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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500篇,读者文摘破产对我国期刊业发展

- 编辑:金沙贵宾会 -

中国散文500篇,读者文摘破产对我国期刊业发展

一郎
  一位哲人曾这样说过:“如果你要一年的繁荣,就种庄稼吧;如果你要十年的,就培育人吧。”
  种庄稼我不是行家里手,只想做一个诚实的耕耘者,播下希望的种子;培育人我不敢说能为人师表,只是和真挚的朋友们一起学爱这个世界,爱一切被爱的人和事。总想为朋友在春季送上一束散逸着淡淡清香的花,在盛夏送上一杯甘之如饴的泉水,在深秋送上一片着意采摘的枫叶,在寒冬送上一份相属相知的问候……对人生真谛的探索和追求,使我和读者朋友们心心相印,互为知己。今天,让我把三个喜讯告诉大家——目前,我们的刊物拥有了创刊以来最多的读者朋友——187万;最近,在甘肃省首届期刊评选中,读者文摘月刊被评为优秀期刊;9月初,全国首届期刊展览在北京举行,读者文摘月刊将赴京参展,并以多种形式同读者见面。
  在这个拥有百万之众的大家庭里,每个人都用明眸传递着求知、进取、理解和信任的目光,让我们在友谊的交往中携起手来,共同为自己的这块生活园囿的沃土再添一片新绿!

你的糊糊快好了没?

