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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虚而入,延安时期的交谊舞会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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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虚而入,延安时期的交谊舞会风波

  初识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一月,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来到延安。为其充当秘书兼翻译的是位美貌的中国女子叫吴光伟。

图片 1毛泽东 毛泽东有几个妻子和情人? 老婆是: 一、结发妻子罗一姑 毛泽东14岁时,父亲毛顺生为他包办娶了个18岁的媳妇罗氏。罗氏名叫罗一姑,生于1889年10月20日。虽然她很体贴丈夫,为他送茶送饭,洗衣浆裳,但毛泽东却无法对这位比自己大四岁的女子产生感情。罗氏在毛家生活的近3年时间里,毛泽东从不和她同居。罗氏在毛家郁郁终日,21岁便因病告别人世。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16岁时,父母给我娶了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 二、“骄杨”杨开慧 1920年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杨开慧对毛泽东一往情深。她曾以饱含情感的笔墨写道:“我觉得我为母亲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假如他被人捉去杀头,我一定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 后来两人分多聚少。1930年10月11日,杨开慧不幸被捕。11月14日,英勇就义了。远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听到噩耗,无限伤悲,随写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三、战友夫妻贺子珍 贺子珍,江西永新人,1909年出生。少女时代的贺子珍,长相秀气,皮肤白皙红润,凤眼弯眉,身材娇好,亭亭玉立,被称为“永新一枝花”。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余部上井冈山时,贺子珍是井冈山惟一的女共产党员。毛泽东见井冈山“头面人物”中竟还有这么一个年轻秀美的姑娘,很是惊讶,他握着贺子珍的手说:“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后来,毛泽东把贺子珍要到前委工作。1928年5月,在袁文才、王佐等人的张罗下,毛泽东和贺子珍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不幸的是,在延安,两人的感情出现裂痕。1938年,贺子珍离开延安。 四、革命伴侣江青 1937年,24岁的江青来到延安,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到鲁迅艺术学院做戏剧科的教导工作。江青长相漂亮、打扮入时,是一位有抱负的女人。很善于表现自己。很快便闯进了毛泽东的感情世界。1938年11月,毛泽东和江青组成了新的家庭。江青的工作主要是照料毛泽东的生活起居,过着比较平静和谐的生活。但毛泽东对江青还是不太满意。转战陕北时,毛泽东在杨家沟曾对卫士说:“当初结婚没有搞好,草率了。哎,草率了。” 称为情人的是: 一、初恋情人陶斯咏 陶毅,字斯咏,1896年出生,湘潭人,周南女校的高才生,与向警予、陶毅和蔡畅被称为“周南三杰”。与毛泽东、向警予等在新民学会工作过。1920年7月,毛泽东创造文化书社,陶毅是主要投资人之一。与毛泽东过从甚密。1921年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一大”后,专程到南京停留,探望陶斯咏,重叙旧情。毛泽东与杨开慧还因陶斯咏闹过大的矛盾。那首《贺新郎·别友》即是毛泽东写给陶斯咏的情词。不妨录于此: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虚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陶斯咏于1931年去世,终年35岁。 二、情人吴莉莉 吴莉莉原名吴宣晨,吴光伟,吴莉莉是艺名。1937年1月,吴莉莉随史沫特莱来到延安后,觉得延安生活太单调,就建议毛泽东在延安推广交谊舞。征得毛同意后,即和史沫特莱教中共领导跳舞。其时,吴莉莉已经离婚,她和史沫特莱住在相邻的两个窑洞里。作为翻译和舞伴,她和毛泽东很快熟识。有天晚上,毛泽东来到吴莉莉的窑洞。贺子珍随后赶到,并与毛泽东、吴莉莉和史沫特莱发生严重冲突。后来,三个女人相继离开延安。吴莉莉到西安后,毛泽东曾送给吴莉莉一套线装书《聊斋志异》,在封面上亲笔题词:“润之赠吴莉莉”。吴莉莉后来与一国民党军官结婚,1949年,她由成都去了台湾。此事发生后,江青很快便撞入毛泽东的生活。 毛泽东先后有10个子女 分别是: 1、长子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出生在长沙市清水塘路22号(位于今天的长沙市八一西路),1950年11月25日在朝鲜战争中壮烈牺牲; 2、次子毛岸青,1923年11月13日出生在距长沙市百里之遥的长沙县东乡板仓村,1970年喜得儿子,叫毛新宇; 3、三子毛岸龙,1927年4月4日在武汉出生,1931年在上海失踪; 4、大女儿毛小敏,又名毛金花,1929年3月红军第二次打下龙岩时出生,孩子尚未满月,贺子珍便经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的介绍,含泪将她亲手送给了龙岩城里的补鞋匠翁清河,但后来这家人失踪,直到解放后都没找到(据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找到毛小敏,现名杨月华,住在福建龙岩,但未经证实); 5、毛岸红,1932年11月出生,小名毛毛,长征开始后,毛泽东把孩子交给留下来坚持游击活动的毛泽覃和贺怡,苏区沦陷后,毛泽覃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一个警卫员的家里,以后毛泽覃不幸牺牲,小毛毛从此下落不明; 6、1933年,贺子珍怀着孕随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结果早产,连名字也没留下便夭折了; 7、毛骄骄,小名叫‘毛妹’。1935年2月在长征途中出生,当时红军到达贵州威信县扎西镇白苗族的一个村庄,这个婴儿被送给当地的老乡,户主叫熊智奎,因而毛妹后来改名叫熊化芝,但由于熊智奎1946年去世,毛妹从此失踪。解放后,贺子珍曾设法查访,但没有下落; 8、李敏,1936年出生,姓李,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用李得胜的化名; 9、客死异国的第9个孩子毛岸新,1937年在莫斯科出生,孩子在10个月的时候得了感冒,没有护理好,转为肺炎,后夭折; 10、李讷,1940年8月江青所生,1959年考进北京大学,1965年大学毕业。 因此,毛泽东身边的子女只有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

