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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在嫁给毛泽东之前的复杂过去,揭秘江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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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在嫁给毛泽东之前的复杂过去,揭秘江青1

  拨开云雾探真容

俞启威的行动直接影响了江青,她的思想也渐渐趋向激进,不久也加入了青岛左翼演员同盟——“海鸥剧社”。这时,俞启威和17岁的江青从热恋转而同居江青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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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文至此,该表一表本文的主角——江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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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9月10日上午,王文正和参加“两案”预审的人员在秦城监狱听取了对于未来法庭上是否审判江青“叛徒”一事的传达。

江青1914年出生于山东诸城东关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乳名李进孩,自上小学时,校长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故给她取了学名“李云鹤”。她父亲李德文以木匠为业,在县城开了个木匠铺。娶了两个妻子,李云鹤为庶出。

  江青曾在自己拍摄的一幅庐山云雾照片上,洋洋得意地题诗一首:

俞启威的行动直接影响了江青,她的思想也渐渐趋向激进,不久也加入了青岛左翼演员同盟——“海鸥剧社”。这时,俞启威和17岁的江青从热恋转而同居

江青究竟当没当过叛徒,社会上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现在还有人写文章,言之凿凿地说江青曾被敌人抓到过,后来成了叛徒。对此,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的王文正老人不以为然。他说,两案预审的时候,曾遇到过这个问题,进行认真调查,查找了很多档案材料, 但没有找到确凿证据,最终没有对此进行审判。

唐纳、蓝苹、赵丹、顾而已,三对由沈钧儒老先生主持在六和塔下结婚

  江上有奇峰 锁在云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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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正说,谈这个问题,先要谈江青究竟有没有入党,继而谈江青究竟有没有被捕过,最后才能谈江青究竟有没有当叛徒。这三个问题相互关联,一个接着一个,必须理清楚。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各种说法十分混乱。

本文摘自《特别经历》,王凡 东平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寻常看不见 偶尔露峥嵘

江青1914年出生于山东诸城东关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乳名李进孩,自上小学时,校长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故给她取了学名“李云鹤”。她父亲李德文以木匠为业,在县城开了个木匠铺。娶了两个妻子,李云鹤为庶出。 1926年,李云鹤的母亲因不堪丈夫的粗暴打骂,带着12岁的女儿离开了诸城,投奔亲戚,又随亲戚从天津到了济南。为了长久生计,李云鹤在济南报考了山东省实验话剧院,并学习了话剧和古典音乐等。在这里,她结识了当时颇具社会声望的剧院院长兼青岛大学教务长的赵太侔。一年多后,在北平演出受挫的江青不得已返回济南,通过赵太侔的关系,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员,同时在中文系旁听。

江青加入过地下党

江青1914年出生于山东诸城东关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乳名李进孩,自上小学时,校长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故给她取了学名李云鹤。她父亲李德文以木匠为业,在县城开了个木匠铺。娶了两个妻子,李云鹤为庶出。

  大抵“锁在云雾中”的缘故,她的本来面目“寻常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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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法庭调查的是江青究竟有没有入党。经法庭调查,文革中,江青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曾经说过,她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并说当时在座的李大章同志可以作证。李大章曾与周恩来、邓小平等同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时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回国后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曾在青岛担任过地下党的市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四川省省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没能对江青说的话当场进行纠正,这是可以理解的。由于李大章当时没有说话,事情好像就被默认了。

1926年,李云鹤的母亲因不堪丈夫的粗暴打骂,带着12岁的女儿离开了诸城,投奔亲戚,又随亲戚从天津到了济南。为了长久生计,李云鹤在济南报考了山东省实验话剧院,并学习了话剧和古典音乐等。在这里,她结识了当时颇具社会声望的剧院院长兼青岛大学教务长的赵太侔。一年多后,在北平演出受挫的江青不得已返回济南,通过赵太侔的关系,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员,同时在中文系旁听。

  然而,越是“锁在云雾中”,人们倒越是想知道个究竟。在三十年代,各报刊曾有过许多关于蓝苹(亦即江青)身世的报道。那些报道,在猜疑中掺杂着真实,也确有几篇大体上是准确的。

就在这时,青岛大学一个物理系的19岁的学生,深刻影响了江青的一生。他就是赵太侔的妻弟俞启威。 赵太侔之妻俞珊,是当时中国话剧界的明星“南国社”成员。学了一段话剧表演的江青对俞珊很羡慕,经常去看望、请教俞珊。在俞家邂逅了俞珊的弟弟俞启威,并和他坠入了爱河。 当时俞家是名门望族,俞启威是俞家老三,人称三少爷,但他却没有什么少爷架子,进入大学后,思想更加倾向进步。

粉碎四人帮之后,刚刚获释的农业部人事司司长徐明清突然再次被捕。徐明清在上个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文革中被农业部造反派定为叛徒。四人帮粉碎后本来可以获得平反,可是中央有关专案组认为徐明清包庇了江青的叛徒问题,经领导批准于1976年12月被捕,送进秦城监狱关押。徐明清在秦城监狱里写了江青是叛徒的揭发材料。1977年3月,徐明清的这份揭发材料被影印收入当时中央文件的有关资料,并下发到各级党委。

就在这时,青岛大学一个物理系的19岁的学生,深刻影响了江青的一生。他就是赵太侔的妻弟俞启威。

  好在她也有着“露峥嵘”的时候,虽说只是“偶尔”。当她在一九七二年跟美国的那个路易斯女士谈话的时候,眉飞色舞地讲起自己的身世,露出了“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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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众多的材料和各种说法都摆在面前,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法庭究竟应该如何对江青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定罪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法官们就得沿着江青走过的人生轨迹,来对她的身世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查。她的祖父名叫李纯海,是当地一个拥有100多亩地的地主。父亲李德文是个木匠,后来在县城兼开旅店度日。李德文娶了两个老婆,江青是李德文小老婆生的女儿,生下后就给她取了个乳名李进孩。

赵太侔之妻俞珊,是当时中国话剧界的明星 南国社成员。学了一段话剧表演的江青对俞珊很羡慕,经常去看望、请教俞珊。在俞家邂逅了俞珊的弟弟俞启威,并和他坠入了爱河。

  不过,她习惯于信口开河。本来,她的谈话是供维特克写作“江青记传”(也就是后来出版的《江青同志》又名《红都女皇》)之用,应当百分之百真实,她却掺进了种种虚假之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浪潮。俞启威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参加罢课、去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成为青岛学运的领袖人物,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俞启威的行动直接影响了江青,她的思想也渐渐趋向激进,不久也加入了青岛左翼演员同盟——“海鸥剧社”。这时,俞启威和17岁的江青从热恋转而同居。 此后不久,俞启威便担任了青岛大学中共地下支部的书记,后来又担任了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1932年2月,经俞启威介绍,江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俞启威被特务逮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

当年曾在延安采访过她的美国记者斯诺,在所著的《西行漫记》一书中,称江青是1912年生人。王文正所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3日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进行判决的判决书上,对江青是这样写的:被告人江青,女,现年六十七岁,山东诸城人。根据特别法庭判决书上定的时间往前推算,江青应该是1914年出生。特别法庭在判决书上所用的时间,是根据江青在延安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年的干部审查简历表上所填写的时间。到了江青上小学的时候,她有了一个学名李云鹤。