郑元绪
  一1981年初,经过紧张而短促的筹备,《读者文摘》就要面世了,心中总有些忐忑不安。原计划3月出版的,因为抽换了一些文章,拖至4月才出版。出版前,将一页页清样订在一起,不停地翻来翻去,就像即将分娩的母亲,猜测着自己的婴儿如何模样,来到世上会不会遭到冷遇。当时的编辑就只有胡亚权同我二人。对于编杂志都是初次尝试,“雄心壮志”虽是不小,却没有经验。我问老胡:你看这样装订出来,像一本杂志吗?老胡倒似乎胸有成竹:像,装上封面,三边一裁就像了!创刊号终于出刊了。封面很漂亮!红红的颜色,向往着未来的少女,给人带来一阵喜悦。我抚摸着每一页,端详着一篇篇变成了铅字、又整整齐齐排列在一起的文章,心里仍旧不踏实:读者会承认她吗?会喜欢她吗?要知道,审视她的,将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要赢得他们的信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0年后的今天,形势已大为改观。创刊号只征订了一万五千册;而眼下已拥有200多万订户、上千万读者,简直沐浴在读者的海洋中了。但我自创刊时染上的心病竟无从“医治”,每一期杂志出刊时,总有一种不安,不知这用心编出的几十篇文字,能否有几篇得到读者的认可?不知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意味,能否引起读者的感受和会心?每次接到工厂送来的签发样刊,都小心翼翼地浏览一遍,企图体验一次普通读者的心情。然后合上杂志,再假定自己是一名刚收到她的订户,再轻轻打开封面,一页一页地翻了下去……有时在街头行走,看见邮亭、书摊摆放着新到的《读者文摘》,不禁驻足其侧,细细打量那匆匆而来的顾客。及至看到他们一个个毫不犹豫地付了钱,卷起一本《读者文摘》匆匆而去的时候,心中才略觉宽慰。继而又不安起来:对于这些“忠实”、“虔诚”的读者,对于这些可爱的读者,这薄薄的48页该不会令他们失望罢!不安了10年,不安了100多期。或许要一直不安下去。
  二办杂志要依靠作者供稿,而《读者文摘》的供稿者同读者是融为一体的。《读者文摘》创刊后,印数直线上升,来稿也骤增,每日几百件、上千件,有时用帆布袋往四楼办公室背。对于办刊初期来稿支持了刊物的人,我们是很感激的。虽未曾谋面,却是觉得十分熟悉了。
  大约是1987年底,《现代妇女》杂志评选优秀稿件,总编辑小韩邀我去当评委。在那里,偶然遇到了北京《中国妇女报》的一位编辑。我接过他递给我的名片,发现名字竟是那么熟悉。
  “您叫杨新连?”“是的。”
  “您过去给《读者文摘》投过稿?”“好几年前的事了。”
  我毫不迟疑地追问:“1982年,您译写的《自我放松20法》登在第8期上,对吗?”他吃惊得不知说什么好。
  我继而笑道:“您的家好像住在东四六条,现在还住在那儿吗?”一阵畅谈之后,他又专程访问了编辑部,回去后,写成短文《薄雾中的桥》,登在《中国妇女报》上。文中写道:“我惊讶不已。要知道那时我还是个地地道道的读者,正是由于那篇文章,我的名字才第一次被排成铅字。”
  那以后,我们再没见过面,也没有通过信,就像在这之前一样。我不知他还有没有兴趣翻翻《读者文摘》,但我知道,这次相遇,他不会忘记的。我也不会。
  办刊时间长了,作者队伍不断更新,他们的情况不会一一记得那么清楚了。但心怀的敬意却始终未减。《读者文摘》10年,几乎没有约过一篇稿,采用的全部是自投稿。没有千百万读者的支持,《读者文摘》的发展及至生存都是很困难的。
  三每天都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评刊的、谈论生活的、报告喜讯的、诉苦的,什么内容都有。最大的苦恼是无暇一一答复他们(又不愿找局外人代笔),恐怕已伤了许多颗心。专程拜访编辑部的读者也不断。真羞于让他们坐在这简陋而杂乱的编辑室中。好在人们并不计较,尤其是一些青少年读者,亲眼见到心仪已久的编辑们的“真身”,便心满意足。虽然发现这几位编辑个个都很平凡,也并不失望,反倒觉得亲切,拉近了距离。
  柜子里有一个小花蓝,里面几朵红、白、黄色的绢花,很是生动。那是一位北京读者到兰州办事,亲自送到编辑部来的。花篮代表着三个人,小纸条上写着她们的名字。他们是朋友,不在一个单位工作,都喜爱《读者文摘》。来人不善表达自己的感情,又怕打忧我们的工作,坐也没有坐,拍了张合影便匆匆离去了。去年9月全国期刊展览,我赴京时带着她们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想抽空找找她们。无奈实在太忙,未能如愿。展览期间还有一位中年读者,听说在京举行“《读者文摘》座谈会”,执意要参加,哪怕在会场外边向里望一望也行。我劝说了近半个小时,方才作罢。
  我不知道这些未能如愿的读者,写信听不到回音的读者,还有众多的热情投稿而一次也没有采用的读者心中是怎样想的。我希望他们谅解,希望他们能够从《读者文摘》月刊的一页页之中,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诚挚的谢意。
  (作者系本刊副主编,主持编辑部工作。)

2009年8月24日,拥有全球最大销量的杂志《读者文摘》在美国正式申请破产保护。这是最新一桩在融资收购高峰期达成的媒体交易走向破产的案例。这份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文摘类杂志,曾是大萧条时期美国人最为珍贵的精神食粮和心灵鸡汤。目前,她有48个版本,19种语言,风行60多个国家,拥有1.3亿读者。然而,近年来,《读者文摘》生存环境恶化。随着忠诚的老读者不断仙去,以及年轻人阅读习惯和休闲方式的改变,《读者文摘》销量逐年下滑。在上世纪70年代,《读者文摘》曾经拥有1700万的发行量,截至2008年,发行量已经萎缩至820万。伴随着发行萎缩的还有广告收入的下滑,《读者文摘》杂志广告收入2008年下降了18.4%,2009年前6个月再度下滑7.2%。作为全球期刊业标志性意义的一份刊物,《读者文摘》申请破产保护这一举动引起了举世关注,也给我国期刊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多的启示。 重视内容创新,避免同质化倾向

我的糊糊应该快好了。

美国《读者文摘》的破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杂志定位的老化。虽然《读者文摘》在破产申请前进行了重新的logo设计,并对内容做了一些调整。但是,这些应急性策略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读者文摘》的家庭杂志的传统理念,甚至使得调整后的《读者文摘》内容更加琐碎化、平庸化。正如同前任总裁乔治。格鲁恩所指出的那样:《读者文摘》的运作机制都已经根深蒂固,要有所改变实在是太难了。