图片 2江青毛泽东 江青原名李云鹤,在上世纪30年代曾是上海的一名电影演员,艺名蓝苹,与康生与同乡。江青作为一个艺人,而且还有过四次婚姻,毛泽东为什么要娶她呢? 毛泽东为什么娶江青 一 1937年7月,因为“吴莉莉事件”,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破裂。之后贺子珍负气出走,吴莉莉被礼送出境,毛泽东的婚姻生活出现一个空档期。这年8月上旬,江青进入了延安,才过了一年多一点,1938年11月底,毛泽东从凤凰山迁到杨家岭,与江青正式结婚。当时,延安反对毛泽东这段婚姻的大有人在,组织部长陈云、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想想也是,江青不过是上海滩的一个三流演员,而且数次婚变闹得满城风雨,延安的好女人多的是,作为中共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为什么要下决心放弃“糟糠之妻”贺子珍,不惜与张闻天对抗而娶江青这个女人为妻呢? 当时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结婚程序,只要当事人双方提出申请,领导批准表示同意,就算正式夫妻。毛泽东与江青的恋爱关系很快就引起党内同志的极大议论,特别是那些了解江青到延安之前先后与裴明伦结婚,与俞启威同居,与唐纳结婚,与章泯同居,并且多次闹得满城风雨,绯闻缠身的红尘往事的领导同志,如当时在延安的王世英、南汉宸等人,当时在新四军的项英、杨帆等人,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等等,纷纷联名写信给中央总书记张闻天,陈述事实,试图劝阻这场婚姻。 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泽东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 毛泽东接到项英发来的反对意见电报,立即回复一份军用电报:“我学孙中山。”江青对这个电文的解释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年龄相差就更大了,约30岁”,而她当时24岁,毛泽东45岁。陈云当时也反对这桩婚事,他曾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话,说毛主席有老婆,并未离婚,提请江青注意。江青回去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立马打电话给陈云,质问道:“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 冲天一怒为红颜。“如果大家不同意,宁愿回家种田去。”毛泽东以不容置疑的态度坚持自己的婚姻自由。何况,为了保密制度和军事安全考虑,组织部门再次对江青的个人历史进行政治审查。虽然后来的驻苏大使,当时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刘晓发电答复说,她被怀疑是国民党秘密代理人,因为她曾被逮捕,历史上有不清楚的地方。但是康生在紧要关头向毛泽东打了保票,出具了书面证明:“经调查,江青同志政治上无问题,其历史清白。”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无可奈何,只有接受事实。于是中央政治局为此专门讨论并作出决议,被迫同意了他们的结合。 本来他们没有想到要举行任何结婚仪式,只是在此前,为了纪念蓝苹的新生活,毛泽东和蓝苹研究取一个新名字。蓝苹选择了江青。因为中国有句古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很显然,此时的江青已非彼时的蓝苹,江青自然要胜过蓝苹。而这个名字,对于毛泽东这位喜欢挑战的人来说,也能接受。现在为了表示对这些反对意见的抗拒,毛泽东欣然到机关合作社食堂摆上酒宴,连续两天,分批宴请宾朋,以示喜庆。 二 毛泽东对这些反对意见为什么坚决不予接受,而且还态度果断刚毅,没有丝毫商量余地呢?延安整风运动前,毛泽东虽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者,却是延安最有个性、最有思想、最有魅力的领导人。在恋爱婚姻问题上,他信奉绝对的恋爱中心主义,特立独行,敢作敢当。文艺演出为江青在延安革命队伍里展示自己颀长的身材、娇美的容貌、绰约的风姿提供了自由的舞台。毛泽东对江青的关注,始于舞台上活跃的身影;毛泽东对江青的恋情,始于京剧新编艺术中萌动着共同革命理想的追求。 再说江青,作为一个电影演员,可能是三流的;作为一个现代女性,肯定是一流的。她有才情,懂得艺术;有思想,独具识见;有追求,抱负远大。虽然出身卑微,但禀赋甚高,性格刚强,敢想敢干,从诸城、天津、济南、北平、上海一路走来,江青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形成了与毛泽东殊途同归的现代观念。“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底爱情达到了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不过我现在虽然已有了爱人,但我以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始终是没有把恋爱看做比事业还重要。”这是江青1935年8月在成功扮演娜拉之后,接受上海《民报》记者采访时的直言真语。难能可贵的是,文艺演出之余,她还勤奋写作,公开发表大量散文随笔和小说,针砭时弊,关心民瘼,立意高迥,笔锋犀利,才情四射。 江青的性格与毛泽东非常相似,也许正是从她与唐纳婚变的“自白书”中,毛泽东发现了她不同寻常的一面。在三十年代,敢于将自己的婚变公诸于众,为自己鸣冤叫屈,的确需要极大勇气;并宣布自己“决不学阮玲玉,为着人言可畏自杀”,“难道蓝苹是个可怜的小虫子,任由践踏?”虽然江青后来做了许多坏事,但这里能看出她有自尊的一面,泼辣强悍的个性,勇于维护自己的尊严,是很受毛泽东这样的人的欣赏的,扣动了毛泽东不服输、倔强的心弦。一个女子甘“冒天下之大不违”,反抗各种社会舆论压力,坚持自己的选择,正与毛泽东那睥睨一切的心态吻合,毛泽东从来不把陈轨陋习放在眼里,江青的桀螯不驯在毛泽东心里激起了共鸣。在复杂的政治生活中,毛泽东需要蓝苹的热烈奔放、善解人意、清新可人。 三 实际上,毛泽东娶江青为妻,还有政治上更深层次的考虑。政治家的任何行为都有政治意图,婚姻历来是提升形象、拓展外交的一种重要手段,蒋介石与宋美龄就是如此。毛泽东一向重视文艺的政治作用,娶个“艺术家”老婆对自己将来的政治说不定会大有帮助的。 1938年的延安,毛泽东刚刚确立了在党中央的地位,但还只是处于“一隅”,极需打破封锁,得到外界,特别是文艺界的支援,需要“让世界了解延安”,这时的贺子珍表现得颇“不识大体”,忘记了史沫特莱当时对延安是多么重要,为了一个女翻译与毛泽东大闹,并于1937年负气出走,使毛泽东非常下不了台。这时王明又回来了,对毛泽东不能说没有威胁。来自大上海的江青,虽然在圈内只是个“三流角色”,但在延安是有一定份量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大家都把她当明星看”,娶了江青,会起到“马骨变出千里马”的效应,吸引更多的文艺青年投奔延安,打破国统区对共产党的污蔑,展示延安开放、包容的形象,使国统区的文艺界能更友善地看待延安。 更重要的是,江青具有政治才能,这可能是毛泽东娶她的最主要原因,否则政治局也不会有“约法三章”。她自己曾说“主席说我在政治上对他有帮助,贺子珍没有。”刚建国后,江青在莫斯科一次宴会上见到斯大林,三十五岁的江青不慌不忙地说:“我举杯,为斯大林敬酒,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据说斯大林非常高兴,可见,江青善于恰到好处地“献媚”,有政治人物长袖善舞的天赋。早在五十年代,江青的触角就伸到了文艺界,她对政治的敏感性是从文艺入手,屡次给毛泽东汇报说“文艺界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着”,并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在“无限风光在险峰”的鼓励下,文革中扶摇直上,充当斗倒刘少奇的“旗手”,林彪出逃以前,江青确实是毛泽东忠实的政治伙伴,很好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意图;又将全中国的文艺统一为八个“样板戏”,在今天看来,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闹剧、悲剧,但平心而论,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她的能量超群。 四 江青从一个“三流明星”、“第三者”一跃成为“第一夫人”、“红都女皇”,实现了她的“云鹤”梦想,最后又以自杀结束了自己大起大落的一生。可以说,江青确实像她自己写的——“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有着一种神秘或者说鬼魅的魅力。 毛泽东与江青为何只生了一个女儿 在和毛泽东结合之前,江青曾有过四次婚姻,她却未曾生育过一个孩子。 她曾怀孕。那是在她第二次来上海前,跟黄敬同居,使她怀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产手术。那时的她,不想要孩子。因为她四处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个累赘。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在上海时体质甚差,甚至一度停经。后来,随徐明清去临海老家,徐明清之父是老中医,经他用中药调养,江青才恢复正常的经期。 跟毛泽东结婚之后,江青却盼望着早生孩子。虽说当时在延安,女干部们都不大愿意生孩子。因为生了孩子,就得自己在家抚养,意味着不能参加工作。江青却跟一般的女干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家中——照料毛泽东的起居和健康。毛泽东工作异常忙碌,她就显得格外清闲。有个孩子,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为“毛泽东夫人”的地位就巩固了——那“约法三章”一直使她耿耿于怀。 新婚不久,一九三九年初,她曾到南泥湾参加劳动两、三个月。人们照顾她,没有让她去开荒、种地。她发挥她的“一技之长”——结毛线衣。她用陕北土制的毛线,结了十来件厚厚的毛线衣,算是她的劳动成果。 一九三九年冬,她怀孕了。那是她和毛泽东结婚整整一年之后。 一九四○年八月,她分娩了,生下一个女儿。这时,她二十六岁,毛泽东四十七岁。女儿的降生,使毛泽东异常高兴,虽说对于毛泽东来说,已是他的第十个孩子——杨开慧生了三子,即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毛岸英出生于一九二二年十月,毛岸青出生于一九二四年夏,毛岸龙出生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内中毛岸龙早夭,一九三一年五月末,因“噤口痢”死于上海广慈医院。另外,贺子珍先后生了六个孩子,存活的只有一个女孩娇娇。 这样,毛泽东当时有着二子、二女,即毛岸英、毛岸青、娇娇和江青生下的女儿。 毛岸英和毛岸青在一九三六年六月离开上海,翌年初到达苏联莫斯科,从此在那里生活。 娇娇本来跟毛泽东、江青生活在一起。由于贺子珍在苏联死了儿子,万分悲痛,非常思念女儿娇娇。经毛泽东同意,四岁的娇娇在一九四○年江青生下女儿后被送往苏联,跟贺子珍生活在一起,使贺子珍得到了安慰。 这样,留在毛泽东身边的,只有江青所生的女儿。毛泽东为女儿取名“李讷”。 “李”,当然取自江青的本姓。这时的毛泽东,经过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此后又经过对张国焘、王明的斗争的胜利,已安全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考虑到女儿姓毛将来太惹人注意,所以他决定采用她的母姓。 至于“讷”,据云取义于《论语》中《里仁》篇中的一句:“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语言迟钝之意。 毛娇娇在苏联生活了多年,在一九四八年回到了毛泽东身边。 后来,毛娇娇要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学,毛泽东为之改名,叫“李敏”。这“敏”字,同样取义于《论语·里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又据《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李敏之“李”,据云另有一番含义:那是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命胡宗南调集二十万大军进攻延安。三月十九日,毛泽东放弃了延安,采取“诱敌深入”之策略。毛泽东离开延安,转战陕北,为了不使敌军发觉目标,他改用化名“李德胜”,取义于谐音“离得胜”,即离开延安会得胜。李敏作为“李德胜”之女,当然姓“李”。 不过,也有人说,在给两个女儿取名之际,江青用了一番心计,“讷”、“敏”取自唐纳之纳和章泯之混的谐音。究竟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李讷长得活泼可爱,使毛泽东的窑洞里充满了笑声,使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渐巩固。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在生了李讷之后,曾再度怀孕。不过,江青不愿再生孩子了,以为生孩子伤身体。这样,她做了流产手术。 手术后,江青发高烧,病情相当危险。经检查,才知医生把纱布忘在她的腹中! 徐明清去看望她,才知道她高烧的原因。 此后,江青再不生孩子,做了绝育手术。

