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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年胡乔木因得罪哪两位中央领导而提出,大兴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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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年胡乔木因得罪哪两位中央领导而提出,大兴调

  “六十条”集中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但是,它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实际?行得通行不通?还有些什么问题没有解决?这就需要再拿到干部和群众中去征求意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这是毛泽东历来倡导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广州会议后,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包括毛泽东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带着“六十条”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更大规模的、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

在中国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刻,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议程有三项:(一)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二)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胡乔木曾因不听陈云的建议而既得罪了陈云也惹恼了主席,而这次他又把两位最高层的领导全得罪了。“中共最高层的两位领导人的严厉批评,给胡乔木带来的压力难以想象”。这时候的胡乔木,除了提出长期病休外,还能找到更好的全身而退的办法吗?

  自从写长文“批判”了彭德怀之后,陈伯达又重新得到毛泽东的信任,要他负责起《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共9章60条,人称“六十条”。

  刘少奇带头作调查。他深入到湖南农村,

  会议首先讨论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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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知,陈伯达虽是人民公社的“发明”者,当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起草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时,并没有通知这位“发明”者参加。据陈伯达说,其时他也住在北戴河。

  先后在宁乡、长沙的几个生产大队,主要调查食堂问题、退赔问题、社员房屋问题、山林问题等。四月十一日,在长沙与毛泽东会面,就农村工作问题交换了意见。刘少奇这次调查,历时四十四天,其中有三十天住在农村。

  毛泽东先后听了四次汇报。参加汇报会的,除中央常委外,有彭真、谭震林、陈伯达、柯庆施、曾希圣、陶铸、王任重、宋任穷、欧阳钦、刘澜涛、张德生、李雪峰、乌兰夫、刘子厚、李井泉、廖志高。毛泽东一面听汇报,一面插话。别的人也有一些插话。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大家头脑都比较冷静,能够面对现实,和衷共济地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共谋大计。毛泽东的许多插话,反映了他对当前农村形势的估计和一些政策思想。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02期,作者:魏邦良,原题:胡乔木为何提出长期病休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经过了反复的修改过程:

  毛泽东十分关注群众对“六十条”的反映,而且很急切。广州会议结束后他为什么一直到三月二十九日才离开广州,就是为了等陶铸、陈伯达从番禺大石公社回来,听他们下去以后群众对“六十条”有些什么意见。毛泽东听完汇报第二天就离开广州乘专列北上,准备到长沙再听湖南省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反映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

  十二月二十三日,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听取第一次汇报。

下去调查后,胡乔木一连向毛泽东报送了四份材料:一是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二是关于韶山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情况简报;三是关于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的情况;四是毛华初访东茅塘生产队的调查材料。这些材料几乎都是农村存在的问题而非农村所取得的成绩。靠这样的材料,如何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靠这些材料,又如何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污蔑和怀疑?

  1960年11月3日,先是下达《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

  他从广州出发的时候,正是广东插秧季节。他在火车上细心地观看铁道两旁农民插秧的情况,发现插秧还是太密,便派身边工作人员下去问几个农民,那几个农民都赞成六寸乘六寸的插秧密度。①毛泽东说,瞎指挥生产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瞎指挥是由于没有生产知识,既没有实际生产经验,也没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

  毛泽东在插话中,对全国县、社、队的情况和干部队伍情况作了一个分析。他认为,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大体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坏的中间,有若干单位领导权被人家拿去了。他把干部分成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不知道价值法则、按劳取酬、等价交换,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总之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共产风”很少或者没有。

笔者以为,胡乔木在汇报这些材料时,其书生气又犯了。从李锐下面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对胡乔木的书生气,毛泽东十分了解:

  这封信共12条,人称“十二条”。根据“十二条”,写出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这个草案是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由陈伯达执笔起草的。陈伯达曾自述如下:

  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停靠于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报。张平化说,在讨论“六十条”中,群众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群众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毛泽东说:“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毛泽东听了一段汇报后说:“这只是公社、大队这两级干部的反映,也只是初步的,还没有拿到小队,拿到群众中,拿到有经验的农民中去宣读。宣读后会有更多的意见。”毛泽东特别嘱咐,这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还要修改,还要补充,切记不要当成一种命令去贯彻。毛泽东问:“群众肯说真话吗?他们肯不肯说话?”张平化回答:“群众还是肯讲真话。”毛泽东说:“‘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五月会议期间,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②

  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前三类在湖北占百分之三,问题严重的地区甚至占百分之几十。对于坏人,要夺权。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只不过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但大多数人是好的。就是烂了的地方也是好人多。对于好人,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弄清楚问题。对于前三种人,要由群众撤他们的职,不要只由上级去撤。河南信阳地区的光山县,把坏人撤了,群众不相信,后来开群众大会又撤了一次。毛泽东强调,在这些地方,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有一天,刘澜涛告诉我,柯庆施向他说,主席跟柯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木跟他一二十年,总还是一介书生。这使我想起1958年4月广州会议时,主席谈到要善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的话: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到墙上,顶得要死{15}。

  1961年,在广州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是征得毛主席同意,由我起草的。起草后,我到一些乡村询问群众关于取消公共食堂的意见,大家热烈地赞成完全取消。后来,即根据各地的经验,对取消公共食堂问题作了完全取消的新肯定。这个修改过的六十条,也是毛主席要我同各地方同志商议后写的。

  对于一个中央文件,毛泽东采取如此慎重的态度,经过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征求意见,从“大跃进”以来,实属罕见。以后,毛泽东越来越看重“六十条”,把它当作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讲到退赔,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定要坚决退赔。”关于自留地,毛泽东希望多留一点,百分之五是否少了?百分之七怎么样?要大家议一下。养猪问题,毛泽东重申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

这一回,毛泽东要他去调查材料,证明右派分子的话讲错了,而胡乔木汇报上来的材料恰恰说明右派分子的话没讲错,恰恰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看来,胡乔木这一回又用他的材料把毛泽东顶到墙上,顶得要死了。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因为胡乔木汇报上来的材料不符合自己的要求而责怪胡乔木,相反,他对胡乔木提供上来的材料很重视:

  起草个什么文件,本来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陈伯达终于重操旧业,从危机中解脱出来———这危机始于第一次会议,而在庐山差一点成了灭顶之灾,最后随着“反戈一击”才反败为胜。

  毛泽东谈话结束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多了。第二天(四月一日)他要在武昌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立即赶赴武汉。他对张平化说,他在湖北停几天,接见几个客人就回来,并嘱咐张平化“以下乡为主”。

  最后,毛泽东说,中央和省两级要担一些责任。帮助下边,帮助好人。①

毛泽东对胡乔木报送的材料十分重视,自己的家乡比1959年回去时问题严重多了。毛将此信和材料批转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他印发给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讨论;随后又写信给汪东兴,让汪打电话给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王延春,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并让汪将此信转给还在湖南调查的胡乔木。

  从《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对农村人民公社作出了一系列政策规定: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互助互利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避免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人民公社一般为3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农民可以经营少量自留地和从事小规模家庭副业;……

  毛泽东在武昌呆了七天。四月一日,会见外国客人。三日,同王任重谈话(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六日,同周恩来谈今年的经济计划问题。在短短七天中,毛泽东游泳两次,跳舞两次,这种情况同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大不相同。说明他的健康情况比较好了,心情也比较好了。经过这一段调查研究,情况更加明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政策心中都有数了,看到了中国农村以至整个国家经济形势好转的希望。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听第二次汇报。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做?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毛泽东此时仍很信赖胡乔木,知道胡乔木是老实人,说的是老实话,所以,虽然胡乔木汇报的材料不是他想要的,他也没有怪罪胡;其二,胡乔木所调查的地方是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家乡遇到了困难,主席岂能不管?然而,胡乔木却把毛泽东对家乡问题的重视当作毛泽东又想反左的信号。于是1961年5月,当胡乔木结束调查赶回北京向主席汇报时,他谈到了反左的问题:

  1961年6月,陈伯达在北京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部分修改,取消了部分供给制、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等规定。修改后的条例,称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2年9月27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由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讨论通过。

  四月八日下午,毛泽东离开武汉回到长沙。

  关于整风整社。毛泽东说,摸底排队很重要,不然心中无数。毛泽东肯定县、社、队的干部百分之九十基本上是好的,百分之十是坏的,包括打进来的、变质的和死官僚。关于死官僚主义分子,上次听汇报时,毛泽东把他们列入敌人;这次改了,说他们同一、二类有所区别,是人民内部问题。讲到糊涂人,毛泽东说了一个故事。楚庄王当皇帝,三年不管事。有一个大臣向楚庄王说,有一种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楚庄王听了这话,觉悟了,开始振作起来。可见糊涂人也是可以振作起来的。

当胡乔木返回北京时,已是盛夏季节。尽管一路劳累,胡乔木还是赶紧去毛泽东那里报告调查情况。谈话中,胡乔木为庐山会议纠左未能持续下去而深感遗憾,他还谈到庐山会议时的一件事,就是当时刘少奇曾经想提出写个反左的文件的建议。形势已经如此,毛泽东自然说不出什么,他只是说:啊,有这回事!

  为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能够写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1961年1月,毛泽东曾指示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带一个调查组下乡,进行调查。

  四月九日,在长沙专列上,毛泽东先后与张平化、胡乔木谈话,从晚上七时半谈到十一点二十分。他们俩都刚从乡下调查回来,带来许多具体生动的第一手材料,谈困难,谈问题,也没有多大顾虑。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偶尔插几句话。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情没有想到是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就不会那么办了。贵州省从农村调出来一百万劳动力,这就是一平二调的“调”嘛。北京大学五百多学生去修铁路,苦战二十天,回来后又不休整,结果一百多人发高烧,患浮肿病,后来下命令休息,病就好了。可见不要随便搞什么不断革命。

笔者认为,胡乔木的这次谈话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因为,胡乔木这番话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庐山会议其时已经尘埃落定,毛泽东已经把庐山会议定性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而他却为庐山会议纠‘左’未能持续下去而深感遗憾,毛泽东听了,做何感想?第二,他不该把刘少奇未公开的建议私下汇报给毛泽东,不管他是有心还是无意,客观上这样做会使两个高层领导产生误会或龃龉。

  为此,毛泽东还特地找出他1930年5月写的《调查研究》一文(后来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收入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发给每个组员。

  张平化反映,在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争论比较多的是三个问题,一个是供给制,一个是食堂,一个是粮食定购问题。关于粮食定购,他说,生产队普遍要求包死,就是把上缴大队的、缴给国家的粮食数都定下来,其余都是生产队的,这样就有个奔头。

  毛泽东肯定江苏省一个报告的提法,叫作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

不久,中央召开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胡乔木向毛汇报庐山会议期间刘准备建议搞一个反‘左’文件的事传了出去。这件事引起刘对胡极大的反感。在会议上,刘严厉地批评了胡乔木。结果,会议还没结束,胡乔木的老毛病神经衰弱犯了,且来势凶猛以至于无法工作,不得已,他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长期病休。

  关于这次下乡调查,毛泽东曾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讲到食堂问题,张平化说:“讲食堂好的,讲得很多;讲食堂坏的,也讲得很多。我听了以后,觉得原来自己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毛泽东说:“才不是哩!”张平化说:“现在看来不见得。”毛泽东肯定地说:“不是。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这几个问题,所说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

  毛泽东说“这是个新办法”。其实,他早在一九四八年就说过:“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②中国共产党胜利地领导和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它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它能够防止反倾向斗争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避免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巨大损失。毛泽东为什么说是“新办法”呢?所谓新,实际上就是对庐山会议后一味反右的一种修改。

和主席之间的私密谈话在中央会议上传了出去,这既是胡乔木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也是他无法追问的问题,他为此既受到刘少奇的严厉批评,也再次吞下了两边不讨好的苦果。他老毛病的发作与此有很大关系。

  田家英同志:

  张平化汇报供给制问题时说:“现在初步地可以说,供给部分超过百分之三十,肯定不必要,过去搞那么多是错了。估计百分之十左右基本上就解决问题了。”毛泽东说:“如果只包五保户,补助困难户,百分之一、二、三就可以解决问题。百分之三十是多了,这不是真正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基本原则是两条:一个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一个是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将来所谓公,靠什么呢?靠积累,现在就困难了,现在公社就不要搞积累,恐怕两年、三年之内,新的公社就不要积累。新的公社老百姓又怕哩!现在划小,公社多了,它又去搞平调,这个你们要议一下,万万不能再平调。如果认为没有家底又去平调,那可不得了啦!”

