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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叛乱的失败,上海余党马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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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叛乱的失败,上海余党马天水

  马天水满心狐疑飞往北京

1977年7月中旬,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样“三副一长”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

为何不审马天水 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余党中的骨干分子当时列出的一共有四十多名,而首次进行法庭审谈的共九名。他们是: 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以及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 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上海的头面人物,除马天水原来在上海市委担任一定领导职务外,其他的都是靠造反升官的。 可是,当年审判后的判决书,为什么只有八个人,而独独少了一个位于这伙余党之首的马天水? 在谈马天水为什么没有进行审判前,我得先来说说法院设立的八个审判组的情况,以便能全面了解这场审判是如何严格地依照法律办事的。 鉴于徐景贤、王秀珍在十年动乱期间积极参加“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并窃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权,罪行严重,案情复杂,在全市和全国造成重大影响,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由市高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进行审判。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和朱永嘉六名被告人,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进行审判。 徐景贤审判组:负责人张增祥。张是在北京秦城监狱参加预审张春桥之后,于1980年回到上海,接着参加了徐景贤案的审理。除张之外,还有李海庆、李志辉、包如星和王犁等。 王秀珍审判组:由郭椿和、范乃廷、曹余德和蒋丽珍等组成。郭和蒋都是女同志,郭后来调回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任人事处长,蒋后来在审判时担任书记员。1982年6月组成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王秀珍时,我已从特别法庭回到上海,被任命为刑事审判庭庭长并担任王秀珍一案的审判长,审判员范乃廷、曹余德,人民陪审员马骥、庄咏文、吴翠婵、陈铭珊。 如果马天水不出现意外情况,我想也肯定放在我们高级人民法院来审判的。 马天水由于没有被列入审判对象,因此也就未对他成立专门的审判组。 当时被列入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主要骨干分子共计四十多名,受到法律审判并判刑的三十多名,这当中前面谈到的八个人,是被列入第一批审判的。在此之后由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织审判的还有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骨干分子施尚英、王知常、王日初、萧木、廖祖康、钟定栋、游雪涛、王湘君、薛干青、徐成虎、王明龙、张国权、刘和德、邱玉泉、刘浩德、张振学、陈敢峰、李伟民、秦学能、夏云开、夏宗珈、李家振和唐行南共23名。 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是完全合乎法律程序的,也是顺应了民心的,但是不对马天水进行审判,很多人到现在都认为不可理解。 马天水在这伙余党中是一个在上海为“四人帮”当掌柜的角色,不审判他人民群众自然不能答应。但法律是严肃公正的,对任何人都应该是一视同仁的,我们不能因为对这伙人的仇恨而做出违背法律的事情来,不经过法庭审判而将一些罪名定在他们的头上,那样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马天水正是属于这样的一种情况。 我曾听有人说马天水是因为他的老战友在中央某某部门工作,给上海打了招呼才没有受审的。这全是谣传,哪能有这样的事情!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声讨“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罪行,就是马天水有这样的“老战友”,就是说了,我们法庭也不会听他的! 那么马天水究竟是什么原因没有受到法庭审判呢? 据我所在的法庭所知,“四人帮”被粉碎第二天,马天水就被中央通知去北京“开会”,从此再未回到上海。“四人帮”在上海的这些余党中,只有他一个人是在北京被捕的。这是马天水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在关押期间,中央派人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听到后脸上立刻显出一种异样的表情,双目发呆,站在那里久久不动,然后便发出一声令人不解的怪叫声,可见这件事情已将他的精神世界完全击垮。 在关押期间,由于各种原因,马天水患了反应性精神病,经常会独自一人发呆,有时傻笑,完全丧失了供述、申辩能力。 我曾听有的人说,这是马天水见自己末日来临,在监狱里装出来的,目的就是逃避法庭对他的审判。 当然,各种说法都很多,这么多年过去了,到现在都还有人在这样问我,这不奇怪,因为没有对马天水进行审判,人们总觉得这场审判有些不够完美。人民群众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一切都得按法律办事,马天水究竟有没有精神病,这不是谁说了能算数的,也不是他装得出来的,这得经过严格的科学检查。 为此,我们请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对其进行了多次检验,结论是情况属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于因精神病而失去了供述和申辩能力的被告人,法庭不应对其进行审判。后来我们按照法律规定,给市委如实打了报告,市委批准只在《起诉书》中揭露其罪行,暂缓对其进行起诉和审判。 徐景贤低下了头 第一个被审判的是徐景贤。 1982年7月13日,徐景贤被带上法庭。 49岁的徐景贤留着分头,头发有些零乱,一直搭在眼眉上。他再没有了昔日担任市委书记时的派头,面容显得有些忧郁,头向下低着。由于这次不能对马天水进行审判,因此徐景贤就被推到了这伙余党的首犯位置,看得出来他显得有些紧张。 担任审判的主审法官一共四个人,张增祥任审判长,李海庆、李志辉为审判员。另外还有四名人民陪审员,他们是翁曙冠、马科、李家耿和张友端。 三名审判员都是我们高院很有水平的法官,他们从事司法工作多年,很有经验。在此之前,他们就参加了对于这伙余党的预审,对情况掌握得比较全面。 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徐景贤犯有“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组织策划者,罪行十分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徐景贤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 被告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行有什么反映呢? 徐景贤是这些被告中很有心计的一个。在预审的时候,他对于一些次要的都承认得很快,而对于一些主要的犯罪却不断地找各种理由来回避。用我们法官的话来说,就是认罪不够稳定。 徐景贤的罪行最严重的一条就是策动武装叛乱。 在预审的时候,他对于主要的事实都做了交待——不交待也不行,因为别人都已交待了。但从他的讲话中,不时流露出一些情绪,那就是这样做是被迫的,是在当时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被“一网打尽”而采取的被动的防御措施。同时他还一再强调,武装叛乱未遂。 在法庭上,面对法官的提问,他还是强调说,他自己“对策动武装叛乱,在1976年10月10日到北京时,个人的行动就已经终止了。而且在10月12日书面向中央领导人作了‘自首’报告”。 说完之后,徐景贤抬起头,看了看台上的法官。 法官对他后面所说的向中央领导人“自首”没有提出疑义,但对于他以此否定策动武装叛乱的说法当场宣读了几名当事人证词,并当庭出示了物证。 他一听这些证词都是他们一伙当事人所说,知道没有办法推掉,再看那些投影的物证,也都无法赖掉,便承认“是事实”。 可是,当问到他迫害陈丕显、曹荻秋等人时,他却不愿承认。 听到这里,负责审判的张增祥看看徐景贤,问道:“被告徐景贤,我问你,这件事情与你到底有没有关系?” 徐景贤见张增祥追问得紧,仍然将事情推到客观的原因上。 徐景贤说,自己曾经对陈、曹二人进行过诬蔑,也是想将他们打倒,但自己对诬陷材料的来源不清楚,这材料都是由专案组汇报和提供的,自己没有多大责任。徐景贤是个很有心计的人,这明明是在表面上承认,而具体上又否认掉了。 张增祥曾经同我一起,在北京秦城监狱参加过对“四人帮”的预审,因此对于很多情况都掌握得很准确,对于这些被告的心理活动也是掌握得很透彻。他知道到了此时,这些人还是不肯轻易认罪,必须得摆出事实,让他们在事实面前低头认罪。 