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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14专家三联共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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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14专家三联共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

2009年9月28日下午,“《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研讨会”在北京韬奋图书中心二层咖啡厅举行。《六十年与六十部》是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室集体写作、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一部力作,也是两家单位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的共同献礼。该书由14位专家学者集体讨论选目,权衡取舍后,形成小说、诗歌、散文及报告文学、话剧四大文学体裁门类下的六十部作品名单,以年代为顺序,做个案研究,借以展现共和国文学六十年的整体风貌。 研讨会上,到会作者纷纷发言。陈福民表示承担这样的献礼任务是社科院文学所历来的传统,但也始终注重学术质量的保证与写作方法的创新。在他看来,这本书着意于“史”的考量,处理和呈现的正是共和国六十年来文学的历史与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备了文学史的意义。同时他也特别强调,该书选目不以“优劣”为评价机制,不是“排座次”,更非封闭的文本分析,看重的恰是一部作品所能承载的各种问题意识。白烨也认为关键要看作品的连带意义,《六十年与六十部》就可以看作是当代文学发展史、争论史的展现,其中文本的选择,背后甚至有“当代文学争议史”的设计。对此,历来反对生产过多文学史教材的杨匡汉先生表示,当代史研究具有相当的难度,学术研究应该走一条新的道路,好的文学史应该是开放的、呈现争议性的著作,这才是保持历史的原貌,是对历史的尊重。 王绯、李兆忠和田泥在随后的发言中,也都依此表达了本书创新性的写法与诉求,对整个作者团队而言是崭新亮相;对于个人学术研究,更是具有“幸福历程”与“自我提升”的意义;尤其该书讨论“六十部”作品的眼光,其实是跳出了文学的范畴。李洁非特别赞同这样的说法。他认为该书的写作虽具有一定的“游戏”意味,但“游戏规则”的制订却代表了作者们的一片苦心,即看重的乃是一部作品能否对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影响,而并非单纯的“经典”判断。在他看来,中国当代文学的自我主体性虽不强大,但在当代历史进程中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在中国古代是文学所不具备的;而这种复杂经验,也正需要作者用丰富的史实而非单一的观点来拆分与实现。对此,杨早指出,这种写作上的“自改革”,反映的是作者团队在关注历史精神生活及其变动问题上的自觉意识,它试图让读者产生对既有经验的触动,也为呈现一种历史解读的新视角提供了可能。 另外,周瓒从诗歌的角度,李晨从“港台”与“大中国”的角度,也都谈到了《六十年与六十部》本身所具有的“问题性”--“大众阅读”与“精英文学”之间的缝隙和张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现。而通过这本书在新浪网上发布的网友调查,这一“问题性”体现的更是明显。在研讨会现场,陈福民、白烨针对调查结果,分别从路遥排名、中小学教育、电视传媒与文学“西北风”、“八〇后、九〇后”作家群等角度,做了别开生面的即兴解读。而与会的萨支山和汤俏则启发性地指出,《六十年与六十部》的“大众意义”还在于为在校的中文系学生提供了一种文本解读的示范,每篇文章所提供的历史材料、论述分寸的把握,都值得有志于当代文学研究的学子们参考和借鉴。 研讨会的最后,三联书店分管领导、副总经理李昕表示,不常涉足文学市场的三联书店,这次之所以会出版此书,看重的正是作者阵容的权威、作品本身的研究价值、清新自然的学术文体,以及期待更广泛参与的胸襟与态度。《六十年与六十部》所具备的开放性格、阅读别趣和品质分量,正与三联书店的一贯追求不谋而合。

国庆将至,出版界为此推出的献礼书纷纷上市,三联书店刚刚出版的《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1949~2009》是其中较为特别的一种。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杨匡汉、杨早主编,按照时间顺序从共和国60年的原创文学作品中遴选出60部,体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话剧,集 结了14位文学评论界专家学者为此所撰的评介文字。据杨匡汉介绍,编写该书的初衷在于“尽力寻找60年来文学史视野与思想史、文化史视野这三者的结合点”。该书作者之一,文学评论家白烨也认为,这本书有别于其他传统文学史著作的教科书式框架,是从作品出发的“共和国文学发展史、争论史”。另一位作者李洁非针对入选作品可能产生的争议表示,这并非是按照评委般的眼光选择最好的作品,而是以研究者的眼光选取那些最具社会影响力、最多读者反馈的作品。