  毛泽东对这次整风整社寄予很大希望。他说,只要把整风整社搞好了,转变局面、争取丰收并不困难。他认为战胜灾荒、争取丰收有许多有利条件,最主要的是,有了苦战三年的经验,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过去一搞就是几个大办。看来大办只能有一个,大办这个就不能大办那个。过去我们大办工业,现在要大办农业,由大办工业转变到大办农业,工业发展速度要压低。

1949年解放后,胡乔木在思想上总是赶不上趟,总是赶不上主席的节奏,总是需要主席猛击一掌,才会突然醒悟,才会气喘吁吁跟上来。然而,如此苦苦追赶,他的身心疲惫到了1961年恐怕已处于一种一触即溃的临界状态。另外,由于当时的高层领导常常意见不合,胡乔木为此难以摆脱左右为难的困境。他曾经因为不听陈云的建议而既得罪了陈云也惹恼了主席,而这次他又把两位最高层的领导全得罪了。中共最高层的两位领导人的严厉批评,给胡乔木带来的压力难以想象。这时候的胡乔木,除了提出长期病休外,还能找到更好的全身而退的办法吗?

  (一)《调查研究》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1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由于社、队规模划小,又加大了生产小队的权力,原来人民公社的那个“大”字,事实上已被否定。这回毛泽东又说,所谓“公”只是表现在积累上,而且两三年内又不能搞积累,这样,原来的那个“公”字,事实上也发生很大变化。对人民公社制度,毛泽东没有否定。但它的内容,不论在体制方面,还是分配方面,以及农民的生活方式,同公社化运动时大力宣传的那个“一大二公”,是大大地不同了。

  当有人汇报说,去年农业书记会议强调发展社有经济有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断然说:“大办社有经济,必然刮‘共产风’。”毛泽东终于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0年春毛泽东讲人民公社过渡问题的时候,在他强调过渡的条件必须是公社一级的经济比重占一半以上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恰恰是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二)已告陈明,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6人,连组长共7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

  毛泽东对张平化说,湖北在群众中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也集中在这四个问题: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体制问题。他说:“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把供给制和食堂看作是平均主义的东西。他对于平均主义表现的认识,已经不限于队与队之间、人与人之间这个层面上,而且深入到供给制和食堂这两个敏感领域。他还说:“就是要恢复一九五七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要恢复那一套。”

  毛泽东在插话中提出,有些地方,县合并得太大了。从有利于抓好农业生产着眼,以小县制为好。③

  每人发《调查研究》(1930年春季的)1份,讨论一下。

  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毛泽东的认识也在深化。对于公社化以来由毛泽东和由中共中央决定的一些不符合实际的、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决定,在一个一个地推翻。正如中共中央关于调查工作的那封信中所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的判断和决定”。

  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听第三次汇报。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6个组员分成2个小组,1人为组长,2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1个小组(3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1个小组调查1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10天至15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作业又要有1个月,连前共2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胡乔木是刚从韶山大队调查回来向毛泽东汇报的。韶山,是毛泽东的家乡,对毛泽东来说,这里是熟人、熟路、熟地方,听起汇报来,自然有一种亲切感。

  随着会议对问题讨论的逐步深入,毛泽东的认识也在逐步发展。谈到价格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要提高粮食价格。这个问题,毛泽东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一九五九年十月,柯庆施曾向他提出,恐怕要考虑粮食提价问题。当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涨一点价,粮食不能涨价。”“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一提到这个问题就是牵动太大,棉农加城市人口有一亿多。④”当时,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吃商品粮的一亿多人口的稳定问题,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稳定问题。现在,他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影响社会稳定,又能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只提收购价,不提销售价。他算了一笔账,提收购价而不提销售价,每年差价只有十亿元,问题不大。他说:“这样,可以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工农业产品不等价的问题。我们很大一部分积累是来自农民,是不等价拿来的。”

  毛泽东

  胡乔木说:“看起来群众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第一,超产奖励问题;第二,分配制度问题;第三,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谈就是食堂。原来我在长沙看到的情况,是食堂搞得好的。同时还有这么个原因,就是过去省委一贯强调这个东西,干部不敢议论这个问题,群众也不敢议论,所以就没有发现怀疑的言论了。这回‘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说念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可以不办’。④我们在韶山大队为着先试探一下,找三个小队长和这三个小队的一部分社员,一起座谈‘六十条’里面的主要问题。座谈会一开始,就对食堂问题开展了非常尖锐的争论。双方都举出理由,针锋相对。”毛泽东问:“你参加了?”胡乔木答:“我参加了。我们原来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原来对于食堂还是比较热心的,经过几次辩论以后,觉得他们提出不办食堂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是对的,应该考虑。”胡乔木列举了一些理由,肥料减少了,山林被破坏了。毛泽东说:“还有,浪费劳动力。浪费劳动力,破坏山林,不能养猪,就是广东提的那几条。还有一条,是不是浪费粮食的问题。”胡乔木说:“他们也讲到这个问题。家里吃饭,多一点少一点,他就是量体裁衣了;而吃食堂呢,有那么多定额,反正要吃掉,吃掉了还觉得不够,吃得不好。”毛泽东又说:“还有一条,在食堂吃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接着又问:“现在马上散行不行呢?”胡乔木答:“农村里头有些问题了。”毛泽东:“锅灶、柴火、粮食。”胡乔木:“主要还有房子问题。根据韶山公社五个大队的统计,八十九个食堂,已经散掉五十个,讨论‘六十条’以后,估计还要继续散。”毛泽东又问:“他要维持干什么呢?”胡乔木:“有个思想没有解放,因为省委宣传部宣传得比较久,都说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毛泽东:“河北也是这么宣传的嘛,什么社会主义食堂万岁。”胡乔木:“人民日报写过社论,也说公共食堂万岁。我觉得,第一,现在解散有利;第二,现在可以解散。”毛泽东:“要看现在有没有锅灶,有没有粮食,有没有柴火,有没有房子。”胡乔木根据实际调查的情况说:“我们倾向于快一点解决为好。虽然有些困难,分过了之后,群众还是会陆陆续续自己去解决的。”

  关于退赔,这一次毛泽东讲得更严厉,更坚决。他说: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一定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痛一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毛泽东赞成退赔要有政策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情况下平调的,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退赔。

  (1961年)1月20日下午四时

  湖南调查组在食堂问题上态度的改变,说明要了解真实情况,特别是食堂这样的敏感问题,必须做深入的调查。走马观花不行,时间短了也不行,只调查一个地方也不行。胡乔木这次对食堂问题的汇报比上一次汇报,深刻得多,具体得多了。他的汇报,把广大群众对解散食堂的迫切希望和要求,活龙活现地展示出来,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听你这一讲,我现在到韶山去,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出来,还不是你讲的这一套。”这时,由中央明令解散食堂的条件还不完全成熟,但湖南调查组关于食堂问题再调查的结果,对毛泽东后来下决心全部解散食堂,肯定是有影响的。

  讲到这里,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此信3组21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胡乔木又汇报分配问题。他说:“食堂问题也跟分配问题连在一起,如果把食堂问题解决了,分配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毛泽东说:“现在不是顺三七的问题,也不是倒三七的问题,而是保五保户和酌量照顾困难户的问题,其他统统按劳分配。”所谓“顺三七”、“倒三七”,都是供给制的概念,即工资部分(按劳分配部分)与供给部分的比例。这样,毛泽东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供给制。胡乔木紧接着说:“多数的社员跟干部都倾向于这个意见。但是还有一种办法,大队三七开,小队全部按劳分配。这样做的结果,大体上就是一九开,这样五保户有了保障,一些人口多劳力少的户,也可以过得去。”毛泽东说:“这种户可以喂猪。”意思是说,对他们不必用供给制的办法照顾,但胡乔木仍继续申述自己的理由。毛泽东问:“他们赞不赞成呢?”胡乔木答:“这个意见可以得到多数的同意。”毛泽东又说:“还有另一种照顾的方法,湖北的办法,在分配工作时给他一些便利。”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总想不采取供给制的办法而采取其他办法,来解决困难户的困难问题,尽量体现按劳付酬的原则。他再次强调:“基本原则是这么个原则,叫做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付酬。这里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分配。分配中又有交换,按照价值法则实行等价交换。”

  谈到“共产风”时,毛泽东再次承担了责任。在汇报中涉及省委作检讨的问题,毛泽东说:“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责任担起来了。”廖鲁言说:“搞丰产田、大办水利是有关部门提的。”毛泽东说:“过去这些事情是专管部门搞的,可是有我们看过的,批准的,如大办水利、大办副食品基地、养猪等。我们有责任,这样才能总结经验。”

  毛泽东又及

  毛泽东向胡乔木提出另外一个他十分关心的问题: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胡乔木认为:“现在由小队分配,恐怕还有点困难。因为大队可以超越小队范围组织一些生产、组织一些收入,这一部分收入是为小队服务的,作用很大。搞得好的,都是靠大队这方面的收入来补充小队。”毛泽东进一步提问:“比如讲,韶山大队十一个生产小队,水平也不一致,分配的时候拉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胡乔木说:“这个问题不怎么突出,干部和群众反应不多,实际上各小队之间生活水平相差很多。”毛泽东说,这是私分的结果。胡乔木认为,这里有一个经营得好不好,超产不超产、养猪养得好不好的问题。

  汇报当中有人说,整风过后,还要讲讲大办的成绩,还是要从“一个指头”出发。毛泽东却说:先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

  毛泽东像当年指挥作战一般,向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布置了调查任务。然后,又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集体讨论,由陈伯达执笔,才写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胡乔木问:“主席,你对我们这里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没有什么。就是要用真正听群众的意见这种态度,不能学那个桥头湾小队长那样一种态度。”桥头湾小队长是一种什么态度呢?胡乔木在汇报时,曾讲到韶山大队桥头湾生产小队队长,不给社员分自留地,当然也就不让社员养猪,茅房也只有公共的,没有私人的,思想比较“左”,又坚持自己的意见。

  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多年来已经成为估计形势的一种思维定式,一种既定的思想框框。这次毛泽东突破了这个框框。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毛泽东在听取张平化、胡乔木汇报的时候,讲话不多,主要是听,提问题,听得很仔细。对他们的汇报以及对湖南的工作,没有提出什么批评性意见。但他敏锐地察觉到湖南工作有些问题,却又丝毫没有流露。四月十一日,毛泽东致信汪东兴,要他打电话给湖北的王任重、王延春到湖南住三五天,帮助湖南解决一些问题。毛泽东觉得,湖南同志对于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似乎还不大懂。“(一)对十二条政策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二)去冬十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遍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里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⑤当时,湖南正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这里多住了几天,主要是为了了解开会情况。