张增祥问道:“你当时是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专案组的材料怎么能不知道,你必须得说出道理来。” 听了法官的话之后,他不紧不慢地回答说:“专案组不是我在管,而是由王少庸、王承龙他们在负责。” 一个新的问题提到了法庭面前,徐景贤真的没有管过专案组的事情吗? 面对这种情况,公诉人向法庭提出让当事人出庭作证。 张增祥同意公诉人意见,宣布让当事人出庭作证。 随着这一声,一个人在法警的陪同下,走到了法庭前面。 徐景贤不由偏过头去看了看,脸上露出有些惊愕的样子。 这个出庭作证的证人名叫盛龙涛,是原市革委会专案办公室曹荻秋专案组的副组长。 徐景贤一看是个熟人,不知道这个人要说些什么,脸上的表情有些难看。 盛龙涛站在那里,看了看徐景贤。这个过去在头上指手画脚的人,盛龙涛在他的面前是不敢有任何不同意见的,只要这个人说了,他就得照办,否则就会受到意想不到的灾难,因为在那个时候,面前的这个人在上海滩上代表的就是权力,就是“法律”。 盛龙涛说,徐景贤等人在夺取了上海市党政领导大权之后,处心积虑欲置陈丕显、曹荻秋于死地,他们在全市多次组织批斗大会,要陈、曹二人低头认罪,如不认罪,就实行体罚,有时还动手进行毒打,使二人的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曹荻秋最后被迫害而死。 法庭为此追问徐景贤:“证人讲的是不是事实?” 徐答:“基本上是事实。” 这就是徐景贤与其他几名被告不同的地方,加之他的职务关系,他的案子就比其他几位要复杂一些。 在法庭上,他同特别法庭审判的姚文元一样,在文字上比较注意分寸。而王秀珍等几名被告,在法庭上就没有这种现象,认罪态度好的,是自己犯下的罪行都承认,认罪不好的,干脆就顶牛,没有或很少用过这样的词句。 法律不承认“基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有一点含糊。 公诉人这时向证人发问:“曹荻秋为自己的问题,曾向中央写过申诉信,这些申诉信后来都到哪里去了?” 证人答:“这些信后来都被扣压了。” 公诉人:“那么,你们是如何将曹荻秋定为叛徒的?有没有根据?” 证人:“那是在王洪文、徐景贤等人的高压下,由我们专案组写出来,然后报给当时的市委和市革委的。” 公诉人:“请你讲具体事实。” 证人这时看了看站在那里的徐景贤。 徐景贤站在那里,头微微地抬着,头发挂在眼睫毛上,看得出他听得还是很认真的。 证人接着说:“专案组经过几年调查,认为曹荻秋没有根据定为叛徒。因此在1972年7月17日写了一份‘曹荻秋被捕后,在监狱里编了假口供,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出卖组织,定叛徒没有确凿根据’的情况,登在一份《情况反映》上。” 这时,公诉人要求法庭出示这份《情况反映》。 法庭当众出示了这份材料。 完后,法警走上前来,将这份《情况反映》拿到徐景贤的面前,让他进行辨认。 徐景贤看了看,承认“确有此事”。 事情到此也就真相大白了。 法庭审的是徐景贤对于陈丕显、曹荻秋等人的迫害,光这个还不能说明问题,必须看徐景贤在这件事情上的一些更具体的做法。也就是说,必须得一是一,二是二,事实一定要是铁板上钉钉子,牢牢实实的。是,就得要承认,就得要定罪;不是,就得要否定掉。否则,到时他又会承认是“基本”。 公诉人要证人继续发言。 证人说:“王洪文、徐景贤看到简报后,大为不满。王洪文说:‘按你们的观点,曹荻秋可解放了,可当市委书记了,张春桥不是要下台了吗?’徐景贤说:‘三个没有写得很突出,有问题。应该写成曹荻秋被敌人逮捕后,暴露了身份,出卖了同志,出卖了组织。’王秀珍说:‘他不是叛徒,还有谁是叛徒。’他们强令专案组按照他们的调子,重新起草报告。” 证人说完之后,审判员问徐景贤:“证人讲的是不是事实?” 徐景贤见人证物证都在面前摆着,再也无法推脱了,只好承认:“是事实。” 徐景贤接着说,法庭上所指控的我的犯罪事实都是客观存在,是符合事实的,在事实面前我表示认罪服罪。那份诬陷曹荻秋的所谓审查报告,“完全是在我们威逼下写出来的。” 在庄严的法庭上,徐景贤说话的声音有些发颤,相信整个旁听席上的人都听到了。 徐景贤判了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王秀珍服法认罪 朱永嘉、陈阿大、叶昌明等人在经过预审之后,在法庭上对自己的所犯罪行也都能认识。 这里面服法态度较好的还算是王秀珍。 虽然同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但王秀珍与徐景贤不同。徐景贤一开始就在市委机关,在上层活动,后来手中掌握着大权,了解上层情况。他伙同王承龙诬陷迫害魏文伯,这个要算在徐景贤的头上,但不能认定王秀珍参与了对魏的迫害。至于郑平、刘慎之、黄耀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被迫害致死,那就更不能算在王秀珍的头上,这就是实事求是。我们不能因为她后来掌了大权,就笼而统之地都将她和徐景贤算在一起承担罪责。 从这一点上,王秀珍就感受到我们办案的实事求是。 作为“四人帮”在上海的主要骨干分子,又是一个女性,王秀珍肯定有着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 我是负责王秀珍一案的法庭审判长,参加审判的还有审判员范乃迁、曹余德,人民陪审员是马骥、庄咏文、吴翠婵、陈铬珊,书记员是蒋丽珍。 7月14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王秀珍进行审判,她被带到法庭的被告席上。 这个47岁的女人长着一张圆脸,梳着齐耳的短发。她站在那里,抬起头来看看审判台上的法官,显得有些紧张。 公诉人发言之后,我问她:“王秀珍,公诉人的发言你听见了吗?” 王秀珍答:“听见了。” 我问道:“被告王秀珍,法庭问你,你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了哪些人?” 王秀珍想了想,接着就说了一大串受到她迫害的人的名字。 这些名字不但多,而且牵涉到全市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听得台下旁听的人一个个都惊得睁大了眼睛。 一开始,王秀珍对这些受到过她迫害的人名字都很熟,说得也很快?可是说着说着就放慢了速度,一边想一边说,最后竟停了下来,对法庭说:“还有许多名字,我都叫不出来了,也想不起来了。” 我追问道:“你自己做的事情为什么想不起来?” 王秀珍脸上显出一种痛苦的表情说:“受到我迫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真的无法记起来了。” 旁听席上立刻发出一片惊叹声。 那个时代这些人简直就像疯了一样地迫害别人,听到下面的惊叹声,王秀珍显得有些紧张,她向自己的左右看了看,又将头低了下去。 我在法庭上对王秀珍为什么要如此疯狂地迫害他人的动机和目的进行了追问。 我问她:“你为什么要如此无缘无故地迫害别人?” 王秀珍答:“不打倒陈丕显、曹荻秋及他们在上面和手下的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我们这些人是上不去的。” 由此可以看出来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以迫害别人来为个人谋取权力和私利。 正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被告人王秀珍在1968年伙同徐景贤在全市电视大会等会议上,诬陷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市长曹荻秋是“反革命分子”,并对他们进行人身迫害,非法监禁。1972年至1973年,王秀珍伙同马天水、徐景贤等,再次诬陷陈丕显是“反革命”、曹荻秋是“叛徒”。致使陈丕显长期遭受迫害,曹荻秋被长期折磨至死。 1969年11月,上海市煤气公司助理技术员桑伟川因写文章驳斥徐景贤诬蔑小说《上海的早晨》,王秀珍和马天水、徐景贤即诬陷桑伟川是“现行反革命”,并决定予以逮捕判刑7年,致使桑伟川遭到残酷迫害。 王秀珍这些人有什么法制观念,他们的话就是法,他们看谁不顺眼要判谁就判谁。 光是这样还不够,王秀珍还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在1976年2月至4月,在张春桥、王洪文指使下,先后在全市万人大会等会议上,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是“组织还乡团”,搞“反攻倒算”,并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还乡团团长”、“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 除了这些之外,在庭审王秀珍的时候还问了些什么呢? 那就是关于武装叛乱的事情。 1973年至1976年,王秀珍按照王洪文的指使,利用窃取的组织大权,先后指派周宏宝、施尚英、印玉泉等为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控制民兵武装的领导权。 1976年10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决定发动武装叛乱,由徐景贤、王秀珍负责总指挥……由于中央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和上海军民的坚决斗争,才使他们的武装叛乱未能得逞。法庭对于这些,不但追问了王秀珍本人,同时还当庭出示了相关的物证和投影,当庭宣读了证人的证词,关键的地方还让证人出庭作证。 在事实面前,王秀珍对于这些都供认不讳。 在法庭上,我问什么她答什么,认罪态度较好。 在开始审判王秀珍时,法庭还有一个担心的事情,就是她曾多次与当时军队方面的一些领导同志有过来往,也曾请他们在某些方面给以帮助和支持。还有一些事情,直接地牵涉到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如果在法庭上说出这些人的名字来,是必会给审判带来影响。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当胜利的曙光照耀着华夏大地,人们从睡梦中苏醒,还不知道中国这艘巨轮已驶入新的航程。

