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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诗笺,外国历史故事之泰戈尔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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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诗笺,外国历史故事之泰戈尔与中国

1924年,63岁的泰戈尔访问中国。这时的他已经凭借英译本《吉檀伽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首位获得这一荣誉的亚洲人,由此亚洲的文学与文化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在中国,他也有着一群追随者,其中以梁启超、徐志摩、郑振 铎等为代表。早在1922年,梁启超就盛情邀请泰戈尔访华,而泰戈尔由于身体原因一再推迟,最后终于在1924年成行。泰戈尔的这次访问无疑是学术界和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无论是学者、作家、学生甚至是政界领袖,都无法不给予关注;而新闻界也纷纷把焦点放在他身上。当时颇有影响的《小说月报》就连发两期“泰戈尔专刊”,泰戈尔所到之处,无不冠盖云集、高朋满座,形成了一股“泰戈尔热潮”。

金沙贵宾会网址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泰戈尔诗笺 图/新民晚报 初来寒舍的友人,往往对客厅墙上挂着名家书写的吉光片羽津津乐道,十之八九驻足在一帧英文题辞前饶有兴趣,有懂英文的也弄不清楚谁写的,我总笑而不答,碰到逼问的才如实相告,“噢!是泰翁啊!这人你也有啊?”我开始得意起来,告诉人家这是印度诗圣泰戈尔亲笔书写《吉檀迦利》中的诗句: Thou hast made me known to friends whom I knew not. Thou hast given me seats in homes not my own. Thou hast brought the distant near and made a brother of the stranger. 就是这部《吉檀迦利》的诗集,让泰戈尔在191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 泰戈尔于1916年5月起程赴美,途经日本停留了三个多月,所到之处受到日本民众的热烈欢迎,泰翁平生第一次乘坐火车,异常兴奋地登上车头参观,并在一张洒金笺上用英文书写了一段《吉檀迦利》中的诗句,亲赠火车司机表示感谢。还好这句诗的译文倒不费周折,冰心曾翻译过这本《吉檀迦利》,现成拈来:“你使不相识的朋友认识了我。你在别人家里给我准备了座位。你缩短了距离,你把生人变成弟兄。”落款是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如今这位文化巨匠的手迹从东瀛流到中国,入藏寒舍不能不说是缘分使然,泰戈尔的名字不仅连缀着徐志摩、陆小曼、林徽因、梁启超、胡适等诸多崇拜者的名字,且与上海的渊源也非同一般,他三次造访中国,三次来到上海,这是他在1924年4月至5月、1929年3月和6月的逗留地。他的来访无疑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化界的盛事,不过也引来知识界两派对立的纷争,争论的焦点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孰优孰劣,郭沫若首以一篇《泰戈尔来华之我见》掀起了反对泰戈尔的浪潮,当年最早将泰戈尔作品介绍给国人的陈独秀也发表多篇评论,恭请泰翁“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就连鲁迅也语带讽意:“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以文气和玄气。”与此相反的是,梁启超与泰戈尔神交已久,一见如故,甚至给他取了个含义深长的中国名字“竺震旦”,胡适称泰戈尔为“最可爱最可亲的一个人”、“是诗哲,并且是革命的诗哲,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很大”,亲自主持北平学界为泰戈尔举办64岁生日祝寿会。徐志摩则毫不隐瞒对泰翁的崇敬之心:“可称之曰圣、曰美,实与常人不同。”就在泰翁乘坐的轮船抵达上海的当天,志摩等三十余人早在汇山码头翘首以盼,一拥而上给他戴上花环,泰翁见了欢迎他的中国友人也情不自禁说:“不知什么缘故,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 的确,上海向泰戈尔敞开了友好的胸怀,在沪期间志摩以接待人和翻译身份不离泰翁左右,偕同共去龙华赏桃花、参观哈同的“爱俪园”、赴杭游览西湖等地,与文化界人士广泛接触并出席各界欢迎他的集会,多次作了公开演讲宣传他的理想:爱、宽容及和平。数年后他重访上海时,直接住进徐志摩的家中,亲如家人,志摩也是从他身上找到了爱、美、自由等一切他所崇敬的元素,融入诗人的血液里。 “天空不曾留下飞鸟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泰戈尔要走了,徐志摩告别时问他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泰戈尔回答:“我把心落在中国了!” 如今在上海“四明邨”外墙上,还可以看到刻着泰戈尔的诗句,走到南昌路茂名路口,耸立着泰翁的雕像,他正以睿智的目光静静凝视着这座熙来攘往的魔都。