  关于江青如何结识毛泽东,曾有着各式各样的传说。

吴光伟又名吴莉莉,父亲曾是北平盐务局长。她自幼就读教会学校,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考入南京戏剧学校学表演。她思想活跃,会写诗,演过话剧,读书时就参加学潮,后从西北救国联合会投身延安抗大。曾在延安访问的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这样描述吴光伟的风采:

  传说之一,是江青来到延安的第二天,便随着徐明清和王观澜去见毛泽东。

她很有教养,温文尔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二十六岁芳龄。吴莉莉看上去身材健美,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而细腻。她非常美丽。她留着三十年代所盛行的齐肩短发,而且卷曲美观。当年延安只有两个烫发涂口红的女人,一个是海伦斯诺,另一个就是吴光伟。

  这一传说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徐明清不是跟江青一起进入延安,而是在江青进入延安后一个来月才到那里,不可能在“江青来到延安的第二天”带她去见毛泽东。

史沫特莱到来后,与吴光伟及接待她的女作家丁玲活跃在延安的社交场合。三人都是单身,史沫特莱与丁玲都离过婚;吴光伟与曾留学日本的丈夫张砚田思想不和,两人一个在延安,一个在西安。史沫特莱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天性叛逆。她到延安后,与学过表演的吴光伟共同刮起一股跳交谊舞的旋风。

  另外,笔者在采访徐明清时,她说她没有带江青去见过毛泽东。虽说王观澜跟毛泽东颇熟,去见毛泽东时不可能随便带一个陌生人同去。

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描述: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

  传说之二,是上海《文汇报》前总编徐铸成的《萧桂英进宫》一文:①①一九八○年十月十五日香港《大公报》。

延安的交谊舞会不但吸引了众多男女,还吸引了毛泽东。毛泽东最初不喜欢跳交谊舞。史沫特莱回忆: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在史沫特莱和吴光伟劝导下,毛泽东最终成为舞会常客。毛泽东说,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但他没想到,这股交谊舞旋风最后竟演化成一场风波,让毛泽东本人惹火上身。

  我有一位朋友,是中共的老党员,抗战初期就在陕北打游击。他说,他在延安住过的那段时间,曾有幸看过那位过气影星的京戏,演的是《打渔杀家》里的萧桂英。演萧恩的是解放后主持戏改工作的阿甲(十年动乱中大受批斗,可能这也是“罪状”之一)。据说这两个。旗鼓相当,演得都很出色,桂英的相,尤为秀丽。

