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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名狼藉,蓝苹一一民国时期众说纷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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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名狼藉,蓝苹一一民国时期众说纷纭的

  和王莹争演《赛金花》主角

    赛金花,闺名赵灵飞,乳名赵彩云(一说姓郑),小名三宝,出生于安徽黟县,后移居苏州,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国女子,曾经三度嫁作人妇。曾作为公使夫人出使欧洲四国,也作为妓女而知名上海,还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起到了劝说联军统帅,保护北京市民的作用。

  改名蓝苹主演《娜拉》

四人帮的下场

四人帮成员“四人帮”指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四人。

中共十大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四人帮”是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结成的帮派。

“四人帮”这一称谓最先由毛泽东于1974年1月初在对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之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批评中提出。

“四人帮”成员早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后全部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极其重要的职位。在其政治活动期间,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名义上执行“左”的革命路线,对大批老革命同志,国家干部,知识分子进行迫害,试图夺取国家政权。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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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 吉林长春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复员以后到上海入第

十七棉纺织厂当保全工人。195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科任干事。

1966年乘“文化大革命”之机,发起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上司令。同年11月制造卧轨拦车的上海“安亭事件”,要挟中共上海市委。随后纠集打手大搞打、砸、抢、批斗老干部,制造武斗。

1967年初,勾结张春桥、姚文元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刮起夺权风。组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当上副主任,并任国棉十七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8年中共上海市委重新成立,任第三书记,后兼任上海市工代会主任、上海市总工会主任、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副主席。同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他积极参与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核心人物之一。

1974年至1975年,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借批林批孔运动大肆攻击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对周恩来组阁、反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企图取而代之。随后积极参与镇压北京天安门四五群众运动。不久亲自到上海建立由他直接控制的帮派武装,预谋策动上海暴乱。

1976年10月7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被拘禁审查。1977年7月经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1年1月25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

张春桥 山东巨野人。其祖、父均为旧官僚、地主。

1931年至1934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1933年春参与发起成立华蒂社,并开始发表小说、散文等文艺作品。

1935年5月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曾撰文指责过鲁迅。

1937年9月返回济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到达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1949年随军南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立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

1958年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

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时起,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

1967年初,同姚文元、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等职。

1975年1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被选为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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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受到隔离审查。

1977年7月经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被永远开除党籍,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受到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案判决书》中做出如下判决:“被告人张春桥,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同江青一起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在十年动乱中,张春桥是向人民民主政权实行夺权的肇始者和自始至终的煽动者、策划者,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被告人张春桥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判处被告人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83年1月被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力终身不变。

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

1998年1月保外就医。

2005年4月21日病亡。

江青出生于今山东省诸城市东关街,取名李进孩,乳名二妮。祖父李纯海,父李德文,母李栾氏。1921年夏,考入山东省诸城女子学堂。入学时,学监薛登焕为其改名为李云鹤。

1926年,因侮辱修身老师,被学校开除。同年,父亲李德文病故,母亲带她到天津同父异母姐姐家暂住。

1926~1928年,在天津闲居,曾在天津英美烟草公司烟厂当童工三个月。开始爱上京戏,萌生了当演员的念头。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杀害,李云鹤于姐夫王克铭调防前离开天津市,到济南投奔堂叔李子明。

1929年夏,考入赵太侔与王泊生创办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习戏剧表演。

1931年春,因经费困难,韩复榘下令解散实验剧院。李云鹤随王泊生到北平参加晦鸣剧社,演出京剧折子戏,因失败返回济南。

1931年5月,在济南与裴明伦结婚。

1931年7月,与裴明伦离异,到青岛投奔赵太侔。

1931年7月~1933年4月,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并同时半工半读。与俞启威相识、相恋、同居。

1933年2月,由俞启威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4月,俞启威在青岛被捕。下旬,李云鹤经赵太侔的夫人、俞启威的胞姐俞珊介绍,前往上海,由此失掉组织关系。 1933年5月,由田汉之弟田洪介绍,到上海大厦大学做旁听生,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引起左翼教联注意。

1933年7月,由田汉及其弟田源介绍,到陶行知所办晨更工学团工作,化名李鹤,在沪西郊区小学任代课老师。俞启威出狱后曾来探望。

1933年9月,在纪念“九一八”两周年时,参加演出话剧《婴儿杀戮》。此剧演出费用由陶行知先生资助。

1933年10月,由陈企霞、王东放介绍,在左翼教联参加共青团,成为左翼教联正式盟员。

1933年10月,参加左翼剧联的业余话剧团体,演出《锁着的箱子》。经同学魏鹤龄介绍,认识了赵丹、顾而已、郑君里等影剧界人士。

1934年元旦,参加拓声剧社,演出话剧《天外》。

1934年9月,与共青团交通员阿乐在兆丰公园接头后,在曹家渡被捕入狱。

1934年12月,经教联求保获释。

1935年1月,到北平与俞启威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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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回到上海,进入电通影业公司,并参加左翼剧联的业余剧人剧社的演出,改名蓝苹。

1935年6月,在上海演出话剧《娜拉》,受到好评,结识崔万秋,并与之来往频繁。

1935年,在“电通”参加影片《自由神》及《都市风光》的拍摄,除任配角外,兼任美工助理、场记。

1935年9月,与“电通”同事、影评人唐纳相爱同居。

1936年3月,组织“三八”节游艺活动。

1936年4月,在杭州六和塔下,由沈钧儒证婚,蓝苹与唐纳、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同时举行集体结婚仪式。参加者还有郑君里、李清以及摄影师马永华。

1936年6月,谎称母病,离开上海到天津找黄敬。

1936年7月,唐纳在济南第一次自杀,获救。

1936年7月,蓝苹与唐纳双双回沪。蓝苹加入联华影片公司。

1936年7月,参加演出费穆导演的影片《狼山喋血记》,扮演片中刘三之妻。在《联华交响曲》组片之一《两毛钱》中饰一女佣。

1936年8月,与王莹在“业余剧人”中争演《赛金花》。

1936年9月,金山、王莹等组建四十年代剧社,10月公演《赛金花》。

1936年9月,与章泯开始相爱。

1936年12月,“业余剧人”排演《大雷雨》,章泯导演,蓝苹饰女主角卡特琳娜,1937年2月公演。

1937年2月,蔡楚生导演的影片《王老五》开机,蓝苹饰王老五之妻。

1937年5月,《大雷雨》第二次公演。5月30日,唐纳第二次自杀,获救。

1937年6月,章泯与其妻肖琨协议离婚,与蓝苹正式同居。

1937年6月,被联华影片公司解聘。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中旬,离开上海,奔赴延安,章泯与葛一虹相送。

1938年在延安与毛泽东同居。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江青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对其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自杀身亡。

姚文元浙江诸暨人。大学毕业后从事宣传文化工作。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卢湾区团工委、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上海《解放日报》和中共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

1965年11月在江青、张春桥授意、组织下,炮制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起,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

1967年初,伙同张春桥、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他积极参与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核心人物之一。

1974年至1975年,他利用“批林批孔”指挥写作班子着文诬蔑重新出来工作的大批领导干部,掀起批“周公”运动,企图打倒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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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又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一起,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1976年10月6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被隔离审查。

1977年7月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1年1月25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

  一场风波终于过去,唐纳和蓝苹总算有了暂时的安静。唐纳埋头于写作。他从评论转向创作。

清末传奇名妓赛金花

  樊伯滋向徐明清打听到江青在北平的地址,给江青写了信,促成了江青第三次前来上海。

  这时,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改组,分建一厂、二厂。二厂的人马,大都是从“电通”转来的。二厂的编剧委员会由欧阳予倩主持,唐纳、卢敦协助。

      1936年演夏衍以赛金花的故事创作新剧《赛金花》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也引发了当时颇为轰动的争角风波。

  头一回来上海,她在北新径镇“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清苦的教员,用的是李云鹤本名;

  此刻,他充分发挥他的创作力。才花了一个多星期,他就写成了剧本《东北女宿舍之一夜》。紧接着,他又致力于写作剧本《陈圆圆》……

王莹

  第二回来上海,她在小沙渡路女工夜校仍当一名普通的教员,用的是张淑贞化名;

  设在天津的《大公报》要开辟上海版,聘请唐纳为影剧记者兼影剧版主笔。

      金山、赵丹争演男一号李鸿章,王莹、蓝苹争演赛金花。金山和赵丹大家比较熟悉这里不做介绍了。

  这一回来上海,她跟前两回全然不同。她以艺名蓝苹进入活剧界、电影界,成了一颗明星!

  于是,唐纳写了许多影评。他继续参加反对“软性电影”的论争。当“艺华”

    王莹1913年3月8日,出生于安徽芜湖。原名喻志华乳名宝姑,五岁生母去世她被继母买到富户做童养媳后不堪虐待出走投奔汉口舅母,从此随母亲和舅舅改姓王。舅母给她取名王克勤,送她去湘雅护士学校。在这所著名的教会学校中,王莹打下扎实的英文基础,并参加学生运动,走上革命道路。

  在那次被捕之后,她“退却了”,因为“受不了客观环境上的打击”,她放弃了“对戏剧艺术的追求”。署名蓝苹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我们的生活》中,隐晦地谈及:“我在某一个时期曾经差一点成了一个退却者呢!”

  拍了“软性电影”《化身姑娘》时,唐纳参加起草《向艺华公司当局进一言》的公开信,发表在上海《民报》的《影谭》副刊上,显示了他的勇气和正直。

    “四一二”事变后,她到上海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济难会”。“王克勤”这个名字已经在“清党”的通缉名单上,女兵作家谢冰莹取自己名字中的“莹”字,为她改名为王莹,寓意洁白透明。王莹在济难会结识了夏衍、洪深、阳翰笙等左翼戏剧家,他们发现了王莹的表演天赋,培养她成为话剧骨干,先在左翼领导的电通公司拍电影,后因好友艾霞自杀事件受打击息影东渡日本留学,一年后回国加入业余话剧团参演话剧。

  这“客观环境上的打击”,这“某一个时期”,就是指她身陷囹圄的年月。

  朋友有难,他也挺身而出。他的好友夏其言向笔者长谈唐纳其人时,说及一个有趣的故事:夏其言当时正与一位姑娘相爱,而姑娘因家庭穷困曾被迫与一位大资本家之子订婚。当唐纳得知夏其言的困境,竟化装成一个律师,夹着一个公文皮包,来到那资本家家里,陈说利害。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居然使那资本家的儿子不得不放弃了订婚婚约……如今,夏其言年逾古稀,他指着他的夫人笑到:“她便是当年的那位姑娘!我们都很感谢唐纳热情相助……”

貌似亲热的蓝苹和王莹

  这一“客观环境上的打击”,使她不愿再从事艰辛、风险而又默默无闻的地下工作。她的心中又一次燃起当演员、当名演员的强烈欲望。她当时心中的偶像便是黄敬之姐俞珊;俞珊是在上海主演话剧,一举成名,跃为红星。她要走俞珊之路。

  一向不甘寂寞的蓝苹,比唐纳更加忙碌。她脚踏电影戏剧两条船,一心一意朝着“大明星”进军。她明白,尽管经过“六和塔婚礼”和“唐纳济南自杀”两出闹剧,大大提高了她的“知名度”,然而在影剧界,她毕竟不过是三、四流的演员,明星的地位不是争风吃醋、打打闹闹所能确立的,却在于演出的实绩。

      蓝苹山东诸城人。原名李进孩学名李云鹤曾以蓝苹为艺名做电影演员,因此也称李蓝苹。但大家更为熟悉的是毛主席夫人,革命旗手江青。当时的蓝苹也是业余剧团的演员因出演话剧《娜拉》而引人关注,但论名气和实力是无法与王莹相比的。

  她,得到了一次良好的机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正在筹排易卜生的名剧《娜拉》,邀她南下,参加这次演出!