  听完汇报,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下总结经验的问题。他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一九六0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一九六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他说:我跟好多外国人都讲过,我们搞经济工作没有经验。我们搞革命,搞阶级斗争有经验,搞建设没有经验。他又说,三年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三年经验。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就可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信阳专区就是一个证明。争取明年形势好转是有条件的,有办法的。

  在广州写出草案之后,毛泽东还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961年4月25日发出通知,提出了关于当时农村工作中若干关键问题的调查题目,其中包括: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给农民留一定数量的柴山作为自留山的问题,三包一奖问题,耕牛、农具归大队所有好还是归生产队所有好的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以及其他问题。那一时期,毛泽东倾注心血于整治人民公社问题。经过调查研究,经过一次又一次修改条例,才使中国农村从1958年突然爆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慢慢地纳入轨道运行。

  四月十四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有四份材料。四份材料中,最显眼的是关于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报告说:“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报告在列举公共食堂种种问题之后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没有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湖南调查组根据韶山一个食堂的经验证明,“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可以散得很快很好”。⑥

  在这里,毛泽东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这可能是第一次。

  从1961年8月起,胡乔木患病,毛泽东建议他“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这样,在起草文件方面,毛泽东不得不更倚重于陈伯达了。

  这是毛泽东收到的第一个主张立即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四月十五日,毛泽东把胡乔木的来信及四个附件批给张平化,请他印发湖南三级干部会议,予以讨论。十六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陶铸、胡乔木、王任重开会。会上,“谈到食堂问题,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公共食堂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对于救灾非常不利。”⑦过了十天,四月二十六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名义将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在文件标题下面加了一个副题“胡乔木同志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以突出食堂问题。

  最后,讨论一九六0年的日子如何过的问题。在讨论中,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被提了出来。毛泽东说:大家对明年要有精神准备,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当灾年过,这一条很重要。陈云接着说:明年情况不一定比今年好。我以为要抓三条:一是做好精神准备、思想准备、工作准备。二是今冬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要多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明年春耕。三是进口粮食,能进多少就进多少,我以为要“吃饭第一,建设第二”。这时有人补充了一句: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最后,毛泽东概括为: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市场,第三是建设。⑤

  陈伯达也帮助刘少奇做了一些文字工作。他参与起草了刘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他也曾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了整理、修改,并在他主编的《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据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延安发表时,陈伯达也曾作过一些文字整理工作。内中所引孟子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陈伯达建议刘少奇加上去的。

  这是在食堂问题上的真正突破。曾几何时,“公共食堂万岁”,“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必须坚持公共食堂”等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人们都把公共食堂看作人民公社的一项基本制度。在“反右倾”运动中,多少人因反对公共食堂而被批判甚至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情景,人们记忆犹新。人们的思想被紧紧地禁锢着。况且,“六十条”对食堂的规定,总的精神还是要办。所以,在解散食堂问题上,要全党上下达到一致的认识,还需要一段时间,并且涉及修改“六十条”的问题。但从毛泽东的态度,特别是从转发胡乔木的调查报告来看,他是想在将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

  一九六0年即将过去。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与会人员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迎新。毛泽东特地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叶飞、江华、江渭清、黄岩、陶鲁笳、黄火青、周林、阎红彦同他坐在一桌,以便同他们谈话。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汇报会,毛泽东想直接听听他们的意见。

  然而,在“文革”中,陈伯达“变脸”,对刘少奇“反戈一击”。陈伯达所主编的《红旗》杂志,成为轰击所谓“黑”《修养》的主炮———刘少奇“贬值”了,他的《修养》也随之“贬值”。重新发表《修养》的是《红旗》杂志,总编陈伯达;倒过来狠批《修养》的也是《红旗》杂志,也是总编陈伯达。这一切,都随着“政治行情”的涨落而涨落。

  毛泽东四月十八日离开长沙,经南昌到达杭州,住在刘庄。浙江调查组的全体人员也都搬到刘庄,同毛泽东住在一起。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第一项议程已经结束,即日起,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晚上,毛泽东听第四次汇报。

  顺便提一笔,在陈伯达倒台之后,他的那篇《人性、个性、党性》(载于1944年9卷15期延安《解放》周刊),则被当作“黑《修养》”的“姐妹篇”受到姚文元主编的《红旗》杂志的批判———因为那时的陈伯达已是“行情”看跌了,早已从《红旗》总编的宝座上摔下来了。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要邓小平与田家英起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会议定于五月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说:“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七月会议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小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⑧会议通知于当天晚上发出。

  由李富春汇报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他说:去年计划有四条经验:一是计划不全面,是工业交通计划,忽视了农业;二是计划指标偏高;三是权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对计划的执行检查不够。毛泽东指出: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是挤了农业,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宽。

  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收到会议通知后,按照通知的要求,纷纷到农村作调查。

  关于一九六一年钢产指标,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问题,讨论得最多。李富春汇报说,开始想搞二千一百五十万吨,后来逐步下调,现在降到二千万吨。毛泽东说:是否搞那么多,能不能办得到?首先要保证农业,而后炼钢。李富春说:下午开了个小组会,提出几种方案。第一方案一千九百五十万吨,第二方案一千九百万吨。毛泽东说:看来一千九百万吨比较稳妥,究竟搞多少,还要看煤、矿石、运输的情况。要很好地安排一下,否则还要吃去年的苦头,到第四季度扔开一切搞钢铁。我想,今年仍然搞一千八百七十万吨,恐怕也难避免去年的苦头。听说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一千八百万吨。王任重说:是中南组叶剑英提的,搞一千八百万吨钢,提高质量,集中力量搞农业。毛泽东说:我担心就是一千八百七十万吨,也还可能出现去年的紧张情况。那样搞,实际上是个浪费。有几年了嘛,一九五九年就有点紧张,只是没有去年那么紧张。去年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由一千三百五十万吨一下子提到一千八百七十万吨。刘少奇说:看来,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万吨后来又增加到二千零四十万吨,是犯了错误的。邓小平说:再加上大兴水利,大调劳力,就把农业挤了。李富春说: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基建搞多了,二是生产的面铺宽了,分散了力量。彭真说:这三年,生产资料增长了三倍,轻工业生活资料只增长了一倍。毛泽东说:总之,今年就是要缩短重工业的战线,延长农业轻工业的战线。刘少奇说:指标搞低些,努力去超过。毛泽东说:这三年都是指标定高了,后来退下来。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后从九月开始大搞,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整风反右以后,又大搞,一九六0年又搞了一年。这三年大搞钢铁,挤了农业。因此,我怀疑就是一千八百七十万吨,是否也会紧张。

  五月初,毛泽东收到陈正人从四川简阳县一个公社写来的信,很高兴。他借复信的机会,再次催促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到农村去做调查。信是写给李井泉和陈正人的,其中写道:“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⑨这时,毛泽东已从杭州到了上海。

  对一千八百七十万吨的钢产指标产生怀疑,这是对的,但仅仅怀疑仍远远不够。当时钢铁及整个工业战线的困难情况还没有充分暴露,毛泽东等人对工业战线的困难形势完全估计不足。在钢、铁等工业产品产量问题上,他们基本上还没有跳出高指标的框框。

  五月七日,周恩来从河北邯郸打电话给毛泽东,汇报他在武安县伯延公社等调查的情况。周恩来汇报了四个问题。(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四)邯郸地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无收。⑩毛泽东立即将周恩来的电话汇报记录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李富春答: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毛泽东又问: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李富春说: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毛泽东又问大家: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一九六一年提?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许多人说:大跃进,作为一段来算账,还是大跃进。毛泽东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

  ①指秧苗的行距和株距各为六寸。“大跃进”中瞎指挥,搞过度密植,许多地方批评六寸乘六寸是“稀植”,是保守。

  毛泽东又问到粮食定购问题。他说:陈伯达送给他宝坻县一个生产队的材料。那个生产队经过整风,干部作风转变了,社员生产情绪提高了,生产增加了,只要他有余粮,还是要卖给国家的。从这个材料,毛泽东得到一个启发,他希望各省市区的同志,各中央局的同志,自己去摸一个生产队,心中就有数了。他说,现在整风是整顿那些坏的单位,最好摸一个有曲折发展过程的单位,如宝坻县那个生产队,刮过“共产风”,后来纠正了,生产又上去了。

  ②毛泽东同张平化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3月31日。

  李富春继续汇报。当讲到搞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时候,毛泽东说:这句话说了好几遍了,就看灵不灵。要收回一些权力,把权力收到中央、中央局、省市区三级,下面收缩一下,这样,就不会层层加码了。陈云接着说:我们不是讲共产主义风格吗?集中力量就上得快,不仅省市区要通盘考虑,中央局也要通盘考虑。最后,毛泽东要李富春把今天讲的这些,明天在全体会议上再讲一下,大家议一议。⑥

  ③毛泽东同张平化的谈话记录,1961年4月9日。

  一月九日,毛泽东听第五次汇报。

  ④《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关于公共食堂的规定中,最后一句是:“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食堂。”

  这一天,毛泽东向会议印发了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要各组讨论。鉴于几年来干部队伍中存在严重作风不纯的情况,毛泽东要胡乔木仿照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一个适用于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对胡乔木起草的这个草案不太满意。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要避免起负面作用。他自己又改写了一下。“三大纪律”,胡乔木写的是:(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作坏事要批评揭发。毛泽东修改为:(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中第二条,经过会议讨论,修改为“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的修改确实简单明了,看一条就留下一个印象,使人容易记住。他解释第一条时指出,我们干部的作风问题,主要是不从实际出发,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毛泽东抓到了干部作风亦即党风中的要害问题。

  ⑤毛泽东给汪东兴的信,手稿,1961年4月11日。

  对“八项注意”,毛泽东改得更简明了,每一项四个字、六个字,至多九个字。值得注意的是,他加了一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沿用一九三0年他提出的一个口号,今天重提,显得格外重要。他说:要强调调查研究。现在调查之风不盛行了,对很多事情发言权有了,言也发了,就是没有调查。其实,调查材料不在多,一个好材料就可以使我们了解问题的实质。整风整社有通海口的经验,现在又有信阳的经验,就解决问题了。调查材料搞了一大堆,会使人陷入材料的海洋而不能自拔。

  ⑥胡乔木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61年4月4日。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正式下发。

  ⑦王任重日记,1961年。

  刘子厚汇报河北省在整风整社中揭发出两个县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再次强调,在三类县、社、队不能依靠原来的干部,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前年庐山会议,没有意识到有百分之二十的县、社、队烂掉,被篡夺了领导权。由此,毛泽东提出不要为假象所迷惑。他说:河南一九五九年就说有四百五十亿斤粮食,实际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二百一十亿斤是假象,我们被这种假象弄得迷糊了。事物反映到我们脑子里,要加以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抓住本质。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现象所迷惑,要反映真正的客观实际。这几年,我们在许多工作中缺乏一种谨慎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某些现象所迷惑,值得我们注意。当然,我们的认识只能大体上接近客观实际,力求缩小同客观实际的距离。⑦

  ⑧毛泽东给邓小平的信,手稿,1961年4月25日。

  经过五次汇报会的讨论、酝酿和思考,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逐渐形成。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的一天,一月十三日,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

  ⑨毛泽东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手稿,1961年5月6日。

  他说:“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⑩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话记录,1961年5月7日。

  毛泽东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他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⑧