当时俞家是名门望族,俞启威是俞家老三,人称三少爷,但他却没有什么少爷架子,进入大学后,思想更加倾向进步。

  幸亏有大量档案材料在,有好几位三十年代蓝苹的见证人在,才算为破云拨雾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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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只念过小学5年的江青以同等学力(中学毕业)考入山东省实验剧团。同时,江青还在一个京剧班子里当演员,经常到济南、青岛、烟台等地去演出。江青在这个京剧班子里虽然只是短暂的几个月时间,却为她后来搞所谓的京剧革命打下了一点儿童子功,也成了她以后成为旗手的资本。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浪潮。俞启威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参加罢课、去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成为青岛学运的领袖人物,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俞启威的行动直接影响了江青,她的思想也渐渐趋向激进,不久也加入了青岛左翼演员同盟海鸥剧社。这时,俞启威和江青从热恋转而同居。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出版的《沪光》杂志,对蓝苹的身世概述,基本上是那么回事:

到上海后不久,江青便向与田汉相熟识的俞珊请求拜见田汉。着名的剧作家田汉,当时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的创始人和领导,大名鼎鼎,江青想通过这个关系,投奔到田汉的门下。 在田汉家暂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顾江青,田沅向哥哥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才有了前面田沅陪同江青来“晨更”的一幕。俞启威,也就是给江青信中落款的“小俞”,后来改名叫黄敬,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曾任天津市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虽说江青来“晨更”前,曾有过这样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但在“晨更”当教员的日子里,她从未和徐明清谈起过自己和小俞加入了共产党,当然,徐明清也未告之她自己是中共党员的身份。

山东省实验剧团的团长赵太侔,是与现代著名诗人闻一多一同留学美国的同学,后来到青岛大学(后改为山东大学)担任校长。江青以后离开剧团,跑到青岛找到赵太侔,在这所大学里担任了一名每月只有30元工钱的图书管理员。这个图书馆的馆长梁实秋,每月薪水高达400元。

此后不久,俞启威便担任了青岛大学中共地下支部的书记,后来又担任了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1933年2月,经俞启威介绍,江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俞启威被特务逮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到上海后不久,江青便向与田汉相熟识的俞珊请求拜见田汉。著名的剧作家田汉,当时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的创始人和领导,大名鼎鼎,江青想通过这个关系,投奔到田汉的门下。

  “蓝苹,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县人。幼失恃,倚其姐丈度日。在家曾受小学教育数年,后入济南实验剧院从赵太侔、王泊生等学戏剧艺术。李尚在幼年,唯个性极强,常恃强好胜,故对于课程极为努力。十九年(即一九三○年——引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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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江青曾有过一段婚姻, 丈夫名叫裴明伦,是济南一个商人的儿子。后来一位名叫黄敬的年轻人,走入江青的生活。

在田汉家暂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顾江青,田沅向哥哥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才有了前面田沅陪同江青来晨更的一幕。俞启威,也就是给江青信中落款的小俞,后来改名叫黄敬,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曾任天津市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实验剧院因时局之转变而停办,赵太侔调至青岛大学。多数学生随王泊生赴北平,组‘海鸣剧社’,独李随赵至青岛,任图书馆职员,半工半读得以饱览群书,智识猛进,思想亦随之前进,且亦能写作。当时有人认其有‘左’倾嫌疑。后与俞珊(田汉创立的“南国电影剧社”的著名女演员。郑君里亦为该社演员。详见田海男著《田汉小传》——引者注)之弟某相识。由爱而婚。后俞某团共产党嫌疑被捕,李亦离开他去。此后数年,不知其音信。唯传闻李曾居沪,因参加秘密工作被捕。

那时,徐明清把“晨更工学团”教员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团支部认为江青当时的表现还不错,吸收她入了团。这样,江青在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之后,又重新入了团。 1933年冬天,一位穿棉袍的青年来到“晨更”找李老师,他就是刚从监狱被保释出来的“小俞”俞启威。他来到上海,并从姐姐俞珊那里得知江青的信息,便径直来到“晨更”的驻地找江青。江青见到俞启威后,激动不已,泪水止不住地顺面颊流了下来。 徐明清见江青和俞启威相亲相爱,又无处安身,就想方设法给他们让出了一个房间,让他们暂时有个栖身处。后来,俞启威找姐姐帮忙,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一间小屋,他和江青一道搬了过去,但那时江青仍在“晨更”教课。

黄敬原名俞启威,1932年在青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了青岛大学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和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经俞启威介绍,江青于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7月,由于叛徒的出卖,俞启威在青岛被捕。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江青闻讯仓皇逃往上海。入党不久的江青因此失去了组织关系。这里还得谈到另一个人,他就是江青的母亲在山东诸城帮工做佣人时张家的一个少爷,这个人名叫张少卿,又叫张少平,比江青大16岁,1924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虽说江青来晨更前,曾有过这样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但在晨更当教员的日子里,她从未和徐明清谈起过自己和小俞加入了共产党,当然,徐明清也未告之她自己是中共党员的身份。

  去年秋,李忽返济探望其母。同学有见之者,问其数年经过,皆模糊回答,但知其曾在江南之乡村任小学教员。再问其有无被捕事,则笑谓无之。然观其行动,确似艰苦奋斗之人物。在济不数日,又翩然他去。初不知其他往,后电通公司出品之《自由神》一片到济公演,则与王莹配演女兵之蓝苹女士,即李云鹤也。由是济南友人,方知其已至沪入影界,后于报章杂志中得知李与其电通公司男演员唐纳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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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7月,当俞启威被捕、江青逃往上海时,张少卿在莫斯科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的副手,他给自己取了个俄文名字康生。正是江青母亲帮工人家的这个少爷,在江青于1937年秋天进入延安以后和文化大革命中都帮了她的大忙。

那时,徐明清把晨更工学团教员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团支部认为江青当时的表现还不错,吸收她入了团。这样,江青在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之后,又重新入了团。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辛报》所写的蓝苹经历,也大体上是准确的:

1934年初,徐明清等组织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学员参加了纪念“一·二八”抗日救亡的游行示威,引起了警方注意,俞启威很快意识到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于是决定和江青一道迅速离开上海去北平暂避。徐明清由于身份暴露,也很快离开了“晨更”,去上海浦东办女工夜校。 俞启威和江青到北平后,曾在几所大学当旁听生。但没过多久,因生活难以维持,江青就独自返回上海来了。

1933年冬天,一位穿棉袍的青年来到晨更找李老师,他就是刚从监狱被保释出来的小俞 俞启威。他来到上海,并从姐姐俞珊那里得知江青的信息,便径直来到晨更的驻地找江青。江青见到俞启威后,激动不已,泪水止不住地顺面颊流了下来。

  “蓝苹的真姓名是叫李云鹤。在未来上海之前她曾在各地干过话剧运动。除了演剧之外,并且还参加政治活动,加入过好几种不同派别的政治团体;但,因为她不忠于所参加的政治团体的关系吧,她也曾被所有参加过的政治团体开除出来。山东济南本来是她的故乡,到最后就为了她那种善变的政治活动,一时站不住脚了,她才偷偷的避到上海来,想冷冷场再回去的。至于她的恋爱生活,过去原已非常丰富:她以前虽则没结过婚,可是事实上的丈夫是早已有了的。女演员俞珊女士的弟弟小俞(他的名字连干话剧的人们也不知道,虽则他一向也是干话剧的,同伴们都只叫他小俞),就是和她同居了三年多的丈夫,在她到上海来之前,她和小俞是在北平闹翻了。在一个夜里两人争吵,她就不别而行。回故乡不久就转避来沪。蓝苹倒的确可以说不是一个普通女人了。……”

徐明清见江青和俞启威相亲相爱,又无处安身,就想方设法给他们让出了一个房间,让他们暂时有个栖身处。后来,俞启威找姐姐帮忙,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一间小屋,他和江青一道搬了过去,但那时江青仍在晨更教课。