  说实在的,论话剧,她只在《娜拉》中挑过大梁。此外,不过在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中演过小木匠的妻子罢了。

    金山和赵丹原为好朋友经协商决定赵丹退出由金山饰演李鸿章。而蓝苹和王莹却为了争夺赛金花一角而闹得不可开交!特别是蓝苹自从出演《娜拉》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出彩的作品,她急于借赛金花一角为自己打个翻身仗,所以摆出一付势在必得的架势。而王莹也特别想突破以往的角色因此对赛金花一角万分期待。据著名导演郑君里的妻子黄晨回忆当年的业余剧团演员特别是女演员争夺角色异常激烈,没红的想红,红了的想更红遇到好的角色谁也不肯相让。蓝苹争过角色,王莹争过角色,叶露茜也争过角色。我当时只是家庭妇女还不是演员所以没有参与这种事情。而那些女演员背后都有响当当的男人在为其撑腰,蓝苹背后有唐纳,王莹背后有金山,叶露茜背后有赵丹。男人或为妻子或为情人常常找导演编剧要求把好的角色给自己的女人,导演编剧经常被闹得焦头烂额,左右为难!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是一群热心戏剧的左翼文化人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成立起来的。那年月,没有钱办不成事,他们请张善琨投资,这才张罗起来。张善琨此人,最初靠着帮助上海投机家黄楚九搞香烟宣传起家,后来拜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为师,加入了“青帮”。他成了上海大世界和共舞台的经营者,手头渐阔。于是,他又成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后台老板”。

  就电影而论,她不过在《自由神》和《都市风光》中演过不起眼的角色,还从未演过主角。

话剧皇帝金山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有两位是江青的老熟人。一位是魏鹤龄,当年山东实验剧院的同学;另一位则是万籁天,他是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的教师,王泊生在国立艺专时的同学。魏鹤龄在《娜拉》中演南咳医生这一角色,而万籁天则是《娜拉》的三位导演中的一个。有了万籁天和魏鹤龄的鼎力相荐,于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也就向江青发来了邀请信。

  尽管她目空一切,就连“电影皇后”胡蝶也不在她的眼里。然而,胡蝶早在一九二六年就提任电影主演,已经拍了几十部电影。她凭《自由神》、《都市风光》这两部影片的次要的配角,能跟胡蝶匹敌?

    当时还初出茅庐的夏衍觉得两位女演员都不好对付, 为平息这场风波,在一次剧团的会议上,剧作家夏衍提议演赛金花分AB角。至于谁是A角,谁是B角向来众说纷纭。主流观点一致认为王莹是A角,蓝苹是B角,蓝苹不满角色分配不愿担任B角。但也有一说就是蓝苹是A角,王莹才是B角!总之莫衷一是,真相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江青后来在她的《从(娜拉)到(大雷雨)》①一文中,写及她“初出茅庐”

  她终于挤进“联华影片公司”的《狼山喋血记》摄制组。这部影片由沈浮、费穆编剧,费穆导演,主角刘三由刘琼饰演,而蓝苹饰演刘三的妻子。

    蓝苹王莹为赛金花一角争执不下从而导致了业余剧团内部分裂。王莹和金山决定退出业余剧人协会,带领史东山等人另组剧团公演《赛金花》。得知消息后夏衍,唐纳,蓝苹等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了争角风波,并要求在事情尚未妥善处理好之前王莹,金山一方暂时不要演出《赛金花》。司徒慧敏曾想做和事佬建议让两个剧团合作轮流演出《赛金花》,但遭到了王莹,金山一方的拒绝。在1936年12月19日,王莹和金山还是组织剧团在金城大戏院首演《赛金花》,王莹饰演赛金花,金山饰演李鸿章。剧场里1780个座位全部坐满,演出轰动上海,以后每场的票房均在1500元以上,被称为话剧史上票房奇迹。赵丹看过此剧后也对王莹,金山的演技赞不绝口,甘拜下风。

  时的心态:

  蓝苹好不容易争到了“第二主角”的地位。不过,在影片开拍之后,蓝苹才知道,这个“第二主角”徒有虚名。就连导演费穆为她而写的《蓝苹在(狼山噪血记)

王莹

  ①蓝苹,《从(娜拉)到(大雷雨)》,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新学识》一卷五期。

  中》一文,也不得不这么说:

    王莹,金山趁热打铁带着《赛金花》去南京巡演不料才演了一天就因得罪国民党当局而被迫停演。

  “一九三五年的春天。”

  “这里我只介绍蓝苹女士。其理由是蓝苹女士所演的角色,是最容易被观众忽略的一个……”

王莹扮演的赛金花

  “我永不忘记阿!那是一个和我的心一样阴沉的日子。我离开了对我有着无限温情的故都,抛弃了那在生命史上最可宝贵的,而又是永不会再得到的东西,到上海来——演《娜拉》。”

  “在《狼山喋血记》中,差不多是每隔几百尺片于,才将她放进一个场面,这种场面多数是一个镜头的场面,很少连续到三个镜头以上……”

事情一出,立刻在南京激起了民愤,观众们纷纷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再演《赛金花》。与此同时,演员王莹近乎女英雄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则更显高大,并拥有了比先前更大的名气。有人得意就有人失意,争角失败而大丢颜面的蓝苹对王莹恨得牙痒痒,俩人从此结下了梁子。

  “演出《娜拉》是我正式踏进戏剧之门的一个开始……”

  虽然,导演的文章本来想夸奖蓝苹的演技,可是说来说去。却成了叫观众不要“忽略”那“每隔几百尺片子”才出现“一个镜头”的女演员。

在美国时期的王莹

  江青所说的“抛弃了那在生命史上最可宝贵的,而又是永不会再得到的东西”,是指她和黄敬的孩子。当时,江青怀孕了。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抵沪时,为了能够上舞台,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徐明清陪她去做手术,头一次见到她流那么多的血,当场昏了过去……

  其实,每一个电影导演的目光都是很尖的。导演们深知,演员的成败,将影响影片的成败。导演总是挑选最优秀的演员担任主角。对于女主角的选择,更是导演们斟酌再三的。蓝苹可以拉人写影评,把她吹得天花乱坠,可是却难以征服一个导演——因为导演首先考虑的是影片的成败。

    后来蓝苹离开唐纳独自去了延安。王莹则在1939年根据周恩来指示,王莹和金山带领文艺工作者赴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募捐演出,宣传抗日救国活动,王莹在当地深受广大侨胞的欢迎,被称为马来西亚的情人。随后又在重庆,桂林,云南组建剧团进行抗日救亡演出。在重庆王莹演出的抗战短剧《放下你的鞭子》最为轰动,油画大师徐悲鸿为她画像,题字:“中华女杰”。

  《娜拉》,挪威十九世纪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娜拉》又名《玩偶之家》、《傀儡家庭》。这是一出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戏。

  看来,蓝苹虽然算打进电影圈了,可是凭她的演技,离“大明星”的宝座还远着呢。

徐悲鸿为王莹《放下你的鞭子》画像

  江青新来乍到,而《娜拉》剧组的阵营颇强,使她不由得感到紧张:演娜拉的丈夫郝尔茂先生的是赵丹,饰柯乐克的是金山,魏鹤龄扮演南陵医生,吴湄饰林敦夫人……

  她又想在话剧舞台上杀出一条路,她毕竟本是话剧演员,何况已在《娜拉》中争得主角。

王莹与金山因为性格不合而分手,在桂林认识了白崇憙的副官,同是地下党员的谢和赓于1942年7月同往美国。王莹在美国白宫用英语演出了抗日短剧《放下你的鞭子》并创作了自传体小说《宝姑》,谢和赓与妻子离婚后与相恋多年的王莹在美国结婚。

  政治上失意,江青巴望着在舞台上出人头地,而《娜拉》是她出山第一仗,事关成败之举。

  就在这个时候,《赛金花》话剧剧本的发表,蓝苹大吵大闹要演主角,又在影剧界掀起一场风波——她是一个永不安分的女人!

王莹,谢和赓夫妇

  当时,她曾说:

  这场风波发端于一九三六年四月《文学》杂志六卷四期,里面推出了新创作的“国防戏剧”剧本《赛金花》。

    王莹,谢和赓夫妇在历经艰难险阻后于1954年底回国而此时的蓝苹巳改名叫江清成为了共和国主席夫人。

  “在排《娜拉》的时候我曾经提心吊胆地用过功……”

  作者的名字,是上海影剧界人士所陌生的:夏衍!

    1957年谢和赓被打成右派下放北大荒劳动改造,王莹避居北京香山狼见沟继续从事写作创作。一年后谢和赓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夫妻俩相依为命。这时的王莹己经没有了当年的锐气只希望岁月静好。谁知树欲静而风不止,1966年文化大革命到来王莹,谢和赓自然在劫难逃!他们先以特务反革命的罪名囚禁家中审查后又双双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备受折磨。

  “记得,那时我曾经为读剧本失过眠,每当夜里隔壁那个罗宋裁缝的鼻鼾声代替了那闹人的机器声的时候,我总会从枕头底下摸出易卜生集来,用一种细微的声音,耐心地读每一句对话……”

  虽说在今日中国不知夏衍其人其名者恐怕无几,然而,在《赛金花》剧本发表之际,人们确实不知“夏衍”何许人也!

    在狱中王莹遭受了长达7年的非人的折磨,1970年后,她全身瘫痪,失去说话能力却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于1974年3月3日凄凉的病死于狱中,在她的死亡书上,留下的仅有这个6742的代号。据说王莹的案子由当时的革命旗手江青亲自抓的,为了就是报当年的一箭之仇!

  她也细读着郑君里译的李却·波里士拉夫斯基的《演技六讲》,暗暗地捉摸着。

  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出版的《文学界》第一期上,刊载了《(赛金花)座谈会》,就连影剧界台柱人物洪深、于伶、凌鹤,也不知“夏衍”为谁!

      1975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得知情况,立即下令放人。被关8年两耳失聪,不能言语,丧失思维能力的谢和赓才终于离开了秦城监狱。

  此时,她取了艺名蓝苹。

  据说,夏衍乃“北方的新作家”!