  五月八日,毛泽东收到胡乔木当天的来信,信中报告最近调查情况。(一)食堂问题。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一百一十二个减为六个,其中五个不久都将不办。对于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基本解决全公社的食堂问题,群众反应热烈的程度难以想像,有的甚至说这是“第二次解放”。预计最近即可在湖南全省范围内解决。(二)农村商业问题。湖南省委已决定原韶山的五个公社作成立供销社的试点。(三)手工业问题。中南各省委都决定,恢复手工业合作社。(四)城市居民食堂问题。我们在湘潭市调查发现,这类食堂实际上是强迫参加的,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小于农村。(五)国营工厂企业参加和领导城市人民公社问题。这样做势必增加人员,分散精力,实在困难,而且对附近农村的生产也往往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六)城市工商业和城市整风方面,有很多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迫切要求解决,对此,需要进行专门深入的调查。①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问题作过许多论述,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它们绝大部分是革命战争时期的著述,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的论著就很少见了。毛泽东这篇讲话,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它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经过一段曲折之后,总结经验的产物。这个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为克服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

  五月九日晨三时,毛泽东将胡乔木来信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午四时半复信胡乔木:“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五月十五日返京的计划,还可以改为五月二十日到京。”②

  历经二十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为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

  五月十三日,毛泽东转发了邓小平、彭真十日来信。邓小平和彭真直接领导的五个调查组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在北京的顺义、怀柔作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调查的主要情况是:北京近郊和各县生产大队、生产队的规模都已调整,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关于供给制,要求废除,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凡是几年来年年增产的单位,多是大体上坚持实行“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制度。关于食堂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要走群众路线,完全根据群众自愿。关于耕畜、农具,普遍主张归生产队所有。对于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为此,又必须迅速恢复和健全供销社的工作。③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从一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一九六0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表示完全赞同这次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全会还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全会指出,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重工业方面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毛泽东已陆续收到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来信。从五月十四日到十六日,连续转发了其中的四封。④对张平化的来信还写了一个批语,强调调查研究。话虽不多,份量很重:“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⑤这个批语是在天津写的,不久,毛泽东回到北京,准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

  毛泽东在全会结束的时候,再一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⑨

  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于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召开。前一段的调查研究工作,为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与会者对情况有了更深入一些、更真实一些的了解;思想解放的程度虽然参差不齐,但总的说来,是前进了一步,比较敢于讲真话,说实情。并且从历史的回顾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会议开得比较活泼。

  毛泽东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扭转整个形势的基本思路已经明确,那就是从解决农业问题入手,紧紧抓住调查研究这个工作环节。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基础。

  会议开始一段,五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讨论和修改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讨论粮食问题。六月二日、三日、五日,讨论林业、商业、手工业等问题。最后,讨论了一下城市整风和工业问题。

  八届九中全会刚一结束,毛泽东忽然见到他三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早已散失,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在一九五九年从福建龙岩地委收集到的,由田家英亲自送到他手里。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对这篇文章一直念念不忘,时下正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际,真是来得恰逢其时。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经修改后,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经过反复调查,充分酝酿,这两个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终于彻底解决。如果没有这样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问题解决得这么顺利,是不可想像的。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时候,春天已经过去,夏荒正在面前。从“十二条”下发以后,农村形势开始有所好转,但是粮食问题依然是十分突出的问题。周恩来和陈云在全体会议上专门讲了粮食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就这个问题讲了话。刘少奇说:现在各种矛盾都集中在粮食问题上。这几年的问题,就是工业、交通、文教都办多了。非农业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所以非减不可。现在的问题很多,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⑥陈云分析了解决粮食紧张问题的四条办法。一是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这是根本的。二是工业大力支援农业,三是进口粮食,这两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四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是必不可少的。他说:“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⑦

  “田家英同志:

  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三年中间,全国共招收职工二千五百多万人,使城市人口从九千九百万增加到一亿三千万。而粮食,一九五九年以来连续两年大幅度减产。动员城市人口(主要是从农村招收的职工)下乡,压缩城市人口,成为解决经济困难问题的一项重大决策。在周恩来主持下,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本年内减少一千万。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这次会议,还制定了关于手工业问题、商业问题、林业问题、退赔问题等四个文件。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六月十二日上午,发表了讲话。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他说:这次会议大有收获。去年北戴河会议时不甚清楚。后来十月开了几天会,搞了“十二条”,但是还要办食堂,还要搞三七开。今年三月广州会议,大有启发,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广州会议搞了“六十条”,就解放思想了。但是解放得彻底吗?还不彻底,什么三七开呀,食堂问题呀,粮食问题呀,还不彻底。至于商业问题,手工业问题,林业问题,没有提到。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我也不例外。

  毛泽东

  毛泽东建议大家再读一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说: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个别问题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讲客观规律,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毛泽东又一次回顾自郑州会议以来的这段历史,从历史的回顾中总结经验。他说: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以讨论,至要至要!!!

  “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Ο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下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

  毛泽东又及”⑩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很快组成,分别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领赶到调查地点。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调查组,到实践的第一线,到最基层,去作系统的历史的调查研究。重点是农村。毛泽东带头作调查,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三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生动的、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毛泽东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

  他说:

  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0年12月23日。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68页。

  “经过三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Ο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受了苦就是了。”⑧

  ③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0年12月27日。

  毛泽东对郑州会议以来的历史作过多次回顾和总结,而这一次比过去任何一次讲得更加系统而深入,对一些重要问题(包括所犯的错误)作出明确判断。第一,庐山会议后应当继续反“左”,反右错了。(但毛泽东仍坚持庐山会议关于彭、黄、张、周的错误决议是正确的。)第二,反右把许多好人、说老实话的人,整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是“反革命分子”,犯了错误。对一切受了冤枉的,都要平反。第三,郑州会议精神、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基本上是正确的,关于食堂和供给制的问题是不正确的。第四,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再度泛滥。第五,强调普遍反对“五风”特别是“共产风”。整风整社,开始主要整三类县、社、队,强调夺权斗争。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农村中主要的普遍的问题是“五风”问题。第六,总的说来,现在大家解放思想了,对社会主义、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

  ④毛泽东同柯庆施等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差不多正好一年前,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过总结,就是那篇《十年总结》。《十年总结》有一些很好的内容,但“左”的东西仍不少。比如,对全国刮“共产风”起过很大影响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加以肯定;又如,认为七八两月的庐山会议基本上取得了主动。而且,《十年总结》完全没有触及当时已经严重泛滥、对全局产生严重影响的“五风”特别是“共产风”的问题。这次总结,触及许多实质问题,作出一些比较符合实际比较公正的论断。所以,毛泽东认为,现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所谓“大为深入了”,当然只能放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来理解。从长远来看,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要认识清楚,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实践和探索的过程。

  ⑤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0年12月30日。

  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提到要警惕受骗。他说,他就受过骗。河南省委一位书记曾对他说,河南的食堂半机械化可普遍啦。其实根本没有,就是展览会上的一个机器。后来邓小平去河南调查一个县,那个省委书记就连夜把那个机器从郑州展览会运去。毛泽东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严重教训来记取,提醒各级领导同志们注意。此时毛泽东也许会联想到,一九六Ο年他参观了那么多的“四化”展览、新技术展览,那里头有多少展品只是作个摆设而没有真实意义和实际价值呢?

  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3日。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现在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他以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证明,教育干部是一个何等重要的问题。他说:“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经过那次整风,七大以后,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套,全党就有一个统一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时期还没有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从现在开始,要长期教育干部,非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⑨

  ⑦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9日。

  毛泽东建议,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到庐山去开,时间在八月。这一段时间先把农业问题搞好,下次会议主要讨论工业问题,城市整风问题。他说,今年这个庐山会议没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那个急风暴雨了。上山之前,他对秘书田家英说:“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自然要联想到第一次庐山会议。第一次庐山会议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毛泽东的感受不会比别人小,在那次会议上他的心情也并不舒畅。他决定二上庐山,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3-237页。

  第二次庐山会议,八月二十三日开到九月十六日,共二十五天。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问题,高等学校工作问题,干部轮训问题。

  ⑨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1月18日。

  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都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更是作了大量准备工作,起草了一系列提交会议讨论的文件。

  ⑩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1年1月20日。

  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和大区负责人开会,安排会议议程。

  按照毛泽东的计划,三个调查组要用十天到十五天的时间在三省作农村调查,然后到广州会合,向他作报告。一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杭州,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他路经天津、济南、南京时,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三省党委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的汇报,包括调查研究问题,整风整社问题,人民生活问题,轻工业生产和市场问题,这些都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听汇报时,都有一些插话。

  毛泽东先问了各地的年成,又问到贯彻“六十条”及农村的情况。中南的同志谈到“六十条”解决了生产队的问题,但土地、耕畜、劳力等归生产队所有,而分配则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这样,所有制与分配有矛盾。这正是毛泽东长时间以来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应当加以研究。

  毛泽东再三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他说:“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是相当危险的。①”“水是浑的,有没有鱼不知道。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过去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成绩、缺点要两面听,两点论嘛。成绩、缺点,正面、反面,光明面、黑暗面,已经认识了的世界和未被认识的世界等等,一万年也是这样。”②

  对于搞社会主义建设,搞工业,毛泽东曾经很自信,认为没有什么神秘,不要把它看得那么困难。但经过一九六Ο年的大挫折,改变了看法,认为人们对社会主义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对工业,就他个人来说,也是不甚了了。他在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

  三个省都汇报到一些县、社、队的领导已经烂掉了。毛泽东指出,这是反革命分子复辟。死官僚主义分子是他们的直接同盟军,糊涂人是他们的间接同盟军。他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③

  “我们有把握的、有成套经验的还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搞了几十年,经过了陈独秀的错误,三次‘左’倾错误,又经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错误,犯了许多错误,碰了许多钉子,最后经过了整风,才搞出了一套包括理论的和具体政策的为大家所公认的教科书。”

  谈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总是讲浙江省的一个例子。这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说清楚。这个例子对他触动很大,所以他反复强调要开办训练班,对干部进行教育。他说:我们搞民主革命是有精神准备、舆论准备的。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精神准备、舆论准备是非常不够的,对社会主义如何搞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搞法,缺乏研究。④

  “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则不甚了了。公社工作六十条,讲的是所有制、分配、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了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三年,还要碰大钉子。会不会亡国(蒋介石来,打世界大战)?不会。会不会遭许多挫折和失败?一定会。现在遭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说没经验,已经搞了十二年,也有些,但也只有十二年。我们现在还处在斯大林时代即苏联两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还没有原子弹。这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时间还短。……现在刚搞了一个‘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比如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怎么搞,现在总搞不好。”⑩

  毛泽东到达杭州时,浙江调查组已经作了一个星期的调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调查组调查了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调查人员都住在农民家里。田家英重点抓那个最坏的生产队。这个队叫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实际上是生产大队),位于杭嘉湖平原鱼米之乡的嘉兴县。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这个生产队的调查情况时,主要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主要由于“五风”严重破坏,造成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水稻亩产由常年的四百多斤下降到二百九十一斤;第二,生产队的规模太大,共辖十一个小队;第三,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去,还得再热一次。

  这次会议一共听取了六个报告: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李先念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报告,李富春关于工业计划的报告,薄一波关于《国营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的说明,陆定一关于《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的说明。邓小平作了一个长篇讲话,讲了五个问题:(一)对最近三年的估价;(二)三年调整的目标;(三)方法问题;(四)集中统一,分级管理;(五)统一认识。邓小平的讲话被认为是这次会议的总结。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还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

  二月六日,在听了田家英汇报后,毛泽东在住地汪庄,听取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汇报整风整社和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情况。林乎加是浙江调查组的成员之一。

  ①胡乔木给毛泽东的信,1961年5月8日。

  讲到社、队规模时,毛泽东说,县、社规模太大,大了搞不好,管不过来。几年来并县、并社,都是从上面方便着想的,不是从群众要求、从生产有利出发的。浙江有六百个公社,一分为二,一千二百个就好办了。他说:“生产队的规模也大了。我们中央有几个调查组,在你们浙江就有一个,让他们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不要只钻到一头,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成话,应该有好有坏,这样才能全面。关于生产队规模问题,他们反映,生产队管的小队太多。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队就管十一个小队,有几十里宽。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些什么事情,这怎么行呢?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毛泽东要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核算单位(这里所说的核算单位,应当是基本核算单位)放在过去的初级社好,还是放在过去的高级社好?就是说,放在生产小队好,还是放在生产队好?