  不错,蓝苹真的并非一个普通女人。一九三三年七月。当她拎着一只已经破了一只角的黑皮箱走下火车,第一次踏进十里洋场,她不过是十九岁的山东姑娘而已。

1934年初,徐明清等组织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学员参加了纪念一二八抗日救亡的游行示威,引起了警方注意,俞启威很快意识到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于是决定和江青一道迅速离开上海去北平暂避。徐明清由于身份暴露,也很快离开了晨更,去上海浦东办女工夜校。

  她已经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经验,有着一套自己的人生哲理,尽管人地生疏,她居然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在舞台上演戏,在舞台下也演戏……”

俞启威和江青到北平后,曾在几所大学当旁听生。但没过多久,因生活难以维持,江青就独自返回上海来了。

  “今天从出身谈起。我一九一四年生在一个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三月生的,究竟是哪一天不告诉别人,保密,怕人祝寿。”

江青回到上海时,徐明清已去了浦东的女工夜校工作,借助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江青被安排在该会在小沙度路办的一个女工夜校里当教员。小沙度路,即今日的西康路,离静安寺不太远,江青在那里教女工们唱歌、演戏、识字,同时还去徐明清那里的浦东女工夜校和其他几所夜校教女工们唱歌和排演话剧。这时,她用的化名是李云古。

  “我父亲从一个学徒,上升到作坊主。父亲脾气很暴躁,我说他是骂人艺术家,每天打人,骂母亲。有一年元宵节,父亲把母亲的小手指打断了,母亲背着我跑了,从此我学会走夜路……”

正是这次在上海期间,江青遭遇了她人生的第一次被捕。

  成为“旗手”之后的江青,曾用这样的口气,向美国的路易斯女士自述身世。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是在和阿乐接头时被捕的。

  她,生于山东诸城东关。

有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马路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来,喜出望外。在这偌大的上海,这小伙子和江青能在当街相遇,真是个巧合。

  诸城是山东东南部的一个县,位于淮河上游,以生产小麦、甘薯、大豆、高粱、玉米为主。

此人名叫乐于泓,平常大家都叫他阿乐,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当年在青岛和俞启威、李云鹤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在俞启威突然遭捕时,是阿乐帮助李云鹤逃出青岛,送她上船的。

  她的祖父李纯海,本是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地主。但是,到了她父亲手中,已经破落了。她的父亲名叫李德文。所谓“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其实,就是木匠铺。李德文启了小徒弟,自己也做木匠活,“上升到作坊主”。后来,在诸城城关开了爿旅店。

他乡遇知音。影单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见到阿乐使她非常兴奋。她即和阿乐找一僻静处细谈。原来此时阿乐担任了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公开身份是上海一家邮局的出纳员。

  李德文娶了两个妻子,小老婆生下的女儿,便是本文的主角——江青。她的乳名叫李进孩(后来,江青的摄影作品署名“李进”,便源于她的乳名。)

从这以后,他们彼此间有了比较多的往来。阿乐擅长拉胡琴,于是,江青常邀他伴奏。她唱戏,阿乐拉琴。

  江青的出生年月,通常说成“一九一四年三月”,这因为江青一九四四年在延安填表时这么写的,一九五○年,她在干部简历表上也这么写,此后她也一直这么说。大抵也由于这一缘故,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上,也写道:“被告人江青,女,现年六十七岁,山东省诸城县人。”

1934年9月的一天,江青请阿乐为女工夜校的演出拉琴,两人约好在在兆丰公园见面。这时,阿乐自己还不知道,他已被国民党特工总部的特务跟踪。因为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交通员被捕已经叛变,此人负责联络团中央交通任务,他供出了阿乐这个联络人的情况,因此,国民党特务一直在暗中跟踪着阿乐。那天,当阿乐来到兆丰公园时,特务们早已在暗中监视他了。

  六十七岁,亦即一九一四年生。本书也依此说法。

兆丰公园即今日的中山公园。那时,公园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乐在跟江青见面时,发觉有人跟踪,知道情况不妙,当即与江青分头而走。阿乐熟悉那里的环境,飞快地从那个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务,这样,他当时没有被捕。

  不过,美国记者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一九六八年增订本)则称江青生于一九一二年。另外,曾任共产国际联络员的弗拉第米洛夫在他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日的日记(后来以《延安日记》为题公开发表)中也记载:

江青见阿乐朝那个大门走,她便向另一个大门逃脱。但她没有阿乐那么幸运,被特务们截住,她被捕了,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们本来要抓的是阿乐,结果却把江青逮住了,这只是特务们的意外收获,他们并不知道江青的身份和真实情况。

  “江青很友好……据她告诉我们,她在一九一二年生于诸城(山东)一个贫苦家庭。”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到了一名她教过的小沙度路女工夜校的学生,此人在江青被捕后十多天即获释。江青便托她带口信给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钟很快把消息传给了徐明清。

  因此,江青可能生于一九一二年。后来,又改口说成一九一四年,以显得更年轻些。

江青被捕后,即无叛徒指证,也没有任何证据,伪公安局将其关押了两个月,经数次审讯后,认为从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遂允许保释。

  曾有不少报导说江青本姓栾,名淑蒙。其实,她的母亲姓栾,山东临沂人。

这时,教联也正在积极想方设法保释江青,教联找到了著名交际家、晨更工学团的赞助人黄警顽先生,黄先生又委托律师李伯龙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况,证实了江青确实被关在看守所里,案情不重。于是,就着手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将江青保释出来。

  江青有个哥哥,名叫李建勋,又叫李干卿,生于一九○一年三月十三日。她还有一个姐姐,名叫李云霞。江青出生时,父亲已六十岁。

据后来江青本人说,一个月后,特务曾押着她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找劳工部的干事钟绍琴,证明江青是该会所办女工夜校的教员,后来她才得以被释放的。其实,当时正式出面保释江青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中国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陈鹤琴,以及公共租界公董局的何德奎。有了他们出面保释,1934年入冬,江青才得以释放。

  除了乳名李进孩之外,江青的正儿八经的名字叫李云鹤。

江青被保释出狱后不久,徐明清收到了一封俞启威从上海寄出的信。原来他从北京又回到上海,住在他大妈妈家里,江青也暂住那里。小俞说,江青出狱后,心情一直很沉重,郁郁寡欢,希望徐明清能去看看她,并留下了他大妈妈家的地址。

  大抵由于她向来张嘴就说,今天说的跟昨天说的常常不一样,关于李云鹤这名字的由来,她曾有过两种不同的“版本”。

徐明清向组织上征求了意见,在得到组织的同意后,徐明清去了小俞的大妈妈家。她记得她家住在静安寺路的一条弄堂里,房子颇豪华。在那里,徐明清见到了俞启威和刚出狱后的江青。当时江青无处落脚,无奈之下只得在这里借住。

  “我原来的名字叫李云鹤,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你想,蓝天白云,仙鹤飞翔,多美!你听说过中国有句成语叫‘鹤立鸡群’吗?鹤不仅站在那里比鸡高,而且鹤能从鸡的头顶上飞过去。鹤是出众的!”这是江青在路易斯女士面前絮絮叨叨说过的一段“台词”。

徐明清见到江青时,她的身体状态非常不好,正在发低烧,脸色很难看,还有点神经质,说话声音忽高忽低,时快时慢。显然,她是在狱中受到了刺激,精神有点不大正常。因刚刚被保释,她还得定期向公安局汇报自己的情况。

  她颇健忘。在此之前,她曾如此说过:

就在这时,徐明清接到了家中的电报。她得知母亲病重,就向组织上告假,回乡探望母亲。组织上说,你把李鹤也带上吧,避一避风头。徐明清不知江青是否愿意去山窝窝里,就跟她说了,谁知,江青很乐意地表示愿意去,因为当时江青在大妈妈家的日子十分难熬,正巴不得能换一个栖身之处。

  “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没有‘大名’。看到我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薜焕登先生给我取了个名字,叫‘云鹤’。”

江青本来就不受俞家欢迎,这次保释出狱后,是俞启威硬磨着才让她住了下来,但不久俞家人就对江青下了逐客令。此时俞启威也感觉束手无策,毫无办法。江青爽快地答应和徐明清一起到浙江临海,让俞启威也觉得是解决目前窘境的好办法。

  薜焕登何许人?在诸城,是一位知名人士。他是江青读书的那个小学的校董。

于是,徐明清买了两张船票,带江青离开上海。走的那天,俞启威到十六铺码头送她俩上船

  相比之下,第二种“版本”显然离历史的真实要近得多。

徐明清的家乡,在浙江临海县的南坳村。那儿离县城有几十里地。小村子只有几十户人家,一幢幢平房散落在绿竹丛丛的山坳中,是个山清水秀的江南小山村。

  李德文脾气急躁、粗暴。特别是在手头拮据的时候,肝火更盛,往往把怨气发泄在妻子身上。

小村子里的人差不多都姓徐,南方农民见到了这位讲一口标准国语的北方姑娘,都非常好奇,徐明清说江青是她的同学,村里的乡亲都对她友好相待。

  江青的母亲离开李德文,确实是在元宵节:那年,诸城淮河岸边,有钱的人家早早地挂起一盏盏瑰丽多彩的花灯。眼巴巴地看着人家财大气粗,而自己却没有闲钱给孩子买花灯,李德文满肚子的气。正在这气头上,江青的母亲失手摔破了一只碗。李德文盛怒之下,抓起一把铁铲揍她,先打背,后打手,竟打断了她的小手指,痛得她泪如泉涌。江青吓得放声大哭。父亲给了江青一巴掌,打掉了她的一颗牙齿。

徐明清的父亲是中医,家中有几亩薄地,几间小屋。母亲虽得了伤寒病,但精神尚好。在故乡,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间小屋。

  母亲无法忍受这样痛苦、屈屏的生活,背起江青,连头也不回,离开了李家。

江青从小生长在北方,对秀丽的江南山村风光很感兴趣,加上这里环境幽静,无人来打扰她,心情逐渐好了起来。

  江青的母亲出走之后,生活没有着落。她没有文化,只有气力,就靠着给人当佣人,维持母女生活。

江青初来时,每天仍发低烧,双颊红晕,不停地咳嗽,很长时间也没有月经。徐明清就请父亲为江青看病,经父亲诊断,说她得了肺痨。

  她把江青寄养在亲戚家。

徐明清父亲给江青开方用了一些中草药后,江青的身体渐渐有了好转。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结婚,他是北平医学院西医专业的学生,徐明清也请他为江青看病,他说江青确实得了肺痨,要徐明清到县城里给江青买一些西药。就这样,经中西医结合的精心治疗,江青的低烧渐退,月经也恢复正常,身体很快康复了。

  江青曾记得:

在南坳村那段日子,徐明清每天中午陪江青出去散散步,晒晒太阳。江青闲时就打打毛衣,聊聊在上海的人和事,江青还和徐明清谈起了许多她小时侯的故事,也讲她学戏演戏的辛苦和趣事,还讲到了她和俞启威如何认识和热恋的,还有在上海的一些人和事,就在这样散淡娴静的日子里,江青的心情一天天开朗起来,身体也完全恢复了。

  “有一次,母亲把我放在亲戚家。母亲出去了,我靠在炕上等母亲。炕上没有东西吃。我一动也不动。屋里点了一盏小油灯。后来,我就靠在炕上睡着了。母亲回来看到我这样,就抱着我哭了,很凄凉……小时候,一是穷苦,二是走夜路找母亲,一次印象最深的是我到处找母亲,找不见,我穿过青纱帐,狗咬了我的腿江青曾叹道:

俞启威不时给江青寄来书信,谈他的想法和打算。从信中江青得知俞启威已从上海去了北平,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

  “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

一天,江青又接到了俞启威的信,信中说,如果她身体精神比较好的话,希望她赴北平和他一起过年。江青看到这封信后显然很愉悦,她找徐明清商量,说自己现在身体已经恢复了,想离开这里去北平找俞启威,还希望徐明清能和她一起先去上海。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还这么写及:

当时就要过年了,母亲的病还未痊愈,因此徐明清想着,还是留下来照顾母亲,并陪伴母亲过完年再说。

  “江青的家境实在太穷,买不起制服,有什么便穿什么,但大多数是男孩子不要了的旧衣服,别的孩子觉得她的模样滑稽可笑。江青的破烂鞋子,其中一只露出了大脚趾,同学们刻薄地称她为大哥;至于她那突出的脚趾,则被谑称为‘鸭蛋’。”

这样,江青只好单独离开临海,她没有路费,俞启威也没有寄钱来,徐明清从家里给她拿了一些路费和路上吃的干粮,并一直把她送到了临海汽车站。

  学戏生涯

对徐明清的照顾关切,江青很是感动,说了不少感激的话。她说:要不是到你家,有你父亲和亲友的诊治照顾,我的病哪能好呢? 徐明清拍了拍江青的肩膀,嘱咐她路上小心,她点了点头,踏上了开往上海的汽车。

  从未对人提及的一段往事,在这里却不能不提:

江青走后,从北平给徐明清来过信,告诉了她在北平的地址。

  江青的母亲,曾在诸城张家帮佣。张家是大地主,与臧、王、孟家并称为诸城“四大家族”。

一个多月以后,徐明清见母亲的身体已基本康复,便也离开故乡前往上海。

  张家的二少爷,名唤张少卿,又叫张叔平。此人生于一八九八年,比江青大十六岁。他对于江青后来的“革命生涯”影响颇大,对于江青成为“旗手”也是出了大力。

如果说,徐明清和早年的江青确实有一段密切关系的话,是因为在徐明清眼里,那时的江青,还是个热情向往革命的进步青年,当她两度遭遇挫折和磨难时,徐明清向她伸出了援手,帮她度过了难关,让她得以休养生息,重振旗鼓,这是徐明清做人的品性,为人的品德。

  张少卿当过诸城县小学校长。

其实,无论对江青,还是对夜校的女工,徐明清都尽己所能地帮助别人。而对于江青来说,徐明清可以说是有恩于她的人。对于这一点,在文革前徐明清从来没有自己张扬过,而当江青后来自身的地位发生变化后,也很不愿提起她在上海期间的往事,因而她们两人的交往历史长期不为人知。

  一九二四年,张少卿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改名为“赵容”。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春节后,徐明清从家乡回到上海,继续主持浦东女工夜校的工作。当时,她是教联的领导成员之一,不仅与小朋友书店、徐家角工学团、新安小学、无锡新犊桥小学保持着联系,还主要负责着浦东、兆丰路、杨树浦三个女工夜校的工作。在夜校,她们不仅教女工识字,还利用组织午间读书班,搞演讲会、故事会、唱歌、排演戏剧等多种形式,向女工们介绍进步书刊,传播进步思想,在徐明清的主持下,女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此后,他担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书记,上海沪中、沪西、沪东、闸北区委书记。

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甚嚣尘上,地下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革命者随时会有被捕和生命危险。教联就有多名成员先后被捕,有的同志已牺牲在了敌人屠刀下。