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江苏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七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11月24日至26日在江苏师范大学隆重召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张炯、会长白烨,副会长程光炜、陈晓明、孟繁华、吴思敬,常务理事贺绍俊、陈福民、周晓风、江冰,杨剑龙 彭金山、乔以钢、李赋、毕光明、唐小林等,理事徐肖楠、石兴泽、宋炳辉、郭宝亮、崔志远、阎浩岗等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出版和传媒等单位的180余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学者和作家参加了此次学术盛会。江苏师大副校长方忠代表主办单位致辞,白烨会长致开幕词,江苏师大文学院院长黄德志主持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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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面对变动不居而又不断超出研究者已有经验的当下文坛,当代文学界如何认清文学的动向与走势,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引导作用,发掘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价值,以进一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值得学术界认真回顾、审视和反思的重要问题。本次会议紧密结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当代文学的文学文化背景,确立了以“多元结构与深层变革中的中国当代文学”为会议主题,这一主题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人的敏锐意识和深邃的思考,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的意义。与会者普遍认为,在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以及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背景下,会议集中讨论这样的问题是非常及时而又十分必要的,对于推动当代文学学科发展也将有着重要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张炯指出,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也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回顾它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审视它曾有的经验教训,对于未来的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都有着至为重大的意义。本届年会将“多元结构与深层变革中的中国当代文学” 确定为主题,将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广阔而深致的学术探讨平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指出,党的十八大给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而莫言的获奖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影响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面对当代文学的如此背景,把握现状,摸清问题,深化研究,提出对策,会使我们的文学研究更有切实性、针对性、介入性和能动性,并在真正意义上具有当代性。围绕会议主题,张炯、程光炜、陈晓明、孟繁华、梁鸿鹰、杨剑龙、贺绍俊、郭宝亮、周晓风、古远清、杨早、杨庆祥、翟永明、王艳芳等专家进行了大会主题发言。同时,围绕主题会议还分设了“文化转型与文学新变”、“学科建设与批评方法”、“文学史写作及其反思”、“族裔认同、性别、身份与当代文学创作”等四个讨论组。

集合《收获》主编程永新数十年编辑生涯笔墨,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人的文学史》,自2018年7月出版以来不仅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业内也受到不少赞誉。