每天早上给自己和老伴熬两碗自磨的黑芝麻糊,是74岁胡亚权近年来一直保持的习惯,这也成了老两口早上相互调侃的问语。1月5日是节气小雪,兰州寒风刺骨。晨光熹微中,胡亚权麻利的将两碗黑芝麻糊盛好并端到餐桌上,两个烤好的馒头和一小碗咸菜正静静的等待着

内容创新是一个杂志成长的动力。可是,我国的期刊业在内容上主要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对于一些老牌期刊来说,如《家庭》、《知音》、《女友》等,内容风格多年来呈现出一种稳定的模式,如《知音》杂志大多以一些名人故事和情感隐私作为刊物的噱头,甚至形成了所谓的知音体。尤其是2009年《知音》杂志刊登的有关史铁生、周国平、毕淑敏的文章,更是导致了《知音》的信任危机。另一方面,我国期刊业出现了一种同质化的简单复制现象。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两类刊物,一类是文摘类刊物,如近年来涌现的《意林》、《文苑经典美文》、《格言》、《感悟》、《书品》等;另一类是女性刊物,如《爱人》、《女刊》、《女人坊》、《爱尔》、《闺房》、《爱人屋》、《红粉》、《女人街》、《37女人》等。虽然这些老牌刊物和新兴的同质化刊物目前的市场占有率还算不错,但是内容的老化和同质化其实也就蕴含着一种深层次的危机。

时光回溯38年前,当时正意气风发的胡亚权,成为了《读者》杂志的创办者之一。

因此,对于我国期刊业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从栏目、内容、封面设计等方面进行创新,使之在同类期刊中脱颖而出,彰显个性,调整完善编辑内容,防止品牌老化,实现内容创新,提升编辑质量,如《读者》杂志就先后推出了《读者欣赏》、《读者》(乡村版)以及《读者》(原创版)。2006年以来,又针对《读者》子刊在市场的表现和反馈,对《读者欣赏》和《读者》(乡村版)进行了从内容到读者对象的重新定位,并对其封面设计、内页装潢和栏目等做了全面的改版刷新。改版一年后效益彰显,两刊发行量同比分别增加了50%和30%。而《青年文摘》也不断调整自己的办刊思路,根据市场竞争情况,《青年文摘》推出了红版和绿版以及彩版,其内容也新增了原创园地、短信平台栏目,同时还赠送8页李阳疯狂英语专版。这些调整,虽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但却使得它们成为刊物不断发展的保证。而我国的大部分期刊却缺少这样的创新意识,走的依然是模仿道路和一成不变的风格。

创刊伊始,正是人人渴望读书之际

拓展新媒体业务,实现媒介融合

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正是人人渴望读书的时候,我形容那是个文化断层时代。胡亚权说起《读者文摘》创刊之时的事情依然记忆犹新。那一年,时任甘肃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曹克己,找到了我和郑元绪,告诉我们出版社打算办一份杂志。那时,我俩不但年轻,而且都是理工科出身,两人之前都没有太多杂志编辑方面的经验,当时第一时间想的就是到底要办一本怎样的杂志?于是我俩跑地下书摊、新华书店、报刊市场作了大量的调研工作。

《读者文摘》这次的申请破产保护,导火线是因为金融风暴的压力下广告量的减少,实际上则是因为《读者文摘》自身的老化和读者的老化,使得它难以面对互联网出现所产生的挑战。新媒体的冲击、数字技术的快速普及使得我国期刊业也面临着更为惨烈的竞争环境。随着计算机网络和数字技术的不断成熟,电子杂志、互动期刊等新媒体业态从理念变为现实,并成为期刊新一轮发展的热点。2005年12月15日,杨澜的电子杂志《澜LAN》上线,她由此成为国内以时尚传媒名人身份办杂志的第一人;2006年4月16日,徐静蕾的《开啦》开张;2007年1月25日,陈鲁豫的《豫约》首发;2007年10月18日李湘宣布担任电子杂志《相信》的总编。目前,最早入市的杨澜已实现创利,《豫约》依靠广告也开始盈利,《开啦》上的广告也不少。这些电子杂志的出现,进一步形成了与传统期刊相互竞争的格局,瓜分了传统期刊的市场份额。