“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叛徒江青、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四人帮’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叶剑英和他的战友们不露声色,因为在这个时候燃放庆贺的爆竹尚为时过早。

在1980年,王洪文的弟妹们曾经获准前往秦城监狱,探望王洪文。

  他们把目光投向上海——这座尚处于“四人帮”余党手中的中国最大的城市。

王洪文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即王洪武、王洪双、王洪全、王桂兰。

  十月七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依然保持着“姚文元风格”,送往千家万户。

王洪文的弟妹们,在王洪文飞黄腾达的时候,仍过着平常的生活,并没有沾大哥的光。正因为这样,在王洪文倒台之后,他们也依然过着平常的日子,没有受到牵连。

  头版头条登着:《继承毛主席遗志的最好实际行动——上海市掀起群众性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这是一篇吹捧“基地”的报道。二版的通栏标题为《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刊出梁效的长文《(论总纲)和克己复礼》。“梁效”(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写作组)乃是“帮秀才”。“帮秀才”写的“帮文”照登不误,似乎一切“正常”。……《人民日报》如此,全国所有的报纸、电台也如此,没有透露半点风声,谁都不知道六日午夜爆发的那桩惊天动地的壮举——尽管在逮捕“四人帮”之后,北京卫戍区部队已顺利地接管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安部。当年“杨、罗、耿”兵团的那个“耿”,即耿飆,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此刻奉命接管了姚文元那一摊子舆论机关,但在舆论上仍保持沉默。

王洪武、王洪全在长春老家农村务农:王洪武在长春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王桂兰在吉林市,家庭妇女。

  在上海,除了海军上将、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之外,谁都没有意识到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就连王洪文那个贴身秘书廖祖康,在这一天仍如期举行婚礼,没有察觉王洪文在北京已发生了意外情况。

王洪双在1958年参军,1962年转业到陕西省武功县飞机修配厂工作。

  在茫茫大上海,这天唯一行动反常的是“总管”马天水。

王洪文的弟妹们接到通知,赶往北京。他们在秦城监狱见到了长兄王洪文。见面的时间总共四小时──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