    一直到1979年7月6日,文化部正式为王莹平反昭雪,才得以恢复了名誉。王莹所写《宝姑》、《两种美国人》等著作出版,夏衍、阳翰笙等为其为作序,她的传记《洁白的明星──王莹》也已出版。

  据说,因为她平常喜欢穿蓝色衣服,而她来自北平,取名“蓝平”。可是,在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签约时,有人建议她改为“蓝苹”——“蓝色的苹果”,别出心裁!她也觉得“蓝苹”新奇,也就从此以“蓝苹”作为艺名。

  其实,“夏衍”——沈端先,早在一九三二年,便已打入上海电影界。只是由于地下工作的关系,他不断地化名:他第一次到明星影片公司出席编剧会,化名“黄子布”;他写的第一部电影剧本《狂流》,署名“丁一之”;他改编茅盾小说《春蚕》为同名电影;署名“蔡叔声”……他发表《赛金花》剧本,第一次用笔名“夏衍”,当然难怪读者不知其人了。

    2006年11月1日,安徽省芜湖市神仙台陵园建起了王莹和谢和庚同志合葬墓,墓碑上刻着原国务院外交部长黄华亲笔题写的“革命精神垂范千古”。

  于是,人们也就称她“蓝小姐”。熟悉的人则喊她“阿蓝”或者“阿苹”。

  夏衍在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懒寻旧梦录》中,回忆了写作《赛金花》的经过:

     

  崔万秋印象中的蓝苹

  “其实,我写这剧本完全是一个偶然的触动。当时我独居在一家白俄人开的小公寓里,除看报外别无他事。我在天津《大公报》上看到了赛金花晚年的一些不幸遭际,特别是在一篇杂记中看到她入狱室时对革命志士沈草的一段讲话,的确使我产生了当时庙堂上的大人物的心灵远远不及一个妓女这样一种感想。这也就是我在最后一幕中抑制不住的对她所表示的同情。这个剧本算是我的第一个多幕剧……”

   

  《娜拉》还未上演,就已经引起报界的注意,内中,有上海《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主编崔万秋,他也是山东人,江青的同乡。

  《赛金花》剧本发表后,尽管剧作者系“无名之辈”,但看得出作者的功力。

  台湾报纸几年前对晚年隐居美国的崔万秋作了这样的访问记,介绍其人:

  那传奇的色彩、变化跌宕的剧情,马上引起影剧界的注意。

  “崔万秋为中国有名的日本通,尤其对日本历史及文学,造诣甚深。崔先生生于山东,二十年代留学日本十年,一九三三年毕业于广岛文理科大学。”

  蓝苹一看,争着要演《赛金花》主角。虽然“八宇还没有一撇”,当时导演人选都尚未确定,她就请一位“么哥”在《时事新报》上抢发消息,以求“先入为主”:

  “崔先生学成归国,在上海参加曾虚白先生主持之《大晚报》,担任该报副刊主任,编辑文艺副刊《火炬》及影剧副刊《剪影》,活跃于文化界。”

  “有许多团体要排演它(指《赛金花》——引者注),那自然是好现象,但怯于场面的伟大,角色的众多,所以有好多团体便因为经济及人才的不够,而成为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许多心余力怯的团体中,比较具体地有实现希望的,便只有蚂蚁剧团。”

  “在主编《大晚报》文艺版期间,崔先生自撰长篇小说《薪路》及《群莺乱飞》,在该报连载。”

  “蚂蚁剧团以前曾演过好几次戏,成绩虽不能算怎样的好,但认真的态度却是够使我们佩服的,所缺少的,便是没有好的导演人才,能够统率这些戏剧爱好者。”

  “崔先生出身于日本国立大学,本拟从事学院派之学者生活,故先后在复旦、沪江(上海)、中央(重庆)、中国文化(台北)各大学讲学,并著有《通鉴研究》、《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小史》(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等学术书籍。”

  “现在,他们决心来排演《赛金花》了,排练的费用预备二千元,以便在布景、道具上都不致太寒酸,因而失去真实性。至于赛金花这个角色,则预备请蓝苹来担任。蓝苹在《娜拉》、《钦差大臣》、《婴儿杀害》中都有非常的成就,现在来扮演赛金花,想来成绩当然也不致错的。”

  “崔先生在文学上师事日本白桦派领导者武者小路实笃,曾翻译其作品《母与子》、《忠厚老实人》、《孤独之魂》、《武者小路实笃戏曲集》,并翻译日本最伟大的作家夏目漱石的代表作《草枕》和《三四郎》、井上靖的《死与爱与波》、藤森成吉的《谁逼她如此?》(戏曲)、女作家林美美子的《放浪记》。”

  “至于导演等人才,则也想向外界聘请云。”

  “崔夫人张君惠女士亦长于写作,曾留学日本,在东京艺术大学习声乐,并以余暇习插花,属草月流,曾获该流‘家元’(祖师)敕使河原苍风授予‘模范奖’。”

  不过,光是抢发消息,想“占山为王”,也未必那么容易。

  “当崔万秋在《大晚报》主持副刊时,江青(当时名李云鹤,后来改名蓝苹)

  渐渐地,局势明朗化: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经过筹备,已准备上演《赛金花》了。

  前额留着刘海,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阴丹士林布旗袍,飘然从青岛到上海‘打天下’。由戏剧家洪深之介绍,蓝苹获识崔万秋。崔先生向以奖勉青年艺人为职志,和蓝苹又有山东同乡之谊,当蓝苹主演易卜生的《娜拉》时,曾在报端予以推介,蓝苹乃在话剧界崭露头角。……”①

  就演员阵营而言,业余剧人协会是够强大的了,拥有玉莹、金山、郑君里、赵丹、施超、胡萍等,蓝苹也是其中的一员。

  ①怀远,《(江青前传)作者崔万秋其人其事》,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日《国际日报》。

  令人不解的是,业余剧人协会居然在报上发出广告“招聘赛金花的扮演者”!

  崔万秋从一九四八年起转入外交界,担任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馆(一九五二年前称驻日代表团)政务参事。一九六四年回台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副司长。一九六七年起任国民党政府驻巴西大使馆公使。一九七一年退休,隐居于美国。

  业余剧人协会的女演员不算少,为什么还要招聘女主角呢?蓝苹不是早就声言要演赛金花了吗?

  他熟悉江青的前半生。晚年,他写出了《江青前传》一书。在该书中,崔万秋写了他最初认识蓝苹的经过:②

  毛病就出在演员阵营太强:蓝苹要演赛金花,王莹也要演赛金花!

  ②崔万秋,《江青前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八八年版。

  玉莹和蓝苹曾一起演过电影《自由神》,此刻为了争夺《赛金花》主角翻了脸!

  且说在一品香吃过午饭,洪深热心地邀我去参观《娜拉》的排练,前辈盛意难却,便跟他一道前去。

  业余剧人协会无奈,只得向社会招聘女主角——这样王莹、蓝苹的矛盾也解决了。

  排练的详细地址记不清了,只记得排戏的大厅为长方形,颇似中小学的教室。

  然而,王莹、蓝苹剑拔弩张,谁来当女主角,谁就会受到王莹、蓝苹两边夹击,谁也受不了!

  我们进去时,刚排完第一幕,大家正休息。有的吸烟,有的喝茶,有的闲聊,其中有一个穿阴丹士林旗袍,梳着刘海发形的年轻姑娘,远离大家沿着靠窗那一边,一个人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台词。

  就在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导演章泯、于伶得悉《赛金花》的作者夏衍原来是沈端先,于是便把矛盾“上交”到剧作者那里。

  在场的人士中,如应云卫(好像是业余剧人协会的理事长)、金山、赵丹、魏鹤龄等都是熟人,只有章泯(引者注:《娜拉》的三位导演之一)是初次会面。戏剧界的朋友希望新闻界的人替他们宣传。所以我前往参观,他们甚表欢迎。应云卫很爽快,开门见山说:“希望老兄多捧捧。”

  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有一段精彩的回忆:

  我笑答:“当然,当然。”

  “出于无奈,我出了一个糊稀泥的主意,认为可以分A、B两组,赵丹和蓝苹,金山和王莹,让他们在舞台上各显神通,这个设想章泯同意了,而于伶则面有难色。”

  洪深是编、导、演一把抓的千手观音,他的翩然光临,大家正求之不得。

  “因为于伶知道蓝苹不论做戏还是做人,都有一丝一毫也不肯屈居人下的‘性格’,而要她担任B角,她肯定是要大吵大闹的。后来事态发展果不出于伶所料……”

  本来大家正在休息,我们两人一进去,室内突然热闹起来。正在大家聊得起劲,那位穿阴丹士林旗袍、走来走去背台词的姑娘走过来,向洪深打招呼,态度很恭敬。

  真的,蓝苹不屑于充当B角!她依旧坚持,赛金花应当由她来演。

  洪深向她说:“蓝苹,我来为你们介绍,这位就是我常对你说过的崔先生,我的老朋友、你的同乡前辈。”

  就在王莹、蓝苹争执不下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政变”:金山、王莹从业余剧人协会中拉出一支人马,宣布“独立”,成立了“四十年代剧社”。这个新剧社已暗中与金城大戏院签订合同,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演《赛金花》!

  蓝苹态度很自然,大方说:“我拜读过崔先生很多著作,久仰得很。”

  尽管在十一月十五日,蓝苹、赵丹、郑君里、唐纳等业余剧人协会成员,在大东茶室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报界陈明《赛金花》的主角纷争经过……然而,四天之后,“四十年代剧社”还是照样上演了《赛金花》,女主角为王莹,男主角李鸿章由金山饰演。

  洪深又向我说:

  《赛金花》上演后,连续二十场,场场爆满,观众达三万人次以上,轰动了上海。

  “她就是蓝苹,我的学生、你的同乡,捧捧她。”

  蓝苹在争演《赛金花》女主角的纠纷中败北。不过,各报竞载“赛金花纠纷”

  我笑答:“当然,当然。”

  公案,蓝苹又成了闹剧中的主角……

  应云卫喜欢凑热闹、开玩笑,插嘴说道:“不能只捧同乡,要把大家一道捧。”

  不过,从此蓝苹恨透了王莹。后来,当她成为“旗手”,便在“文革”中置王莹于死地。这是后话。

  我仍笑答:“当然,当然。”

  蓝苹、狄克和崔万秋

  我怕因应云卫的打岔,冷落了这位年轻女同乡,便问她:“山东那一县?”