当时,延安的交谊舞会遭到一些老干部夫人的联手抵制。交谊舞会的发起人史沫特莱与吴光伟也成为众矢之的。史沫特莱回忆: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毛泽东后来也回忆: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

  据说,也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这出戏,她跳进龙门,受了特达之知。据说“明皇”那天也去参加晚会,看了这出戏大为激赏,很鼓了几记巴掌,这就使台上的桂英大为感动,大受鼓舞。她灵机一动,第二天即去找那位‘李芝英’,说是自己对文艺问题,有些心得,想当面求教于“导师”;“李莲英”也看到这是他讨好国宠的好机会,三方心里相投,一拍即合。从此,就‘一朝进入深宫(其实是窑洞)

贺子珍不但反对毛泽东跳舞,还反对毛泽东与史沫特莱尤其是吴光伟的密切交往。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记述: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

  里……’。

毛泽东与史沫特莱和吴光伟的亲密往来,终于引发了夫人贺子珍的强烈反应。一次,毛泽东与史吴二人在窑洞里亲热交谈时,贺子珍忽然闯进来,并与吴光伟发生了肢体冲突。李德回忆:贺子珍曾是位游击队员,受过伤,参加过长征,她知道了上述情况,对毛进行威吓。我亲眼见到在毛的房间里发生了一场激烈争吵。

  徐铸成所说的“过气影星”,就是江青。“李莲英”,则指康生。

这件事当年被称作吴光伟事件。最终,吴光伟贺子珍及史沫特莱不得不先后离开延安。吴光伟被从延安礼送到西安;贺子珍则负气赴苏联养病;史沫特莱最后一个离开,她临行前向海伦斯诺借钱说:你在这儿能借到钱,我借不到。

  跟江青同台演出的阿甲,本名符律衡,江苏武进县埠头镇人氏。他自幼酷爱京剧,亦喜绘画、书法。教过书,做过工,当过编辑。一九三八年初,从山西临汾进入延安。先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不久,担任鲁迅艺术学院评剧研究团团长,和江青同台演《打渔杀家》。据云,演出时康生为江青敲边鼓。

恰在这时,年轻的左翼电影女演员蓝苹从上海来到延安。她改名江青,先在马列学院学习,后到鲁艺任教。李德回忆:这期间,江青进入了毛泽东的视线。为了看她演出,毛泽东令人奇怪地常常去剧院。而江青则在一九三八年秋搬到毛泽东那里,开始名义上是他的秘书,后来成了他的夫人。

  类似的传说,说毛泽东在“陈绍禹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欢迎晚会”上,看了江青主演的话剧《被糟踏了的人》。

  陈绍禹即王明,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飞回延安的,欢迎晚会当然也就在此后数日。然而,话剧《被糟踏了的人》是由崔鬼编导的,他在一九三八年春才进入延安,不大可能在欢迎王明的晚会上演出《被糟踏了的人》。

  崔鬼也是山东诸城人,江青的同乡,而且又同在山东实验剧院学习,同在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他进入延安后,参加了筹建鲁迅艺术学院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四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于延安,成为中共培养文艺干部的学校。首任院长为毛泽东,后来由吴玉章、周扬担任院长。崔鬼编导的话剧《被糟踏了的女人》,由江青演女主角。崔鬼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加入中共。

  还有一种类似的传说,说毛泽东在看江青主演的话剧《锁在柜子里》时,注意起江青。

  又据当年在延安、现任“民革上海市委顾问”的翟林椿先生回忆①,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纪念“八·一三”抗日一周年(据本书作者查考,似应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在延安钟楼东边,原“抚衙门”旧址,举行大会。上午是毛泽东作报告,下午文艺演出。翟林椿先生记得,话剧主演者是丁里。本书作者查考延安资料,查出“七·七”一周年大会,鲁艺演出三幕歌剧《农村曲》,主演为了里;然后演三幕话剧《流寇队长》。

  ①本书作者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一日采访翟林椿。

  翟林椿回忆:“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纵然我当年很少看过京剧而入迷姑苏评弹,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毛泽东和其他首长观看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演出结束,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向热烈鼓掌的首长和广大观众致谢。尔后,她便款款步入后台,一间点有汽灯的残破空屋(临时化妆室)去卸装。”

  翟林椿记得他目击的一幕:

  “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水,所以也进入那临时化妆间,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地谈着……”

  翟林椿所目击的,是不是江青第一次跟毛泽东见面,不得而知。

  不论是看京剧《打渔杀家》,还是看话剧《被糟踏的人》或是《锁在柜子里》,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那时江青在延安相当活跃,主演过京剧、话剧;第二,毛泽东向来对戏剧很有兴趣,他看过江青演出的戏剧。

  至于传说之三,那是江青听毛泽东的报告,故作认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香港星辰出版社在一九八七年出版了珠珊著《江青秘传》。笔者在北京访问了“珠珊”①,即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据朱仲丽告诉笔者,“珠”即“王”、“朱”

  也,由王稼祥和她的姓组成;“珊”也是“王”字旁,“册”乃两人之书也。

  ①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采访。

  《江青秘传》中这么写及毛、江初识:

  中央党校设在延安城东的桥儿沟。这地方原是外国人传教的场所,有一栋大教堂,许多平房;最近又添建了新屋和新窑。学员们全是中共党员,来自国民党地区、各个根据地和各方面军。江青混入党校,是她取得政治资本的重要一步。

  今天吃午饭之前,各班组通知大家,下午两点钟在礼堂听报告,按时入座,不得迟到。一点多钟的时候,礼堂里已开始有学员进来。

  江青最早来到,找了一个前排位子。她想,一定要坐在显眼露面的地方,不管谁做报告;做报告者必是党中央领导人。

  礼堂里坐满了学员。

  两点钟了,忽然响起热烈的掌声,全体起立。

  台上出现了毛泽东,几百双眼睛放出喜悦的光芒。

  江青也站起来鼓掌,对准台上招招手,拍拍手;再拍拍手,又招招手。她清楚地知道,这几下可以使毛泽东发现自己在前排。听报告时,她一时似乎在认真地听报告,一时又像是在思考报告的内容;有时急速记笔记,有时又似乎支颊,偏着头看台上的人。姿态变化无穷。

  两个钟头的报告结束了。同学们有的兴奋得没有心思去玩,马上整理笔记;有的互相交换学习心得。晚上,全校分组讨论。一江青坐在那儿,不多发言;她的心早飞了,私心杂念,不能告人的隐情,一齐涌上心头。今天是和毛泽东第二次相见了,马上要来一个行动,否则心愿依然渺茫。学习小组会快结束时,她巧妙地作了十分钟发言,把会上同学们的发言加以归纳整理,作为自己的意见,加上漂亮的形容词重复一遍,言词动听,似乎有条有理。