  ②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手稿,1961年5月9日。

  这是毛泽东关于调整人民公社规模和体制问题的重要意见。特别是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在当时对许多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响应者寥寥无几。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是在过了一年以后的一九六二年二月。

  ③邓小平、彭真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1年5月10日。

  讲到食堂,毛泽东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⑤

  ④指张平化1961年5月10日关于浏阳县大江大队调查的来信;李井泉1961年5月13日关于恢复供销社试点工作的来信;王任重1961年5月10日关于湖南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来信;阎红彦1961年5月9日关于调查农村几个问题的来信。

  此时毛泽东还并没有放弃办食堂的主张,但是松动了,还开了一个口子,就是有的人也可以不吃食堂。毛泽东的这一变化同浙江调查组的反映不无关系。毛泽东在这里提出衡量党的工作是否适合情况的两个标准:增加生产和群众高兴。这是极为重要的。

  ⑤毛泽东转发张平化来信的批语,手稿,1961年5月14日。

  二月八日,毛泽东再次与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除江华、林乎加之外,还有薛驹和田家英参加。薛驹当时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自始至终参加了浙江调查。

  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35-341页。

  毛泽东开头就问:“有没有希望?整好社,去掉‘五风’,能不能达到你们的指标?(江华汇报时说,浙江粮食产量一九六一年争取达到一百六十亿斤。)落后的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灾,是人祸?嘉兴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产量只有二百九十一斤,主要是‘五风’瞎指挥,要去掉这些因素,恢复大概要两三年。”

  ⑦《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61页。

  毛泽东又问:“退赔,有没有决心?”林乎加答:“决心退赔,破产退赔,哪一级决定的,哪一级负责。”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谁决定的,谁负责赔。问题是中央、省、地、县四级有没有决心。单是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地、县没有决心就搞不好。地、县有了决心,即使有些公社、生产队没有搞好,也是时间问题。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江华说,这种思想是反动的。毛泽东加重语气地说:“是的,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

  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73-277页。

  林乎加谈到,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毛泽东说:“也有从北京下去的。一九五九年十月开了一次农业书记会议,搞了一套文件,没有批准就发了。我对谭震林同志说,三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春耕生产指示,一年一个,形式主义,谁人去看,农民要饿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种?”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6月12日。

  林乎加讲到自留地问题,说几年来几放几收,放有放的道理,收有收的道理。毛泽东说:“两个道理,归根到底,只能是一个道理,还是要给农民自留地,而且要把为什么反复交代清楚,农民不相信,你变得太多了嘛!”又说:“现在反复不下去了,再搞下去,就是你们所说的饿、病、逃、荒、死。”

  ⑩毛泽东在中央和各大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记录稿,1961年8月23日。

  毛泽东再次谈到生产队规模太大,把生产小队改成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他说:“现在这样口粮拉平分配,工分拉平分配,这是破坏农民的积极性。”“基本原则是要增产,要把饿、病、逃、荒、死的原因去掉,做到不饿、不病、不逃、不荒、不死。当然有正常的死,人也难免要生点病,主要的问题是饿不饿的问题。”

  毛泽东没有在全体会上讲话,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几次话。关于经济形势,他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达于极点,天下大乱,要转向治了。困难是暂时的,会逐步好转的。我们碰了钉子,有了经验,这是最宝贵的,现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了。他说:“这次会议搞了几个好文件,如《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证明我们的经验比较多了。”①

  当林乎加谈到三类队的排队数字和比例的时候,毛泽东对三类队作了一个分析:“三类队不完全是敌人,有的是坏人当道;有的是‘五风’严重,加上‘三风’⑥、贪污多占等等;有的是能力太弱,糊里糊涂。要按情况办事。”毛泽东作出这个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改变了原先那种把三类队统统说成是坏人当道或反革命复辟的判断。这个认识正是来源于调查研究。和合生产队属三类队,它就不是坏人当道,更不是反革命复辟,根本问题是“五风”为害。

  毛泽东认为,经济形势一九六一年到了谷底,从此一天一天向上。这是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并且一直坚持这个估计。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发生过分歧。

  最后,毛泽东又谈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准备问题。这个问题,从北京中央工作会议讲起,一路讲下来,这回是讲得最系统的一次。他说:“从中国历史来看,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民主革命没有成功。当时是立宪还是共和,是改良还是革命,有六年的争论。因为那时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彻底,跟着就失败了。以后国民党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组织了北伐。北伐一半,蒋介石占了南京,翻了脸,以后就失败了。我们搞了十年国内革命战争,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来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南方根据地完全垮掉。如果不垮得那么彻底,还不会认识那么深刻。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和南方根据地的丢失,经过这两次失败,总结了经验,使抗日战争的路线比较正确。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还有一九四五年半年,我们把主要干部集中到延安,先整风,后开七大,这才为团结、统一和以后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我们领导的民主革命,有充分的舆论准备。”“民主革命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道路,从鸦片战争算起,到一九四九年,有一百零九年,中间犯了许多错误,到七大才一致起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今年、明年两年,要搞好一点,事情就好办了。”⑦

  这次庐山会议的气氛同第一次庐山会议迥然不同,总的说大家的心情比较轻松,也比较敢于批评和议论工作中的问题和失误。会议中间有些不同意见的争论,也有过批评,但都属于正常的讨论。

  就在这次谈话中,田家英提出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被毛泽东所采纳。在这以前,一九六0年夏,邓子恢受刘少奇委托,带领工作组经过调查研究,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这个条例后来成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重要参考材料。

  毛泽东的心情也比较轻松,有闲游览庐山含鄱口、仙人洞等名胜。九月九日,赋诗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毛泽东听完浙江省委和浙江调查组汇报后,即离开杭州去广州,准备在那里与三个调查组会合。路经江西、湖南时,又听取了江西省委的汇报,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的汇报。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通过浙江调查,毛泽东对两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一是社、队规模要划小,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二是食堂要多种多样,有的人也可以不参加食堂。⑧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二月十日,他在江西向塘铁路支线的专列上,听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汇报时,主要谈的就是这两个问题。他认为,江西的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也都太大了,一个公社可以划分为两个或者三个,以乡为单位,一乡一社。他说,现在看来,只有四川一个省按中央的政策办事,他们的公社都是以乡为单位。河南一直想搞大的,公社也想搞大的,基本核算单位也想搞大的。公社应当一律以原来的乡为单位,凡是以原来的区为单位的,给它一个不合法。

  仙人洞,在庐山佛手岩下,牯岭之西,高约两丈,深广各三四丈,传说为唐朝仙人吕洞宾所居,因而得名。凡游庐山者,大都要到此一游。

  关于食堂,毛泽东说: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比如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或者结了婚没有孩子的,他就愿意吃常年食堂,就办常年食堂;比如有孩子的人,农忙时愿意吃食堂,农闲时愿意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就办农忙食堂;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在食堂吃的,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参加食堂。

  这首诗既是写景,更是抒情,写景是为了抒情。“乱云飞渡仍从容”,“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些含有哲理的诗句,相当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也可以说是他那不平凡经历的艺术概括。

  毛泽东在听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汇报时,集中讨论的仍然是公社体制和食堂这两个问题。另外还谈到了整风整社。

  九月十六日,会议闭幕那天,毛泽东又书写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四句,赠庐山管理局党委诸同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很能反映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谈话是在长沙附近铁路支线的专列上进行的。一共谈了两次。第一次,二月十一日,与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和湖南调查组的胡乔木谈的;第二次,二月十二日,单独与张平化和胡乔木谈的。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离开庐山,九月二十一日到了武昌,准备在那里会见蒙哥马利元帅。这是他们第二次相见,也算是老朋友了。

  关于人民公社体制问题。毛泽东说:“我看,你们这个社也大了,队也大了。大体上一个社划成三个社比较恰当,就是以乡为单位。”胡乔木说:“开始提的是以乡为单位,后来不断加码,撤区并乡,小乡并大乡,几乡一社。实际上,还是小队的劳动为基础,大队作经济核算,加以联合,公社恐怕只是一个联络组合的形式。”毛泽东又提出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一级的问题,他说:“究竟是队为基础好,还是下放到小队为基础好,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现在队底下管的小队多,而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有三种方案:一种方案就是现在的这种方案,队为基础,比较大的队平均三四百户。这种方案在一些地方是否适宜还值得研究,这么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老百姓自己不清楚。小队里边又分三种情况,比较富的,比较自保的,比较穷的,统一分配,结果就是吃饭拉平,工分拉平。第二个方案,就是把现在这个队划成三个队,使经济水平大体相同的小队组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要肥的搭瘦的。肥瘦搭配,事实上是搞平均主义,吃饭平均主义,工分平均主义。山区还要小,只要几十户,二三十户、三四十户一个生产队。

  二十三日下午,他们在武昌东湖第一次谈话,然后共进晚餐。二十四日上午第二次谈话,仍在东湖,并共进午餐。下午,毛泽东约蒙哥马利游泳,蒙哥马利不会游泳,坐在船上观看。上岸后,毛泽东到蒙哥马利住处胜利饭店,同他进行第三次谈话。蒙哥马利见毛泽东喜欢抽烟,送给一盒三五牌英国香烟。毛泽东则书写他在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游长江时写的《水调歌头·游泳》一词,回赠蒙哥马利。

  毛泽东问:“你们有多少生产队?”⑨胡继宗答:“一万五千个。高级社时是五万个社,公社化后划成一万六千个大队。”毛泽东说:“你们还是大体上恢复到高级社的范围,五万个。”胡乔木说:“如果这样,对群众才说得上民主,大队干部才说得上领导管理,不然经营不了。”毛泽东说:“而且势必实行平均主义,吃饭平均,工分平均。”胡乔木说:“我去了一个好的生产队,在长沙县,叫天华大队,那个大队年年增产,一步一步地走上坡,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始终保持高级社的规模。公社的规模要缩小,它的权力也要缩小,权力跟责任都要缩小,这样,事情就好办了。过去几年湘潭的情况比较严重,我们有个组在湘潭,到一个坏的生产队,它的特点是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一年比一年坏,根本就是破坏。”毛泽东说:“我看兴起来也快。恢复原状,就是过去的高级社,由若干高级社组成一个公社。”

  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了两个问题:“主席对解放十二年后的中国的看法如何?以及主席现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过去搞反帝反封建,或者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没有经验,后来才有了经验。我们搞社会主义,情况也大体相同。”毛泽东向蒙哥马利大致地介绍了中国民主革命(包括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情况。

