我国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不同文化之间消除隔阂寻求共识、去除文化中心主义、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

蒋述卓教授简介

中国社科院吴晓都研究员对已遭闲置的俄苏传统思想资源进行了回溯研究,认为在跨文化、跨学科的语境中重新审视俄苏文艺思想遗产,对于俄苏文艺“思想形象”的重构、俄苏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深化以及文论学科建设的整体推进都具有重要意义。陕西师大尤西林教授认为应当在人文学科的建构中去思考文学理论,并将文学经验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使文学理论成为既不脱离经验又保持理性思考的人文学科。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对当前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进行了思考。他主张学界不宜仅仅“求同”,更应将差异性纳入可比性内涵之中。在他看来,比较文学的趋势是世界文学发展阶段,而承认文明之异质性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将进一步完善和推进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建设。陕西师大李西建教授通过论述“后理论”概念的演化、内涵以及它所赖以形成的文化场域,分析了该问题对于文学理论知识图景的生成在知识面貌、知识范式、理论表征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并对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路径及选择进行了探讨。华中师大胡亚敏教授对中国当今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价值判断缺失和失范问题进行了反思,认为其根本症结不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和政策法规的缺陷,而在于人性尤其是民族性上的劣根性。中山大学王坤教授基于对文学理论的知识性与教育性双重特性的分析,阐释了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理论之本体论根基及其缺陷,认为文学理论重构的关键在于反思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弊病,将文学当作文学而不是生产知识的原材料。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张弛教授对后现代之后的文学理论进行了展望。他认为只有重建诗学的基本价值与评判标准,重建人与“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的联系,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才具有意义。中国艺术研究院李云雷副研究员以中国与中国文学的阐释为核心,通过讨论中国文学与中国经验的关系、世界格局中的价值观及文学在其中的作用、“底层文学”传统及其可能性等问题,认为能否呈现出中国经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展示出中国人内心世界的微妙和矛盾之处、探讨并建立一种新型的价值观、发展出一种新的美学,是当今中国文学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陕西师大张俊副教授认为“理论”与文化研究作为文学理论在新时期的两次转型变迁,意味着文学理论必须放弃固有边界及学科自足性,成为一种新的跨界知识形态。山东师大和磊副教授结合当代中国文艺学话语建构的现状,认为文艺学学科建设应回到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这一原点问题之上。山东大学杨建刚博士后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之间的论争之考辩,指出了两者对话沟通的可能性,认为对话沟通应该成为推动文学理论未来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对于促进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深层沟通与融合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理所当然地,学术原典翻译与文学理论建设问题也受到了与会学者的重视。暨南大学黄汉平教授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指出了文学翻译理论的重要性及其发展新趋向,从翻译主体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剖析了文学翻译的基本策略,并探讨了西方一些主要的译学流派对于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适用性问题。中国社科院傅浩研究员则结合自己丰富的翻译实践,提出了“贴与离”的理论,就文学翻译过程中的词法、句法、说法如何恰到好处地处理贴近理论与远离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此外,陕西师大文学院裴亚莉教授、苏仲乐教授、陈越副教授、张俊副教授、赵文副教授、唐健军副教授、霍炬博士、刘凯博士、杨国庆博士等中青年学者精心准备的一组译文作品也参与了会议研讨,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