一、文化转型与文学新变

1月4日上午,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举行,多位文学界大咖来到现场。

面对文化转型与文学新变,与会学者一是探讨了文化转型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二是从不同视角对当下文学创作进行思考,三是对莫言获奖进行了讨论。与会专家认为文化转型对当代文学创作带来了深刻影响,但文化如何转型,转型的优劣利弊,以及文学创作如何面对文化转型尚需进一步思考。沈阳师范大学孟繁华教授认为城乡结构变化以及城市化速度加快,致使乡村文明受到了新文明的挤压而崩溃,同时乡村文明的崩溃及乡民迁徙式涌入城市,也为都市新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一种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正在崛起。虽然新文明的全部复杂性还远没有被认识,但已有一些作家对新文明进行顽强表达,且已成为建构中国新文学经验的一部分。九江学院江腊生教授认为,文化转型带来了文学焦虑,这种焦虑在当代文学创作中主表现为政治和人性焦虑、欲望与现实焦虑以及传统与现代审美形式焦虑等三个方面。苏州科技学院李玫副教授认为文化转型影响了当代生态写作,她通过与“五四”时期诗歌中的自然书写相比较,指出当代的生态写作与“五四”时期的自然科学话语在文本型态上都镶嵌了大量科学话语,但当代的生态写作不仅是镶嵌,在深层叙事模式上和审美追求上均有所改变。广东商学院田忠辉教授通过对“80后”青春写作考察,指出文化转型以及当代生活空间的立体化与文化趣味多元化,对青春写作模式的转变有重要影响。与会学者还从不同角度对当代文学创作新变发表了看法。北京大学教授通过对《狼图腾》、《檀香刑》以及《红高粱》等文本的解读,从动物叙事的独特视角,揭示出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问题。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不是从一到二,不是现代到后现代,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是渐变的、自觉的。沈阳师范大学教授结合莫言创作,指出新世纪以来作家创作不再满足于客观地反映现实,而是强化了主体对现实的体验和思考。在叙述上也逐渐从反映走向了表现,作品的精神内涵因此获得了大大的提升。阜阳师范大学教授立足自然书写,指出当代文学继承了现代文学的自然灾害书写传统,但当代文学自然灾害书写又存在着模式化书写和前表性书写特征。河北大学教授通过“外来者叙事”模式的探讨,认为早期“外来者故事”主要有拯救苦难和对边疆进行工业化启蒙两种模式,而新时期以后边疆叙事则为作家温情回忆和反思现代性的手段。赣南师范学院教授以《激情燃烧岁月》、《亮剑》、《狼毒花》中英雄人物的塑造为例,指出当代文学英雄人物形象塑造应当多样化。太原师范学院教授则从乡土的现代性的角度论述了莫言创作,他认为古典文学中的乡土世界主要是在无名的状态下完成的,从近代开始中国文化经历了物质的觉醒、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等三方面的变迁,如果说乡土在鲁迅那是现代概念,在莫言这是后现代概念。莫言将乡土写实与乡土抒情的结合,对乡土进行暴露式的批判而不承担启蒙的角色。市场经济时代,崛起的商业文化不仅是文学表达的对象,也对当代文学创作起到很大影响。湖南商学院教授认为,以儒商故事、财富神话和国族想象为内容的商贾历史小说的兴起,是崛起的商业群体表达自身文化和意识形态诉求的结果,它折射出了商业文化勃兴带来的中国社会文化版图改变和当代商业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大众意识形态之间博弈且调和共生的局面。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赢得了世人的瞩目,自然也成为本次会议的热议话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认为莫言的小说真正体现了农村的变化,史诗性地展现了中国社会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其创作充分借鉴中国民间艺术和国外文学艺术。他认为莫言获奖,奠定了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推动中国作家走向新的时期、走向世界,促进中国当代作家的进步和作家队伍的发展。但莫言获奖也会导致某些作家会对诺贝尔文学奖进行揣摩和研究,致使文学创作缺乏个性。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认为莫言的现实主义完全不能等同于正统的现实主义,也不是狭窄的现实主义。不是简单地反映现实生活,而是表现作者内心的现实想象。莫言的获奖,可以说是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作家对现实主义的丰富和开拓的承认和欣赏。社科院杨早研究员对莫言获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文学研究可因莫言获诺奖而完成双重去魅,即中国可以借此克服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复杂情绪,以及可以借此反思莫言所代表的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意义。他指出莫言所代表的意义有三重:莫言与八十年代、莫言与乡土写作以及莫言与民间写作。他认为莫言从未作为八十年代的典型代表,但莫言是八十年代的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其成长模式难以复制,获奖也许是之前的体制化文学模式的终结。莫言的获奖可以看到诺奖对中国乡土写作的认可,但现在乡土写作中,追忆的成分越来越大,直面土地的书写越来越少。虽然乡土写作有可能面临凋敝,但民间写作也许会成为莫言和其他作家今后创作的宝库。

见证名作诞生现场

二、学科建设与批评方法

《一个人的文学史》里谈到了很多文学生产的内幕,这些内容很难在别的书里看到。

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文学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文学活动整体中的一种动力性、引导性和建设性因素。文学批评既推动文学创造,影响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又推动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文学批评队伍、文学批评成果同时又对学科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次会议与会者对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和批评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探讨多涉及研究本身,具有较强的理论反思性。

白烨:《一个人的文学史》里提到很多的名家长篇是怎么修改的,写得很细。最有意思的是王朔,谈他怎么把《五花肉》改成《顽主》,这一改把作品的神韵风格都点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文学史》讲了很多文学生产和文学编辑的内幕,这个是我们在别的书里看不到的。