当时的甘肃已经有了几本杂志,如《飞天》《甘肃妇女》《甘肃青年》等等,主要还是受当时甘肃经济发展、交通制约等影响,发行量都不是很大。我们就考虑,是不是办一个综合性的文摘类杂志,而不是纯文艺性的文摘。胡亚权笑着说:当时确定要办一份综合性的文摘类杂志,主要是因为我俩都是爱读书的理科生,觉得我们要办的文摘就应以文艺为主,同时不排除其他自然学科内容。同时,我们办的杂志就是想要告诉中国读者,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美好事物,高尚行为。这一点,就是我俩当时的真实想法。随后,我们就开始在出版社内贴告示,给我们要创办的文摘征集名称。当时征集了包括文汇、文萃等等大概40来个名称,我们感觉都不太满意,经过考虑之后,最终确定了用读者文摘这个名字。

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四面楚歌的新媒体时代,传统期刊要想赢得市场的蛋糕和读者的接受,必然要加快数字化探索步伐,突破以往单纯依靠发行和广告收入的运作模式,为期刊产业发展开辟新途径,加快实现媒介融合的步伐。这方面国内一些期刊已经着手进行。比如,2008年家庭期刊集团将数字出版提高到了集团整体战略发展的高度,加大资金投入和技术改造,以家庭网站为平台,以内容经营为核心,在巩固和扩大已有的在线订阅、网上阅读、网上购物、手机杂志等电子服务项目基础上,探索与其它网络媒体、数字媒体的深度合作,打造新的数字出版盈利点。《读者》杂志的网站设立了20多个各具特色的栏目,不但有《读者》系列刊物和系列丛书的内容及信息,还有美文、情感、哲理、言论、幽默、漫画、在线投稿等满足不同读者口味需求的频道。有些期刊甚至与广播、电视、移动媒体等相结合,如《青年文摘》就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办了语音版内容。

练习本上,赵朴初先生书写三条题字

总之,传统期刊要学会与新兴媒体合作,把纸媒生产、电子报、光盘出版等都融为一体。具体来说,期刊可以与不同类型的媒介融合,实施媒介之间的内容相互推销和资源共享,也就是与同一地区所拥有的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站进行融合;在结构性融合上,期刊可以与其它媒介融合,可以用一个团队做多媒体的新闻产品,使期刊内容能够加工打包后出售给不同类型的新媒体;在多元性融合上,期刊可以建立自己的网站,甚至与各种论坛合作,举行各种不同内容、不同类型的论坛活动,使之共享自己的信息资源,使期刊内容以低成本传播,收取更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大方向确定好之后,第一期的编辑工作随即开始了。当时我们遍览可以见到的报刊图书,甚至包括大学时的读书笔记、摘抄的诗歌等等,终于在1980年底筛选编辑好创刊号送审稿。1981年春节前夕,送审稿退回,抽换了三篇大文章。此事促使我们放弃对敏感题材的好奇,不再媚俗跟风,这也成为此后杂志编辑的一条重要原则。胡亚权拿着《读者文摘》的创刊号介绍说:《读者文摘》第一期的刊名是托人请赵朴初先生题写的。郑元绪专程去北京从赵先生秘书那里取回一个小信封,回兰州后打开一看,惊喜地发现那是老先生在小学生练习本上书写的三条题字,每字拇指大小,落有印章。我们从中反复挑选出四个字用作刊名,其中读者二字沿用至今。