  十月七日上午九点,当粗眉大眼的王秀珍刚刚步入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的党委学习室,发觉马天水穿得整整齐齐,早已坐在那里。马天水向来“朴素”,只有在接待外宾时才穿毕挺的中山装,扣得紧紧的衣领里露出一圈雪白的衬衫领。不过,他今天神态木然,呆呆地坐在那里。

这是多年以来弟妹们与王洪文唯一的一次见面。

  “马老,今天有外宾?”王秀珍问道。

王洪文叮嘱弟妹们好好劳动,好好照料母亲。

  “不,去北京开会。”马天水低垂着硕大、光秃的脑袋,颓然地答道。

1980年底,“四人帮”终于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去北京开会?!”徐景贤也进来了。他向来是个非常敏感的人,马上插话道,“中央最近一段时间没有会议呀,也不会有人事变动。”

数亿中国人聚精会神,从电视荧光屏上观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的实况。

  “是呀,每次去北京开会,春桥、文元和老王总是事先来电话关照。这一回,怎么突然叫你去开会?哪里来的通知?”王秀珍问道。

对于王洪文的审判,大致如下:

  “中央办公厅一早打电话来,要我和用纯麟同志今天中午赶到北京。”马天水答道。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王洪文概况表

  “你给春桥挂过电话吗?”徐景贤追问。

日期被告人庭审主要内容

  “我,我怕太早,他没起床,怕打扰他。”马天水支吾着。

1980年11月20日“四人帮”宣读起诉书。

  其实,这个“马老”,乃是一匹识途“老马”,哪里还用得着徐景贤提醒?他在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之后,当即觉得这通知那么急,有点蹊跷。他在电话中问道,去北京干什么?开什么会?他想摸底。可是,对方只是重述中央的通知,未加任何说明。那口气完全是公事公办式的。马天水一听,便疑虑重重。

武装叛乱的失败,上海余党马天水。1980年11月24日王洪文“长沙告状”。

  凭借着“老马”的丰富的政治经验,他预料此行凶多吉少。特别是在国庆节前夕,王洪文先是派他的秘书肖木来沪,紧接着又派廖祖康来,已经把北京政局的底牌清清楚楚告诉了马天水……

1980年12月6日王洪文诬陷陈毅;

  然而,电话是中央办公厅打来的,马天水不能不立即去北乐。

指使鲁瑛派记者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

  马天水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同行。王秀珍、徐景贤送他们去机场,再三叮嘱马天水的秘书房住庭,到了北京一定要打个电话回来报“平安”。

策划、指挥“上柴联司”武斗事件;

  马天水的飞机刚刚抵达北京,就被接去出席中央的“打招呼”会议。

组织指挥上海康平路事件。

  当马天水听说“四人帮”被捕,简直目瞪口呆!

1980年12月13日王洪文组织第二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他解开了紧扣着的中山装的领子,那光秃的前额仍在不断冒汗。

1980年12月20日王洪文法庭辩论。

  他闭口不语,不表态。

1981年1月25日“四人帮”法庭宣判。

  凌晨二时,当他驱车回到京西宾馆,他实在熬不住了,才对秘书说出了一句恼羞成怒的话:“简直是突然袭击,宫廷政变!”

平心而论,在“四人帮”之中,认罪态度最好的要算王洪文;张春桥一言不发,瞪着三角眼,以沉默相抗;姚文元总是咬文嚼字,避重就轻,至多承认犯了“错误”,不承认犯罪;江青则“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大闹法庭,以至写下《我的一点看法》相抗;倒是王洪文问一答一,问二答二,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早已没有“造反司令”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气。

  说罢,马天水似乎意识到自己失言,即便是在秘书面前也不该说出这样泄露内心秘密的话。他赶紧闭上了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对王洪文的起诉如下:

  辗转反侧,马天水无法入眠。

“被告人王洪文,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王洪文积极参与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他无法抑制自己的心情。他毕竟又对秘书说出了心里的话:“唉,今天还要去开会,会上不能不表态。表态难,不表态又不行。表示拥护吧,向上海怎么说?不表示拥护吧,恐伯就回不去了!”

“1966年12月28日,王洪文参与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九十一人。1967年8月4日,王洪文组织、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关押和伤残六百五十人。

  在会上,马天水言不由衷,不得不虚掩几句拥护之类的话。紧接着,他就来了个“但是”:“建议党中央正确处理和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张春桥在‘一月风暴’、‘大联合’中是有影响的人物,中央要慎重对待。……”他的言外之意,张春桥属“人民内部矛盾”,王洪文当然也属“人民内部矛盾”。

“1976年,王洪文伙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王洪文指使鲁瑛派人到一些省,按照他们的意图编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材料。

  就在马天水吞吞吐吐、闪烁其词的时候,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得团团转……

“王洪文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多次指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加紧发展‘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上海余党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被告人王洪文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一条反革命伤人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关于上海“四人帮”的余党们是怎样度过那些惊弓之鸟的日子,有过各种各样的传说和报道。

1980年12月20日上午,王洪文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作最后陈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本书注重翔实。笔者在小山般的“文革”档案中,查看到徐景贤亲笔所写的长篇文代。这是笔者所见到过的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献中,最为详细、准确的一篇。

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作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转变立场,改造自己。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的机会。

  其中的原因有二:第一,徐景贤是重要的当事人,写的是他亲身的经历;第二,徐景贤毕竟是“秀才”他的交代思路清楚,表达也具体、形象。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王洪文作如下判决:“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以下引述徐景贤的从未公开发表过的长篇交代。在某些地方,本书作者加以必要的补充,用括号注出:

王洪文表示服从特别法庭的判决,并在最后陈述中申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在上海担任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关于王洪文为什么被判处无期徒刑,《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五期,发表伍修权撰写的长篇回忆录《回忆与怀念》中,透露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量刑和宣判的内情,其中涉及王洪文: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回到上海以后的第二天,我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过了几天,就是九月二十八号的中午,张春桥派肖水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我不是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张春桥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

  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当中央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的司令员周纯麟同志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都感到很突然。

  十月七日的早上,马天水把我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我们按照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十月七日晚上,我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电话。接着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引者注:当时,于会泳告诉徐景贤,“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是华国锋决定的。”刘湘屏则告诉徐景贤,“没听说中央开什么会,王、张、姚的情况不知道。”)

  十月七日晚上,王秀珍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了电话。房住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引者注:当时马天水没有直接与王秀珍通话。房佐庭推说:“马老在洗澡。”

  虽然马天水已经参加了“打招呼”会议,遵照中央规定,房佐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

  所以十月七日那一天我们没有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在不安当中度过了。

  十月八日的大清早,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十月八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肖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引者注:当时廖祖康判断说,“情况反常”!)