  蓝苹,总是脚踩两只船:

  “诸城。”

  在生活上,既跟唐纳同居,又跟小俞来往;

  本来她说的是普通国语,“诸城”两字露出了乡音。

  在创作上,既争斗于银幕,又纠纷于舞台;

  “诸城是文风很发达的县分,我有很多师友出身诸城。”

  在政治上,既混迹于“左翼”,又来往于……

  “哦?”她很感兴趣。“等这出戏演完,我去拜访崔先生,一方面领教,一方面谈谈故乡的事。”

  一九八二年,香港的《百姓》半月刊,连载了数万言的长文《上海岁月话江青》。

  “领教不敢当,来聊天,随时欢迎。”

  此文作者,乃崔万秋。

  当天的谈话,到此为止,接着她便去排戏;我和洪深各自有事,看排戏看完了第三幕,便告辞而去。临别我对她说:“预祝你演出成功。”

  上海的“老报人”都熟知此人——他是当年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然而,这只是他为人们所知的公开身份。

  我回忆初次看见蓝苹的印象,虽非妖艳动人的美人,但身材苗条,面目清秀,明眸丹唇,聪明伶俐,“好容貌”也。可惜江青的门牙,有一只是黄色,不便用“皓齿”恭维她。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这一颗黄牙齿,她却充分利用了。她飞黄腾达后,曾对电影局人员说:“我童年时代对封建主义非常恨。封建主义打母亲,为了保护母亲,把我推倒在地下,我的牙齿跌坏了,一个牙齿发黄,就是那个牙,我从童年就抵制封建主义。”她对维特克夫人也谈过她父亲打她母亲的事。

  (简称“军统”)的档案中查获,崔万秋为“军统”上海特区直属联络员。

  但上海出版的《电声》周刊(引者注:当时上海的电影杂志)报道;蓝苹在苏州拍戏失慎,折落门牙两枚。莫论两说孰是,门牙发黄,则是事实,所以不便恭维她“皓齿”。

  历史的安排,竟是那样的奇妙:在“文革”中,江青和张春桥同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同任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在三十年代,同在上海,同时跟崔万秋取得了密切的联系……

  和赵丹领衔主演初露头角

  当蓝苹在一九三五年春天来上海演《娜拉》的时候,比她小三岁的张春桥,在这年五月,由济南来到了上海。

  上海金城大戏院门口,高悬话剧《娜拉》巨幅海报,写着“赵丹、蓝苹领衔主演”。那时的赵丹已是上海的名演员,“蓝苹”这陌生的名字头一回亮相,就跟赵丹并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蓝苹在崔万秋的《大晚报》、《火炬》副刊发表随笔之类;三月十五日,张春桥便化名“狄克”,在《火炬》副刊发表那篇攻击鲁迅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当夜幕笼罩着上海,金城大戏院变得热闹非凡。

  张春桥来上海之后,落脚于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三二四号“红屋”。那里本是世界书局发行所,后来被张静卢的上海杂志公司所取代。张静卢为上海出版界巨头,他的自传便以《在出版界二十年》为书名。张春桥在张静卢手下,当一名校对员。张春桥常因分不清错别字和标错标点符号,受到老板的批评。

  《娜拉》在这里首演。

  张春桥一到上海,便结识了崔万秋,其中的缘由是复兴社搭了桥。一九三三年春,张春桥在济南发起的“华蒂社”,隶属于国民党复兴社。

  “亮晃晃的演员!白热化的演技!大规模的演出!”在当年的上海,话剧已沉寂多时。《娜拉》的公演,成了新闻热点。金城大戏院里座无虚席。公演持续了一周,上座率一直保持满座。鲁迅也去观看了《娜拉》。

  崔万秋呢?他是复兴社的上海头目——因为“军统”本来便是复兴社特务处。

  上海各报纷纷报道《娜拉》的公演。“蓝苹”的大名,被用铅字印在许多报纸上,飞入千家万户。

  张春桥写了那篇攻击鲁迅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遭到鲁迅的严正批判。

  颇有影响的《时事新报》刊出了《新上海娜拉》特辑,刊头是蓝苹的大幅剧照。

  鲁迅发表了《三月的租界》一文,痛斥了“狄克”。张春桥当即写信给鲁迅进行反驳。信末,张春桥给鲁迅留下了回信的地址:“请寄大晚报火炬星期文坛编辑部转我吧!”张春桥跟崔万秋的密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上海《晨报》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所载苏灵的《观(娜拉)演出》一文,这样评论了赵丹和蓝苹的演技:

  蓝苹也成了崔万秋的“联络”对象。由他主持笔政的《大晚报》《火炬》副刊,发过蓝苹的文章、照片,也发过吹嘘蓝苹的“影评”、“剧评”,称她是“典型的北国女性”,山东戏剧运动的“功臣”。

  赵丹,他是一个年青的艺人,他的长处并不是天赋的,他没有标准的健美体格,而且他也并没有怎样好的嗓音;但他努力,诚恳,对于剧中人的人格,思想,情感,肯下功夫去体验。而在艺术上,他肯刻苦地锻炼。在《娜拉》中他饰娜拉的丈夫郝尔茂先生。他能刻画出郝尔茂这样的一种人物来,一个家庭的主人翁,一个社会上有着相当地位的功利主义的绅士。在易卜生当时代的欧洲一直到现代的中国,郝尔茂正不知有多多少少。在《娜拉》这剧中,郝尔茂要算是难演的角色,但赵丹很轻易的胜任了。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大陆批判江青、张春桥,提到了《太晚报》《火炬》副刊,也提到了崔万秋。

  其次,我要说出我的新发现。饰娜拉的蓝苹,我惊异她的表演与说白的天才!

  崔万秋的反应如何呢?

  她的说白我没有发现有第二个有她那么流利(流利并不一定指说得快)的。自头到尾她是精彩的!只有稍微的地方显缺点,即有时的步行太多雀跃了;有时的说白国太快因而失却情感了。

  “崔万秋对上述两项攻击,当时一笑置之,未予理睬。”

  在首演的翌日,《民报》刊出海士的《看过(娜拉)以后》一文,也写及蓝苹:

  不过,他后来毕竟还是“理睬”了。他先是为香港《百姓》半月刊写了《上海岁月活江青》,然后又为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写了《江青前传》一书。

  人物配得适当而演技也恰到好处的,应当记起蓝苹,金山,魏鹤龄,吴湄,赵丹五人,每个人物的性格,是被他们创造了,而对白也那样完美。尤其是第二幕,为了蓝苹的卖气力,那动作和表情,就像一个乐曲的“旋律”一样,非常感动人,到带着眼泪,跳西班牙舞时,这旋律是到顶点了,觉得全人类的自私与无知,都压榨在她身上,可怜极了。

  《江青前传》的内容提要中,便写及崔万秋和当年的蓝苹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

  二十一岁的蓝苹,头一炮打响,她成功了!

  与这个时期的江青有过交往,并且是关系密切的人,环顾海外,可说廖廖无几,而唐纳与崔万秋可说是最为人所知的。

  她能够演好娜拉,除了她自己的演技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她跟娜拉心心相通!

  唐纳是江青的前夫,而本书的作者崔万秋,则与她有一段颇为“相知”之交。

  她一遍又一遍读《娜拉》。她发觉,娜拉那“叛逆的女性”跟她的性格是那样的相似!她以为,娜拉是她,她就是娜拉——她成了娜拉的“本色演员”!

  崔万秋,三十年代在上海《大晚报》任职,其时江青沉浮于艺海之间,演戏的往往希冀拉拢到文化人的捧场,他俩就这样认识而交往了。

  她在《从(娜拉)到(大雷雨)》一文中,得意起来了。

  江青在上海这一段生活,其烟视媚行、颠倒众生、艳名四播的浪行,以及要“露峥嵘”、强出头的个性,当时近在咫尺的本书作者,无不看得清清楚楚,听个明明白白,再加上与她有过数次称得上“推心置腹”的交谈,种种印象,虽然相隔了半个世纪,但作者仍能以惊人的记忆力,浑洒自如的笔触,细细向读者道来……

  “记得在演《娜拉》的时候,我在台上真是自在极了,好像娜拉与我自己之间没了距离,把娜拉的话当作我的,把我的情感作为挪拉的,什么都没有担心,只是像流水似地演出来了。”

  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回忆,他在《娜拉》排练场结识蓝苹之后,便以为“蓝苹,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中心的女性”。

  后来,她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三日《中国艺坛画报》所载的《我与娜拉》一文中,也这么写道:

  他记得,蓝苹演完《娜拉》之后,曾经打过电话给他,“谢谢《大晚报》为她捧场,并表示想来看我,叙叙乡情”。

  “当我初读《娜拉》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孩子。但是无形中娜拉却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热烈的崇拜着她,我愿意全世界被玩弄着的妇女都变成娜拉。”

  于是,崔万秋约蓝苹到霞飞路白俄经营的DDS咖啡馆聚会。

  “没有多久,我也离开了家庭。虽然和娜拉出走的情形不一样,但是我却要照着娜拉所说‘做一个真正的人!’……”

  那天,他们“从琅琊台的名胜,谈到诸城的人物”。从“开通山东的风气”的王乐平,谈到王尽美、邓恩铭(均为中共“一大”代表)。

  “也许会有人说:‘还是回到家里吧’不,我们决不能畏缩的退了回去,无声无息的被毁灭了。我们应该更加努力!但是必须认清努力的目标: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要本着娜拉出走时的精神,挺起胸膛去争取社会上确切不移的地位。”

  崔万秋说,他和王尽美、邓恩铭都曾是山东“励新学会”的会员,而且,“邓恩铭还是我一中的同学”。崔万秋注意到,“蓝苹听得非常热心”,虽然,他当时“知道她是左倾分子”,但是,“不知道她在青岛已经加入共产党”。

  初出茅庐,初登舞台,蓝苹是用功的、是刻苦的。《娜拉》成功了。甚至有的报纸把一九三五年称为“《娜拉》年”——这当然是从中国的戏剧史的角度作出的评价。

  接着,崔万秋又陪蓝苹去上海锦江饭店会晤阿英。他们一边吃,一边喝。蓝苹“既不拘束,也不粗野,不像是初出茅庐”。

  不过,舞台毕竟受着多方局限,一场戏的观众不过几百人、上干人,难以出“大名”。

  他们谈论起京戏。蓝苹说:“程砚秋是革新派,梅兰芳是守旧派。”

  蓝苹期待着在上海出“大名”。她看中了电影——如果当上电影演员,银幕拥有比话剧多得多的观众,她便可以名扬四海了。

  他们谈论起女明星。在胡蝶和阮玲玉两人之中,蓝苹毫不含糊地说喜欢阮玲玉,“有人批评胡蝶为石膏像,木美人。”

  进入电通影业公司

  他们谈论起美国电影。蓝苹说“她很喜欢看葛莱泰·嘉宝演的电影”。

  上海电影界,看上去那些俊男靓女在那里进进出出,其实风不平,浪不静。国共两党在暗中激烈地争斗着。

  崔万秋所回忆的和蓝苹的谈话,大体上是两个话题,即故乡山东和戏剧电影。

  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共成立了“电影小组”,共五人,即夏衍、钱杏邨(亦即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另外,阳翰笙是“文委”书记,田汉是“剧联”党团书记,虽然没有加入电影小组,但他们分别打进“艺华”、“联华”电影公司担任编剧,也活跃于电影界。