保持广告收入,拓展多元经营

封面照片是当时的杂志社美术室编辑刘云石从北京摄影师张苏妍处得来的。那年月,电影明星上杂志封面、上挂历的做法非常流行,《读者文摘》创刊号封面照片上的人物是电影演员娜仁花。之所以选中这幅照片,是因为觉得没有脂粉气,不造作。目录上隐去了人物姓名,将照片题为向往。30多年后再看这幅照片,依然觉得庄重、现代、充满青春活力。胡亚权边翻着《读者文摘》创刊号边笑着说到:那时没有美术编辑,于是我以美术爱好者的底子奋勇担当。不会设计封面,就到兰州新华印刷厂制版车间请教;不会设计内文版式,就买来我最推崇的上海《文汇月刊》,撕下页面,钉在身后的书柜背面,依样画葫芦。有些插图要请本社美术编辑室李宝峰、科技编辑室康克仁、少儿编辑室李一郎来画,再用硫酸纸誊清,这样才可以照相制版。在我兼任美术编辑的前两年中,时不时也有我画的个别题图出现

《读者文摘》公司破产的困境还在于产业结构的单一化,除招牌《读者文摘》杂志外,《读者文摘》有限公司拥有90多份杂志,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读者文摘》公司的产业基本上还是在传统媒体领域,没有形成较好的合力。因此在面对危机时,没有较好的产业资金支撑。《读者文摘》CEO也在这次破产申请中总结道,在现在这个时候运作媒体,如果不懂得去开拓利用新兴得势的各种平台,注定只有死路一条。其实,传媒作为一项产业,处于几种不同的市场的交叉点上,因此科技、制造业、零售业、市场营销、广告,因此媒体的发展能够强有力地激励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媒体的收入还由另外一些范围广泛的辅助性行业来支撑,而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在萧条时期稳定工业发展,在条件良好时促进经济繁荣。

缺乏作者,那就让读者来投稿

我国期刊目前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依靠广告,这与国外期刊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从期刊的广告来源来看,化妆及日常用品、计算机、服装服饰、机动车和通讯行业等五大行业集中六成广告,占了期刊广告市场64%的份额,其中化妆品及卫生用品的广告额所占比例最高。正如《读者文摘》的破产申请的直接因素就是广告收入锐减,我国期刊的这种盈利模式也存在较大的风险。一方面广告收入同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稳定因素密切相关,一旦经济出现衰退或危机以及某一行业出现危机,广告收入就会锐减;另一方面,广告收入还与媒体竞争环境相关,许多新兴的媒体后来居上,广告商很容易改变投放策略,转而投放一些发展潜力较大的媒体。

你们可以看到,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的办刊方针在创刊时就确定并公布了,而这一办刊方针38年来一直没有改动过。指着《读者文摘》创刊号封二的内容,胡亚权介绍说:这十六个字讲了三层意思,一是文章内容和范围包含古今中外,没有时空限制;二是我们选的文章都是精华、都是精心挑选的好文章;三就是要让读者开阔眼界。

因此,我国期刊业在保持广告收入的前提下,还应该积极拓展多元经营,改变我国期刊业分散、规模小、实力单薄的困境,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比如我国的《知音》杂志的多元产业格局是由四个层次构成的:第一个层次是核心层,即品牌产品《知音》杂志;第二个层次是从第一个层次延伸出来的知音系列刊;第三个层次是与期刊出版密切相关的知音系列子公司,如知音广告公司、知音发行公司、知音印务公司;第四个层次是战略性投资项目,知音物业有限责任公司、武汉信息传播职业技术学院、知音文化科技产业园以及房地产业。总之,只有实行多元化经营和产业化运作,我国的期刊才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资金链,改变鸡蛋放在一个篮子的危险局面,实现期刊可持续发展。

读者和编辑应该是朋友关系,在当时甘肃作者缺乏的情况下,我们一开始就想到不找作者找读者,让读者将自己喜欢的作品、看到的好作品推荐给我们,让读者来投稿、让读者来帮我们办这样一份杂志。1981年,我们一共出了五期《读者文摘》,出了之后没想到反响比较好,很快这个印数就上去了,到1981年底我们的印数就达到9万多了。到1983年就达到90万左右,大约是1984年我们基本上就突破100万册。当时最先接受我们《读者文摘》的是北京、南京、广州、天津、上海的读者群,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是我们的核心读者。胡亚权回忆到:我们在创刊时期前五年,选登文章内容以世界名著为主;发展中期选登文章内容则以爱国主义为主;而到了2000年以后,选登文章内容就开始以经济建设为突出内容。到了2006年,《读者》的发行量近1000万册,当时我们调查的《读者》传阅率已经达到5,也就是说每一本杂志平均会有5个人在传阅。这个传阅率在期刊杂志中,属于很了不起的一个数据。