  晚上,等大家都睡觉了,她独自一人坐在灯下,提笔写道: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今天专心地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

  我是一个木工的女儿,从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顿吃不饱的苦难中又遭父亲酩酊大醉殴打成性的逆运;母亲受压,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我被迫学京戏,登台谋生;后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联,于一九三三年入党,先后当电影和舞台明星。这是党给我的培养,是你的光辉思想哺育了我,才有今日。

  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十二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

  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这是我这个苦孩子一生的唯一的希望!我思想上有许多问题,如能得到你的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其中一部分是今天听你的报告之后,有关目前形势的分析。在某一点上,我还不甚明白。

  敬爱的毛主席,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

  下午三时来到你的居处。

  啊!我写至此,全身热血奔腾!我将亲耳听到你的教导,的确:我已经见过你三次了,这幸福的第四次即将到来……

  中央党校十二班学员

  江青

  一九三七年冬

  第二天,她亲自把信送进城,到毛泽东居处的门口,又转身赶回党校。

  她不准备再追求别人了。她已经选定了奋斗的目标。

  星期日下午,她不等接到回音,就按时到了毛泽东居处……

  据李维汉回忆,中共中央党校确实请过毛泽东来讲哲学。李维汉的校长任期是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而江青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入校,正是在李维汉校长任期之内。

  类似的传说,说是毛泽东去“鲁艺”讲话,江青“特别坐在前面,使毛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打扮得漂漂亮亮”。虽说江青后来从中央党校调往“鲁艺”,但从时间上看,似乎以朱仲丽的说法比较准确,即在中央党校听毛泽东报告。

  江青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毛泽东。这张照片在毛泽东的笔记本里,夹了很长一段时间……

  江青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之后,曾短期调往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工作。据当时曾与江青共事的钟华女士在一九九二年六月告知笔者:

  “原厅长徐特立调中央工作,新调来的厅长是陈正人。陈厅长到职不久,又来了一位女干部,即是由蓝苹改名的江青。她来后不久,就到延安县去视察教育工作。

  当时听说她是个老党员,她下乡时陈厅长还照顾她给个毛驴骑。回来后她向陈厅长汇报工作时,受到表扬。我当时也认为她这么个从大上海来的明星到延安后很快就下乡,是值得佩服的。因为当时延安乡下卫生条件很差,我下去时都发怵。这说明她刚到延安时还是可以的。没多久她被调走,调走的原因是延安准备成立平剧团,江青会演平剧(京剧)”

  “趁虚而入”的机会

  走笔至此,该写一写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姻。

  贺子珍比毛泽东小十七岁——一九一○年中秋时节,出生在江西井冈山之侧的永新县城,丹桂飘香,圆月当空,她的奶名叫“桂圆”。父亲贺焕文曾花钱捐了个举人,当过江西省安福县县长。

  贺焕文的前妻欧阳氏,生一子,叫贺敏萱。

  欧阳氏去世之后,贺焕文娶广东梅县姑娘温土秀为续弦。温氏生三子三女,三子为贺敏学、贺敏仁、贺敏振,三女为贺桂圆、贺银圆、贺先圆。

  贺敏学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成为永新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后来成为红军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解放后任福建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

  受哥哥贺敏学影响,贺桂圆、贺银圆也分别在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

  贺桂圆自取了“自珍”之名,意即“善自珍重”之意。后来填表时,别人误写为“子珍”,也就用“贺子珍”为名。

  贺银圆改名“贺怡”。

  贺子珍在一九二七年三月担任中共永新县委妇委书记。不久,调往江西吉安县,担任国民党永新县党部驻吉安办事处联络员,又任中共吉安特委委员兼特委妇委组织部长。这年八月,她随哥哥贺敏学和王佐、袁文才一起上了井冈山。两个月后,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在会见井冈山王佐、袁文才部队的首脑们时,惊讶地发现,内中居然有一位瓜子脸、大眼睛、挎着盒子枪的十七岁姑娘——贺子珍!

  在共同的战斗中,毛泽东跟这位俊俏的江西姑娘产生了爱情。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谭政(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回忆:

  “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结婚就是在夏幽,是一九二八年四五月,热起来了,穿件单衣,结婚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证婚人,从夏幽退出以后,两人就是夫妻关系了。”①

  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夏幽,也就是永新县夏幽区。讲得更具体一点,是夏幽区的塘边村。

  此后,贺子珍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他的秘书。

  后来,贺子珍的妹妹贺恰,嫁给了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罩——贺怡最初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和中共赣西特委秘书长刘士奇结婚,翌年八月解除婚姻关系。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和毛泽覃结婚,当时毛泽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

  贺子珍和毛泽东婚后,十年生了六个孩子,因此实际上没有多少时间参加工作。

  第一个孩子是女儿,一九二九年出生在福建龙岩。当时战争正忙,出生不久,只得寄养在龙岩一户老百姓家中,给了十五枚银元作抚养费。后来,贺子珍托毛泽东之弟毛泽民去龙岩寻访,据告,孩子已不在人世。贺子珍得知,泪流满面。

  第二个是儿子,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出生于福建长汀,毛泽东给他取名毛岸红,小名毛毛。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开始长征时,贺子珍把毛毛交给毛泽罩、贺。冶夫妇,因为他俩当时被留在江西。毛泽罩把毛毛寄养在瑞金一个警卫员家中。后来,毛泽罩在一九三五年四月阵亡,毛毛亦不知下落。

  第三个孩子也是儿子。一九三三年早产,由傅连璋接生。这孩子没有成活。

  第四个是个女儿。一九三五年在长征途中生于贵州,生下后就送给当地老乡,以四枚银元为抚养费。后来渺无音讯,不知是否成活。

  第五个也是女儿。一九三六年冬出生于陕北保安,是唯一成活的孩子。孩子小名“娇娇”。那是因为她出生时又瘦又小,邓颖超抱着她说:“真是个小娇娇。”

  从此,也就称她为“娇娇”。一九四八年,当她上学时,毛泽东给她取名“李敏”。

  在生了五个孩子之后,贺子珍希望不要再生孩子,希望参加工作、学习。娇娇才四个月,就被托养在老乡家去。贺子珍来到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期待着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理论修养。她在“抗大”过着集体生活。

  这时的贺子珍,显得精神振奋,心境愉悦。

  一场意外的打击朝她袭来:她在长征中生孩子,失血太多,而营养又严重不良,从此她得了严重的贫血症。有一回,她晕倒在“抗大”的厕所里,不得不被送回家中。

  回家休养后,又发生了两桩令她不快的事:

  一是美国女记者艾格妮斯·史沫特莱自一九三七年初进入延安采访,多次访问了毛泽东。史沫特莱带来一位女翻译,名叫吴莉莉。采访时,毛泽东谈笑风生,引起贺子珍的误会,对那位女翻译十分不满。

  关于吴莉莉之事,李德在他所写的《中国纪事》①中曾详细写及。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当年共产国际派往中共的军事顾问,毛泽东的政敌。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所批判的,主要就是李德,毛泽东取李德而代之,掌握了红军指挥权,鉴于李德对毛泽东颇为反感,他的回忆录也明显地带有偏见。不过,他毕竟是那段历史的目击者,他的回忆可供参考:

  ①李德,《中国纪事》(一九三二——一九三九),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年版。

  一九三七年夏天或秋天,艾格妮斯·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来到延安(我在一本书中看到,说是斯诺本人,其实不是)。艾格妮斯·史沫特莱为自己写朱德搜集材料,这本书名为“伟大的道路”,一九五八年出了德文版。因为她几乎不会讲中文,于是就派吴莉莉给她当翻译,这位女翻译英文讲得很好。毛泽东常常看望这两个美国人——有几次我也在场——这样也就认识了吴莉莉。由于艾格妮斯·史沫特莱从中介绍,毛泽东和吴莉莉常常在马海德的住处见面,关于这些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见面的时间总是安排在我不在场、可能马海德也不在场的时候。毛的夫人贺子珍是一位游击队员,受过伤,参加过长征。她知道了上述情况,对毛进行威吓。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间的冬天,我亲眼见到在毛的房间里(不是在他的窑洞)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这期间,江青进入了毛的视线。她到达延安的初期,同李丽莲(引者注:李德在中国的第二位妻子。最初的妻子叫萧月华,在瑞金跟他结婚,并一起长征到了延安)一起在延安剧院登台演出,两人有时演古老的京剧,有时演写实主义的新剧。

  为了看她演出、听她唱歌,毛令人奇怪地常常去剧院。一种关系慢慢开始了,其活动场所在离延安特别远的鲁迅艺术学院……江青在一九三八年秋搬到毛那里,开始名义上是他的秘书,后来成了他的夫人。

  对于这个婚姻以及对江青本人,我都听到了许多轻蔑的议论。博古谈到她“复杂”的过去,像人们现在所说的那样,说她过着一种“甜蜜的生活”,博古还谈到她同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不清不白的关系,以及同党的不清楚的关系。事实上,她到延安之后,并没有像其他从国民党地区来的所有党员那样,被送到党校去学习,一般人都认为她是非党员。后来换了一种说法,说在一九三二年或一九三三年由康生(引者注:应为黄敬)介绍她入党,说她过去那些年在政治上是消极的(后来又说是搞秘密工作的),因此先受到了审查。我在延安时,她在政治上不太显露,同时放弃了舞台生活。同朴质的延安人的习惯相反,她在公开场合总喜欢表现一种使人不可接近的傲气,骑着高马,由四个警卫陪同,大家并不喜欢她。……

  李德回忆录中提及的“吴莉莉”,史沫特莱称她为“章莉莉”。史沫特莱所著《伟大的道路》一书中的《序曲》中,这么写及章莉莉:

  第一天他(引者注:指李德)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于黄昏时分,我和我的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而原来是女演员的章莉莉,在我住的黄土窑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莉莉的工作是每逢我的中文水平不能够理解得清楚时,或是朱将军和我用一部分德文也不能传达意思时——这种情况时时出现——便由她从中翻译。

  史沫特莱提及的“章莉莉”,以及李德提及的“吴莉莉”,其本名叫吴广惠,又叫吴光伟,河南人。生于一九—一年。她的英文名字为Lilg,被译为“莉莉”或“丽丽”。她并未加入中共,只是参加了学生运动。“西安事变”时,她在西安参加妇女运动。一九三七年初赴延安考察,并客串表演戏剧,又担任史沫特莱的翻译。

  吴莉莉的出现,使贺子珍陷入不快之中,贺子珍不时地发脾气。

  再说,贺子珍的体质越来越差,特别是她的头部、背部曾经受伤,弹片隐隐作痛。她要求前往西安,从那里转往上海治病,以取出弹片。毛泽东起初没有同意。

  贺子珍再三坚持。

  就在这时,发生了另一桩使贺子珍不快之事,她不断地呕吐,又一次怀孕了!

  “我生孩子生怕了!”贺子珍为此坚决要求前往西安,一则治病,二则做人工流产手术,再也不生孩子。

  毛泽东不得不同意了。

  于是,贺子珍把娇娇托付给奶妈,单身前往西安。

  海外有不少书籍、文章,把贺子珍的出走,说成是江青插足毛泽东家庭,甚至绘声绘色描述贺子珍如何在延安窑洞里跟江青吵架。其实,贺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并不相干。

  贺子珍去西安时,曾在那里的八路军办事处跟张国焘夫人杨子烈相遇。因此,查明杨子烈何时去西安“八办”,便可以推定贺子珍去西安的时间。

  据张国焘在回忆录《我的回忆》中说,当时他和妻子杨子烈分别已经“约六年半”。杨子烈求助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才来到西安,然后进入延安。杨子烈到达延安是“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因此,贺子珍离延安去西安,也就是“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另外,贺子珍后来没有做人工流产手术,那个孩子还是生了下来,是个男孩子,出生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五月。由此推算,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十月。那时,江青进入延安不过一个多月,正住在第三招待所接受党籍审查;何况,江青进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后来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训导主任),并非毛泽东。

  正因为这样,贺子珍的离去,确实并不是江青所造成的。江青这一辈子恐怕未曾跟贺子珍见过面,她跟贺子珍“在延安窑洞里吵架”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不过,贺于珍的走,恰恰给江青提供了趁虚而入的绝好机会!

  历史竟会这样的凑巧:不早不晚,就在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江青进入延安!

  贺子珍到了西安,在那里住了一阵子。十一月底,王明、康生、陈云从莫斯科坐飞机经迪化、兰州来到延安,这消息促使贺子珍产生了去苏联治病的念头。

  于是,她由西安坐汽车来到了兰州。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曾劝说贺子珍回延安,可是贺子珍还是坚持要走。

  事后,谢觉哉曾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

  贺子珍由兰州坐汽车来到新疆迪化,在那里等待着搭乘飞往苏联的飞机。

  毛泽东曾托人带口信给贺子珍,希望她回延安。后来,又给她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贺子珍是一位个性倔强的女性,仍坚持自己的意见。

  就这样,她终于搭上了飞机,飞往苏联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不久,在那里生下了她的第六个孩子。在贺子珍到达苏联后,毛泽东仍给她发过电报,去过信,劝说她回延安。可是,她以为既然来了,既然进了东方大学,那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不急于回延安。

  遗憾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江青夺走了她的所爱。

  她的命运多舛:新生的儿子,才十个月,就因感冒转为肺炎而早逝!