  至于更深层次的谈话内容,《江青前传》中并没有写及。他自称和蓝苹“虽然是同一年(一九三三年)到上海,而且是山东同乡,但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初夏才由洪深介绍见面。相识之后,同在十里洋场的文化界兜圈子,但除了文化界集会时偶尔见面外,私人往来很少”。这与该书封底所印“内容提要”上的介绍,似乎大相径庭。

  那时,蒋介石正指挥几十万大军,在江西围剿朱毛红军,岂容中共文化人渗入上海电影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上海《大美晚报》登出如下新闻:

  耐人录味的是,当年的“军统”头目沈醉,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回忆录《我这三十年》中,写下了自己目击的几个镜头:

  “昨晨九时许,艺华公司在沪西康脑脱路(引者注:今康定路)金司徒店附近新建的摄影场内,忽来行动突兀青年三人,向该公司门房伪称访客,一人正持笔签名之际,另一人大呼一声,预伏于外之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蓝布短衫裤——

  “我当时去崔家,经常见到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因为崔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常在该报写‘北国美人’等类文章来给蓝苹捧场,一个四等演员有这样的人来捧场,当然是求之不得,我不但记得很清楚,而且在粉碎‘四人帮’后,知道那个在崔家见过的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我的脑子里也有印象。”

  蜂拥夺门冲入,分投各办事室,肆行捣毁写字台,玻璃窗,以及椅凳各器具。然后又至室外,打毁自备汽车两辆,晒片机一具,并散发白纸印刷之小传单,上书‘民众起来一致剿灭共产党’,‘打倒出卖民众的共产党’,‘扑灭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等等宇样。同时又散发一种油印宣言,最后署名为《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

  蓝苹和狄克,同时往来于崔万秋家中,是历史的巧合耶,还是历史的必然?

  该会且宣称昨晨之行动目的仅在予该公司一警告,如该公司及其他公司不改变方针,今后当准备更激烈手段应付。联华、明星、天一等公司,本会亦已有严密之调查矣云等。

  月亮,总是把光明的一面朝着地球,而把阴暗的背面隐藏着。许多历史之谜,就隐藏在那阴暗的背面。

  “据各报载该宣言之内容称,艺华公司系共产党宣传机关,普罗文化同盟为造成电影界之赤化,以该公司为大本营,如出品《民族生存》等片,其内容为描写阶级斗争……”

  蓝苹终于离弃唐纳

  紧接着,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大美晚报》又刊出《影界铲共会警告电影院拒演田汉等之影片》;对上海各电影院发出警告:

  蓝苹始终是个不安定、不安分的女人。

  “祈对于田汉(陈瑜)、沈端先(即蔡叔声、丁谦之)、卜万苍、胡萍、金焰等所导演、所编制、所主演之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如对艺华公司一样,决不宽假。”

  突然,从影剧圈里又传出“新闻”:蓝苹跟唐纳“携手”返沪后,同居了几个月,又吵吵闹闹,终于又分居了!

  这里提及的沈端先,亦即夏衍。

  蓝苹赶走了唐纳,她仍住在法租界环龙路,而唐纳被迫在兆丰公园附近另租了一间房子。

  不久,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又宣布,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命令,开列了二十八个“反动文人”名单,内中有鲁迅、郭沫若、陈望道、茅盾、田汉、沈端先、丁玲、柔石、胡也频、周起应(即周扬)、巴金、冯雪峰等,查禁一百四十九种著作。

  蓝苹后来在她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这么说及:“我陷在一种很厉害的郁闷躁狂中。我时常捶自己的头,打自己,无故的发疯一样的闹脾气,可是一见人,尤其是朋友,我就只是傻傻的瞪着眼望着,我不能说出心里的郁闷,我漠视了一切友谊。”

  面对如此严重的文化围剿,田汉、阳翰笙、夏衍等不得不退出艺华等电影公司。

  关于分居,她这么说:

  接着,国民党警察抓捕了田汉、阳翰笙。

  “在分居的时候,我曾经和朋友,最亲近的朋友——连唐纳的也在内——商量过,他们都以为要是一刀两断,怕他吃不住,又自杀,只好采取缓慢的手段。就是给他一个希望,要他努力工作,写作,读书,以后还有相爱的机会。另方面呢?在这种并不重的打击下和友谊的鼓励下,他一定会努力的。只要努力,生活一定充实,那么这类的打击是不会使人自杀的……”

  这时,中共电影小组的夏衍另打主意,看中了电影小组成员司徒慧敏的特殊的社会关系——他的堂兄司徒逸民开设了“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本来只是做电影器材生意,中共电影小组策动该公司在一九三四年春改组为“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电影。

  虽说已经分居,但是,蓝苹和唐纳仍不断地吵架。

  于是,左翼影界人士纷纷转往“电通影业公司”,在上海建立新的左翼电影阵地。程秀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这么评价电通影业公司的建立:““‘电通’的成立,标志了这一时期左翼电影运动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他们不断地到,治安坊去找史枚,要史枚“仲裁”。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电通”推出了它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由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吴蔚云摄影。影片上映后,获得观众好评,使“电通”站稳了脚跟。影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一时成了“流行”歌曲。

  夏其言记得:当蓝苹跟唐纳在史枚面前吵闹时,甚至动手打架——在夏其言家中大打出手!

  一九三五年初,电通影业公司迁入上海虹口荆州路四○五号原岭南中学内,在那里盖起摄影棚,拍摄了第二部影片《风云儿女》。电影的故事原是田汉写的。由于田汉被捕,由夏衍改编成摄制台本,许幸之导演,吴印咸摄影。影片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传唱全国,以至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夏其言记得:有一次,天还没亮,他跟史枚还在睡觉。突然,蓝苹披头散发,前来敲门。蓝苹刚进来,唐纳也来了,又是一场大吵大闹。

  就在《风云儿女》即将完成之际,蓝苹进入电通影业公司。据说,介绍她进“电通”的,便是最初在上海码头迎接她的那位青年导演史东山。

  夏其言还记得:有一次,在他的家里,当着史枚和他的面,蓝苹抓住唐纳的头发,把唐纳的头往墙上撞……

  当年的《电影新闻》图画周刊,记述了蓝苹初到电通影业公司的情景,写得倒还真实:

  蓝苹也并不讳言她跟唐纳之间的打闹。她在那《一封公开信》中写道:

  “有一天,施超正与几个同事,在网球场上玩球,忽然门房领了一个姑娘进来,看她秀发垂肩,身段苗条,穿着一件蓝布旗袍。当她问讯的时候,说得好一口北平话。她是来访编剧先生唐纳,因为唐纳不在,她就改访了玉莹与袁牧之。可是偏偏不巧,他们两位也出去了。于是她便坐在网球场旁闲眺。不一刻,也手痒起来,居然也提了丢在一旁的网拍,参战起来,只挥拍几记,就知道她是内行。”

  “他又来了,进门就骂我,我请他出去,他不出去,于是我叫阿妈上来,但是他竟把房门锁了,急得我那个善良的阿妈在外边哭,可是我呢?我却平静的很,我知道他很痛苦,让他骂骂出出气也是好的。可是天哪!他骂的是什么呢?我生平没受过的侮辱,他骂我玩弄男性,意志薄弱,利用男人抬高自己的地位,欺骗他……”

  “晚上,在膳厅里,经理马德骥,替她介绍,方知这位是新近参加演员阵容的蓝苹小姐,并且还替她补自一句说:‘蓝苹小姐是话剧界有名之士。’”

  “我默默地让他骂,他骂够了走了。可是在我心里起誓了,让一让二不让三,他再来我就给他个厉害。我的让一让二,并不是怕他,而是可怜他,另方面是看重自己!”

  仅仅演过一部《娜拉》,蓝苹就成了“话剧界有名之士”;以此为跳板,她跳进了电影圈子里。

  “在一个夜里,他又来了,就这样我打了他,他也打了我,我们关着房门,阿妈和朋友都敲不开。我疯了,我从没有那样大声的嚷过,这一次他拿走了他写给我的所有的信,他又说登报脱离关系,但是他并没有登。”

  蓝苹进入“电通”,正值“电通”在筹拍第三部影片《自由神》,该片由夏衍编剧,由司徒慧敏导演(这是司徒慧敏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杨霁明摄影,演员有王莹、施超、周伯勋、吴湄。蓝苹来到之后,也就加入了《自由神》的拍摄,饰演影片中的女兵余月英一角。

  “我的家里除了一把小水果刀和一把剪刀以外,别无武器,不要怕,来吧,我绝对不躲藏!讲到所谓的‘新闻政策’,我绝对不是像阮玲玉一样,为着‘人言可畏’而自杀,或是退缩,我一动都不动的在等着,在等着他们用斗大的铅字来骂我!”

  从《蓝苹访问记》看蓝苹

  “唐纳万一再来找麻烦,以及他的朋友们要对我施以‘不利的打击’,不外是我们那次仪式(指“六和塔婚礼”——引者注)在作怪。因为在这个社会,这个仪式——虽然没有婚书——被普通人视为一种良好的两性的约束。自然是很平常的事。

  自从主演话剧《娜拉》一举成名,关于蓝苹的种种报道多了起来。她进入“电通”,成为“影星”,更是记者追逐的对象。

  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利用来攻击别人,也是一件极平常的事。”

  在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各种报道之中,笔者以为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一日连载于《民报》的《蓝苹访问记》,还算比较真切地写出当年二十一岁的蓝苹初入电影界时的形象。

  “起先我之不愿声张,完全是因为不愿为了这无聊的事来轰传一时,同时我不忍让唐纳受到更多的苦恼,因为我一直可怜着他的。可是现在他既这样,难道我是一个可怜的小虫子,可以随便让人踩吗?不!蓝苹是个人,永远不退缩……”

  现照录原文如下: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蓝苹的公开信,活脱脱地勾勒出她的泼妇骂街的鲜明形象。

  蓝苹访问

  据后来的江青说,三十年代的蓝苹是“硬骨头”,是“跟鲁迅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她,真不知天底下有羞耻二字!