杨慧林教授以阿甘本《剩余的时间》对《圣经》的解读为例,通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细致地引述比较了中外经学文本中的诸多相关语汇,重新激活了一些具有独特价值的概念及其阐释。他提出,运用这种比较阅读的研究方式,可以挑战既定的体制化的知识惯性,重塑新的关系性的意义结构。这不仅对建构比较文学方法论有着重要启发,同时也意味着比较文学本身的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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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跨文化语境下的西方文论研究的讨论中,中国社科院周启超研究员认为坚持国外资源的多方吸纳与本土资源的深度开采,在兼收并举与平等对话中实现同不同文化形态、不同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已经成为当代国外文学理论气象的基本表征。湖南师大张文初教授和黑龙江大学马汉广教授都谈到了福柯的异托邦理论。前者通过阐释异托邦的内涵及特征,以俄国形式主义、艾略特等人的象征主义、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等诗学形态为案例,分析了20世纪前期西方诗学的异托邦倾向。后者则认为异托邦是一个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融合统一的空间拓扑结构,是福柯以话语理论为基础的历史观念的集中体现,历史之维就是在异托邦中以某种特殊的空间艺术展示出来。西北大学段建军教授立足于巴赫金生存诗学视角,探讨了“自我”与“他人”在审美创造与生存实践中的共生关系,揭示了巴赫金这一思想所开启的独特的生存诗学意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李茂增副教授结合卢卡奇有关现实主义小说的使命与特质的论述,对其历史总体性思想进行了阐释。陕西师大赵文副教授对《新左派评论》的“后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关于“世界文学”的争论进行了解读。在关于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文论研究的讨论中,中国社科院党圣元研究员和史忠义研究员都从跨文化的视角对《文心雕龙》进行了探讨。前者对《文心雕龙》有别于“纯文学”的“大文论观”进行了分析,认为刘勰的“宗经”思想、五经皆文的观念、“擘肌分理,惟务折衷”的思想态度、“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思想方法对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后者将《文心雕龙》置于世界诗学的历史视野中进行考察,指出《原道》、《征圣》、《宗经》原则的普遍性以及《文心雕龙》与现当代文学理论的互补性,提出“诗言志”的真谛是言万物之生命意志的观点。陕西师大裴亚莉教授选取《白毛女》、《祝福》和《李双双》三部影片对喜儿、祥林嫂和李双双三个女性形象的塑造,探讨了在新中国17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时代和各种人群的信仰表达问题。华东师大筑洪波教授借助“互文性”、“拼贴法”等西方文论话语对《西游记》的经典化机制进行了新的阐发,认为当代西方经典理论与《西游记》的经典化历程完全吻合。除以上对中、西方文论各有偏重的讨论之外,湖南师大赵炎秋教授结合具体的文学作品,对文学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边缘化现象做了分析,指出了它的三种基本类型:第一人称叙事者人物角色的淡化、第一人称叙事者人物身份的虚化和第一人称叙事者的暂时退出故事。南京大学汪正龙教授对东西方诸多经典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及其在塑造人性、激发理想等方面的价值功能进行了探讨。西北大学高字民副教授则讨论了作为跨文化戏剧之典型的大型现代舞剧《海伦之梦》对于当代中国戏剧在艺术创作、产业运作、跨文化交流、国际传播方面的启示意义。

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陈先春认为,从魏源的“开眼看世界”到邓小平同志的“我们要大踏步地赶上世界潮流”,到今天进入新时代,中国面临百年未遇之新变局,我们都是通过比较来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从近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情况看,浙江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的立项数占总立项数的三分之一,浙江可以说是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重镇。比较文学研究也是《浙江社会科学》杂志非常重视的选题方向,希望能为相关领域的创新研究做出更多贡献。

饶芃子,广东潮州市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暨南大学副校长、校学位委员会主席。是中共广东省委六届候补委员,广东省八届人大常委,广东省社联第三、四届副主席,广东省作协第四、五届副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第一届副主席。是国家教委高校人文、社科“八五”、“九五”规划项目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九五”、“十五”、“十一五”规划项目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曾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顾问,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会副会长。长期从事文艺学、比较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中西比较文艺学》《比较诗学》《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比较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和《世界文坛的奇葩》等15部(含合著),主编教材《中西戏剧比较教程》《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先后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规划项目10个,成果13次获国家、省部级奖。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1年被评为首届“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现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首席专家。

与会学者围绕大会主题“文学理论: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对话”展开了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与探讨。

王宁教授首先梳理了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情况。他指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直接受益于全球化进程,始终保持向国际学界开放的姿态,同时坚守本土立场,深深扎根在特定的中国语境中,与当前的中国文学、文化研究密切相关。他列举了世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八个新课题方向,特别提到世界文学成为比较文学发展的新阶段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重塑世界文学新版图的时代,比较文学将继续为西方文学进入中国语境贡献新的研究范式。