在学科建设方面,张炯研究员指出当代文学学科特点是既要建构当代文学史著作,又要追踪文学创作的最新发展,同时还要展开多层次多视角多方法的批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存有诸多断裂,当代文学需要重建整体性。而重建当代文学的整体性,不仅要关注当代文学史与民国史、北洋史、晚清史的关系,还要重建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和关联。他把中国当代文学划分为前社会主义时期“三十年”和后社会主义时期“三十年”两个阶段。南京大学教授指出,世界范围内只要是用中文或者汉语写作的作品都可以归纳到世界华文文学范围内,将大陆当代文学置于世界华文文学格局之外则较为不适,大陆当代文学应该是世界华文文学重要的、有自身历史特色和传统的组成部分,它既不是世界华文文学的中心,也不应该被世界华文文学边缘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从台湾文学的特殊性,指出开展台湾文学研究对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意义。安徽大学教授结合自我经验和当下高校教育,对当代文学学科教育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当代文学研究者是教育者更是人文学者,应把文学的精神贯穿到大学的教学与科研中去,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应与高校教育结合起来。此外,与会专家还对当代文学批评现状、研究方法和批评原则提出了很多看法。教授指出当代文学研究要在已有的理论和批评轨道上,需再建起一个轨道。他提出了当代文学“现代文学化”问题,并指出当代文学研究要开展当代文学的定位研究,做好当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以及强化叙述和比较研究。河北师范大学教授认为真正的文学史应该是文体史,文体学是研究文学的一种很好的方法,可以打通形式和内容,连接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使文学真正成为文学研究。河北大学教授认为文学活动只是文学阅读者跟作家的对话,而文学研究是读者在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基础上,与作家对话和学者之间的双重对话。他认为在文学研究中,研究者要有问题意识,要细读文本,文献引用要以增强学术创见为目的。四川大学教授认为文学史归根到底是一种符号史,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就是用社会学、文化批评和新启蒙话语等三类元语言解码曾经存在的事实,用符号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是非常恰当的。海南师范大学教授指出当代文学知识化、历史化的要义不是从个人的审美趣味出发,用已经认定的文学评判标准对文学史上作家作品进行分析和批评,并作出价值判断,而是开放问题、发掘史料,让文学问题放回到文学现场和文学语境当中去,经过知识考古重构出这些知识产生的相关因素与话语背景以及话语权力之间的隐秘关系。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认为可能世界的打开是对世界意义的丰富,文学是对意义的寻求,而不是对知识的创建。中国当代文学已实现从必然叙事到可能叙事转变,当代文学批评更应该关注文学创作中的可能叙事和可能世界。衡阳师范学院教授结合莫言获奖,指出文学奖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文学评价、文学批评方式,但目前独立的文学评奖缺失,文学奖受意识形态和权力影响较大。集美大学教授强调当代文学批评应遵循主体原则、公话原则及对应原则,在文学批评中要保持主体独立的人格,坚持公平公正。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李丹助理研究员强调“遗文”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将“遗文”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方法。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收获》几代人如何去组织好的作品、如何跟作者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并且提出非常专业的意见。其实我很意外,因为程永新给人的感觉有时候是桀骜不驯的,但他对作品充满了一种感恩和谦逊的姿态,在书信里也高度评价了作家们的文学素质和文学追求。这一点让我深受感动,甚至改变了我对程永新的看法,他做得真是太好了。

三、文学史写作与反思

王尧:我觉得《一个人的文学史》有一个非常大的意义,就是它还原了文学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有叙事性的,而不是简单的论述,这种写法我觉得特别重要。所以我想很多年以后,这本书的意义都是值得肯定和期待的。时间越长,它的价值越大。我觉得这本书是不可替代的,它可能会在很长时间里,都对我们的阅读和文学史的写作有很大的影响,它将文学史的原生态呈现出来。我特别赞赏和肯定永新的这样一种姿态,和写作的方式。

文学现象、文本以及文学史写作是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自上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以来,文学史写作一直是常议常新的话题。本次会议文学史也是与会专家热议的问题。

梁鸿:《一个人的文学史》里大部分的信件都提到了作家的修改和作品生成的过程,其实这也是当代文学如何成为现代面貌的证明。不管是先锋文学还是现实主义,编辑是非常重要的参与力量,我们一直注意到刊物的力量非常大,甚至是修改了作家写作的轨道,这种修改跟编辑个人的力量及其对刊物的影响,都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人”整个儿地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修改了文学的生成。另外,为什么很多作家的文本,有刊物的味道,其实也是值得思考的。