  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了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引者注:当时肖木说:“坏了,鲁瑛肯定给监视起来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引者注:这时,徐景贤又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负责人那里获知,“中央台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

  这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

  我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军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患了”

  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患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象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引者注:廖祖康的这一估计,显然因为他是长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从王洪文那里得知中国政界最高层的内部斗争形势,所以他的话不多,但很准确。徐景贤当即说:“极可能发生军事政变!”王秀珍接着说:“老帅动手了,右派上台了。”)

  我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话: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元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我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

  我们几个人觉得形势非常严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

  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

  我就说下午我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这样,十月八日那天下午我们分成两个地方进行打招呼和吹风。

  (引者注:就在这个时候,在江苏、浙江和吴淞口的海面上,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部队的指战员已接到命令,处于戒备状态。)

  八日的那天下午,我还给浙江省委的副书记罗毅,福建省委的常委陈佳忠分别打了电话摸情况,王秀珍给辽宁省委副书记魏秉奎打了电话,还要魏秉奎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后来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八日下午的五点钟左右,我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了常委和列席常委的会议。我说,这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们大家都要有精神准备。

  (引者注:据其他有关人员交代,会上有人说,“中央如果出了反革命政变,修正主义上台,我们要决一死战!”)

  十月八日的晚上,我到友谊电影院一个公开审查文艺节目的场合,故意去露了一次面,然后我又在八点多钟,马上赶到了康平路常委学习室,看见满满一屋子都是人。

  王秀珍告诉我说:她和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约好了,下午要级文金乘飞机赶到北京去摸情况(引者注:当时缪文金冒充国务院某人的家属进京),如果摸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打电话传一句暗号来,说“我娘心肌梗死”。王秀珍说,刚才缪文金已经打来了电话,传来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号。

  我听了心里一惊,我想,果真出事了,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预言应验了,他所说的大考验的时刻真的来到了。

  这个时候,我自己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的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泳、钱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

  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

  正在这个时侯,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了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当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门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刘庆支又打电话来了,是我的秘书张家龙接的电话。刘庆棠在电话里面说:“我们文比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这个时候,王洪文的秘书肖水突然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肖木这么一说,大家就一片混乱,生怕有人来抓。我就宣布我们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

  十月八日:上海疯狂之夜

  以下仍为徐景贤交代:

  接下去,就由我主持,在常委学习室,召开了一个具体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

  参与策划的有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几个常委,王秀珍这个书记,还有朱永嘉,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

  我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说下一步看怎么办?

  朱永嘉首先发言,他先是指名攻击了华国锋同志,然后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打它一个礼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就象巴黎公社一样。

  (引者注;据朱永嘉交代——“当时我跳出来说:我们得准备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发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或者先发一点语录,和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材料。”另外,他还说:“春桥、文元培养了我们十年,我们所以有今天,全靠了张、姚。他们倒了,我们也完了。”)

  我听了朱永嘉的发言,知道他的话是有依据的,他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们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在上海策划武装叛乱有两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是张春桥的指令和我们打仗的资本。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指令当中就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元的指示和理论。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元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也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当时我认为姚文元讲的很精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因此,我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就遵循了姚文元这个颠倒黑白的暴力论。

  就在八日晚上这个策划武装叛乱的会上,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谈过了,带枪的武装民兵有两千五百人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有三万一千人分散待命。她说,我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引者注:据朱永嘉回忆,王秀珍在会上说。“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二千五百人,三万一千人待命,要发枪发子弹,连夜搞巡逻。”)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才能形成一个拳头。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廖祖康具体提名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市委常委冯国柱在策划会议建议说,可以把杨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这样,我们就背着上海警备区党委,由市委办公室直接通知这几个人来跟我们汇合,一起搞武装叛乱。我们就是分裂军队的罪人。

  在策划会上,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还提议,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象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他们都找在一起,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办了。

  在策划会议上面,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后来在十月九日的早上,我听王秀珍说,她那个二号指挥点里面有些人,象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等,以后又转移到了东湖路招待所。

  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斋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抵抗到底。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作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是这一次就发了半自动步枪三万五千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到一号指挥点要我接听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今: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

  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他又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十月八日午夜,上海的疯狂之夜。

  关于一号指挥点,徐景贤已经写得清清楚楚。

  王秀珍率领冯国柱、李彬山、杨新亚等来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二号指挥点。

  凌晨一时,那里灯火通明。应召赶来的王洪文的“小兄弟”陈阿大、戴立清、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此外,还有先期到达那里的廖祖康、施尚英、钟定栋、冯国柱。

  王秀珍成了那里的首领。她满脸愠容,环视了与会者之后,用压低了的声音说出了一番富有煽动性的话:“中央出了反革命政变,修正主义上台了!这是右派政变!我们要与他们对着干,血战到底。我们的民兵即使打两、三夭也好。枪声一响,全国,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

  在这关键的时刻,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个个嘴里喷射着复仇的烈焰。

  陈阿大挥舞着拳头说:“要大干,马上干!吴淞口只要沉一条万吨轮,就能把航道堵住。去几辆大卡车到机场,把钢锭甩在跑道上,就能把机场封住。”

  叶昌明出了另外的主意:“我们可以在上海发动大罢工。上海一罢工,就会产生国际影响。”

  黄金海提醒道:“最重要的是粮食!必要时可以动用金库去买粮食,万不得已可以到江苏去抢!”

  戴立清显示“溜子”本色:“把民兵拉出来干。失败了,历史上会记上我们的功绩的!”

  马振龙发出了同样的吼声:“我们要对着干。大不了完蛋,大不了掉脑袋!”