  第二天再次汇报的时候,一开头就谈体制问题。张平化说:“昨天谈了以后,我们回去商量了一下,认为对体制调整决心下得不够。如果基本核算单位就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全省可能有五万多个大队;现有的一千一百个公社可能变成三千个公社或者多一点。春耕之前,先解决基本核算单位划小的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毛泽东说:“我看是群众的要求。你们既然叫大队,底下就不要叫小队,就叫队。因为一讲小队,这个‘小’字就有个缺点,它职权小。其实这个小队有很多工作,有人计算有十五项工作。就叫生产队,上面叫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再上面是公社。公社、大队、队,不要这个‘小’字。”张平化说:“好,原来没有承认它是一级,现在承认它是一级,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级。”毛泽东说:“是啊!是很重要的一级。所以,有人怀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小队,还是队。所谓队为基础,哪个是基础?”这时,胡乔木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可以考虑把现在的公社变成区联社,恢复区委,大队变成公社。”毛泽东说:“那么小队变成生产队?”胡乔木说:“叫小队也可以,叫生产队也可以。”毛泽东立即纠正:“不要叫小队,叫生产队。”⑩

  蒙哥马利又问:“在一九四九年,你们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什么?主席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毛泽东说:“一九四九年,全国很困难,首先是恢复经济的问题。那时候,革命的性质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蒙哥马利进一步提问:“当时按照轻重缓急来说,哪些问题占首要地位?”毛泽东说:“首先必须解决土地问题;还有经济恢复问题,其中包括工业;扫除帝国主义的残余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怎么干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过去那一套我们会办的事情没有了。要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我们没有经验。”

  从能查到的文献来看,到这时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中共领导人,包括负责农村工作的人在内,像毛泽东这样重视生产小队(相当原来的初级社)的地位和权力。毛泽东的目光,他的注意力,总是盯在生产小队这一级,盯在农业生产的最基层。

  蒙哥马利又问:“主席能否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你们才开始看到‘黎明’?”毛泽东回答十分干脆:“一开始就看到了。”蒙:“我用的是一句英国成语,意思是在什么时候你们才感到前途明朗了,找到一条道路了?”毛:“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蒙:“我想,那个过程就好比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摸索,只能看到隧道出口处的一点亮光。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你们什么时候才开始感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毛:“没有那么黑暗。大局是光明的,但是摆在面前的困难很多,遇到许多过去没有遇到的事,如一九五四年这里的大水灾,汉口都几乎淹掉了。还有最近几年的大旱。”

  毛泽东几次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但不直说是他的意见,而是说有人提出的疑问。毛泽东似乎在有意地启发对方,然而,在浙江也好,在湖南也好,都没有人作出反应。

  毛泽东说:“你问我对中国怎么看法。我要说,我对前途乐观。对于搞社会主义,我们已积累了十二年的经验。……我们搞经济的经验还不很充分。同英国相比,我们还没有像你们那样会办工厂的经验。”蒙哥马利问,一九四九年着手恢复经济的时候,有没有足够数量有能力的人。毛说,根本没有。蒙说,但你们得到苏联的技术帮助。毛泽东说:“我们第一靠国民党留下来的工程师、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第二靠苏联帮助。我们讲苏联帮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厂,上海就没有靠苏联,苏联专家没有去过,全部是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办学校也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我们自己没有大学教授。我们连唱戏也不会,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这批人对我们来说是宝贝。”

  关于公社体制问题,经过杭州、向塘、长沙多次谈话,毛泽东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了。可以归纳以下几点:第一,公社的规模,特别是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要划小,分别恢复到原来的乡和原来的高级社的范围。第二,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把它作为一级重要的核算单位,甚至是基本核算单位。第三,生产小队与生产小队之间存在平均主义。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毛泽东回答蒙哥马利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他说:“你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我主要考虑的有哪些问题?首先是国内问题,其次才是国际问题。”蒙:“你说的国内问题是哪些?是不是关于粮食问题,住房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毛:“就是这些,无非是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走路、生活用品。”

  ①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26日。

  在谈到革命问题的时候,蒙哥马利说:“中国革命胜利已经十二年了。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可能在十二年内把两千年遗留下来的暴虐一扫而光。”毛泽东说:“对,多少还要遗留下去。”蒙:“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毛:“做了一点,还不够,要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比如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蒙:“你们在十二年内所做的工作就已经很可观了。各方面都在行动,人民对祖国感到自豪。再过五十年,你们就应该很不错了。”毛:“可能好一点。但是我看不到共产主义了。”

  ②毛泽东听取江苏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29日。

  共进午餐之后,继续谈话。蒙哥马利说想跟毛泽东谈谈三原则问题。所谓三原则,就是“一个中国,两个德国,各国把武装部队撤回各自的国土。”他说,在德国和中国问题上,西方完全缺乏常识。西方的人民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一个和平的世界,但除非各国把武装部队撤回各自的国土上,就不可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他说,这三个原则,多年来都单独提过,这一次要一揽子提出。毛泽东表示支持,说“提得对,提得好”。②

  ③同上。

  在第二次会见中,蒙哥马利问毛泽东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④同上。

  蒙哥马利又问毛泽东对核武器怎么看。毛泽东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蒙:“刘主席告诉我,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都有,你们也要搞一点。”毛:“是,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③

  ⑤毛泽东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简要记录,1961年2月6日。

  第三次谈话是在毛泽东游长江上岸之后,游泳便成为宾主之间的一个话题。蒙哥马利问毛泽东:“为什么不去游泳池里游?”毛泽东说:“哪里能修那么多游泳池,要利用江水河水。长江就等于几万个游泳池,多游几次胆子就放大了。”然后又问蒙哥马利,英吉利海峡有多少公里宽?水有没有长江这么急?他还说,密西西比河是世界第一大河,想去游一次,还有亚马逊河,不过恐怕不好游,太热。④

  ⑥三风,指贪污、浪费、官僚主义。

  游泳,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爱好。他特别喜欢到大江大河大海中去游泳。全国几条著名的大江,长江、湘江、珠江、邕江、钱塘江都游过了;黄河想游而没有游成。在他的词作中,以游泳为主题的就有两首。在海里游泳,他更喜欢有狂风巨浪的天气。与大自然挑战,对他来说好像是一种满足。他从一九五四年第一次在北戴河游泳之后,年年游泳,几乎没有间断过。一九七四年在长沙,当时已是重病缠身,走路都要由人搀扶,但到游泳池一下水,却又恢复了那种自如的体态,看不出是一个重病人。那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游泳。

  ⑦毛泽东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和浙江调查组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1年2月8日。

  第二次庐山会议虽然主要讨论工业等方面的问题,但毛泽东着重关心和注意的仍在农业方面,在“六十条”。他在会议期间也批示印发过工业等方面的材料,如陈伯达、田家英率领的天津调查组关于工业问题的调查报告等,但都没有写批语。写批语的只有一个材料,那就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简报。批语写道:“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并带回去,印发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有地委同志参加,对此件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个问题,⑤作一次认真的解决。时间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种和秋收分配时间,政策实行兑现,争取明年丰收。”⑥毛泽东后来一直称赞这个文件。

  ⑧毛泽东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2月10日。

  毛泽东在第二次庐山会议的第一天,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曾讲到,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不要以为有了一个“六十条”,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是这样的。在他看来,至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六十条”就没有解决,而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念念不忘。九月二十一日到武昌,同王任重又谈到这个问题。据王任重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记记载:“二十一日主席到了武昌,下午我去看了他,除了谈灾情以外,着重谈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主席是主张生产队核算的。二十二日下午又找我去谈了这个问题。”“二十三日晚给主席送了关于生产队改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份材料。二十四日午后,主席对我说:按照这两份材料办就很好,没有话说。主席接见了书记处书记和地委第一书记,主席表示了他的看法。”⑦

  ⑨这里说的生产队,有时又称生产大队,都是基本核算单位。在谈话中,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往往是混用的。

  毛泽东与蒙哥马利会见后,就乘专列北上。路经河北邯郸时,听取了河北省委、山东省委的汇报。参加汇报会的有: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河北省委分管农业的候补书记王路明、山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石家庄、邯郸、张家口、邢台、保定五个地委的书记。

  ⑩毛泽东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1年2月11日、12日。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问刘子厚:“你们想扯什么问题?”

  从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一开始,毛泽东就把“一大二公”作为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和优点,加以肯定和宣传。全国各地,蜂拥而起,公社办得越来越大,有的甚至一县一社。一九五九年春,第二次郑州会议对人民公社进行体制调整,权力下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里所说的队,是指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范围。不久,毛泽东又提出生产小队(相当于原来初级社)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一次,他一方面提出缩小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另一方面又提出把生产小队也作为一级核算单位,甚至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是毛泽东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纠“左”努力的重新恢复和继续,实际上是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特点的进一步否定,使农村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向着适应生产力水平的方向推进了一步。

  刘子厚:“还是上次谈的大包干问题。”

  有了人民公社两年多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的实践过程,又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可以说,毛泽东已经认识到,集体经济并非越大越好、越大越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相反,规模太大,随之而来的就是平均主义,它只能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影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一提大包干,立刻引起毛泽东的兴趣:“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脚去生产,腰在分配,闹平均主义。”这里所说的脚是指生产队,腰是指生产大队,是一种形象的说法。

  当张平化、胡乔木汇报食堂问题的时候,毛泽东一开始就提醒说,吃食堂不能勉强,并问你们这里是不是还勉强?胡乔木根据他们的调查,认为食堂这个制度现在还不算勉强的。他说:“我们原来很留神研究这个问题。长沙县的情况很特别,非常明了,食堂根本不可能散了,它把好多人家连到一起去了,一个食堂就是一个屋场,所谓屋场就是一个小队。”毛泽东问:“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胡乔木说:“这是因为拆房子拆得多,搬房子搬得多,已经搞到这一步,再返回去就没有必要了,群众现在习惯了,他觉得这样有好处。我们问了一些贫农、下中农,他们对食堂都还是满意的。他主要是觉得痛快、干脆,不管那么多的闲事了,这个群众还是高兴的。”毛泽东又问:“这是并了的,没有并了的呢?要走那么远的路去吃饭,谁人来吃呀?”张平化接过来回答:“有这个问题。这次我专门回家看了一趟,在大山区里头。他们那个生产队原来有五个食堂,以后并成三个。这一次整社,群众要求再分成五个,还有个别较远的单家独户,允许他单独开伙。”毛泽东又问:“你们有没有农忙食堂?”张平化答:“没有。我们有个规定,冬天的时候,晚上可以回家做一顿,因为要烤火。”毛泽东特别嘱咐:“烤火问题要解决。”张平化说:“食堂办得好不好,柴火关系很大。”讲到柴火,毛泽东联想到浙江的调查,他说:“浙江同志讲,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它不做菜的,社员把饭打回去吃,回去凉了,又要热一顿,结果柴火两头分散,家庭要烧柴火,食堂又要烧柴火。”张平化说:“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居住分散,回家他还得煮一次。”毛泽东说:“那何必呢?”胡乔木接着又谈起他们调查的情况:“我在一个小队里面,住了五六天的样子,他们那个大队食堂搞得好,食堂都有桌子,一桌一桌地坐,我们在那里和大伙一起吃饭。吃饭还是有保证,粮食、菜、油、盐这些都有保证,所以社员对这一点还是满意的。”张平化紧接着说:“食堂办得好,它是受社员欢迎的。办得好的食堂,把各家各户的特点都照顾到了。”毛泽东在湖南听到的都是对食堂肯定的话,这与浙江的调查正好相反。他进一步提问:“既然社、队有一、二、三类,难道食堂就没有三类的?”张平化说:“去年我们排了一下,办得比较好的占百分之十;办得差一点的占百分之二十,但基本上还不巩固;有百分之十是不巩固的。总的来说,垮食堂还没有成风。”胡乔木又补充了一句:“它遇到灾难的时候,还起到很大的作用。”①