  《民报》记者李成

  秦桂贞是历史见证人

  八月四日,吃好了中饭,搭十七路无轨电车到荆州路下来,向西约摸跑了数十步,那用白漆写在黑篱笆上斗大的“电通影业公司”这几个字已映在我底眼睑里了;虽然酷炎的太阳光芒直射着我,满身如雨般淌着汗珠,但因为好容易被我找到了处所,所以这却使我有“乐极忘悲”之感,只兴奋地向前迈进。

  听说蓝苹的《一封公开信》中一再提到的那位“阿妈”尚在,“阿妈”是深知蓝苹内情的。我去寻访这位历史的见证人。

  跨进了大门,门房便站了起来问我找谁,我一边用手巾拭着汗珠,一边告诉他要找蓝苹小姐,但他也只应一声“唉”,却不再问我底姓名就一溜烟地向宿舍那里跑进去了。过了一会,门房转出来,站在摄影(棚)底门口,用手在招呼着我,于是我就大阔步地跟着他走进了会客室。

  我在上海闹市区复兴公园附近,找到了蓝苹、唐纳当年的住处。那是二楼的亭子间,十来个平方米而已。

  这时,刚巧有一个青年埋头在弹钢琴,蓝苹小姐很起劲地站在旁边练习嗓子。

  蓝苹当年的房东,其实是二房东,是个资本家,叫许慕贞。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条子纺绸旗袍,脚上也只穿一双白帆布鞋,连短统反口的袜子都没有穿而裸着。她底脸上既没有擦一点粉,又没施胭脂,当然口红更是谈不到了。

  房子尚在,人事全非。如今住在那里的人,都不知道半个世纪前这儿住过什么房客,有过什么二房东了。

  还有她底头发也不像‘娜拉’那样卷烫着,却只在前额上留着几根短发(俗呼‘前留海’),其余都是朝后梳着,真使人感到不如摩登女郎那样的妖艳与讨厌,而是好像乡下姑娘似的纯洁质朴。

  我托好几位朋友代为寻觅。费尽周折,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我终于找到了那位“阿妈”——当年许慕贞家的保姆、蓝苹的好友秦桂贞。

  蓝小姐一听到我底皮鞋声,她把头回了过来一看,就好像“小鸟儿”一般活泼泼地向着我迎面跳过来,一边伸出手来和我握了一下,一边满脸浮现着笑容开口说道:

  竟有那样的巧合:秦桂贞也属虎!这样,蓝苹、唐纳、黄晨、史枚、夏其言、秦桂贞六人同年。

  “今天天气特别来得热。唉,这里还有一点儿风,李先生,请坐吧!”

  秦桂贞一头银灰色短发,常州口音,说话有条有理。在一间小屋里,她跟我长谈,讲述五十年前的情景:

  “是的,今天特别来得热。蓝小姐很忙吧?”我就把上衣卸下来挂在椅背上。

  “那幢房子,是许家租的。我是佣人,住在三楼亭子间。隔着一层楼板,下面的亭子间就是蓝苹跟唐纳住。那时候,我喊蓝苹‘蓝小姐’。我跟她同岁,很讲得来,一有空就到她的房间里闲坐……”

  “没有什么,空闲得很,因为司徒慧敏先生这几天生病,所以没有拍戏……”

  秦桂贞记得,“蓝小姐”因为觉得那个亭子间的房租便宜,就租了下来,来的那天,只带着一只黑皮箱和一个铺盖卷。屋里放一张铁丝床,一张写字桌,那都是许家借给她的。

  她把头低着,沉思了一下,道:“唉,我底嗓子太不行了,像演《娜拉》似的,虽然我自己拼着命吊起来嗓子,但台下较远的观众老是听不清楚,所以我近来每天在练习嗓子。”接着她便谦虚地笑嘻嘻说道:“李先生,请指教!”

  没几天,蓝苹就跟秦桂贞熟了。“阿桂、阿桂”地喊了。有时,随着许家孩子的口气,喊秦桂贞“阿妈”。

  这使我感到为难了,我既不是批评家,又对于戏剧毫无研究,是门外汉,当然我只有用“很好”二字来回答她了。

  秦桂贞挺善良,看到蓝苹忙于拍电影、演戏,就替她拖地板、冲开水、洗衣服,从不收她一分钱。

  “那可不敢当。前些时候报纸上批评我底台词念得太快了一点,就是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虽然我时常想矫正过来,事实上却很不容易。这就是我底缺点。但是,假使第三次再演《娜拉》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是可以办得到了。”

  秦桂贞发觉,蓝苹怎么不吃水果?

  这时,大家都静默无言地对坐着,凉风不时还可以从窗口送进来。于是我就把自己底话匣打开来:

  “没钱呀!”蓝苹把双手一摊。

  “蓝小姐府上哪儿?”

  秦桂贞悄悄把东家买的西红柿,洗干净了塞给她。有时候,蓝苹不在家,就放在她的窗台上。

  “山东济南。”

  秦桂贞还发觉,到了月底,蓝苹常常一回家就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吃点糕饼。

  “府上还有谁?堂上大人都健在吧?”

  “吃过晚饭了吗?”秦桂贞问。

  “只有一个白发年迈的老母,父亲是在我五岁的时候就死了,还有一个十七岁的小弟弟。此外,还有一个可怜的姐姐和她底两个孩子。”

  “没饭票了!”蓝苹答道。

  “蓝小姐今年芳龄……”

  那时候,蓝苹在饭馆搭伙,三角钱一客。到了月底,钱用光了,只好喝西北风。

  “一百岁。”她自己不觉破口大笑起来,接着又反问我:“你猜?”

  秦桂贞到东家的厨房里,烧好蛋炒饭,偷偷端进蓝苹的亭子间。这时,蓝苹一边大口地吃着蛋炒饭,一边连声说:“阿桂真好!阿桂真好!”

  “……”我摇了摇头答她。

  在秦桂贞的印象中,唐纳斯斯文文,讲话软绵绵,有点“娘娘腔”。他常常坐在那里写东西。秦桂贞大字不识,看不懂得他写什么。

  “告诉你吧,老了,已经有二十二岁了(指虚岁——引者注),哦……”长叹了一口气:“真的,女人过了二十五岁,一切都完了,不是快要老了吗?”

  蓝小姐讲起话来呱哒呱哒,笑起来咯咯咯咯,有点男子汉的味道。只是她的脾气变化无常,喜怒无常。

  “哪里?年轻得很,你是有极大的前途的!蓝小姐,进‘电通’已有多少时候了?”我一边勉励她,一边又问她。”

  “一个苏州人,一个山东人,他们俩在一起真‘热闹’!”秦桂贞一边回忆,一边笑着。

  “在公演《娜拉》以前,虽然已经进电通了,但那时还是临时演员,完全是试验性质的。正式签订合同是在公演《娜拉》以后。”她说话底声音很低,在她底心中若有所思似的。

  半夜,秦桂贞常常被楼板下“阿桂、阿桂”的呼喊声所惊醒。

  “每月报酬多少?可否告诉我?”

  蓝苹在喊她。

  “那有什么不可以?很少,只六十只大洋一个月,我只得住在公司里,就是想节省几个钱。因为家里边的生活费还需要我负担呢。每月我总得要寄回去四十元,余下的二十元作为我自己底零用。”说到这里,她把托在额下的两手伸张开来,愁眉不展地硬装着笑容:“家里他们除了我以外,谁都没有收入。我的姐姐因为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所以也和我一样没有什么特长的技能。我想自己以后有机会,总得再多学习一点东西,多读点书。”

  秦桂贞一听,就知道他俩在吵在打,赶紧下楼。

  “蓝小姐对于各报上关于《娜拉》演出底批评有什么意见没有?”

  每一次充当“和事佬”、“调解员”的,总是阿桂。

  “他们对于我都太客气了,实际上我有什么,完全是瞎闹的,不过我总觉得‘娜拉’底个性太和我相近了,所以我很喜欢演这个脚色。就是对于‘娜拉’底台词,我从没死读过。告诉你,我还只念过两遍,不知怎地,连我自己也都觉得莫名其妙,竟会很自然地从我底口中背出来。不消说,现在我还都没有忘记会背得出来。

  在蓝苹跟唐纳分居、唐纳搬走之后,那亭子间里的闹剧仍不时“演出”。

  至于尤娜女士在自由谈上批评我在骂柯乐克的时候,以及觉悟后对于滔佛底反抗态度还欠凶,这是我不同意的。实际上,我自己觉得已经太凶了。还有她批评我在娜拉出走时候的瞬间的高潮表现得不够,这一点我是接受的。虽然我已是用九牛二虎之力拼命提高嗓子和精神,但这大概是因为我演得时间太久而疲倦了的缘故吧,始终只允许我达到这个地步。”她越说越起劲,但她底态度可脱不了像那“小鸟儿”

  唐纳仍常来,他俩仍吵仍闹。

  一般天真烂漫。接着她真的好像娜拉已觉悟后似的由懦弱而转为强力的富于理智的反抗精神,把眉头皱了一下,咬紧着牙齿兴奋地说道:“不过我自始至终相信在高唱‘妇女回到家庭去’的声浪中演出《娜拉》,正如吴湄女士所说的,的确是有很重大的意义的了;但可惜易卜生没有把出走后的娜拉应该怎样去找出路的法子告诉我们……是的,不应该做‘小鸟儿’;做男子底奴隶和玩具,不应该把自己底生命为男子而牺牲,我们妇女应该自立,不应该做寄生虫!”

  最使秦桂贞吃惊的是,蓝小姐常常“动武”——她“武斗”。

  “蓝小姐近来作何消遣?到上海后看过什么影戏?”

  “一个电影演员会这么凶,比我这个不识字的佣人还不如!”凭她的直感,秦桂贞这么感慨道。

  “很少出去,因为钱的关系。到上海后,我只看过瑙玛希拉底《闺怨》,虽然她底演技是很高美的,但在我总感不到兴趣。还有茂利斯布佛莱底《风流寡妇》,真的我很喜欢那女主角麦唐纳底态度和表情的活泼。”想了一下:“对啦,我记起了,还有我在北方看过凯丝琳·赫本底《小妇人》,虽然她长得这样丑陋,但我也很喜欢她那副天真烂漫、活龙活现的态度和表情。华雷斯皮莱底《金银岛》,我也看过,但这里他底演技却不见得怎样的高明,不过听说他在《自由万岁》里是演得很成功,因为经济关系买不起票;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过。哈哈!”突然大笑了起来,“真好笑,这些片子还都是轮映到三等戏院,只花两毛钱才去看的。”

  蓝苹究竟为什么跟唐纳离异呢?

  “对于国产片的意见呢?”

  蓝苹成了破坏章泯家庭的“第三者”

  “从前在济南的时候,看得很多,什么《火烧红莲寺》、《空谷兰》之类的片子,我也以为很不差,相当有趣味,当然我那时是不懂什么内容和形式的。现在我只看过《女人》、《渔光曲》、《新女性》、《桃李幼》、《姐妹花》、《重归》等等,但其中的女演员。在我最喜欢的就是阮玲玉,的确她是很会演戏,而且能够扮的角色很广。她可以说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一个女演员。还有王人美底那像野猫般的姿态和表情,我也很欢喜。的确,她完全是出于自然的。像陆丽霞那样,就觉得做作和扭捏了。至于胡萍和胡蝶她们底经验当然是够丰富,修养工夫也很充足的了,但和我都是无缘的;我不喜欢看她们所演的戏,并且她们底演技看起来也老是停止在这步似的,一年一年都是这样,总看不出有什么进步。哈哈,得啦得啦,不要说了吧,真的,我自己发了疯不是!试问我自己懂得什么?居然批评起人家来了,那不是笑话吗?对不起,李先生,请不要见怪,我是瞎扯的,胡说八道的。”她低着头在沉思着,好像在懊悔说错了话似的觉得有点难为情,两颊上绯红着。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蓝苹、唐纳再度成为上海滩上的新闻人物:距唐纳上次在济南自杀——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之后整整十一个月,忽然从上海吴淞传出消息,唐纳跳海自杀!