  后来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自一九三○年起,他投靠王明,成为王明手下一员干将。

尽管党组织考虑到徐明清的公开身份和对外工作方便,已尽量减少了她的秘密工作,与夜校女工们的良好关系,也对她起到了一定的掩护作用;但由于叛徒的告密,徐明清还是遭到了特务们跟踪,并在1935年4月,突然被捕。

  一九三三年七月,张少卿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在苏联莫斯科工作。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俄文名字,曰“KAHLHEH”,音译即“康生”。此后,他以“康生”为名。至于作为张家二少爷而命名的“张少卿”,几乎无人知晓了。

那是4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徐明清前去参加教联常委会。教联的负责人之一丁华告诉她,老莫叛变了! 徐明清这才想起在晨更工学团时,曾跟老莫有过工作联系,但他后来自动脱离了教联,回浙江老家了。

  康生与江青有着同乡之谊。当江青在一九三七年秋进入延安时,正值康生和王明也回到延安。这位同乡曾鼎力相助江青——这是后话。

为防万一,警觉起来的徐明清很快采取了行动,她将女工夜校的工作,以及党的关系做了移交,并把一些进步书籍转送到夜校女工徐佩玲的家里,准备随后迅速转移。

  江青只有小学学历,念过五年小学。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写道:

然而,就在徐明清转移的前一天,老莫露面了。他亲自带着上海市公安局的人员来到徐明清的住处,他说徐先生,跟我们到公安局走一趟。就这样,徐明清被这一伙人押走了。

  “江青最讨厌的课程是孔子之道的‘修身’。有一天,上修身课的时候,江青在课室上心不在焉,老师把她拖到厕所,用戒尺打了五下。下课后,那位教师似乎有些歉意,主动地和她和解。可是江青后来又因其他事故而发生两次冲突,一个学期结束后她被开除。她的小学经历,就这样在第五年便突然结束了。”

在被押解的路上,徐明清心里暗想,一定得设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传递给组织。由于她平日里和夜校的女工们打成一片,对这一带的地形、环境也非常熟悉,当路过吴家弄59号的夜校女工学生何淑君家门口时,她佯装肚子疼,要上厕所,趁机敲开了何家的门,她悄悄告诉何淑君,由于叛徒老莫告密,自己被特务逮捕,要她赶快转告党组织。

  一九二六年,十二岁的李云鹤小学毕业了。她跟母亲一起,离开了诸城,来到天津她姐姐家。姐夫王克铭,当时是奉系军阀部队军官。李云鹤没有上中学,在姐姐家闲住。

被押解到公安局后,面对老莫一口咬定她是中共党员,徐明清矢口否认,并大骂老莫陷害好人。说到气愤处,竟扑过去与老莫厮打,特务们一拥而上,将徐明清架走毒打了一顿。

  “一九二九年念过一年艺术学校,也被人瞧不起,文化水平低,衣服破破烂烂……”

从此徐明清被关进了拘留所,与一批妓女、吸毒犯同押一屋。囚室里面苍蝇、蚊虫叮咬,马桶恶臭,一关就是3个月,但敌人始终没有查出徐明清与上海中共党组织有什么关系。在此之后,徐明清又被转押到了杭州。

  她所说的“艺术学校”,其实就是山东省实验剧院。

上海一别转眼就一年了,徐明清发现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她此次北上就是专为找她而来的。徐明清遂让她先在幼稚园住下。

  那是在一九二九年春,姐夫王克铭奉调济南,她跟母亲、姐姐一起来到济南,住在城内按察司街二十七号。老是在姐夫家吃白饭,毕竟并非长久之计。

安顿好了行李,徐明清和江青细谈起来。她问江青,怎么会知道她在西安的地址的?因为一年多来,徐明清从未与江青联络过。

  “一九二九年,我进入济南的山东省实验剧院,这是一家实验剧院。我所学的以话剧为主,但也有一些古典音乐和戏剧。当时我只有十五岁。学校免收学费和膳费,而且每月有两元津贴。因为剧院只招收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甚至还有大学生,而我没上过中学,严格来说,我是没有入学资格的。我被录取,只是因为剧院的女学员实在太少了。就在那儿只读了一年……”

是王洞若告诉我的。江青把茶杯放在桌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似乎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和感慨要说。徐明清这才想起,派自己来西安的正是王洞若,她来后一直与王洞若保持着通信联系,好像王洞若曾在一封来信中提起过江青要来西安一事。

  步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是李云鹤人生的转折点。没有话剧演员李云鹤,就不会有日后的电影演员蓝苹。

没聊几句,徐明清问起了唐纳的情况,一言难尽呀!江青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情况糟得很。我与唐纳闹翻了,他市侩气十足,简直令我无法忍受。其实,那时江青在上海先后与唐纳、章泯同居,桃色新闻纷传,受到了不少社会舆论的议论指摘。

  结识赵太侔,也给了李云鹤的人生道路以极为深刻的影响。

见江青不愿意多说,徐明清也就不便再问,她又换了一个话题:你现在还经常演电影吗?

  赵太作颇有声望。他是山东实验剧院院长,也是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

唉江青又叹了一口气。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局势动荡不安,大家哪还有心思看电影啊!现在,电影市场一直很萧条,我呆在上海也没有什么事可做啦!

  赵太侔此人颇有来历。梁实秋在他的《谈闻一多》一文中,曾多次提及跟闻一多一起留学美国的赵太侔:

那你现在怎么打算? 徐明清又问。

  “常往来的朋友们如张禹九、赵太侔、熊佛西等都是长发披头,常常都是睡到日上三竿方才起床。”

江青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正来意:一冰,说真的,我来西安是想请你帮个忙。尽管那时徐明清的名字已由一冰改为徐明,但江青还是习惯地叫她的老名字一冰。

  “赵太侔是一个整天不说话的奇人,他在纽约从Norman Geddies学舞台图案……”

帮什么忙呢? 徐明清问。

  ①梁实秋,《雅舍怀旧——忆故知》。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版。

我想到延安学习,想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一九二五年五月,赵太侔和闻一多、余上沅一起回国,担任北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主任。

徐明清知道,当时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员和一批进步青年,纷纷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找光明。可江青当时一心要奔赴延安,恐怕还另有原因,但还是把她当作一位心向光明和进步的青年来看待。

  不久,赵太侔在山东泰安创办“民众剧场”。后来迁往济南,改称“实验剧院”,聘工泊山为教务主任。

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徐明清问道。她所问的介绍信,是指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江青在嫁给毛泽东之前的复杂过去,揭秘江青17岁时的一段同居生活。  这所山东省实验剧院,直属山东省教育厅,教授京昆、话剧。每逢周末及星期日晚上,实验剧院对外售票,学生们登台演出。院址设在济南贡院墙根,学生宿舍则在济南文庙。

可江青摇摇头,说:有你在,会有办法的。

  赵太侔又兼任青岛大学教务长,迁往青岛居住,但仍挂着山东实验剧院院长之职。实验剧院,实际上由王泊生及其妻子吴瑞燕主持。

听说小俞到过延安?江青又问徐明清。

  王泊生是河北遵化县人,吴瑞燕则是广东人,他俩是北平国立艺专同班同学。

是的。听说他5月去延安开过会。 徐明清说。

  除了王、吴之外,实验剧院的教师还有马彦祥、张鸣琦、刘念渠。主持话剧组的教师万籁夫,则是王泊生的国立艺专同学。

俞启威这时已改名为黄敬。对于他的消息,江青仍十分关注。虽说江青在上海演艺界的生活,闹得满城风雨,众说纷纭,但她的内心对黄敬依然怀有别样的感情。

  江青进入实验剧院时,女同学很少,有王墨琴(王泊生的幼妹)、陈崇娥,男同学有王庭树、谭纹、马君价、王广良、郭建英、陈贻。

黄敬当时是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1937年2月,当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调离北平,柯敬史(柯庆施)随即宣布,由黄敬、林铁和陈伯达组成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