做好风险评估,实施成本控制

读者互动,一路走来趣事多多

《读者文摘》破产保护申请的原因还在于2007年纽约私人投资公司的私有化收购策略。这次收购行为采用了私募基金典型的操作手法,以16亿美元优先支付的有担保债务和6亿美元优先次级本票的形式,为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注入大约22亿美元的承诺债务工具。然而,从经济学来看,这一收购模式是典型高杠杆收购策略。杠杆收购最大的风险存在于出现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等不可预见事件,以及政策调整等等。《读者文摘》被收购的过程正好是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经济衰退时期和投资银行业务的泡沫高峰期。然而,与国外期刊市场化和投融资环境所不同的是,我国期刊业的融资环境更为不成熟。一方面,很多企业不愿意合作办刊,导致期刊业很难吸引大额的外部资金;另一方面,即使很多外部企业愿意合作办刊,也不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考虑,大多是基于短期考虑。这使得我国整个期刊业的资金和资本实力还很小,如果光靠自身自我积累式发展,难度很大,而且所需要的时间也很长。因此,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期刊业在引进外部资本、拓宽资金渠道的同时,应该做好充分的风险评估,提高融资平台的透明度,推动投融资平台投融资行为的市场化,建立长效的融资机制,实现长远的利益合作。

在胡亚权的资料收纳盒中,读者来信和胡亚权手书回信就有着厚厚一摞。

同时,在期刊运营过程中,尤其是在当前的金融危机情况下,期刊应该强化成本意识,建立成本控制制度,制定成本预算方案,对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成本费用,根据当年市场和运作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和压缩。对纸张、印刷、人工、稿酬等几项最较大成本费用,通过各种措施和手段进行合理压缩、调整,通过有效成本控制提高期刊的运营水平。具体来说,一是选择适当的发展规模。规模可以产生规模经济,但不当的规模又会导致规模不经济,尤其是跨区域跨行业的扩张成本更高。二是用适当的厚度和定价,让读者在适当的阅读时间内获得满足效用的最大化。要真实判断每一块版面、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段落、每一张照片的成本,通过精心编排体现其应有价值;制定和采取符合成本利润需求和市场需求的销售价格、销售策略和销售行为;通过对全部广告信息整理归集和发布,使其发挥有效信息资源的价值,而不是新闻纸的附带强行送达和被动接收。三是把非核心或低增值部分的活动外包出去。例如,目前我国期刊业的发行网络是考虑自建直营还是寻找合作伙伴或是干脆全部外包,就是一个权衡该价值活动成本的问题。当然,我们的判定是哪种活动更有效率更能降低成本就采用哪种。

当时有很多读者会给我们编辑部写信,最多的是一些文学爱好者,来咨询怎么读书?写好的文章怎么发表?还有一些当时的青少年朋友写信来反映一些自己青春期在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我们编辑部的同志们都会选择一部分信件进行回信。其中我记忆比较深的是有一位天津的小朋友写过一封信,信的大致内容就是我每天背着十来斤的书包去上学,我每天感觉很辛苦,很不想读书上学我们编辑部就赶紧给回信,给她讲了一些道理,告诉她还是要好好上学、好好读书。这样事情有很多很多胡亚权笑着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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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为什么会在封三的位置刊登流行歌曲呢?胡亚权告诉记者:主要是因为郑元绪是个爱唱歌的人,所以当时就将封三的位置留给了流行歌曲。你看,《读者文摘》创刊号就是《乡间的小路上》,我们刊登的这些歌曲也非常的受读者欢迎。说到这里还有一个笑话,1983年春晚《我的中国心》刚唱完,郑元绪就立刻给出版社的音乐编辑马林楠打电话,请她找省上音乐界的人,把歌曲的简谱和歌词写出来,歌词中有一句听不清,就又打电话到北京询问。后来国内的《我的中国心》就有了两个版本,《读者文摘》版的错了两个字,倒也朗朗上口后来《读者》停止刊登歌曲时,还有读者来信询问为什么不刊登了?