我院院长林伦伦教授出席讲座现场,中国语言文学系师生近四百人聆听了讲座。(文:庄若琪 李燃 赵一凡 王蓝 吴育宣 图:吴虹 黄佳 吴嘉朗)

在此次会议有关文学理论之文化转向的讨论中,中国社科院金惠敏研究员认为未来的文化研究将走向超越“现代性”文化研究与“后现代性”文化研究的“全球性”文化研究模式,这种模式能避免“大全”和“整体”的文化帝国主义嫌疑以及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全然无视,其灵魂是扬弃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哲学的“全球对话主义”哲学。中国社科院叶舒宪研究员则指出文学理论的“文化转向”之渊源是文化人类学转向,以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研究姿态出现的文学人类学对于促进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范式变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深圳大学李健教授通过回顾总结胡经之先生的学术历程,认为从文艺美学到文化美学不仅是胡经之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路向,同时也昭示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政治与文学、审美之间历来便是相互纠缠、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与会学者结合当前时代的文化现状,就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首都师大陶东风教授认为,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的真正危害,并非缺乏什么抽象的“崇高理想”、“终极关怀”、“宗教精神”,而在于娱乐自由和消费自由对于政治自由的遮蔽。因此,真正的文化批评应该超于狭隘的学院精英主义立场,拒绝抽象的审美主义批判和道德主义批判,而走向具体的、扎根本土现实语境的政治批判。扬州大学姚文放教授从后阶级政治/阶级政治、微观政治/宏观政治、审美政治/实践政治等三个维度对“文化政治”的内涵进行了阐释。在他看来,与社会政治不同,文化政治不关心权力关系,不注重宏大叙事,不割离审美与政治的关联,而是关心种族、民族、族裔、身份、性别、年龄、地缘、生态等问题,关注局部性、微细性的事物与个体的人生、生命、生活、生理、心理等具体方面,注重审美与社会实践的呼应与衔接。哥伦比亚大学Mahmood Mamadani教授则从文学和文化层面对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问题进行了解读。作为社会事件的话语问题是近年来文学理论研究中备受瞩目的研究领域,与会学者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南京大学周宪教授对法国话语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他认为福柯式的法国话语理论对当代哲学、社会理论、文学理论和历史研究具有深远影响,但在如何强化话语理论与社会制度实践、物质实践的关联以及如何确立一些反话语的策略等方面存在弊病和不足。西南大学代迅教授探讨了中国文论话语方式的危机与变革问题。他认为改变中国文论“述而不作”、“依经立义”的传统及其经验性、点悟性特征,吸取西方文论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科学的分析方法,对于推动中国文论话语方式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南民族大学彭修银教授从结构张力、哲学基础的支撑张力、实践性张力、包容吸纳张力等四个层面探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话语张力问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王毓红教授探讨了文学批评话语存在与分析的意义问题。在他看来,只有面对言语事实,从自身出发,将批评话语的基本构成、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及其生成过程、运作方式等问题清理出来,批评话语分析工作才会言之有物、言之成理。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聂珍钊教授指出,目前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国外的影响越来越大,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同宗同源,共同致力于跨学科合作解决中国文学界的若干重大问题,对中国当代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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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在西方文化理论和价值观念不断入侵和渗透,中国文论话语被长久的移植性生产所占据的状态下,中国文学理论该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实现其范式转型与理论重构?中国文学理论该如何应对文化本土化、民族化与文化一体化、同质化的矛盾?中国文学理论的边界该如何厘定?中国文学理论的出路何在?正是为了解答中国文学理论所面临的这一系列新问题,在多元文化的视界融合、平等对话中拓展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新格局,由中国外国文论及比较诗学学会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文学理论: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对话”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第三届研讨会于2011年10月29日至30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

本次论坛主题聚焦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发展历程,反思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为新时代比较文学的教学和学科建设献计献策。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王宁教授,副会长杨慧林教授、曹顺庆教授、张辉教授分别作了主题演讲,上海师范大学刘耘华教授、复旦大学杨乃乔教授、福建师范大学葛桂录教授担任各场主持人并做点评。与会学者围绕演讲和点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近日,暨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蒋述卓教授、饶芃子教授应邀莅院,为我院师生分别作题为“中国诗词的生命精神与哲学智慧”和“学科建设与社科研究”的讲座。