与会学者首先就文学史写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反思。社科院陈福民研究员认为当下文学史写作有两个层面的困难,一是文学史写作是否可能,二是写法问题。他强调,我们的文学史不能是简单的从作家到作品到文学运动的狭隘的文学史,它至少应该包括风俗史、习俗史甚至绯闻史等方面。同时,也不能将文学史的思考仅局限于俗文学和雅文学的关系中。中南民族大学教授认为,从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在呼唤“重写文学史”,但现在的文学史是残缺的文学史,少数民族族语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并未纳入,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文学史好像还没真正出现。重庆师范大学教授指出,当前文学史写作存有危机,其表现为当代文学史写作与当代文学发展实践的错位以及代文学史写作在理论的欠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以当代文学1985年后从政治层面独立出来后,遂又陷入了宗教、传统文化、西方思潮等方面的附庸,而后作家又企图从宗教、传统文化、西方思潮中独立出来的发展历程为例,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文学史是一部由附庸到独立的态度的历史,文学正是不断地从附庸到独立才不断获得繁荣,但目前文学史写作并未从体制内获得独立。重庆师范大学教授指出当代文学史“个人治史”导致非经典作家被拔高进入文学史。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指出,当代文学史摇摆于去政治化和纯文学的两端,一直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平衡点,以至于文学史越写越厚,文学在不断拉长,文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浙江师范大学首作帝副教授就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一切优秀的文学史著作只是表明了自己体系的真实性,只是表明了一种特定的今天的文学史观。针对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会学者提出了可能的解决办法。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提出要将视野放宽,建构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华文文学、华裔文学等在内的大中华文学。佛山科技学院巫小教授认为在全球化、一体化的背景下,整合汉语文化文学资源,构建覆盖全球汉语的汉语文学世界的“现代汉语文学史”。 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史写作,辽宁大学张立群副教授指出,强调少数民族文学的同时其实是对当代文学的一种解构,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应当算到中华民族这个大的范畴之中。少数民族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应当秉持客观、公正、充分表达时代特点和审美艺术标准的态度。北方工业大学博士认为,文学史书写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推翻,审美是文学重要作用之一,文学不能离开审美,重写文学史可以从审美进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何青志研究员认为文学史写作不应固守传统的线性思维模式,他提出“第三空间“文学史写作,这为文学史写作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十月文艺出版社王德领编审认为,当代文学史编写要回到作家作品,文学史不是观念史,不能将文学史当做个人话语的展示,而是在经典化基础上建构当代文学史。河北师范大学教授认为文学史有教材型、思想型、体验型等类型,文学史写作不能有固定的评判标准,文学史应该回到文学史本来的面貌,文学史的写作不是为了超越,而是写出自我对文学历史的理解。中国人民大学博士以先生“我们当代文学不应该写史”为据,认为当代人尤其是80后不宜写文学史。他认为文学史家首先应该是个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在面对历史事件时所秉持的态度、价值判断是至关重要的,将评论家的观点串联起来并不是文学史。

作家的私密画像

四、族裔、认同、性别、身份与当代文学创作

《一个人的文学史》中收录了大量程永新和作家间的通信,这些通信让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更近距离地看到作家。

族裔、认同、性别与身份认同是近年来文学研究的重要视角,也是重要的研究话题。本次会议,与会学者对当代文学的族裔、认同、性别、身份等问题也给予了充分关注,他们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切入,表达了各自的观点。一些学者对女性文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江苏师范大学教授从新世纪女性自传性小说角度,探讨女性自传性小说叙事话语的转变,她认为新世纪以来的女性自传小说增容了国家民族话语中独立的知识分子叙事和极富个人性的日常叙事,在叙事视角上,新世纪女性自传性小说进行了从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到第一人称以及多种人称叙事的尝试。赣南师范学院教授通过对消费文化语境中的女性都市写作研究,指出九十年代女性创作个体化、私人化的东西明显,虽然此类写作深受市场欢迎,但忽略了对作品更高价值和意义的追求,这对作品本身而言是一种危机。她认为90年代女作家群体创作的研究应该还原到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去。郑州大学教授在比较海峡两岸女性主义小说创作差异后,指出不同时代的作家,都有强烈的女性意识,讨论女性意识不能脱离时代解放的潮流。面对转型期的女权主义价值,苏州科技学院教授认为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不仅为了女性,也是为了全人类,而当下中国女性主义者并没有真正实践女权运动的初衷,应该把道德维度加入当下的女权运动中。与会学者还从地域文化等角度对当代文学创作进行讨论,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在分析少数民族诗人吉狄加马的诗歌创作后,揭示出其诗歌的族裔认同和身份问题。大庆师范学院教授则从文化的角度分析萨满神话对东北小说情节模式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教授通过对近二十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分析,从惶惑、梳理、批判的角度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分类。南通大学教授通过对汪曾祺小说中的江淮民歌探讨,指出民歌对增加汪曾祺小说的艺术魅力、表现地域特色和反映民间立场起到一定作用,等等。