  顺便提一笔,一九二九年跟李云鹤同时考入山东省实验剧院的,有一个来自天津的中学生,名叫魏鹤龄。他从一九三五年起,也转入上海电影界,一直做电影演员,他先后参加《马路天使》、《中华儿女》、《乌鸦与麻雀》、《祝福》、《家》、《燎原》、《北国江南》等许多部影片的拍摄,担任主要演员,他在济南、上海跟李云鹤(蓝苹)共事,后来在“文革”中也遭到江青的迫害。

不久,黄敬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作为苏区代表前往延安参加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会议定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

  关于江青考入实验剧院的经过,她的同学王庭树后来在台湾发表《江青是我老同学》一文,写道: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尓斯(即海伦斯诺)同行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黄敬就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那时他和组织还没有恢复联系,在北大读书,但他是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因此引起了斯诺的注意。他曾夸赞黄敬: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这个俞大卫,就是黄敬。

  “剧院招生,虽是分为两地(济南与北平)考试,重点都在北平。江青不是北平考区考取的,而是在济南考取的。这一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

斯诺在1936年6月进入陕北采访,住了4个月,写出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斯诺的陕北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从中也出了力。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就是由黄敬直接安排的。

  “论学历,入剧院要中学毕业,江青似乎当时是以同等学历考取的。因为当时我也是学生,自然对她考取的经过不甚深知,然而剧院的师长之一吴瑞燕女士,曾在重庆时(抗战期间,剧院迁到后方)向我内子说过江青入学考试的旧事。据说,江青虽然一口土腔,可是外貌还可以,对演戏虽然不是材料,可是她那光溜溜的、长长的拖在身后的大辫子,却吸引住了吴老师,于是心想:“女生既不易得,就是她吧!还可以演个乡下姑娘什么的。”可是当录取了她之后,她却已把大辫子剪了来报到,使吴老师大失所望。”

黄敬对斯诺夫人说,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次会议,规模很大,届时,中共的领导人都会到场出席。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平时都被封锁线隔离,相距甚远,能聚会在一起是非常难得的。

  王庭树还写下关于江青的印象:

1937年4月21日,斯诺夫人便在黄敬和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之子,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的陪同下,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

  “山东剧院是利用济南的文庙上课与充当学生宿舍。建校初期,我们年事都轻,文庙又大,自然有不少玄之又玄的怪事被渲染着,大家胆子都小,入夜便不敢出宿舍乱走动。不知是谁,出了个馊主意,试验同学是否迷信,夜半走上大成殿,去摘回至圣先师头上的平天冠来,才是真不怕鬼神的。这是男同学们构想出来富于刺激的新花招;可是男同学们只能空口说白话,无人前往。真的有了个大胆的人,拿了平天冠来,可把大家唬住了,这个人便是李云鹤,也就是今日的江青。”

到达西安后,4月23日,斯诺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开国民党特务的日夜监视,和黄敬悄然离开西安。4月30日,他们抵达延安。5月2日,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5月20日,黄敬离开延安回到北平。

  在山东实验剧院学习了一年光景,江青到北平演出去了。

徐明清本来猜想,江青要去延安可能会有什么别的动因,想不到竟是黄敬的一次延安之行,给了她不小的影响。

  她曾对维特克说道:

由于江青拿不出组织证明,徐明清就对她说:你还能找出什么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

  “一九三○年,西北军阀韩复渠主政济南,山东省实验剧院停办。剧院的一些老师和同学组织巡回话剧团到北京去演出,我也参加了。”

江青打开小皮箱,从中翻出了一本影集,说:这本影集或许能证明我的身份。

  “那年我只有十六岁,在北京吃尽苦头。我的行装简陋得很,甚至连内衣也没有。虽然我拿了家中最好的一条棉被,依然冷得发抖,因为被内的棉絮早因年深日久而磨薄了。那个时候的北京,漫天风沙,晚上阴阴沉沉。那时我还不懂政治,根本不明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意义。我只晓得我要养活自己,我爱话剧。”

徐明清翻开她的影集,上面有一些她演的进步话剧、电影的剧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表明她确实是一个进步青年,要求到延安是可以理解的。

  李云鹤还在一个京剧班子里当演员,曾在济南、青岛、烟台演出。

看罢,徐明清把江青的影集收了起来,嘱咐她不要着急。她会把有关情况反映给上级部门,让她静候组织决定。

  “我很早就演京剧。天刚麻麻亮,我就起来吊嗓子。我那时候成天练功、排练、演出,瘦得很,哪像你们现在这样舒服?舒舒服服,怎么能搞京剧革命?”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八路军办事处的危拱之作了汇报。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带到办事处谈谈。于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辆黄包车,去了设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三十多年以后,“旗手”江青在谈“京剧革命”的时候,吹了起来。

她俩到了办事处后,徐明清看到邓颖超大姐正在这里办公,便把江青介绍给邓大姐。江青恭恭敬敬地递上了她的影集,邓颖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说:你就是上海电影界的明星蓝苹啊!

  其实,她的京剧“本钱”,也就是在一个七拼八湊的京剧班子里,混了几个月而已。

接着邓颖超说:这事由博古(秦邦宪)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们先把影集留下,过两天再来吧。

  王庭树也回忆了这一段生活:

过了两天,江青单独去了一趟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傍晚回来时,她告诉徐明清说:博古同志跟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仔细汇报了。我提到了小俞(黄敬),他便答应了。

  “剧院因军阀混战,韩复渠入鲁,以致停顿了一段日子。我们追随王院长(泊生)回北平,但海鸣社在北平演戏。王泊生的《打金砖》是有名的,倒数第三的戏码,曾有李云鹤的《玉堂春》。我当时任后台管理之责,虽对这位师妹能单独唱一出,已觉可喜。不过,她戏龄太短、土音太重,北平人对她是难接受的。加上是创新的,北平演出又不是经常的,样样都对李云鹤不利,既不适宜她发展,她回山东也是一法,也许就在这次回去后,她竟跑到青岛去找到赵太侔院长(时赵已任青岛大学校长)。”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去住了。

  赵安置她在校中任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当时梁实秋正任青大图书馆馆长。”

7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坐着黄包车来到幼稚园,她欣喜地对徐明清说: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就这样,江青离开了北平,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不料,那里成了她的人生的转折点……

据江青自己后来说,她是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从西安出发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 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十分艰难地到达了距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赶巧的是,她到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里开会。

  成为梁实秋的部属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后来回忆,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会议结束,经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夫人朱仲芷的介绍,江青认识了叶子龙,后来江青见毛泽东也是朱仲芷介绍的。叶子龙还回忆说,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时,江青就是搭乘毛泽东坐的那辆卡车进入了延安。不过毛泽东坐在驾驶室,江青是坐在后面的车厢里。

  青岛是镶在黄海之滨的一座美丽的城市,碧绿的海水有节奏地拍打着米黄色的沙滩。一群红瓦别墅掩映在绿树丛中。这是一座充满诗意的城市。

到延安后,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暂住,登记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为自己起的一个新名字江青。有人分析其含义有二,一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二为出自唐代古诗:江上数峰青。

  青岛大学在当时刚刚创立不久,坐落在万年山麓。那里过去是德国的万年兵营。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朱仲芷带着江青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在院子里同她们谈了话。这次是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见面。