泰戈尔不恋红尘,他说,每个人的躯体都是一盏空杯,上苍注入爱的酒,我们便有了生命。注与不注,在于上苍,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精神生活匮乏的欧美人对这种极其浪漫的想法、极其平和的心态很惊奇,1913年泰戈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他充满诗意的思想。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学界对泰戈尔的态度却发生了重大分歧。一方面是以梁启超、徐志摩为首,竭力鼓吹泰戈尔为东方精神文明的玄学派,这一派的人物或是曾经译介过泰戈尔的作品,或是在创作和思想上与之有颇深的渊源。徐志摩更与泰戈尔一见如故,不仅全程作为翻译陪同,还取了印度名字“索西玛”。然而左派文人如鲁迅等,却冷然对之,在《坟·论照相之类》中,鲁迅不无嘲讽地提到这次“泰戈尔热”,说“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待到这位老诗人改姓换名,化为‘竺震旦’,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界的这震旦之后,震旦诗贤头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见了……”

诗意的背后是革命。泰戈尔以方言人诗,成为印度文学革命的旗手。1924年,他来到同样进行文学革命的中国,他朝思暮想的中国。49天时间里,这位疾病缠身的老人遭受了疯狂的追捧与激烈的羞辱。

泰戈尔这趟中国之行本来也抱着文化上的野心,正如他抵达当天对东方通讯社的记者谈到的,“余此次来华讲演,其目的在希望亚细亚文化、东洋思想复活。现在亚细亚青年迎合欧美文化。然大战以来,竟暴露人类相食之丑态,西洋文明濒于破产。人类救济之要谛,仍在东洋思想复活之旗帜下,由日本、中国、印度三大国民,坚相提携。”大约在泰戈尔看来,中印两国在地缘、文化血缘上都属血亲,理所当然可以结成联盟,共同抵御欧美文化的侵蚀。然而他所感受到中国人的态度却让这位老人不免失望,让他迷惑不解的是,一方面印度人嫌他太新潮,认为他无法代表印度传统文化;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则又嫌他太守旧,好像“戴印度帽”的泥塑木偶。

以新诗创作为主的新月社,名字取自泰戈尔诗集《新月集》,极尽崇敬。徐志摩等文化名流亦步亦趋,紧紧跟随。而陈独秀等倒泰派声势浩大,大骂泰戈尔为糊涂虫、人妖,泰戈尔演讲现场更有人打出标语送泰戈尔,呈剑拔弩张之势。

这段尘封的历史公案现在翻出来再看,20世纪初正是“德先生”与“赛先生”刚刚引进中国,中国处于启蒙与救亡的十字路口,大多数改革者深信,只有西方的道路才能救中国,而泰戈尔所提出的所谓“亚细亚文化”自然不合很多人的胃口;而泰戈尔本人和他的中国追随者急于要把文学审美在那个时期里上升为一种有用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中不免也偷渡了些介绍者的“私货”,卷入当时的论争也在所难免。或许在今天看来,胡适的态度最不失君子风度,他说“吾尝亦为反对泰戈尔来华之一人,然自泰戈尔来华之后,则又绝对敬仰之”,这正所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耳。