  “这有什么关系,各有各的意见,谁都可以自由发表。蓝小姐……”不想她等不到我说完,就抢上来说道:“真的,我自己什么都不懂得。告诉你吧,那真好玩,就是我拍《自由神》的戏,连自由也都莫名其妙。当初我以为是也像舞台戏一样按照顺序系统地拍下去的,不想是无头无尾地在东拍几个镜头,西拍几个镜头,所以我相信自己这次演出一定是一塌糊涂,失败是必然的,成功可不要说了。不过我也并不因此而灰心,我正在想:假使以后有机会,任何性格的角色,我都得要尝试一下。”

  幸亏被人及时捞起,送往吴淞医院抢救。口吐白沫的唐纳,总算又一次免于一死……

  “蓝小姐会跳舞吗?”我问。

  消息传出,又轰动了上海报界!

  她就笑眯眯地把头摇,说道:“不会。不过我到过跳舞场一次,那是朋友硬把我拖进‘大光明’戏院隔壁的那所跳舞场去,但什么名字我可记不起来。因为我最讨厌看见那丧心病狂的舞女舞客,所以我只坐了一会儿就独自一个踱了出来。”

  报上报道唐纳二度自杀,只是提及蓝苹遗弃了他。其中详情,外人莫知。

  “蓝小姐已经结婚过没有?”

  直到六月十四日,记者们获知在尤竞家发生的一幕悲剧,这才了解唐纳跳海自杀的真正原因:

  看上去她好像很怕羞似的,低着头笑嘻嘻地说道:

  尤竞,亦即于伶,章泯之友。那天,于伶家仿佛成了“临时法庭”——那时章泯借他家办理离婚手续。

  “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底爱情达到了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不过我现在虽然已有了爱人,但我以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始终是没有把恋爱看做比事业还重要。总之,……”

  章泯,上海话剧界声望很高的导演。他还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家,创作过许多剧本。另外,他也是一位艺术理论翻译家,曾与郑君里合译过《演员自我修养》等书。

  还没等她说完话,我就抢上去问她:

  章泯原名谢兴,又名谢韵心,四川峨眉人。他于一九二九年毕业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一九三一年,他在上海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一九三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理论著作《论悲剧》、《论喜剧》,在戏剧界颇有影响。

  “蓝小姐可否把爱人底名字告诉我?”

  赵丹称章泯为“严师净友”。章混死于“文革”中的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一九八○年二月春节时,赵丹写下《怀念严师诤友章混》①一文,内中回忆道:

  “这何必要管他呢?……我总觉得我们尤其女人更应该从重重的压迫之下觉醒过来,至少;也得要像娜拉这样有反抗出走的精神,想法子能使自己多学习一点东西,把自己底力量充实起来之后再说。不要说恋爱问题,就是其他一切,都不难解决的。”

  ①赵丹,《怀念严师诤友章氓》,一九八○年第三期《大地》。

  “蓝小姐进过什么学校?”

  章泯原名谢韵心,是我参加左翼剧联组织的单线联系人,但凡我思想上有什么疙瘩,或是什么大事的决定,都听他的。此后虽然剧联组织宣布解散了,然而我们一直还保持这种关系。他是我的严师诤友。

  “我因为从小便和母亲寄养在姐姐家里,虽然得到姐夫底帮助曾受过高小教育,但从姐夫去世以后,我也就再没有升学的机会了,所以我也只得在家里自修了。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小说。真的什么书都看过,从《西游记》、《红楼梦》起,到《呐喊》、《羔羊》、《虹》,还有从外面翻译过来的小说,现在叫我背还都背得出来。但在我最坏的地方,就是死也不肯看科学的理论书,以前我曾进过王泊生先生他们主持的山东实验剧院,大约有一年多。”

  他为人正直、严肃,不苟言笑,待人诚恳,绝少低级趣味。他是党内的一位理论家,在同志间有威信。他也写过一些剧本,但在介绍世界名著与戏剧理论方面的建树更大。我也正是从他那里才第一次听到史丹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瓦格坦柯夫、梅耶荷特、泰伊洛夫、雷国哈特……这些艺术大师的名字,也才得知在话剧领域内原来也有这许多不同的派别,并且各个的主张自成体系,他们之间又往往相抵相悼。……

  谈到这里,我就向她告辞出来,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大概已经有五点半钟了。……

  一九三四年早春的一天(引者注:应为一九三五年),金山陪同章汛来找我,邀我参加易卜生的《娜拉》的演出。一开头他们就说;“我们不能总停留在喊几句口号,流出凡滴眼泪的表演水平阶段了,我们要提高左翼戏剧的演技水平……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剧场艺术。”这样,我们就在《娜拉》的排演实践中,学习和运用起史丹尼方法了。老实说,在这之前,我完全是“瞎猫碰死耗子”,只凭一点直感在演戏,能有这样一次有目的的学习机会,真是珍重如宝……

  这篇《蓝苹访问记》,除了真实地写出二十一岁的蓝苹的生活、处境,还写出了她的泼辣,她的勃勃野心。至于她公然向记者所宣称的:“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底爱情达到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这是她的“恋爱信条”。她说这番话是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此后,她在上海朝三暮四,闹得沸沸扬扬,便是她的“恋爱信条”的“实践”结果。她“根本反对结婚”,为的就是不受婚约的束缚,朝秦暮楚。她所追求的“事业”是当“大明星”,她把恋爱、同居当成通向“大明星”的梯子……

  章泯同志有一个突出的优点。他从来不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人。他非常尊重别人的创造和劳动,他与演员一同工作,完全取平等探讨的态度,总是从理解演员的创造意图、向往和可能出发,善于将演员的创造意图纳入到他自身的导演工作中去,成为他再创作的起点……

  他最蔑视一个人的自满和沾沾自喜的低级情操。他不止一次地教育过我。“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每一次的创造,都只是一次艺术上的探索,一个重新的起步而已,从这一意义上讲,没有什么成功或是失败可比。”

  从赵丹的文章之中,足以看出章泯在戏剧界的崇高声望。

  章泯,本来有着幸福的家庭:妻子萧现女士是著名的诗人萧三的胞妹,和他是结发夫妻。结婚多年,感情不错,他们已有几个子女。

  然而,由于一个比章混小七岁的“第三者”插足,使章泯神魂颠倒,家庭崩溃。

  萧琨忍无可忍,只得与章泯离婚。

  离婚仪式在于伶家举行。章泯和萧琨双方亲友到场作证。

  章泯脸色铁青,当着众亲友,在离婚书上签字,然后把孩子们领到自己一边—

  —孩子归他抚养。

  萧琨大哭。颤抖的手,执着颤抖的笔,在离婚书上签字。泪水浸湿了纸头。写了好几分钟,她才写好自己的名字。

  孩子们挣脱了章泯的手,扑到萧琨怀中。顿时,哭声响成一片。

  章泯上前拿起离婚书,一扭头,走了……

  那个造成夫妻离婚、母子离异的“第三者”,不是别人,正是蓝苹!

  蓝苹早就认识章泯。早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上海成立“无名剧人协会”(又名“无名剧社”),当时叫李云鹤的她就参加了。左翼剧联指派了尤竞(于伶)、章泯来指导这一剧社。这个剧社组织两次公演,李云鹤都参加了。

  顾而已、赵丹记得,一天晚上,他们去观看无名剧演出的《锁着的箱子》。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顾而已。赵丹看来,那个剧社演技平平,但是其中一个二十来岁的女演员,不论对白、动作都还可以,似乎受过专门的训练。

  一打听,才知道那个女演员叫李云鹤……

  一九三五年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筹排《娜拉》时,章混作为三位导演中的一位,跟蓝苹朝夕相处。这时,赵丹也和那位改名为蓝苹的女演员第一次同台演出。

  不过,那时的蓝苹,只是把话剧看作一块跳板,要从舞台跳上银幕。所以她跟唐纳同居,希望借助唐纳在影评界的影响发迹。何况唐纳的结拜兄弟袁牧之、郑君里、赵丹都是电影界的顶梁柱,都会助她一臂之力。

  电影却是块放大镜,演员的才、貌,在银幕上,纤毫毕露。蓝苹貌不惊人,演技平平,在电影界成不了“大明星”。

  她又打话剧的主意。她找章泯,为她主演《赛金花》出力。

  王莹夺走了《赛金花》。蓝苹再入电影界。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她终于争得电影《王老五》一片的女主角。该片编剧为蔡楚生、导演费穆。蓝苹在影片中扮演王老五之妻。

  这一回,不像《狼山喋血记》,女主角是名符其实的,镜头很多,绝不是“隔几百尺片子,才将她放进一个场面”。

  蓝苹期望着《王老五》上映,会使她在影坛名声大振——这是她平生第一部主演的电影。

  不料,半路上杀出了程咬金,使蓝苹大失所望:《王老五》完成以后,送国民党电影审查机关。“审查老爷”从中作梗,看到影片中有一段工头当汉奸的戏,大为不满,说什么“中国是没有汉奸的”!胳膊拧不过大腿,编导只得删剪了两本影片(亦即剪去二十分钟影片),使全片大伤元气,变得残缺不全。这部影片一直拖到一九三八年四月才在上海上映,那时日军已占领上海。电影院观众寥寥无几。

  蓝苹在电影界老是“打不响”,再一次寄希望于舞台。话剧毕竟“立竿见影”,排演几天之后,便可跟观众见面。

  她终于打章泯的主意了。她深知,一旦有了章泯这把梯子,她就可以爬上舞台明星宝座——因为章泯是上海举足轻重的话剧导演。

  她再也不顾什么章泯比她大七岁啦,章泯是有妇之夫啦……

  她白天在拍《王老五》,夜里跟章泯鬼混。

  章泯正在筹备排演俄国十九世纪著名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代表作《大雷雨》,蓝苹博得了章泯的欢心便出任女主角——扮演卡嘉邻娜……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九三七年五月中旬,唐纳写了一个剧本,托钱千里交给蓝苹。钱千里是电影导演,跟赵丹、顾而已、朱今明是江苏南通崇敬中学同班同学,也是唐纳好友。

  本来,送一个剧本,尤如邮递员送一封信,普普通通。然而,钱千里在无意之中,却在蓝苹家里见到章泯!