  毛泽东问山东是怎么做的,周兴介绍了山东一些地方搞大包干的情况。毛泽东说:“噢!那就是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还有征购粮。我过济南时说,河北唐县有一个公社几年来连年增产,并不闹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他们分配大包干,年年增产,生活好,也能完成征购任务,真正调动积极性靠这一条。三包一奖,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义。三包一奖搞了六年之久,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食堂问题就谈到这里。

  刘子厚说:“三包一奖太麻烦,保定有个调查,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账。”毛泽东:“这是烦琐哲学嘛。”刘子厚:“三包一奖年年吵个一塌糊涂,一年至少吵四次,一次吵多少天。”

  同样是食堂,同样是经过亲身调查和耳闻目睹,浙江调查组与湖南调查组反映的情况却这样不同。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浙江调查的是一个坏的生产队,湖南调查的是一个好的生产队。这样,对毛泽东来说就有一个比较。对待食堂这个关系千百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毛泽东比过去冷静得多,客观得多。他不但能够认真听取对食堂持否定态度的意见,而且对肯定食堂的意见,总要从反面提出疑问。他力求使自己得到一个符合真实情况的认识。

  毛泽东说:“广州会议时,河北要在全省实行小队核算。山东开了个座谈会,提出了这个问题:生产在小队,分配在大队,这不是矛盾吗?在广州开会时,我批了一个文件,让大家议一议,大家议的结果都不赞成。农村现在二十户左右的生产队,有人说规模太小。二十户不小了,山里头更小一些也可以,十来户,七八户搞一个核算单位。二十户有八九十人,三十个、四十个整半劳动力,不算少啦。生产队有四十来个劳动力,就是个大工厂嘛,再大了管不好。河北平均四十二户,有八十个到九十个整半劳动力,已经很大了。这个工厂难办,它是生产植物、动物的工厂,是活的,钢、铁是死的。”

  关于农村整风整社,也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在讲到一些县、社领导班子烂掉了、坏人当道的时候,毛泽东说,你们大家都以为革命成功了,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于是乎他夺取了一个县的几个公社的领导权,夺取了县委的领导权。毛泽东把这些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因此他强调解决这些地方的领导班子问题,必须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

  就对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这个问题的看法来说,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认识,比过去更接近实际。已经不再是一九五六年高级合作化宣传“大社优越性”、“小社束缚生产力”时的那种认识了,更不是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搞“一大二公”时的那种认识了。毛泽东认识上的变化,来源于实践,来源于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过去讲“大社优越性”、“小社束缚生产力”,讲“一大二公”,也都说出了许多道理,论证这些观点的理论文章也不计其数。但实践终归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自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起,反复讲人的认识要通过实践,就是这个道理。

  不论浙江调查组还是湖南调查组都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了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是第一手的,但毕竟是初步的,因而也难免受到一些局限。随着调查的深入,问题就会看得更准确一些,从而改正原来的认识,如湖南调查组对食堂的看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不管怎样,各种意见毛泽东都能认真地听,同大家一起讨论,出现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这对于制定正确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刘子厚说:今春在北京开会讨论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说,你们退到初级社了;有人说对基本建设不利;第三是说征购辫子多了,头绪多了;第四是说有的队遭灾,不利于互相支援;第五是说不利于向机械化发展。毛泽东对这五个问题,逐个作了回答。他说:“整风整社,‘六十条’是根据,可是‘六十条’就是缺这一条。”

  二月十二日晚,毛泽东与湖南省委和调查组的谈话结束后,就离开长沙,前往广州。他要在那里过春节,这一年春节(正月初一)是二月十五日。

  刘子厚又汇报到按劳分配问题。毛泽东觉得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顺口说来:“按劳分配就是搞嘛。还有什么问题?还讨论了什么?”刘子厚介绍了他们准备实行的实物分配办法。所谓实物,当然主要是粮食。毛泽东说:“唐二里那个地方,口粮按劳分配部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太少了。湖北孝感规定每人口粮三百六十斤,这不行。有了这些基本口粮,就可以不做工了。最好定一百八十斤,吃不饱就得努力。看来基本口粮高了不行。”

  春节一过,毛泽东即通知三个调查组组长各带一名助手去广州。二十二日,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

  从“吃饭不要钱”到废除供给制,再到压缩基本口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公社演变的过程——从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逐步推进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实行。

  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陶铸、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赵紫阳、田家英在鸡颈坑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廖鲁言说,有的市委听到要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有的主张改,有的主张不要改,讨论的结果是,人民公社大中小都有的好。还有人说,“大”还是个方向。这些情况表明,缩小社、队规模,调整人民公社体制,难免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一大二公”的观念,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比较固定,要改变还需要时间,更需要实践来证明。毛泽东在会上重申了他的主张,并且进一步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他说:“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②

  刘子厚说,对困难户进行补助,人们是同意的。对投机倒把的,只搞自留地小片开荒的,懒汉、盲流,人们都不同意补助。毛泽东说:“基本口粮要减少。对只搞小片开荒的,给他算算账,有的可以不给基本口粮,懒汉、投机倒把的人不给基本口粮,盲流也不给。基本口粮定多了不好,就没有积极性了。”⑧

  两种平均主义的提法,是对人民公社体制和分配弊端的重要概括。此前,毛泽东在二月六日杭州谈话中,继而又在二月十一日、十二日长沙谈话中,多次提出反对平均主义的问题,指出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生产小队有富、中、贫之分,统一分配,就是搞平均主义,群众就不满意。广东调查组得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把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生产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的意见。陈伯达在二月十九日报送毛泽东的《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中说:“我们同意主席的意见,把现在所称的‘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现在的基本核算单位,有的地方叫做生产大队,有的地方叫做生产队,有的地方叫做管理区,以后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现在有的生产大队把富村和穷村勉强地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原来收入较多的社员意见很多,可以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和群众意见,划分为不同的基本核算单位。”③广东调查组调查的结果,同毛泽东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同时,《调查纪要》提出:“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广东调查组的这个意见,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他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成为即将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的指导思想,也是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认识,正沿着纠“左”的方向继续发展。

  最后,毛泽东把大队应管之事归纳了几条。

  毛泽东指定,工作条例起草工作,陶铸挂帅,陈伯达为副帅,廖鲁言、田家英执笔。要求三月十日写出初稿。

  第二天,毛泽东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加以整理,形成《邯郸谈话会记录》,日期署为九月二十七日。

  三月五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委三号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陶铸。由周恩来汇报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等情况,毛泽东着重谈了人民公社体制问题。

  关于以生产队(即后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广州会议上就提出,经过半年的调查研究,反复思考,多方商量,主意已定,认为非走此路不可,不能再拖了。他回到北京,九月二十九日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有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阐明他对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并附有若干份材料。信中写道:“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⑨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话,回顾郑州会议以来的这一段历史,带有反思和总结的性质。他说:

  过了四天,十月四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彭真,要他们通知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到北京来谈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⑩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五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①王任重日记,1961年。

  “看来十二条下去以后,现在我们比较摸底了,粮食产量也落实了。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省都注意安排生活了,那时就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可是有些省就抓迟了,如安徽就抓迟了,山东就抓迟了,河南就抓迟了,甘肃就更抓得迟了,结果问题就多。这些省都抓得太晚了,对自己本省的问题估计不足。”

  ②毛泽东同蒙哥马利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3日。

  “反革命复辟、掌权,这也是一个经验教训。”

  ③毛泽东同蒙哥马利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4日上午。

  “还有几千万人搞工业,是个大问题。”

  ④毛泽东同蒙哥马利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4日下午。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周恩来,今年的钢产量能不能搞到去年的水平。

  ⑤十个问题,指(一)许多地方群众留粮和国家征购的数字都不能落实。(二)退赔普遍不彻底。(三)一部分地区没有按规定给社员留足自留地。(四)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五)在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致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以经营管理方面出出了一些错误做法。(七)有的地方在分社、分队中,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八)在改造三类社、队中,错排队、错划成分、干部处分面过宽等问题,也未处理。(九)干部思想认识和作风上的问题还很多。(十)群众对“六十条”热烈拥护,但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

  周恩来接着汇报钢、煤的生产情况和市场供应问题。正在汇报中间,毛泽东突然转到食堂问题:食堂可以搞多种多样,有长期的;还可以办农忙食堂;另外一些人可以让他去家里单独吃,但是这一种我们不提倡。

  ⑥毛泽东对各地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情况简报的批语,手稿,1961年9月6日。

  周恩来继续汇报。毛泽东的心思好像不在这里。他对钢的生产情况,只问了一句,别的什么话也没有说,这同当年义无反顾地抓大炼钢铁的情况,真有天壤之别了。他的兴奋点和关切点早已转到农业方面,转到人民公社问题上。毛泽东总是这样,当他抓住一个在他看来带有战略意义的、具有全局性的问题时,他就必定是全神贯注,锲而不舍,非抓出成果不可,别的在他看来次要的工作可以暂时搁在一边。他认为,这时的农业问题、公社问题就是这样性质的问题。他在会议上,一开口就讲公社问题、食堂问题、工作条例问题。当周恩来汇报市场供应问题时,他又讲起公社问题,说:“我这次出来之后,沿途和河北的同志谈了一下,和山东的同志谈了一下,和浙江的同志谈了一下,也和江西、湖南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和你们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他们普遍感到社、队大了,要求划小一点。我们搞了三个调查组,目前他们正在这里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初稿已经写出来了,准备让几个省来几个同志参加讨论修改。修改后再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提交中央工作会议。”

  ⑦王任重日记,1961年。

  会上,有的人对划小社、队规模,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还有些顾虑,主要是怕公社搞小了,对各方面是否会有影响;怕现在变动,影响生产,因为正是春耕季节;同时还考虑到国际影响问题。

  ⑧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6日。

  毛泽东坚持公社要划小。他说:“我的家乡湘潭,原来是二十一个都。以前对那个都还嫌大,分成了上七都、下七都。如果一个都一个公社,也要二十一个公社,但现在只有十三个公社。你们看,河南只有一千二百个公社,湖北只有六百个公社,都太大了。总而言之,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要反映群众合情合理的要求。食堂也是一样。田家英同志在浙江调查了一个生产大队(当时叫和合生产队。——引者注),二百多户。这个大队领导了十一个生产小队,这十一个小队里面有富队,有中等队,也有穷队,在分配的时候统统拉平,这么一来就发生问题了。现在他们建议将这个生产大队分成三个大队,把经济基础差不多的小队分在一起。这样,分配上就不拉平了,使得经济情况都差不多。这是队与队之间的拉平问题。还有一个队里面人与人之间的拉平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

  ⑨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各同志的信,手稿,1961年9月29日。

  他说:“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

  ⑩毛泽东给邓小平、彭真的信,手稿,1961年月10月4日。

  毛泽东这些切中时弊的话,对几年来盛行的形式主义作风作了尖锐的批评,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

  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十月六日晚召开,专门讨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会前毛泽东印发了胡耀邦报送他的《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报告。报告说,形势确实比去年好。所到之处,群众都说形势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调了,不瞎指挥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劳多得,生产、生活有了奔头。根本问题在于认真而具体地贯彻农业六十条。大队统一分配,在当前是保护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一个堡垒。经过邯郸时,听说主席早就说过这个问题,并且说用分配大包干代替“三包一奖”,是解决生产在小队而分配在大队这个矛盾现象、真正调动小队积极性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同时,报告对一些地方实行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担心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

  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公社规模要划小。他说:“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④”这是毛泽东的性格,凡是他认定的事情,非坚持到底不可,谁都难以改变。

  当时,在中共党内,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认识,并不一致,包括一些省委书记和相当数量的地委、县委书记在内。在高级干部中,像胡耀邦这样,以正式报告的形式,如此鲜明地表达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的肯定和支持,为数不多。毛泽东看了报告,十分高兴,在批语中写道:“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①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起草工作,吸收了几个省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和修改,湖北来的是王任重。三月七日,毛泽东在鸡颈坑单独与他谈了一次话,了解湖北农村情况。

  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问王任重:“你们的自留地到底交下去了没有?看来,一个自留地,一个退赔,一个指挥权,这是三个重要问题。”

  又一轮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党兴起。毛泽东派田家英率调查组再次去农村调查。田家英选在山西长治地区的一个村庄,作为调查地点。这是老解放区,而且有良好的农业合作的基础。经过调查,他认为毛泽东的意见完全正确。

  毛泽东又谈起食堂问题,说:“参加食堂也是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让他在家里吃。”但他又说:“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了的。”王任重说:“食堂不办不行,肯定还是要办,因为妇女要参加劳动,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但有一部分中农也确实不愿意吃食堂,因为不如家里吃得好。”毛泽东说:“城市里头吃食堂的人才占百分之四十,农村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吃食堂就行了。”王任重说:“河南他们还是肯定吃食堂,现在就是一个烧柴问题。好多人去拾柴供应食堂,结果没有多少劳动力去搞生产。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毛泽东说:“那就非得改变不可!”