救世英雄

合上历史的卷宗,泰戈尔作为诗人和文学家,他的文字在任何时期都从来不缺少知音。在今天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看,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文明,相互之间的来往在历史上一直不绝如缕,如同双峰并矗,虽然难用“亚细亚文化”概而论之,但相互间的精神却有共通之处。正如泰戈尔本人所说,“我们不必彼此求同,人类生活的丰富正在这种种的不同。我们期望的各种族都能保存他们自有的人格,我们不希罕无灵性的刻板划一;我们要的是精神的一贯,那是富有生命的。”在多元文化共存发展的今天,当我们摆脱了救亡的苦难记忆,开始重新思索文化本身的价值时,在我们案头的泰戈尔也重新成为了一块熠熠生辉的他山之石。在这样的时机下,外研社重新推出六卷本的《泰戈尔诗歌精选》,不仅是对于泰戈尔作品的一次重新译介和梳理,也给了我们一个在百年以后与这位印度诗哲再次相遇的机会。

孙中山与泰戈尔,一个力主博爱,一个倡导泛爱,有诸多相通之处。自古英雄惺惺相惜,当1924年4月泰戈尔应梁启超之邀访问中国,所乘田丸号邮轮经过香港时,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从广州派贴身秘书送来邀函,字里行间透出恭敬,先生来华,如得亲自相迎,当引为大幸。但由于泰戈尔日程安排紧迫,两人竟未谋面。

在所有的泰戈尔诗集中,在中国读者当中知名度最高的是冰心先生所译《吉檀伽利》和郑振铎所译的《飞鸟集》。实际上泰戈尔一生创作颇丰,共有五十多部诗集,题材也多种多样。这一套泰戈尔诗选从这些所有的作品中精挑细选,按照题材分为六本,分别为《爱情诗》、《哲理诗》、《神秘诗》、《儿童诗》、《生命诗》和《自然诗》。为诗歌分类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透过作品去寻找诗人在创作时所思索的对象,往往会有扑朔迷离之感,又或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样的一个努力对于读者来说却是十分新颖有趣,因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通读泰戈尔全部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能够令读者在其思想的宝库中迅速地找到与自身最契合的部分,想来就是这套丛书的目的了。

金沙贵宾会网址 ,在泰戈尔之前,杜威、罗素曾造访中国,提供治国安邦大计。在群众的期待中,泰戈尔也是同样的救世英雄。未曾想,在北京的第一场演讲中,泰戈尔就主张以东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以静制动,要和平,不要以暴制暴。有人在会场散发传单,攻击泰戈尔是鼓吹投降主义,呼吁有骨气的中国青年站出来,共同抵制泰戈尔。

在整套丛书中,令人觉得最特别的或许是爱情诗。泰戈尔通常不会被认为是如拜伦一般热烈痴情的诗人,更多的时候他更令人想起英国的桂冠诗人华兹华斯,修辞优美,性格恬淡。然而读了这一本《爱情诗》后,或许读者会对这位印度诗圣大大改观。他的情诗时而热烈奔放,高呼表白“我爱得忘乎所以”,时而缠绵悱恻,上演着离别时的忧伤,重逢时的欢愉;时而用美的笔触,欣赏着爱情中的少女。冰心曾经用“静谧”来形容泰戈尔,可是读他的爱情诗却很少感受到这种“静谧”。相反诗人从来是“爱情中人”,他是爱着的,也是被爱的,所以从他的眼中看到的世界上的一切都可爱;他也会忧伤,那也是爱着的忧伤,他就好像是那个最体贴的爱人,连对方偶尔一次蹙眉也会察觉。在爱情这个永恒的主题下面,触手可及的是诗人那炽热的赤子之心。

其实,泰戈尔演讲之前,梁启超已经预料到会出现这种局面,他说:今泰戈尔年岁虽老,而精神则犹是活泼之幼儿。其衣冠虽古,而其思想则足为时代之先驱。彼之取得世界上之地位,乃抉印度千年前之文化而复得之,乃以革命及反抗之精神取得。正是从革命和反抗中,泰戈尔认识到道德感的力量。

如冰心先生所说,泰戈尔是属于印度人民的。他的诗中女主角总可以想象成印度电影中穿着纱丽、披着如瀑长发的美丽少女,而读泰戈尔的诗时如同徜徉在恒河畔宁静的小村庄中。诗人生于斯长于斯,他对印度文化的热爱是根植于血液中的。然而泰戈尔又何尝不是属于中国人民,这位诗人与我们渊源深厚,他曾经深情地说,“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这套丛书或许可以引领中国的读者从历史的小径中找寻而来,重新去发现诗歌本身打动我们的美与善。