  五、六座楼房,便成了这所新建的大学的校舍。校门口,高悬着蔡元培题写的“青岛大学”四字。蔡元培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教育界颇有声望。他那时担任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也住在青岛大学内,所聘教师,不少来自北大、清华,如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

  江青曾向维特克说道:

  “一九三一年春,我到了青岛。我的同乡又是旧老师赵太侔,一度曾是济南省实验剧院院长,现在出任青岛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教授。通过这些关系,他安排我进入青岛大学。……事实上,赵太侔属于国民党的革新派,他在文学方面的观点,和胡适的观点接近,我一度曾受资产阶级赏识……”

  “在青岛,听闻一多的课,名著选读、唐诗,也选读诗歌、小说、戏剧,我写的小说在全班第—……”

  梁实秋也曾忆及他的部属江青。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三日台湾《中央日报》所载报导《梁实秋先生今庆八秩华诞》,有那么一段:

  “席闻欢然道故,谈到在大陆惨死的小说家老舍……由老舍又谈到正在北平受审的江青,江青曾是梁氏的部属,时在五十年前梁氏担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长,当时叫李云鹤的江青,是图书馆中的办事员。根据青岛大学同仁名册上的记载,馆长月薪四百元,江青的薪水是三十元,有人说:‘难怪她后来要造反。’……”

  据梁实秋夫人韩青清女士从台北来沪时对笔者述及,梁实秋一边看公审江青的电视,一边说过:“当年,在青岛大学,她忽地向我借两角钱。我问她干什么用,她说买酒心巧克力吃。她借了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我呢!”梁实秋说罢,大笑不已。

  据江青自述,十七岁的她一边在图书馆当管理员,一边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旁听。

  她很喜欢听闻一多的课。她曾向赵炳欧教授请教,学着写了一个剧本《谁之罪?》。

  她结识了沈从文的姐姐沈楚楚,常去看望沈楚楚,认识了沈从文。她写过短篇小说,向沈从文请教。她也写过诗,只是未敢拿出来请闻一多指点。生活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的她,那时很想在文学上有一番作为。

  就在这时,一个物理系的十九岁的学生,深刻地影响了她的一生。

  江青结识他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赵大侔的妻弟。

  赵太侔之妻俞珊,中国话剧界的明星,“南国社”的一员。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五日,南国社在上海公演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名剧《沙乐美》,演女主角的便是俞珊。此后,她又主演了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卡门》改编的同名话剧。她,轰动了上海,成了名演员。

  江青朝俞珊投来了羡慕的目光。她常常去看望、请教俞珊。在俞珊那里,邂逅了俞珊之弟俞启威,陷入了热恋之中……

  最初的爱侣黄敬

  俞启威成了江青最初的爱侣。他,也就是后来改名黄敬的中共高干——一九四九年初当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为了详细了解俞家身世,笔者几经周折,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在北京访问了俞珊的胞妹俞瑾。当时年近古稀的俞瑾,眉目清秀,个子瘦弱,戴一副老花眼镜,穿一身老式的蓝卡其衣服,独居于一幢很普通的宿舍楼。步入她的住屋,墙上竟挂着从一九八五年起的一本本挂历——过时了她也不取下。她说从未有人前来采访。

  看罢我的介绍信,她陷入了回忆。她谈吐缓慢而清晰,思维很有条理。面对我的录音机,她谈起了她的三哥俞启威……

  俞家是名门望族。原籍浙江绍兴,鲁迅的同乡。祖父俞明云(一八六○——一九一八),字恪士,号弧庵,晚清知名于诗界、教育界、政界,甲午中日战争时,曾协助唐景崧据守台湾。俞明云曾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亦即校长。一八九八年,十八岁的鲁迅进入该校,成为俞明云的学生。《鲁迅日记》中多处提及的“恪士师”,就是俞明云。俞明云著有《弧庵诗存》四卷。俞明云还曾担任厘捐总局局长,甘肃省学台、藩台等职。

  俞明云之妻也是名门闺秀,乃曾国藩的孙女,曾记泽之女。

  俞明云的许多学生成了社会名流。内中有一个做了大官的学生,曾在杭州买了一幢房子送他,那房子人称“俞庄”。俞家在北京、上海、南京也都置有房产。

  俞明云三兄弟,他是长兄。他的小弟弟的长子俞大维,导弹专家,后来成为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部长、交通部长。俞大维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即蒋经国女儿蒋孝章嫁给了俞大维的儿子。

  俞大维之妹俞大彩,则是傅斯年夫人。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五○年一月起,任台湾大学校长。

  俞明云的长子俞大纯,即俞启威之父。算起来,俞大维是俞启威的堂叔,一个成了国民党政府大官,一个成了共产党高级干部。

  俞大纯曾留学日本、德国,回国后任铁道部技正、陇海铁路局局长。据俞瑾回忆,俞大纯在日本学化学,回国后在南京家中制造炸药,不慎爆炸,幸未受伤。在当时,私制炸药要判杀身之罪,俞大纯赶紧躲往德国,直至几年之后才悄然回来。

  俞大纯娶妻卞洁君,生下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性格各异,职业不同,人生道路也各走各的:

  长兄俞启孝出生于北京,后来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天津当教授。

  老二俞启信在德国出生,专攻化学,在一家兵工厂工作,后来长期患病。

  老三便是俞启威,生于北京,幼年随母住在南京,人称“三少爷”。在兄弟姐妹之中,唯独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政治活动。

  老四俞启忠,学农,五十年代从美国回国,在北京当教授。

  大姐俞珊其实是“老大”,出生于日本,喜爱文艺,成为演员,父亲以为名门出“戏子”,很不光彩,一度要登报脱离父女关系。后来,俞珊主演《沙乐美》、《卡门》,上海各报登载她的剧照、报导,受到社会的尊重,很多朋友在她父亲面前称赞她的成功,父亲也就只得作罢。

  小妹便是俞瑾,一生从医,洁身自好,既不过问政治,也不爱好文艺。如今退休,独自在家看看电视。她说,她看过印着姐姐剧照的画报,也看过姐姐演的戏,觉得姐姐确实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演员。

  俞瑾记得,她出生后,家里还很阔绰。那时,俞宅在上海哈同路(今铜仁路),父亲出入总坐小汽车,只消给霞飞汽车公司挂一个电话,轿车马上便会应召而来。

  在俞明云去世之后,俞大纯依然花天酒地,家道日渐衰落。到了一九三○年前后,俞大纯在担任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时,得罪了山东新军阀刘峙,丢了官,躲到上海家中“赋闲”,家境一落千丈。

  据俞瑾回忆,三哥黄敬(由于他后来以“黄敬”之名传世,下文均以“黄敬”

  相称)从小就与众不同。他没有“少爷”架子,跟佣人、轿夫们挺讲得来。那时,有一个名叫小亭的佣人专门伺候他,“三少爷”待小亭如同手足。“三少爷”上大学之后,每逢假期,一回到家里,佣人们就非常高兴,跟他有说有笑。

  俞谨记得,俞家在北京先是住西单劈柴胡同一号,后来迁往阜内大街五十九号鄂家大院。那是一幢豪华住宅,院子里种着海棠树、杏树、牡丹、芍药。暑假里,黄敬穿一身白绸衫,戴一顶白草帽,回家住几天就出去了,不知道住到哪里去了。