阎连科:在看这些书信的时候,能看到每个作家给程永新写信的口气是什么样的,谁是装的,谁是放开的,谁是拿捏的,就可以通过文字一一分析,非常有意思。通过他们在这些文字中所表现出来的、和程永新的关系,你可以看到一个作家的性格。其实大家揣摩这些事情,我觉得远远比《顽主》改名这个事情有意思得多。

本次年会还增设了首届青年论坛,旨在为青年学者搭建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在首届青年论坛上,在青年学者杨早、杨庆祥的主持下,与会的青年学者就文学史写作,新媒体文学等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同与会的非青年学者进行了坦诚的对话。作为学术年会的一项创新举措,论坛得到了各常务理事与青年学者们的普遍支持。同时,本次年会还对第十三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获情况进行了说明并为获奖者颁奖。

李宏伟:我的感受其实更偏向于是一个“人”的文学史,我读到的还是“人”。我与程永新老师作品里展现的文学现场是隔代的,所以对从前“文学史”的了解,基本上是从文本或者从规定的文学史上学到的。但是,这本书里有一些非常鲜活的内容,比如马原在有封信里说自己写了一首好诗: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三届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

“当我自想是写出好诗的时候,我真要抖起来,哼哼小调。可不是在发头条的时候。我的《星期六扑克》是一首绝唱,不信你出声音地读两遍!只要两遍就够了,足够。然后我将飘飘然等待上海诗人晓城(程永新写诗的笔名,编者注。)的赞赏。”

1,贺绍俊 巫晓燕 中国当代文学图志,

寥寥几个字,就把马原的形象展现得非常精彩。

2,李洁菲 杨 劼 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

李洱:80年代时作家和编辑的交往,跟现在不一样,因为当时的编辑确实掌握一个作家的命运。具体到《一个人的文学史》,我觉得这本书非常重要。如果说需要补充,我希望每一封信后面不只有程老师的话,还应该还有作家的回忆。比如当时我写的《导师死了》,这本书就改了很多次,程老师请我去上海的时候,我就住在华师大宿舍里面,期间格非来了,他每天看着我怎么改。有一次他突然跟我说,我给你改一个词,你把“亮堂“改成“敞亮”,接着调侃说:你说我是不是一字之师?后来,程老师把稿子退给我的时候,也让我加了很多话,提醒我注意小说的节奏。从我的经历来说,给《收获》写稿,给程永新老师写稿,会让一个作家不断地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3,石兴泽 石小寒 东西方文化影响与老舍文学世界的建构及其研究,

被忽略的编辑

4,欧阳可惺 王 敏 “走出”的批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阐释与实践

新时期的文学,不仅仅是作家的功劳,另外还有编辑家、翻译家的功劳,结合起来才是整体。

5,李林荣 疆域与维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跨世纪转型

白烨:我觉得今天的会既是《一个人的文学史》这本书的研讨,同时也是我们从一种独特的角度、对改革开放40周年的梳理和纪念。因为文学的40年里,有两种人我们通常会把他们忽略掉,第一是编辑家,文学编辑的作用经常会被忽视,第二就是文学翻译。我觉得新时期的文学,不仅仅是作家的功劳。作家是主功,另外还有编辑家、翻译家的功劳,结合起来才是整体。