  倒是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他派人到城建局,连夜取来几套上海详图。他知道,一旦在上海打起仗来,没有上海详图难以指挥。

  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则对十月八日午夜的密谋内幕,作过如下回忆:

  “在十月八日的晚上十点钟,我和李彬山、钟定栋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在十月八日晚十二点,王秀珍、冯国柱两个人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大帮人到了民兵指挥部机关,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我和钟定栋两个人向王秀珍、冯国柱两个汇报了我们拟定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三千二百四十人和摩托车一百辆,卡车一百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一万三干人,起用民兵101艇、十五瓦电台十五部。秘密指挥点设在江南造船厂(引者注:施尚英原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作)和国棉十七厂或国棉三十一厂,选择了我们信得过的人进驻各区当联络员,并且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还要求在九日十八时以前,全部落实。

  “王秀珍提出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这两个单位目际太大(引者注:即王洪文、黄金海原先所在的工厂),要我们在杨浦区另外再找一个工厂作秘密指挥点,其他都同意。

  “王秀珍并且告诉我们,她和冯国柱一帮人立即到东湖路七号,并要我们听他们那里指挥。

  “根据王秀珍和冯国柱的指使,我们就选择了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并且在十月九日的上午九点钟,由我和吴主义、钟定栋召开了十个区民兵指挥部和五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会议,把我们拟定的方案作了布置。

  “之后,我们都带了手枪和文件等撤离民兵指挥部,到两个秘密指挥点上待命。……”

  王秀珍所看中的东湖路七号,亦即东湖招待所,那是上海市委的一个招待所。

  王洪文回沪,总是住在那里。

  在一号、二号指挥点,徐景贤、王秀珍分别指挥着一班“武将”。

  朱永嘉呢?他则忙于指挥那班“秀才”,作舆论准备。

  朱永嘉,当时已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朱永嘉曾交代过他在那天晚上的行踪:

  “散会以后,我立即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广播电台分别打招呼,告诉他们,‘四人帮’可能出事了,如果市委决定,不发中央的消息,只发自己上海的消息,行吗?并要他们在少数骨干中个别打招呼,他们都同意了。回写作组也作了布置,要王知常准备语录和赫鲁晓夫如何上台的材料。至于告全市全国人民书还没有来得及讨论。”

  十月八日之夜——“四人帮”被捕四十八小时之后,如姚文元所“预言”的那样,上海“基地”“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战”。

  一场武装内战的阴云,笼罩着上海。尽管上海一千万市民对此还毫无所知,但是上海已堆满了干柴,只差一把火了。

  马天水的电话解除了上海的警报

  十月九日,下起了细雨。

  急匆匆,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拖儿带女,离开了康平路。

  没有坐小轿车,悄然登上公共汽车,从上海西南角斜穿整个市区,前往东北角杨树浦。

  王洪文的小兄弟已经给她透露消息;“王洪文出事啦!”

  她一次次给王洪文挂长途电话,总是没人接。

  她给上海国棉十七厂厂医、她的一位好友挂电话。在电话里没说几句,她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到我这里来吧,暂且躲一躲。”她的好友劝慰她。

  她就带着儿女,借住到厂医家。

  这位厂医与她的友情,倒并非“造反之交”。她的丈夫从部队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曾任厂党总支委员,“文革”前与王洪文有点来往。一九六六年,她的丈夫去世。一九六七年在与“联司”血战之时,她曾替崔根娣照料孩子。正因为这样,这一次崔根娣又想到了她,把孩子带到了她家。

  她家不是个显眼的所在。金祖敏也把女儿托崔根娣一起带去。顿时,厂医家里挤了一屋子人。

  不久,这小屋里又增加了一名“逃难者”。她叫张融融,张春桥的第三个女儿。

  张春桥的女儿怎么也躲到这儿来呢?原来,是崔根娣做的大媒,把上海国棉十七厂青年工人徐百丰介绍给张融融。听说崔根娣在厂医家避难,张融融也以为这里安全,便过来暂避风头。

  虽然这儿是工人宿舍区,远不如康平路高干宿舍豪华、宽敞,崔根娣心中反而踏实了。她与厂医挤在一张床上,说出了心里话:“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些年我的心总是悬着,担心洪文迟早会出事。现在,果真大祸临头……”

  不过,就在这一天,上海民兵指挥部那紧张的战斗气氛,忽然缓和了。

  徐景贤、王秀珍这几天绷紧了的脸上,居然出现了笑容。

  上海“基地”怎么一下子松弛了神经?

  原来,十月九日上午十时,马天水从北京给王秀珍打来了电话。

  “是马老吧?”王秀珍一听见马天水的声音,高兴得跳起来了。

  “是我呀,我的声音你还听不出来?!”真的,从电话耳机里传出来的,是马天水那熟悉的河北口音。

  “你身体好吗?”王秀珍问。

  “好,好,我在京西宾馆里一切都很好。”马天水答道。

  “四位首长好吗?”王秀珍问了最关键的话。她所说的“四位首长”,不言而喻是指“四人帮”。

  “他们都好,身体很好。”马天水居然这样答道。

  “你见到他们了吗?”王秀珍紧紧追问。

  “他们工作都很忙,我没敢打扰他们。他们在电话里托我向景贤和你问好!”

  马天水说得很流畅,很自然。

  挂上电话,王秀珍急忙把好消息转告徐景贤。

  徐景贤长长的松了一口气,顿时瘫在椅子上——连日的疲劳一下子袭了上来。

  “小兄弟”们也飞快地得知“喜讯”。

  叶昌明顿足道:“唉,虚惊一场!”

  上海迅速地恢复了平静。

  这天,零点,先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紧接着上海各报与中央各报一样,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重要新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共同作出两项决定,即《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这两项决定是在十月八日作出的。

  另外,这天还同时下达中共中央文件,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十月七日作出决定,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一定是中央在开政治局会议!”看着报上刊登的两项决定,看着中共中央文件,上海的“四人帮”的同党们,作出了“合乎逻辑”的解释。

  警报解除了!