  就在她沉浸在丧子之痛时,从延安又传来令她心碎的消息贺子珍后悔莫及。这是她终生的后悔。可是,后悔已无济于事……

  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跟毛泽东恋爱的消息,在延安传得很快。

  不久,组织上再度找徐明清了解江青的历史情况,这一回,着重了解的不是江青的党籍问题,而是江青在上海的各方面的情况。徐明清明白,这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组织上第二次对江青进行审查。徐明清所谈的,跟她原先为江青所写的证明材料差不多,但是她提到了江青在上海时生活上的那些浪漫事。

  组织上除了向徐明清了解之外,也向来自白区的其他人作了调查。

  毛泽东会看中江青,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笔者看来,当年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的一席言,倒比较客观的:

  那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离开延安的不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投奔革命的不等于坚强的革命者,毛泽东曾多次指着江青鼻子训斥,你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耐人寻味。

  我想江青如果没有积极投奔革命,毛泽东不会说这两句话;江青如果是成熟的优秀革命者,毛泽东也不会说这两句话。

  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

  那时江青长得还是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发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了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

  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员①。但在延安,在陕北,我们那时把她当明星看待。她唱戏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

  ①关于“三流演员”,如果说胡蝶、阮玲玉、赵丹是一流,俞珊等算是二流,那么她算是三流也恰如其分,特别是新电影而言,她还没有主演过一部有影响的电影。

  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

  江青喜欢骑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

  江青不爱打枪,爱打扑克,织毛线,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

  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是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有个谜语如今我还记得清:

  “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

  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转战陕北期间,她不再长发披肩,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盘成一个髻。在女同志中,她总是显得比较出众,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助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的女孩子,毕竟是一种荣誉。她在冬天穿军装时候多一些。有时也穿深蓝色棉衣,剪裁合体,总要显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欢穿翻领列宁装,带卡腰。

  她满意自己的皮肤白皙,腰肢苗条,她乐意暴露自己的优点。

  江青在表现她的种种优点之处的同时,也不断的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之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

  李银桥跟江青有过长期的接触,他对她的观察,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笔者在访问徐明清时,她也如此说:

  “人是会变的。江青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她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上海以后,在‘晨更工学团’里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但是,她后来进入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明显地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生活作风乱七八糟,等等。……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的头子,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

  一九三八年四月,当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之后,江青调到那里,担任戏剧教师。

  一九三八年八月,江青得到重要调令,即调她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时,江青进入延安正好一年。

  “约法三章”

  毛泽东毕竟是中共最高领袖,而江青又是那么一个在上海曾闹得满城风雨的影星,何况那时毛泽东和贺子珍并未办理离婚手续。因此,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传出,反对者大有人在。

  内中,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但是,也有人以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无法勉强。支持者中最为激烈的是康生。

  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

  这一规定,后来又被传为“约法三章”。这“约法三章”流传甚广,却因没有原始文件为据,那“三章”的内容也就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

  “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版本之二:

  “(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务。”

  版本之三:

  “(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能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

  不过,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否认曾有过“约法三章”。他如此说:

  “还流传什么‘约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么。”①

  ①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李银桥的意见,可以作为“一家之见”。

  值得提到的是,那位美国的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没有说“约法三章”,但提及了:今后二十年或一生之间,江青只能专心家事,不准干预公事。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崔万秋在其所著《江青前传》中,提及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曾查获王若飞的日记本,内中记述了“约法三章”的内容。王若飞当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约法三章”是可能的: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台湾方面公布的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文字较严谨,内容也比较准确。只是尚未见到公布原件手迹。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是当时的原始文字记录。

  其余种种“版本”,是凭借记忆回忆或口头传说,所以彼此有出入。

  根据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江青的任务,第三条规定了对江青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是种种“版本”中最为可信的。

  终于和毛泽东结婚

  二十四岁的江青,终于和四十五岁的毛泽东结婚了。

  结婚的时间,一般笼统地说是“一九三八年秋”。朱仲丽说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倒是徐明清的回忆更具体,她记得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里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了延安。

  笔者查阅了《中国现代史大事记》①,该书记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日机轰炸延安,死伤三十余人。次日又轰炸。”

  笔者在延安查阅当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该报上查到《反对敌机滥施炸轰延安边区各团体致全国同胞函》,内称:

  ①《中国现代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最近敌在回军华北、围攻晋冀察边区,受到我全体军民重大打击之后,竟于羞怒之余,始以大飞机狂炸西安、榆林等不设防城市,继于十一月二十、二十一两日袭击延安,计前后敌机共来三十余架,投弹一百五十九枚,死伤共一百五十余人,毁民房三百零九间,牲口九十余匹,损失无算。……”

  另据一九九○年八月二十日《延安精神》报所载《陈云遇险》一文记载: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正好是星期天,天大亮了,但太阳还未从清凉山露脸。突然从东北方向响起了一阵沉重的嗡嗡声,只见十几支黑乌鸦(引者注:指日军飞机)出现在延安上空,紧接着听到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那天,陈云躲进一孔窑洞,那窑洞被炸坍了。七、八个人在外边扒土,这才把陈云救了出来。

  笔者访问了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旧居——那是一排三孔窑洞。据介绍,这三孔窑洞在那次轰炸时被炸坍,后来重新修复的。那天被炸的,还有光华书局、组织部、训练班,以西北旅社前后为最严重。

  在日军飞机轰炸的当天,中共中央机关决定迁往西北郊的杨家岭。毛泽东和江青亦于当夜迁往杨家岭,成仿吾让出了自己的窑洞给毛泽东、江青居住。

  这么一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日子,可以考证出来,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也就是徐明清说的“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那一天”。

  徐明清回忆说,那天,她和丈夫王观澜接到毛泽东的通知,请他俩去吃晚饭。

  她在路上见到许多被炸死者的尸体。①。

  ①本书作者于一九九三年四月二日对徐明清所作补充采访毛泽东不在“合作社”请客,而在他自己当时所住的凤凰山的窑洞里,请一位厨师掌勺。那天,一起被邀请的,还有洛甫(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

  客人们坐满一桌。

  客人们都知道这是毛泽东跟江青结婚而请客,但毛泽东却又没有明说。反正主人和宾客都明白,心照不宣。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

  那时,徐明清是陈云的部下——她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当妇女科副科长,部长便是陈云。

  不过,徐明清说明道:“在那天以前,以后,毛泽东分批请客。因为一个厨师来不及烧几桌菜,所以只好分批地请。这样,很难说那一天就是他们结婚的日子,反正就在那天左右。”