  邓子恢于十月二十八日到了福建龙岩,进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情况的调查。十一月九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反映,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但有少数大队干部感到权力受到限制,有抵触情绪;小队干部和群众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张维持现状。报告对体制改变后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二十三日,毛泽东把邓子恢的调查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因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试点,此件可发至地、县、社三级党委参考。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②

  看来,彻底解决食堂问题,还要有一段路程要走。中央紧急指示信明文规定,要坚持食堂制度,毛泽东也讲要坚持食堂制度。在干部中间,有的人依然主张办食堂;有的人并不赞成食堂,但受思想禁锢,不敢对食堂有所非议。

  受中央委托,田家英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文件里,有针对性的批评了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不热心、不积极的态度;同时也反对认为基本核算单位越小越好的意见,而主张大体相当于初级社的规模,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以二三十户为宜。十二月十二日写出初稿。毛泽东决定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田家英向毛泽东报送的指示稿中,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不变的时间写为“例如四十年内”。邓小平主张改为二十年。田向毛请示:究竟写“四十年”,还是写“至少二十年”?毛泽东将“四十年内”改为“至少三十年内”。并在批语中写道:“以改为‘至少三十年’为宜。苏联现在四十三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③ 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后经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后,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发出。以后,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载入了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毛泽东告诉王任重,要搞一个公社工作条例。公社没有一个章程,原来有的都废掉了。王任重说,十二条算一个。毛泽东说:“十二条解决了一些问题,就是不具体,并没有规定生产队这一级管些什么事,生产大队这一级管些什么事,公社这一级管些什么事。”

  自一九六一年二月上旬,毛泽东提出以生产队(当时称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正好一年的时间,可见纠正“左”的思想,突破一种旧的观念之难。改变基本核算单位,是公社体制上的重大调整,是对“六十条”的重要突破。实际上,就经营规模的大体而论,这是正确地回到初级合作社,但还保留政社合一这个僵硬的外壳,这个外壳仍然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严重障碍。

  毛泽东又问王任重:“你看有什么办法保证不瞎指挥?”瞎指挥,这是造成农业连年减产的最大祸害之一,而且很顽固,令人头痛。毛泽东总想把这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从根本上消除这个弊病。王任重说:“瞎指挥主要是公社和县这两级,来源是省、地两级。有的是属于错误的指挥;有的属于一般是对的、但对个别地方是不对的,到了县、社就分不清了,结果就瞎指挥了。比如我们旱地改水地,总的说是对的,但执行中不是因地制宜,统一布置任务,就瞎指挥起来。”他没有提到中央。毛泽东说:“你们省、地这一套就不要再搞了。你们吃了旱地改水田的亏,浙江吃了连作稻的亏,心是好心,想多打粮食,但不因地制宜,瞎指挥,结果减产就很厉害。”⑤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改变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方面,毛泽东走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缩小社、队规模;第二步,取消食堂、供给制;第三步,改变基本核算单位。这三个步骤,加上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等规定,对于解放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稳定农村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粮食生产以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六十亿斤的速度、棉花以平均每年增加六百万担的速度增长着。虽然这是恢复性的增产,但增产的幅度是相当大的,而且是连年增产。走出这三大步,实际上也是对原先设想的那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的否定。农业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实施,为整个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三月十一日开始,东北、华北、西北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分别开会,讨论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前者通称三北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主持。后者通称三南会议,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主持。

  在每走出一步的时候,不是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但是,最后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并不是靠批判,更不是靠斗争,而是靠调查研究,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带头到实践中去,“向群众寻求真理”。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总归要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

  为引起大家对调查研究的重视,在三南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将他的《调查工作》一文印发,并写了一个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⑥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制定,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随着这个条例的制定,其他许多领域,在总结一九五八年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也都相继制定了相关的条例,形成包括许多重要方面的一整套具体政策。被“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打乱了的工作秩序逐步恢复,走上正常轨道。党内的民主生活也渐趋活跃起来。

  三月十三日清晨,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参加三北会议的同志写了一封信,强调要认真调查人民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信中写道:“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⑦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一九六一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毛泽东对怎样建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北京方面得知毛泽东准备派陶铸向三北会议传达他的指示这一消息后,邓小平和周恩来提出,鉴于两地开会,口径不一,北京方面又得不到毛泽东的指示,建议双方合开为好。毛泽东同意两会合开,地点在广州。这样陶铸就没有去北京。

  ①毛泽东对胡耀邦农村考察报告的批语,手稿,1961年10月6日。

  在三月十三日的三南会议上,毛泽东又就两个平均主义问题和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然后,他着重地讲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他强调,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要做这样的调查研究。他对三十年前写的那篇《调查工作》很有些偏爱。他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一九三0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⑧……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转发邓子恢调查报告的批语,手稿,1961年11月23日。

  最后,讲到食堂问题。他说:“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⑨”毛泽东对食堂(当然是部分的)作这么尖锐的批评,还是第一次。尽管这样,此时毛泽东仍然肯定食堂制度,还没有从根本上取消食堂的打算。

  ③毛泽东给田家英并告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的信,手搞,1962年2月11日。

  参加三北会议的四位中央常委和其他与会人员,三月十四日分乘两架专机,抵达广州。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广东省委小岛餐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有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参加。毛泽东讲了话。

  他对公社工作条例初稿不太满意,第一是太长,第二是太杂,第三是逻辑性不强,要修改。

  毛泽东又一次重申:公社、生产大队划小这个原则,已经肯定了,过大了对生产不利。他说了一段很引人深思的话:“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队里边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从开始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搞集体化、搞公社化以来,就没有解决的。现在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平均主义问题。”毛泽东从农业合作化到公社化一路讲下来,说它们一直存在着平均主义而没有解决。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反思。他说:“穷富队拉平的问题,现在已经证明,对富队不好,对穷队也不好。必须对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区别对待。小队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社员户之间的矛盾。因为实行粮食供给制、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他横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积极。而劳动力多的户,他们想,反正吃粮都一样,我干也是白费了,所以他也不积极了。”

  刘少奇接着说:“群众对多产多购少吃,很有意见。他丰产了,可以多购,但也要多吃。如果少产了,那就少购少吃,这个他倒没有意见。国家应该采取奖励的政策。按劳分配问题,不但要表现在工资问题上,而且要表现在实物上。国家、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个人,一定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

  毛泽东举了浙江嘉兴县的例子,说明应当实行多产多吃的道理。嘉兴,是一个著名的产粮县,但是农民多产不能多吃,结果成了少产少吃了,所以粮食严重减产。毛泽东说,今后高产的地方农民一定要多吃。

  关于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生产大队还是生产小队的问题,毛泽东又提出来,说还可以研究。可见,这个问题总在毛泽东的脑子里反复思考着。

  毛泽东确定这次会议讨论三个问题:公社体制问题、条例问题、粮食问题。周恩来又补充了一个商业和对外贸易问题。⑩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三月十六日写出第二稿,毛泽东决定印发各小组讨论。

  ①毛泽东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1年2月11日。

  ②毛泽东同陶铸等人关于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2月25日。

  ③中央广东调查组《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1961年2月17日。

  ④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3月5日。

  ⑤毛泽东同王任重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3月7日。

  ⑥毛泽东对《调查工作》一文的说明,手稿,1961年3月11日。

  ⑦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的信,手稿,1961年3月13日。

  ⑧“像丢了小孩子一样”一句,在会议记录中没有,这是根据田家英的传达记录和王任重日记(1961年4月1日)补写的。

  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2-254页。

  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简要记录,1961年3月14日。

  从十五日开始,两会合一,重新编组。各组主要围绕公社体制问题、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进行讨论。在这些问题上,特别是食堂、供给制问题,意见很不一致。毛泽东印发了几个材料,有一个是三北会议印发过的河北省委关于调整社、队规模的意见。河北主张生产队改为大队,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印发时,在标题下面注明“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醒目。还有一个是陕西省委关于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利弊的材料。毛泽东印发这些材料,想引起与会者注意,但议的结果,都不赞成。

  三月十九日,开始修改条例第二稿,吸收了每个大区一至三人参加。当天中午,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了一次话,大意是:

  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农业问题抓得晚了一些。这次一定决心解决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只开了三天会,而且是一批一批地开,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一九六0年上海会议对农村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只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一九六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①

  毛泽东可能觉得这个条例纠“左”的步子大,而且在有些问题上还存在不一致的看法,所以提出有无危险的问题。但他认为必须这样做,他十分后悔农业问题抓晚了,这次非下决心彻底解决不可。

  三月二十一日,工作条例改出第三稿,印发会议。第二天,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共六十个条文,故称“六十条”。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

  信中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方面,有以下五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在分配上,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第五,党委包办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②

  这五个问题的提出,是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各级领导干部,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调查研究的第一批重要成果。“六十条”就是要着重解决这些问题。关于人民公社三级的名称,过去各地很不统一。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那一级,有的叫管理区,有的叫生产大队,有的叫生产队,从“六十条”起,一律叫生产大队;过去的生产小队,一律改名为生产队。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其规模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

  三月二十三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毛泽东再次讲话,主题仍是调查研究。这是自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以来,第三次讲这个问题了。

  话是从《调查工作》讲起的。他对这篇文章失而复得的高兴心情,又一次流露出来:“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③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

  他说:这篇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在这里,毛泽东从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上,讲述了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贯彻执行上级(包括中央)的指示,必须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订出具体措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调查研究。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他说:现在全党对情况比较摸底了,但是不要满足。“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他讲了一个故事:“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

  他说:“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本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④

  会议闭幕那天,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把深入基层,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要定出制度,造成风气。信中有一个名句:“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句话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增强了人们在调查研究中解放思想的勇气和力量。此信的发出,进一步推动了全党的调查研究工作。

  广州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用毛泽东的话来评价,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彻底解决农业问题。广州会议的主要成果就是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广州会议和“六十条”草案,从纠“左”的程度来看,超过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历次会议和文件。“六十条”的制定,在重新纠“左”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但并不是人民公社所有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供给制、食堂这两个直接影响群众积极性、关系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但是,前一阶段的调查研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作了一定的准备。

  ①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话的传达记录,1961年3月19日。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221、222页。

  ③两篇文章,指《调查工作》和另一篇在这之前写的《反对本本主义》。

  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6-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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