  十月十二日:上海又要“大干”

  其实,马天水是奉命向王秀珍打那个长途电话的。

  马天水此人在宦海浮沉多年,曾总结出一句“名言”:“第一把手不好得罪。”

  他所说的第一把手,亦即顶头上司。

  他总是举“顺风旗”。

  在陈毅市长手下,他照陈毅指示去办;

  在柯庆施手下,他听命于何庆施;

  在陈丕显、曹荻秋手下,他曾与造反派分庭抗礼;在张春桥得势之后,他“痛改前非”,成为“结合”干部;十月七日,当他刚到北京,要他“急转弯”,他一时转不过来。因为张春桥、王洪文已经给他许愿,让他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何况他这几年在上海替“四人帮”看家,他的命运早已与“四人帮”紧紧连在一起,成为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所以他会骂出“宫廷政变”之类的话。

  不过,他毕竟是“三朝元老”,经历过许多次政治风云。他在北京开了两天会,知道“四人帮”败局已定,无可挽回,他就不能不为自己拨小算盘了。他再一次以为,“第一把手不好得罪”,只是此时他心目中的“第一把手”不再是张春桥,而是华国锋了。

  马天水按照中央的意思,给王秀珍挂了电话。上海放松了戒备。

  十月九日晚上,马天水又一次给上海挂电话,转达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徐景贤、王秀珍明天上午来京开会。

  十月十日上午,徐景贤、王秀珍在临行前又通过各种途径向北京摸情况,得知“四人帮”真的被捕。不过,他俩又有点疑惑:“马老”的话,总不至于不可靠吧。

  临行之际,徐景贤、王秀珍作了“一去不复返”的打算。他俩作了吩咐:“作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去了以后,两、三天没有消息,你们就决一死战!”他俩委托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三人负责上海工作。

  徐景贤、王秀珍腾空之后,上海“基地”失去了首领,陷入混乱之中。尽管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下达了一级战备的状态,但已是群魔无首了,“马、徐、王”这三驾马车都离开了上海。

  “一到北京,就给我们打电话!”冯国柱、张敬标、叶昌明曾再三关照徐景贤和王秀珍。

  一到北京,徐景贤和王秀珍便明白了一切。他俩几次给上海“基地”打电话,那话是含含糊糊的:“家里怎么办,等一、两天我们回来再说。”

  十月十一日,上海“基地”在不安中度过。

  十月十二日,马、徐、王仍没有回上海。

  “他们三个也肯定给扣起来了!”这样的猜测,使上海“基地”由不安转为焦躁,转为暴怒。虽然后来得知马、徐、王在十三日可以回沪,但朱永嘉等已经没有耐心再等待了。

  于是,十月八日之夜的一幕在上海重演了。

  在档案材料之中,施尚英关于十月十二日夜晚的描述最为详细。下面引述这位当事者的回忆:

  十月十二日晚上八点半钟,冯国柱等四个常委召集了总工会和写作班,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十余人,到康平路开会,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并且吵吵嚷嚷的。

  在混乱的吵声中,朱永嘉突然站起来,两手把袖子卷起,态度十分嚣张地抛出了要在十三日六点钟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口号是四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要民兵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

  王知常接着说,现在不能再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四个还我。(引者注:这时朱永嘉写了一张“民气可用,决一死战!”的条子,在会场上传阅。)

  肖木急急忙忙的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

  王少庸态度极其嚣张地说,我提出把全市搞瘫痪了,请大家考虑。

  陈阿大接着说,把上海搞瘫痪很方便,只要把电网一破坏就行了。

  冯国柱态度积极地接着说,我补充一条,明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到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给扣起来。

  我不理解,问冯国柱为什么要扣马、徐、王三人?

  冯国柱说,你不懂,他们三个回来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的(引者注:指代表市委下命令投降。这时有人很明确地说:“马天水是软骨头,徐景贤是动摇派,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三个人都可能投降了!”)

  会上还有人叫嚷,要封锁长江航道和机场。

  马振龙的态度极其嚣张,又哭又闹,并且说,现在就要干,不能再等了。

  朱永嘉说,上海带一个头,外省市也会跟上来的,这样就迫使他们放人(指迫使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放“四人帮”)。朱永嘉并且极其反动地提出,如果被镇压,失败了,那么象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上也会记上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干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指“四人帮”。

  (引者注:这时,“历史学家”朱永嘉来了个“古为今用”,讲起了秦汉之争,刘(邦)、项(羽)之争以及巴黎公社血战到底的历史典故,然后,他和王知常提出;“民兵,你们工人干部去搞。报社、电台我们搞。我们和肖木一起起草宣言,天亮六时前派民兵占领电台,向全世界广播我们的宣言。要干就大干!现在不干。将来会在历史上留下惭愧!”)

金沙贵宾会网址 ,  在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装叛乱方案以后,冯国柱要每一个人表态,廖祖康接着遍每个人,点着名的要表态同意朱、王两个人提出的方案。到会的人都表了同意干的态度……

  当夜,他们制定了两个武装叛乱方案,其一曰“悍一”,其二曰“方二”。

  夜深人静;在蒙蒙细雨中,一辆辆轿车驶出康平路。其中的几辆朝东径直驶向外滩。

  矗立在外滩的上海总工会大厦400室,灯光耀如白昼,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烟草味。

  廖祖康和上海市组织组负责人、王洪文心腹王日初在这里召集紧急会议。“五虎将”全部到齐——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这是一支“忠诚”’于王洪文的力量,是“工总司”的老班底。他们要为援救“司令”而出力。他们研究了停水、停电的种种方案.主张“立即起事”。

  毕竟马、徐、王不在,这伙“王家班”研究了许久,未能有一个头儿拍板。最后,只得决定:在工会系统(大体上也就是原“工总司”系统)向下“吹风”,使当年的那批“造反英雄”们起来第二次“造反”。他们拟定了二十多条“起义”的标语。还组织人马以最快速度赶印进行“起义”的传单。如果马、徐、王不在十月十三日回沪,他们就决定在十月十三日晚大干!