  结婚以后,江青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军委档案秘书,实际上就在毛泽东身边,照料他的生活。

  新婚不久,毛泽东从凤凰山迁往杨家岭的三间新窑洞。那窑洞在山脚,地上铺着砖,墙上刷了白灰,窗格子上糊了薄薄的白纸,屋里显得亮堂。有些家具是新做的,但没有用油漆漆过,因为那时油漆短缺。

  三间窑洞一间是起居室,一间是毛泽东书房兼卧室,一间是江青卧室。

  屋外,是一块碾平过的平地,摆着石桌、石凳。还有一小块菜地,毛泽东闲时爱种菜。

  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只有蜡烛、煤油灯,水则是从井里打上来,盛在搪瓷脸盆里。

  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妇。这时的她,收敛了,检点了,跟在上海时那般罗曼蒂克,判若两人。特别是在夫人们之中,她深知自己革命资历的浅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冈山、经过长征,任粥时夫人陈琼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过苏联、经过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在这样的夫人群中,只有像具有贺子珍那样的革命资历才能匹配。正因为如此,江青初入毛泽东的窑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这时的她,尚是“新媳妇”、“小媳妇”。

  江青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后,调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有些关于江青的传记称江青进延安后便入“鲁艺”,那是不确的。“鲁艺”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开始宣告成立,最初在延安城内二道街临时借用房子。后来迁至延安北门外两侧半山坡。一九三九年八月三日,迁往延安东郊十余里的桥儿沟天主教堂——那里原是中共中央党校校址。

  据现存的《鲁艺通告》载:“戏剧系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指导员江青。”

  在《鲁字第十二号通告》上,记载着该校各种会议参加者名单。在“教务会议”

  及“训育会议”的参加者名单中,有江青。

  和毛泽东结婚后,江青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例如: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江青为该会理事之一;

  一九四○年一月四日至十二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江青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之一。

  一九四六年七月底,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江青当选为该厂董事之一。

  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静的。她跟毛泽东相处不错。她给毛泽东结了新毛衣,给他做了充满辣味的菜。闲暇时,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这架留声机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进入延安时,带来送给毛泽东的。江青动作熟练地给留声机换上一张张七十八转的唱片。知道毛泽东喜欢京剧,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拍打着砖地,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

  毛泽东的窑洞,常常高朋满座。来了毛泽东的战友,她很少露面,要么递个烟,要么倒杯茶,马上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她不能不露面,不过,她也只是握个手,点个头,递上盆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个大姑娘。正因为这样,一位外国记者记述对江青印象时:“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

  这表明,这位曾经成功地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娜拉的演员,此刻又成功地扮演着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

  生了女儿李讷

  在和毛泽东结合之前,江青曾有过四次婚姻,她却未曾生育过一个孩子。

  她曾怀孕。那是在她第二次来上海前,跟黄敬同居,使她怀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产手术。那时的她,不想要孩子。因为她四处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个累赘。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在上海时体质甚差,甚至一度停经。后来,随徐明清去临海老家,徐明清之父是老中医,经他用中药调养,江青才恢复正常的经期。

  跟毛泽东结婚之后,江青却盼望着早生孩子。虽说当时在延安,女干部们都不大愿意生孩子。因为生了孩子,就得自己在家抚养,意味着不能参加工作。江青却跟一般的女干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家中——照料毛泽东的起居和健康。毛泽东工作异常忙碌,她就显得格外清闲。有个孩子,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为“毛泽东夫人”的地位就巩固了——那“约法三章”

  一直使她耿耿于怀。

  新婚不久,一九三九年初,她曾到南泥湾参加劳动两、三个月。人们照顾她,没有让她去开荒、种地。她发挥她的“一技之长”——结毛线衣。她用陕北土制的毛线,结了十来件厚厚的毛线衣,算是她的劳动成果。

  一九三九年冬,她怀孕了。那是她和毛泽东结婚整整一年之后。

  一九四○年八月,她分娩了,生下一个女儿。这时,她二十六岁,毛泽东四十七岁。女儿的降生,使毛泽东异常高兴,虽说对于毛泽东来说,已是他的第十个孩子——杨开慧生了三子,即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毛岸英出生于一九二二年十月,毛岸青出生于一九二四年夏,毛岸龙出生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内中毛岸龙早夭,一九三一年五月末,因“噤口痢”死于上海广慈医院。另外,贺子珍先后生了六个孩子,存活的只有一个女孩娇娇。

  这样,毛泽东当时有着二子、二女,即毛岸英、毛岸青、娇娇和江青生下的女儿。

  毛岸英和毛岸青在一九三六年六月离开上海,翌年初到达苏联莫斯科,从此在那里生活。

  娇娇本来跟毛泽东、江青生活在一起。由于贺子珍在苏联死了儿子,万分悲痛,非常思念女儿娇娇。经毛泽东同意,四岁的娇娇在一九四○年江青生下女儿后被送往苏联,跟贺子珍生活在一起,使贺子珍得到了安慰。

  这样,留在毛泽东身边的,只有江青所生的女儿。毛泽东为女儿取名“李讷”。

  “李”,当然取自江青的本姓。这时的毛泽东,经过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此后又经过对张国焘、王明的斗争的胜利,已安全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

  考虑到女儿姓毛将来太惹人注意,所以他决定采用她的母姓。

  至于“讷”,据云取义于《论语》中《里仁》篇中的一句:“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语言迟钝之意。

  毛娇娇在苏联生活了多年,在一九四八年回到了毛泽东身边。

  后来,毛娇娇要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学,毛泽东为之改名,叫“李敏”。

  这“敏”字,同样取义于《论语·里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又据《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李敏之“李”,据云另有一番含义:那是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命胡宗南调集二十万大军进攻延安。三月十九日,毛泽东放弃了延安,采取“诱敌深入”之策略。毛泽东离开延安,转战陕北,为了不使敌军发觉目标,他改用化名“李德胜”,取义于谐音“离得胜”,即离开延安会得胜。李敏作为“李德胜”之女,当然姓“李”。

  不过,也有人说,在给两个女儿取名之际,江青用了一番心计,“讷”、“敏”

  取自唐纳之纳和章泯之混的谐音。究竟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李讷长得活泼可爱,使毛泽东的窑洞里充满了笑声,使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渐巩固。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在生了李讷之后,曾再度怀孕。不过,江青不愿再生孩子了,以为生孩子伤身体。这样,她做了流产手术。

  手术后,江青发高烧,病情相当危险。经检查,才知医生把纱布忘在她的腹中!

  徐明清去看望她,才知道她高烧的原因。

  此后,江青再不生孩子,做了绝育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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