辜鸿铭比泰戈尔更狭隘,他认为只有儒家思想能解决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东方文明中的其他元素并不重要。他对泰戈尔大放厥词:你还是去写诗吧,宣传东方文化就我来吧。言外之意,泰戈尔连四书五经都没有读过,没有资格谈论东方文明。在辜鸿铭看来,天下有两种道,一种是王道,一种是王八蛋之道。他自己的自然是王道,泰戈尔的就归入王八蛋之道。

为了保证第二次演讲的顺利进行,新月派精神领袖胡适首先登台,对蠢蠢欲动者晓之以理,泰戈尔为印度最伟大之人物,自十二岁起,即以阪格耳之方言为诗,求文学革命之成功,历五十年而不改其志。今阪格耳之方言,已经泰氏之努力,而成为世界的文学,其革命的精神,实有足为吾青年取法者。同样主张口语入诗的胡适并不欢迎泰戈尔来华,但泰戈尔已来,赶出去就太不礼貌。这次演讲,泰戈尔的结论仍是要用精神战胜物质。

后来,在《追记泰戈尔在中国》中,胡适写道:我们观察泰戈尔那一次在中国最感觉烦恼的一点,是当时的左派青年反对他的演讲,在演讲场上散发传单攻击他。访华4年前,冯友兰向泰戈尔请教关于中国道路的问题,泰戈尔说,中国要快学科学。左派青年认定泰戈尔反科学,泰戈尔很委屈,去问胡适,胡适分析说:你的演讲往往富于诗意,往往侧重人的精神自由,听的人就往往不记得你说过赞美近代科学的话了。文胜于质,演讲都用诗歌语言,是泰戈尔诗人气质的自然流露。

追随者众

英国人恩厚之是泰戈尔的秘书,他记录中国之行时讲道,中国进步分子突然感到他们与泰戈尔思想有着巨大的一致性。一次聚会中,一位激进的中国学者从饭桌的另一端跃起,抱住泰戈尔,动情地说:现在,我不仅同你一道分担共同的痛苦,也分担传统文化卫道士制造的苦难。

郑振铎、徐志摩、郭沫若等近百人通过翻译作品的形式,在泰戈尔访华前后,紧紧拥抱他的思想,传播他的力量。为迎接他的到来,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出版泰戈尔专号。

梅兰芳出演神话京剧《洛神》,款待泰戈尔。那天,梅兰芳从台上看过去,见诗人端坐,戴绛色帽,着红袍,银须白发,如神仙中人。观后,泰戈尔为《洛神》指正说,表演和布景应更浪漫,色彩应更丰富,以突出神话剧的诗意。谦谦君子梅兰芳依次逐条修正,两位艺术家相谈甚欢。鲁迅评价道: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的很熏上了几位先生的文气和玄气,然而够到陪坐祝寿的程度的却只有一位梅兰芳君:两国的艺术家的握手。字里行间,都是嘲弄,他大概早已看出泰戈尔精神胜利法与阿Q的些许相像。

1915年,在日本留学时,郭沫若读到泰戈尔《新月集》、《园丁集》等诗作,喜道:真好像探得我的‘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他早期诗歌中的泛神论思想,以及格调、体式、意象等,都源自泰戈尔。

另一位极爱泰戈尔的是冰心。她到过泰戈尔在孟加拉的家,在泰戈尔坐过的七叶树下站了许久。写《繁星》和《春水》时,冰心感觉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里而己。五体投地,不过如此。

离开北京时,有人问泰戈尔,是否遗落什么。泰戈尔摇头,说道,除了一颗心,没有什么落下。80岁时,泰戈尔似乎全然忘记在中国遭受的冷遇,他写道: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穿上中国衣服。在我心中早就晓得,在哪里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里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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