认识《读者》,胡亚权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创刊起,我对于《读者》的认识,经历了从文章文化到文明的三个阶段,堪称认识的三次飞跃。这也是我为纪念《读者》三十周年写的一篇小文的一个观点。胡亚权告诉记者:文章是指单一、零散、无序的文化碎片。经过《读者》编辑的收集梳理,居然形成一种文化现象。此现象的本质也即文化的本质。至于文明,我理解为,文化之最精华部分被人类各民族沉积下来,传承下来。文明是文化的最高境界,而不是现在所说的不闯红灯、不大声喧哗、不随地吐痰现象,那是道德上教化上的问题。文明是人类的宝贵遗产;文化是民族进步的福祉,我们希望在继承享用这些前人留下财富的同时,继续为后人留下一些好的东西。这既是办《读者》的初衷,也是《读者》发展的原动力

因工作调动,胡亚权在1985年初从《读者》杂志社调任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先后组织了《一千零一日》、鞠萍姐姐讲《安徒生童话全集》、《谚海》等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图书,同时创办了幼儿读物《妈妈画刊》,改刊《故事作文月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994再回《读者》任杂志社常务副主编并主持工作,和彭长城一起对《读者》杂志的再次发展做了组织、策划工作,强化《读者》品牌,策划组织了征集刊徽的活动,确定了读者标识logo;开始了大规模的广告经营;以希望工程为起点,读者杂志社承担社会责任,策划组织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开展了向全国优秀教师赠书和保护母亲河的绿化捐款的系列公益活动;2000年与有关单位合作出版了《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在这期间,胡亚权对《读者》杂志编辑部的流程动态管理和制度建立、电子化排版做了重要的组织工作,对提高《读者》的品位和质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领导管理工作,搭建了编辑加经营的发展平台,使《读者》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期

2001年,胡亚权从《读者》岗位上退下来,又创办了图片杂志《读者欣赏》胡亚权退休后,依然心系《读者》,积极建言献策、奔忙劳碌。

有人问他对于《读者》而言,如何定位自己,他笑称:《读者》杂志一个老编辑。

胡亚权1944年3月13日生于甘肃武威,1968年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后参加工作,并于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12月在解放军5385部队安西农场服役,1969年4月调至甘肃省农宣队金塔分队,1971年调甘肃人民出版社工作,历任读者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开发部主任、少儿社总编辑、读者杂志社常务副社长、读者杂志社顾问等职务,2004年12月,任甘肃省政府参事,2012年3月退休。作为读者杂志的创办者,胡亚权先后获得多项荣誉。1989年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科学技术进步奖,1992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获得中国版协中国编辑学会首届全国优秀中青年图书编辑奖,2004年获得中国版协全国第五届百佳优秀出版工作者荣誉称号,2008年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出版荣誉纪念章,2009年获得甘肃省委宣传部60年60人感动甘肃人物荣誉称号。

《读者》作为一个期刊文化品牌,在创刊时就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从1981年创刊至今,《读者》为促进我国和谐文化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发挥巨大社会效益的同时,《读者》杂志也实现了骄人的经济效益。《读者》杂志的成功,也带动了整个公司的发展,2015年,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成为国内期刊第一股。目前《读者》微信用户达413万,刊物月发行量500万册,累计发行近20亿册,品牌价值达302.23亿元。《读者》杂志的发展得到了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及广大读者的认可和赞誉。1998年2001年连续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一、第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奖,1999年获首届国家期刊奖,2001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认定为双高期刊,2003年再获第二届国家期刊奖,2005年又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2010年,《读者》杂志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2018年1月,《读者》再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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