  当时的《影与戏》,作了如下报道:

  “钱千里从来没有去过。那天去得太早,大约蓝苹还没有起来。钱千里敲门敲了很久,以为她昨夜拍戏拍得太晚,现在还没有回来。本来打算走了。哪晓得蓝苹又轻轻地开了门,伸出一个头来。钱千里就把一个剧本交了给她。因为从来没有去过,就顺手推了门进来。哪晓得章泯正睡在床上,钱千里弄得有点难为情,两人互相点了点头,钱千里就轻轻地走了……”

  五月二十二日,唐纳知道这件丑闻后悲愤欲绝。

  于是,五月二十七日,怒气填膺的唐纳在吴淞跳入波涛之中蓝苹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跟章泯公开实行同居。

  章泯夫人萧琨实在无法容忍,终于与章泥离婚。

  “蓝小姐”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蓝苹,害得唐纳跳海,害得萧琨夫离子散。这时的她,不过二十三岁而已。这时的她,已有过三个丈夫,已入过党、坐过牢、写过自首书,已上演过“六和塔婚礼”、“唐纳济南自杀”、“争夺《赛金花》主角”和“蓝苹、章泯同居”这么四出轰动上海的闹剧……在生活的舞台上,她已经演得够淋漓尽致的了!

  生活,生活,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各式各样的灵魂。

  然而,就在蓝苹的第四出闹剧进入高潮之际,她居然在《光明》杂志发表了《我们的生活》一文。文末注明的写作年月为“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四日”,正是唐纳跳海前的十多天。

  “演员的生活像谜一样——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文章一开头,蓝苹就故弄玄虚。

  在文章中,蓝苹除了大谈演员“身体的训练”、“丰富的知识”、“操纵自如的精神活动”之类。忽然写下了这样的“醒世名言”:

  “因为戏剧艺术本身的艰难,再加上现社会许多不利于我们的客观条件,一个演员的生活是很容易有着以下的危机的。”

  “生活的糜烂——这糜烂的生活是演员的艺术之最大的敌人,它毁灭着演员本身及他的艺术。一个演员在目前这样社会中,是很容易走上糜烂的道路的,这一半是由于那恶劣的环境促成的,不过演员个人的自暴自弃也是重要原因。环境固然可以影响个人,同时个人也可以改变环境。为什么要屈服在恶劣的环境中呢?我希望我和同伴们从那陈腐的恶劣的环境中跳出来,踏上新的阶段。将自己溶化在纯正、健全的、反帝反封建的新的演剧活动中。”

  她的话,说得是那么漂亮,那么动听。

  她并非后来成为江青、成为“旗手”,这才说大话、假话、谎话。她年轻时,就已经大言不惭了!难怪连她自己也说,“处于言行不一的深深的痛苦之中”——

  这倒是一句老实话。

  她的朝三暮四,还不光是“生活的糜烂”。她是一个攻于心计的女人。她每“爱”一个男人,都是为了实现她的一着棋。

  夏其言清楚地记得,一天,当蓝苹跟史枚、唐纳、他一起闲聊,蓝苹随口说了一句“名言”——

  “男想女,隔座山;女想男,隔层板。”

  这,大抵就是蓝苹为人处世的“诀窍”。正是这句“名言”,她征服一个又一个男人,朝着“高居人上”的目标走了一步又一步棋。

  不过,她的棋走到丢唐纳、取章混这一步,她的真面目已经清楚地暴露出来。

  即便在当时那样的上海,她也受到了社会舆论的谴责。

  就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四日章混与萧琨被蓝苹拆散夫妻之后,翌日,《时代报》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蓝苹想出风头,用的是美人计》。

  虽然半个世纪过去,迄今重读此文,仍觉得作者分析颇为精辟,入木三分,把蓝苹的灵魂暴露无遗。大抵由于担心报复的缘故,作者没有署名。但是,作者如此敢言,抨击蓝苹的丑行,颇为难得。

  现全文照录,以飨读者。看得出,这位作者对于蓝苹,是相当熟悉、了解的:

  大都市是一个神秘的东西,住在大都市里的青年男女,那干出来的事,无论如何也会带一点神秘性的。在不久的以前,报纸上曾刊载过女演员被强奸的新闻,但事后据悉,那是事先计划这样作的,因为要使那部影片被人注意,才想出这种打官司当宣传的妙法来,这里面还带了一点生意眼。

  出风头,成了都市的生活条件,因之每个人都在想法子出风头。据说蓝苹和唐纳这次交恶,其中也有着特别作用的。

  蓝苹,本来是一个貌既不惊人,而又没有相当地位的女人。但是她对于自己的前途,是颇为关心的,她觉得在大都市里,假使不引起人的注意,是没有出路的。

  可是,自己又的确没有惊人的地方,虽然在《娜拉》一剧中演出,是颇博到好评,究竟不能像别的女人一样。那时候,她更想在电影界中露露头角,苦的却是没有人替她捧。这个问题一直苦闷在心里。

  侥幸,那个时候,唐纳正在感到女人的需要,蓝苹又是一个扮演过“娜拉”的,对于男人,她是颇有把握的,而且她也知道唐纳在过去电影界里是曾以写影评出过风头的。她知道仅使利用唐纳,也许可以使自己在电影界红一下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两个人很快地毫无条件的就结合上了。她的原意,是想唐纳可以捧她成为红星。

  那晓得希望并不变成事实,蓝苹当时是颇为苦恼的。后来她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会“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吗?所以,在那个时候,她曾回到济南去,表示和唐纳分开。但据说这里面有原因的。蓝苹知道唐纳那时正热恋着她,一定会演出什么惨剧来的。那稿子报纸上一登,自己不是可以大出风头吗?所以,唐纳到了济南,开始她拒而不见。果然,唐纳闹了自杀的把戏,报纸盛传,她以为密计已酬,便决心跟唐纳回到上海。

  谁知报纸上虽然登过,蓝革的电影地位,并没被人注意,因之使她感到格外灰心,更明白唐纳已经是无用的了。她便转移念头,想在话剧界露头,不能不先被人注意,于是蓝苹的计划又来了。

  她看准章泯在话剧界上,是颇占势的。她下个决心,想以爱情来感化章泯,希望章泯替她吹嘘。果然章泯可中了她的计,不但抛弃了共过患难的糟糠之妻,更不顾了许多孩子,死恋着蓝苹。蓝羊的企图是想章汛的妻子一定会吃醋,和她演了一番什么反戏,报纸一登,她不是便可以乘机出了风头吗?又谁知这个计划,又失败,竟引起唐纳的自杀,而反遭到许多人恶感的批评,这在蓝苹是意想不到的!

  蓝苹的爱唐纳,爱章泯,都带有副作用的。可惜唐纳一点不明白,居然以命来争,想不到硬性的影评人的出路是如此,真使人会感到特别的失望。

  蓝苹和唐纳的交恶是如此,蓝苹和章泯的结合也是如此,这应当谁都想不到的吧!

  这篇评论,除了作者不知蓝苹的北平之行,未能准确分析蓝苹离沪北上之外,可以说是蓝苹在上海滩混了两年多的一份“小结”。作者压根儿没想到蓝苹日后会成为“旗手”,却可贵地看透了她的本性。

  至于《青春电影半月刊》七月号对蓝苹的抨击,虽然只短短几句,火药味却够浓的:

  “蓝苹的脾气很骄,架子很大。有人说,‘谁讨了这位女人,前世里总是作了孽。’由这句话里我们大概可以明白她一点轮廓了吧!”

  “最近她和唐纳闹翻,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牢骚文章,原因是她另有所欢,爱上了章泯。不过害得章泯和他的夫人萧琨实行离婚,这一点在道德上讲起来,蓝小姐手段未免太辣。尤其他的夫人萧琨和章泯已有孩子了。”

  萧现在和章泯离婚之后,只身离沪,前往延安,投奔胞兄萧三去了。

  萧三是毛泽东的密友,《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①一书就是他写的。此书在一九四九年初版,一九七九年再版。再版时,萧三在序言中写及他和毛泽东的关系:

  ①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人民出版社一九四九年八月出版。

  “曾荣幸地和毛泽东同志在小学和师范学校同学过,参加了‘新民学会’的成立会,共同参加‘五四’运动,在北京、上海也曾在一道活动,直到他亲自到码头送我们上轮船赴法国勤工俭学。离别十多年后的三十年代末期,复在延安相处六年余,过从颇密。以后在阜平,在平山西柏坡……我备受阳光雨露的哺育。”

  终于告别大上海

  舆论越来越不利于蓝苹。她的不道德的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谴责。

  蓝苹我行我素,依然跟章泯公开同居,而且在报上放出空气:“悲剧闭幕,喜剧展开。蓝苹章泯,蜜月旅行。”

  然而,在影剧界,稍有正义感的人,都对蓝苹的行径嗤之以鼻。

  就连演话剧时,蓝苹刚一步上舞台,台下嗡的一声,人们议论纷纷,对她说三道四,剧场秩序顿时乱哄哄的。

  电影厂的导演们对这位又做又辣却又没多大本事的演员,也直摇头。

  蓝苹的朋友们,一个一个离她而去。

  她形单影只,感到空前的孤立。瞻望前景,不寒而栗。她自己毁了自己。

  她明白,她已不可能在银幕上或者舞台上成为一颗“红星”。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她无法在上海立足,想溜了。

  就在这时,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的炮声,震撼中华大地。抗日的烽火,熊熊燃烧,处于绝望之中的蓝苹,决计离开上海,她筹划了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一天,吃过早饭之后,秦桂贞照例来到蓝小姐的亭子间,替她扫地、拖地板。

  秦桂贞发觉有点异常,蓝小姐在那里收拾东西。

  “蓝小姐,你要搬家?”秦桂贞问道。

  “远走高飞!”蓝苹眉飞色舞地说。话刚出口,她立即压低了声音,对秦桂贞说:“阿桂,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你要替我保密,对谁都不说,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蓝小姐回山东老家了。”

  “还回来吗?”秦桂贞问。

  蓝苹摇了摇头。她一边从抽斗里捧出一堆照片,扔进小皮箱,一边对秦桂贞说:

  “阿桂,你不要扫了,反正我今天就要走了。”

  “什么时候走?”

  “等天黑了,不声不响地走。”

  秦桂贞放下扫把、拖布,拿出刚发的工钱——她每月的工钱只有两元!

  她上街,想给蓝小姐买件纪念品。

  她花了两元钱——一个月工资买了一本照相册。她想,蓝小姐那么多的照片,需要用照相册贴起来。

  当她把照相册送给蓝苹,蓝苹高兴得紧紧搂住秦桂贞,连声说:“阿桂,你真好!你真好!将来我有出头之日,一定好好报答你!”

  当天晚上,蓝苹吃了秦桂贞端来的蛋炒饭,穿着一件蓝布旗袍,悄然拎起那只黑色的皮箱,消失在夜幕之中。

  蓝苹在上海神秘地消失了。她的闹剧终于拉上大幕。

  蓝苹究竟何往,人们茫然无知。

  直至一九三八年元旦,《戏》杂志的《男女明星近况如何》一文,才用几行字报道了蓝苹的行踪:

  “蓝苹,平常高谈阔论,思想偏激,今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与政府军相同的站在民族战争的最前线,蓝苹为之大大兴奋。听说在二个月之前,蓝苹即已离沪赴陕北,希望一见毛泽东,并报名在‘红军大学’念书……”

  哦,“希望一见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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