6,杨剑龙 后新时期文学与文化论

贺绍俊:程永新对于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主义传统。80年代创造出这个新的传统时,程永新是直接的参与者、推动者。《一个人的文学史》这么特别的表述方式,能够让我们看到现代主义传统的艰难酝酿,它的过程可以由诸多的细节加以描写。

金沙贵宾会网址,7,古远清 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

我们现在强调,现代主义文学传统是很重要的,80年代正是它的开创期,从《一个人的文学史》里可以看到当时的参与者们,包括程永新、还有这些先锋作家,他们的目标是很清楚的,就像余华的一封信中所说:我们是在“显示出一种力量,一种异端的力量”。因为现代主义文学传统,它就是从反叛现实主义的姿态中,来开始他们的创造。

8,张立群 阐释的笔记——30年来中国新诗的发展

程光炜:像程永新老师这样一流的编辑,很多都在若干年退休了以后,开始做作家传记。或者他的子女、研究者会来找到他们,会把他的书信、日记拿出来。从考古的角度讲,这实际上是一次发掘,第一次发掘。而第二次发掘,就是他要去找一些旁证来印证,比如这个日记有没有作伪,通信是不是修改过,这样一点点去追溯。那时候我们做80年代的先锋文学,就特别缺乏这样的一手材料,我觉得《一个人的文学史》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感谢永新这样的编辑。

9,刘川鄂 世纪转型期的湖北诗歌研究

“重写”文学史

10,周雪花 永远的瞬间——铁凝小说叙事研究

《一个人的文学史》打破了教科书文学史的写作,真正地带读者进入由程永新建构的文学史现场。

11,王 琳 真理缝隙中的生存——当代文学中女性形象

陈福民:我们所有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生态,已经形成一个“文学史教材+作家作品”的模式,这个模式被大家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但是这样的话,如果地方文学史的概念只有一百年,就等于文学史也才有一百年?中国文学拥有2000年的历史,有“文学史”的说法只有一百年,可是这“一百年”蒙蔽了作家,认为那就是全部的生活和实质性的内容,这是严重的错觉。

12,张丽军 谔谔之声——关于新世纪文学的思考

李敬泽:我们的文学史特别需要像《一个人的文学史》这样的逻辑。新时期文学到现在不过40年,就这40年里就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刻板定见。我们往往先规范一个“剧本”,再生成一个文学第一手现场的认识。然而第一手的现场认识和最终“剧本”之间其实是存在很大争议的,在这个争议中,我们不光可以看到文学的历史和文学的风尚是怎么形成的,同时,也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思想精神史,这使得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新的话题。

13,张 欣 新诗与新诗学

陈晓明:永新拿出这样一部《一个人的文学史》,对我们写文学史和教文学史的人,都是一种非常大的震动。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对已有的文学史观点提出了挑战。所谓“重写文学史”,反复强调的就是要有新的文学史观念。但我们从来没有在活生生的历史现场中,去感受文学史、重写文学史。

14,钱旭初 转型期文学嬗变及其言说

另一方面,《一个人的文学史》对我们的中国文学史提出一个警示,“一个人的文学史”是一个概念、一个观念,也是一个立场和一种文学史的态度。我们过去的文学史分成两种,一种是观念的文学史,一种是集体的文学史,以往我们都不敢说一个人的文学史。我觉得永新打着这么一个旗号,表达文学史的态度,是非常可贵的,对我们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的写作都提供了一种非常有力的态度,这也是我们不应该遗忘的一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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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绍俊:《一个人的文学史》和我们习惯的文学史叙述截然不同,粗看像是单纯地为读者提供历史文献资料。《一个人的文学史》首先是一种历史的直观呈现,但同时它也是在用文献材料直观地建构起文学史大厦。假如把我们常见的文学史写作,看作是用规范的材料建构的大厦,那么程永新文学史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是用最原始的材料来建构的。它不对原始材料进行处理,仅仅对文学史大厦的内部建构做了处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既是一个人的文学史,又是很多人的文学史,因为它保留了历史丰富性的同时,也没有用其自身的历史观去对处理历史,而是保留了这种丰富性。当我们进入到由程永新建构的文学史现场时,会惊叹于这本书的实用性。同时,今后人们进行文学史叙事时,会发现他们绕不开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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