  十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上海市总工会各级负责人匆匆赶到总工会大厦。这些负责人,大都是当年“工总司”的各级头头。他们紧急动员起来了。

  根据廖祖康的意思,叶昌明在这凌晨紧急大会上,“吹”起“风”来了。

  以下是从当时的记录中查到的叶昌明的原话:

  “现在我们和去北京开会的马老失去了联系。

  “据外地传来的消息,还有外国电台的广播,都说中央高级领导中出了事情。

  王副主席处境危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一些同志,都被打下去了。

  “对这件事我们要独立思考,经受考验。

  “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我们正面临着大考验。……”

  虽然朱永嘉力主十月十三日早上六点开始“大干”,但是由于马、徐、王已定于上午十一时飞抵上海,不少人主张还是等几个小时,等马、徐、王回来再定。这样,十月十三日上午,上海没有响起枪声,仍保持平静。

  “完蛋了,彻底完蛋了”

  这天上午十一时,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在上海机场上一出现,便陷入了王洪文那班“小兄弟”的包围之中。

  马天水哼哼哈哈,王秀珍沉默不语,向来口若悬河的徐景贤此刻也变得舌僵口讷。

  康平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拿出了从北京带来的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材料。虽说他们三个也声称自己“想不通”,毕竟他们在北京已亲眼看到“四人帮”

  大势已去,已向中央表了态,作了保证,表示回沪要妥善处理。

  毛泽东手迹影印件“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众人争睹的重要文件。

  张敬标看了直摇头:“就这么一些材料?我们当有什么重磅炸弹呢!毛主席的手迹没头没尾,‘你办事,我放心’的‘你’是谁没有写明,叫人怎么相信?”

  无奈,落花流水,上海“基地”人心涣散,再想“大干一场”已经干不起来了。

  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也于这天抵达上海,直接控制了上海局面。

  十月十三日晚,上海市常委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聚集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那里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这“三驾马车”言不由衷,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检查——马天水这位“老运动员”,事先关照过徐景贤、王秀珍,检查时“帽子要大,内容要空”。

  “完了,完蛋了,彻底完蛋了!”台下,一片唏嘘声,人人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靠造反起家的。

  开完会,马振龙回到总工会大厦,在403号办公室里抱头痛哭,如丧考妣。哭了一阵子,他拨通了马天水的电话,对着话筒把马天水骂了一通:“叛徒!你出卖了上海,出卖了我们!”

  骂已无济于事。

  翌日——十月十四日,新婚不过一周的廖祖康,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与肖木一起坐飞机去北京。

  据廖祖康告诉笔者:“外面盛传我是在上海被捕。不是的。那天,我和肖木坐飞机到了北京之后,前往北京卫戍区报到,才被隔离审查的。我变得很忙,四面八方的人来外调,要我写关于王洪文的材料。我就整天地写呀,写呀……”

  就在这一天,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传达到上海基层。直至这时,上海老百姓才知道中国上空的四颗灾星已被一举扫落,欢愉之情难以自制。

  当年“炮打张春桥”的核心力量——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的师生,兴奋地高举“欢呼打倒‘四人帮’!”的横幅,走上街头,举行自发的庆祝游行。上海多日的沉闷为之一扫而空。全城老幼男女笑逐颜开。人民明白了真相。就连许多受蒙蔽而集中待命的上海民兵,也加入了欢庆的队伍。

  至此,上海的武装叛乱烟消云散。“四人帮”在中国的最后一道防线,土崩瓦解。上海,再不是“四人帮”的“基地”。上海,属于人民!

  鉴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后,还是能够按照他们在北京许下的诺言行事,为了稳住上海,他们在那些日子里,仍是上海的“领导”。

  十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上海十七日电讯:《上海二百万产业工人坚决拥护党中央两项重要决定 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电讯中提到的“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当时对“四人帮”的特定的代名词。

  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任平的长篇文章《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文章揭露了“狄克”的老底。“狄克”是张春桥在三十年代用过的笔名。这是批判“四人帮”的第一篇有份量的文章,虽然文章只点“狄克”,没有提到张春桥的名字。

  十月二十二日,“四人帮”一词第一次公开见报。《人民日报3)套红标题:

  《首都150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十月二十四日,上海百万军民云集人民广场,大会横幅上的字是这样排列的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军委主席上海军民大会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人民广场上空,居然响起马天水的声音——大会由他主持,头衔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会副主任”。

  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致敬电;

  “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被彻底粉碎的特大喜讯传到上海,上海全市立即沸腾起来了!连日来,全市一千万军民涌上街头,结队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愤怒声时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上海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民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红卫兵、红小兵和其他劳动人民,一致奋起。浩浩荡荡的队伍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奔腾不息;锣鼓声、鞭炮声和激昂的口号声,震荡百里浦江,响彻万里长空。千万张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街头,万炮齐轰‘四人帮’反党集团;揭发、批判、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滔天罪行的怒潮,席卷全市,势不可挡,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在念致敬电的时候,坐在主席台上的徐景贤、王秀珍也不时跟随着大家鼓掌。

  直到三天之后——十月二十七日,上海的局势才又一次发生根本的变化:已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苏振华,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

  “苏振华兼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会上,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发言,表示“坚决拥护”。

  这一消息在十月三十日刊载于《人民日报》。

  此后不久,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上海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们也“忙”

  起来了,忙于写交代——光是“帽子要大,内容要空”已不行了,只得老老实实地交代在那十年中的种种倒行逆施。

  一九七七年七月中旬,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样“三副一长”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

  “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叛徒江青,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四人帮’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一九八○年底,“四人帮”终于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数亿中国人聚精会神,从电视荧光屏上观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的实况。

  平心而论,在“四人帮”之中,认罪态度最好的要算王洪文;张春桥一言不发,瞪着三角眼,以沉默相抗;姚文元总是咬文嚼字,避重就轻,至多承认犯了“错误”,不承认犯罪;江青则“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大闹法庭,以至写下《我的一点看法》相抗;倒是王洪文问一答一,问二答二,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早已没有“造反司令”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对王洪文的起诉如下:

  “被告人王洪文,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王洪文积极参与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王洪文参与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九十一人。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组织、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关押和伤残六百五十人。

  “一九七六年,王洪文伙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王洪文指使鲁瑛派人到一些省,按照他们的意图编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材料。

  “王洪文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多次指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加紧发展‘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被告人王洪文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一条反革命伤人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王洪文作如下判决:

  “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表示服从特别法庭的判决,并在最后陈述中申明了自己的态度——也就是本书卷首所引用的王洪文自白。

  一九九二年,全国各重大报纸刊登了一则重要电讯,云:

  新华社北京八月四日电: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因患肝病,于一九九二年八月三日在北京病亡。

  王洪文五十八岁,于一九八一年一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终身。

  王洪文于一九八六年患病后即被送医院治疗至此,王洪文结束了一生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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