三、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与学科建设文化全球化时代,面对生存语境与文化背景的转变,文学理论如何在跨文化与跨学科的视界融合中开展知识生产与学科建设,成为与会代表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

2018年11月12日,由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浙江大学外国文论和比较诗学研究中心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论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回望与反思:改革开放四十年与新时代比较文学”论坛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12届常务理事会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的50余位学者应邀与会。会议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苏洪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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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理论全球化背景下,由独立自足的封闭状态走向跨文化的视界融合,已然成为文学理论实现范式转换和理论重构的必要途径。

浙江省社科联主席蒋承勇提出,目前比较文学学会与高校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比较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之间并不同步。比较文学学会今后工作的视野应更多关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让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跨文化研究方法,作为一种方法论辐射到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中去;二是将世界文学纳入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纳入比较文学学会机构设置中来。

饶芃子教授原任暨南大学副校长,主管学科建设与社科研究工作。讲座中,饶教授总结自己多年的工作心得,结合国内外大学的经验教训,对我院申报课程项目、开展学科建设等事宜提出建议。饶教授强调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应关注所在学科学术成果高低优劣,对学术研究要有生命依托感,以学科为家,了解学习学科最优秀成果,掌握最新学术信息。饶教授认为,在学科建设阶段应该抓住亮点。她以暨南大学为例,阐明了只有具备“人无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特”的创新意识才能在学术领域取得一席之地;要确定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论题,做课题论证时要展示相关前期研究的成果等建议。饶教授还从多年进行文学学科评议的经验入手,提出社科研究应该重点关注“三种意识,两个性”。三种意识即为问题、创新、精品意识,两个性为科学性和连续性。在进行研究时,应该具有问题意识,不断追问、质疑、解决学术问题,深入思考研究。

金沙贵宾会网址,在大会致辞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王宁教授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在引进国外最新文学理论思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极大地繁荣了中国的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研究。比较文学学者获得了国际学界普遍承认,并逐渐具有了世界影响力,这对于中国人文学者走向国际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承担起全球化领军角色的新阶段,中国的文学更应积极走向世界,呼唤中国梦的实现,呼唤世界文学梦的到来。

蒋述卓,广西灌阳人,文艺批评家,学者。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与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中文系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澳门城市大学特聘教授。兼任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中国文学研究》、《民族艺术》等杂志编委;广东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高等学校党建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著有《宗教艺术论》《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方式》《诗词小札》等著作。曾获全国首届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教育部第四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广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广东省第二届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称号,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曹顺庆教授指出,中国文论需要通过比较文学的方法重振信心。目前学界提出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话语转换这种论断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这是一种否认古代文论的当代生命力、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事实上,西方文论一直在借鉴中国文论。他举例论证了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现代思想起源的关系,指出中国传统思想本来就是西方现代思想的一个摇篮。

蒋述卓教授以“诗歌就是一种生命与生命、心灵与心灵的对话”的比喻形象地拉近人与诗歌的距离,引出主讲内容。在蒋教授看来,中国古典诗词传达给世人的生命精神与哲学智慧是极为重要的。他从这两个方面切入这次的讲座,以诗词为范例指出古今文化的一脉传承。蒋教授结合具体诗歌作品详尽阐述了几点精妙的体悟。一方面,蒋教授认为诗的悲情体现生命精神,诗来自于现实和理想的冲突、生命悲情和抗争。这种悲情表现为对伤时伤怀、伤史、伤离别的有感而发。另一方面,他认为诗的思索体现哲学智慧,很多诗歌都体现了古人化悲为健、化困为通和天人合一,以事说理、以物求理、淡泊名利等哲学道理和智慧。蒋教授把这些概括为:在自然中寻找哲理,需要自然与人的融合。蒋教授还认为古人对爱情的歌咏体现了对生命的爱惜与尊重。古典诗词中所表达的贬谪之悲,感士不遇之苦,则是古人在孤独境遇中对生命的抗争和呐喊。他主张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诗意地生活,正如《礼记》所言:“诗者,天地之心”。

(浙江大学外国文论和比较诗学研究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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