  家里谁都不知道他参加了共产党。后来,母亲跟人搓麻将,在牌桌上听人说起老三是共产党,惊诧不已……

  其实,黄敬加入共产党,最初是受大姐俞珊的影响,虽说俞珊并不是中共党员。

  他随俞珊一起,也参加了南国社。

  南国社是田汉创办的。田汉,字寿昌,笔名陈瑜,湖南长沙人,一八九八年生。

  一九一二年入长沙师范学校,校长便是徐特立。一九一七年随舅父去日本,最初学海军,后来改学教育,热心于戏剧,和郭沫若结为挚友。一九二二年田汉回国,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和妻易漱瑜创办《南国月刊》,发表剧作。一九二五年,田汉创办“南国电影戏剧社”,拍摄了由他编剧的电影《到民间去》。一九二七年,扩大为“南国社”,分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电影五部。南国社有着明显的左翼文化团体色彩。

  黄敬在南国社,结识了演员宗晖。他本名谢伟棨,中共地下党员。在宗晖影响下,黄敬在上海静安寺等处参加了散发革命传单等活动,这位“三少爷”的思想逐渐左倾。

  一九三○年初冬,由于姐夫赵太侔、姐姐俞珊在青岛,黄敬进入青岛大学作旁听生。翌年暑假,他成为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

  在青岛大学,黄敬和王弢(后来改名王林)同住一屋。这位王弢,便是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

  虽说王弢已经注意到黄敬思想左倾,不过,并没有马上发展他加入中共,其原因是黄敬的家庭背景颇为复杂,需要对他进行考察。当时的中共青岛市委书记祖茂林(当时化名李春亭),向王强说过了这样的意见。这样,当江青初识黄敬时,黄敬尚不是中共党员。

  十九岁的江青加入了中共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突然炮轰沈阳北大营,几天之内占领了中国东三省。

  中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浪潮。

  江青和黄敬,都投入了学生运动。

  江青曾这样自述:

  “青岛学生请愿,我被大势所激发,对赵太侔老师说:‘我要参加请愿。’他立即反问:‘你也要去捣乱?’我一时答不上来,转身离去,知道他一定因此非常不高兴。……我终于明白他的见解是错误的,便决定参加青岛的左翼演员同盟。”

  黄敬成了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经过这番实际考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决定批准黄敬加入中共,举行了秘密的入党仪式。

  黄敬加入中共,也就影响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渐渐激进。那时,江青和黄敬从热恋而同居。

  在此之前,据云江青有过一次婚姻。徐铸成曾这样写及:

  “一九二八年前后,我那时已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了。有一个山东实验京剧团到北平(那时北京刚改称北平)演出,记得我曾去看过《打金砖》,演的是汉光武的故事。这出戏唱词很多,特别在最后凌烟阁自责一场。主角就是该团的团工王泊生,其他的演员姓名,都没有刊登海报,是否有女角李云鹤登台,我就无从查考了。”

  “但李云鹤当时确是该团刚培养出来的小旦,而且当他们回到济南后,不久就由媒的之言,和一个后生结婚了。……大概是因为嫌弃新结婚的小丈夫太‘土头土脑’吧,也许那时自认为是‘江上有青峰’,怕长期隐没在白云之中?总之,这个小女人是逃出了家庭,偷偷到了青岛,投奔赵老师求助。自然,她的学历是不够上大学的,无可奈何,赵太侔给她在该校图书馆安排了一个图书收发员的位置。没多久,她竟和正在山大(引者注:山大,即山东大学。青岛大学曾改名山东大学)读书的赵教授的内侄黄敬,由卿卿我我而正式宣布同居。”①①徐铸成,《蓝苹与唐纳》,《书林》一九八八年六期。

  江青的那位“小丈夫”究竟是谁?徐铸成没有说及。美国罗斯·特里尔所著《江青正传》一书,根据江青当年的老同学、后来在台湾的王庭树的回忆,写及了这一段往事:

  “云鹤回到济南,没有人提出给她一个工作职位。她也没有舒适合意的家可归。

  她当时知道,她缺乏正规高等教育和可靠的家庭背景,构成了她的障碍。在她看来,只有凭自己的才能、个性或阴谋抓得到的东西才会是她的。

  “有个姓费②的青年,是中学毕业生,爱好京戏和地方戏,到艺专去看《湖上惨事》的演出。可巧云鹤那天晚间上场。费君这个济南商人的儿子,被云鹤的风度和美貌迷得如醉如痴。费君是个禀性孝顺、务实的人,比云鹤大几岁,人长得也很像样。云鹤非常高兴,她在《湖上修事》里出场,引起了观众当中一个人的激动。

  她和费君会过几次面。

  ②此处误译为费,应为裴,即裴明伦。

  “艺专一关门,云鹤没有事做,而且手头桔据,因为她在艺专呆了几学期,她和留下的家庭成员的距离比以前更远了。不止一个朋友劝她顺从大势,求得保障:

  ‘不可让金龟跑掉。’这是面临‘好出价’的姑娘的座右铭。一九三○年底,她和费君结婚,按照社会风俗,去费姓商人家里住下,做一个受拘禁的儿媳妇。……”

  “这段姻缘只有几个月,最末几星期家里一团骚乱,喧闹争吵不休。人家闲谈议论,说云鹤懒惰,‘睡觉睡到日上三竿’(大约上午十时)才起,‘像个指使别人去厨房给她端来菜的阔太太’似的在那里坐着。人家指责她对费君的母亲缺礼教,受不惯家规的约束,总离家跟一伙人聚会或找不三不四的朋友,她不能理解她已经不是在舞台,而是处于费家排行最低的新媳妇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①①罗斯·特里尔,《江青正传》,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就这样,江青的第一次婚姻告吹,从济南前往青岛。她后来的历史表明,她的每一次婚姻的破裂,总要离开原先居住的城市,跑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一番新的生活。

  江青跟黄敬的相爱,倒是真心实意的。当时,他们的一位同学张栋材(现在台湾)这么回忆:

  “在青岛大学时,李云鹤虽只是图书馆的一名小职员,但靠了和赵太侔的关系,被允许到中国文学系旁听闻一多的‘名著选读’,她就坐在我的邻桌。同时我和她的爱人俞启威则共一宿舍,所以对他们两人的一切都看在眼里。……”

  江青和黄敬志同道合。黄敬虽说读的是物理,却喜爱文艺,在南国社当过演员。

  他在青岛组织了“海鸥剧社”,江青也参加了。海鸥剧社是中共外围组织,成员除黄敬、江青外,还有王弢、崔鬼、王东升、张福华,王弢为社长。当时,在中共领导下的上海《文艺新闻》,称青岛大学的海鸥剧社是“预报暴风雨的海鸥”。海鸥剧社和上海左翼剧联领导人赵铭彝取得了联系。

  江青和黄敬结合,没有办理结婚证书,也没有举行婚礼。一方面由于双方都是新潮人物,不拘泥于这些礼仪;另一方面也由于俞家是名门望族,择媳择婿总希望门当户对,江青出身低微,这样的婚事难以得到俞家父母的认可。

  江青曾这样谈及自己当时生活的困境:“我每月拿三十块钱薪水。十块钱汇给娘,因为青岛的生活费很高,除下的二十元不够我开支。……”

  中共在青岛大学的活动,受到青岛国民党警察局的密切注意。一九三二年春夏之交,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王弢成了密探追捕的对象。

  “到上海去躲一躲,我的家在上海。”黄敬对王弢这般说道。

  于是,黄敬秘密地陪伴王弢前往上海。安顿好王弢的生活之后,悄然返回青岛。

  黄敬接替了王弢的空缺,担任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他是赵太侔的内侄,几乎没有人怀疑他是中共党员。

  不久,黄敬担任了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

  经黄敬介绍,江青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在这年七月,一桩突然发生的事情,使江青仓皇出逃,拎着一只小皮箱奔向上海,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

  这是因为叛徒出卖,黄敬被密探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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