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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搞分裂时开国元帅们的表现,第七章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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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搞分裂时开国元帅们的表现,第七章草地

  长征万里,铁流滚滚。红军健儿最危险的敌人不是飞机、大炮和国民党军队,而是袭人于无形的瘴气、沼泽、草地和会师后来自同一阵营的冷箭。

  从沪定往北,是铺满枯枝败叶层的二郎山原始森林。过了二郎山,在向天全、芦山、宝兴的进军路上,地势越来越高,不时出现悬空的索道。在行军中,聂荣臻从长征一直骑着的那匹骡子陷入铁索桥的索环间无法解脱,挡住了部队前进的道路,他只好忍痛把骡子推入水中。6月12日跋涉到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前,聂荣臻的伤口再次感染,行路困难,不得不在过夹金山开头坐了一段担架,中途把担架让给病中的参谋长左权。在此之前,林、聂已于6月10日命红二师率先翻越夹金山。夹金山主峰海拔4500米,空气稀薄,天气多变,先是大雾弥漫,后是细雨霏霏,转眼间又雪花飞舞。接近山顶时聂荣臻感到喘不过气来,只顾闷着头走。一个警卫战士无声无息地倒在他的身旁。他硬是咬牙坚持过了雪山。

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仗着枪多人多,争权夺势搞内耗,私心得不到满足后便阴谋搞分裂。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沉着应对,最终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那么在张国焘搞分裂的时候,开国元帅们又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一北上与南下之争

  聂荣臻把手枪顶上膛,随时准备应对暗处打来的黑枪。林彪垂涎于张国焘雄厚的兵力,和聂荣臻在草地大动肝火。

  过了雪山,颇有些柳暗花明的意味。6月12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二师四团终于在达维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6月14日,聂荣臻率部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会面,受到了盛情的接待。李先念见聂荣臻没有马,送给他一匹骡子。这匹骡子一直陪他到达陕北。

朱德:坚决拥护毛泽东,力主北上。阿坝会议上,张国焘等人要求朱德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声明,朱德义正词严地说:“中央北上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决定的。”张国焘又要朱德出面反对毛泽东,朱德说:“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193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两支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同日,在懋功县城召开了胜利会师庆祝大会,两军指战员兴高采烈,欢欣鼓舞。然而,就在广大干部战士欢庆会师的大喜日子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与党中央之间,在红军前进方向和战略方针上,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①中共中央根据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已走向新的高潮,华北已成为抗日斗争前线的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中央闹独立。他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看不到革命发展的趋势,主张红军向边远地区实行总退却,提出向川、康地区退却或南下的意见。为了解决这一重大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于6月26日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了报告,到会同志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根据会议精神,政治局于28日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还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会上经过讨论,张国春勉强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中革军委根据这次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会后,张国焘回到理县的住地后,立即致电中央,仍坚持南下,并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策动他的支持者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竟然提出要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共中央坚决拒绝了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于6月29日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7月18日决定把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让给张国焘。张国焘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在一、四方面军分离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将林彪推到对敌斗争的最前沿和党内斗争的最后方。对他的无限信任?还是对他有意识的保护?历史留下重重疑团。

  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中央红军全部到达懋功。

刘伯承:欲兵谏张国焘,逼他北上。红军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同张国焘随左路军行动。他几次在高级干部会上反击顶撞张国焘,张国焘撤去了他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把刘伯承调入红军大学任校长。 张国焘另立中央后,派人在红一方面军中大力宣传南下的好处,批判北上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决定实行“兵谏”,逼张国焘北上。他抓住时机向朱德说了自己的想法,朱德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走这一步。

  这期间,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积极主张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他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从大局出发,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抽调了3个团的兵力补充一方面军。张国焘也点名要叶剑英等一批领导干部和参谋人员去四方面军。党中央决定派叶剑英、李卓然等到四方面军工作。①①在小金县(懋功)党史办查阅的资料,1985年9月26日。

  林彪率红一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先锋,在渡过大渡河后,绕道雅安,沿川西天全、芦山向北急行。翻越夹金山,夺取懋功,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是当时的战略总任务。

  6月25日。中央和红四方面军领导在两河口会合。6月26日,聂荣臻列席了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而张国焘却主张到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聂荣臻在发言中反对了张国焘的主张,明确表示拥护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决策,并建议对部队作好宣传动员工作。他说:“红军两大主力会合,部队是很兴奋的??原来的意思(是)要在这个地方与四方面军会合,现在会合了,需要前进。这就更有号召力。”①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张国焘在其住处请聂荣臻和彭德怀吃饭,席间张国焘说中央红军很疲劳,减员很大,决定拨两个团结一、三军团。聂荣臻对张国焘印象不好,在南昌起义时,此人就表现犹豫动遥眼下,他以8万之众与数量少得多而又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会师,处处表现出傲慢自大的样子。聂对这个“请客”是有疑虑的。从张国焘住处出来,他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俩人吃饭?”彭德怀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聂荣臻说:“我当然也要。”他们都说笑着分了手。

贺龙:叮嘱张国焘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黑枪。贺龙率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在欢迎会上,贺龙便给张国焘来了个下马威。贺龙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在主席台上,我坐在张国焘身旁,他刚刚站起来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就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

  ①访问耿飚谈话记录,1991年3月。

  天全、芦山一带,地理上属川西高原,山峰都在海拔3000米以上,还有遮天蔽日、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和高寒刺骨的雪山。岷山、邛崃山两条蜿蜒伸展的山脉挡住了红军北去的道路。

  两河口会议后,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目的是消灭胡宗南主力,以便打开北进通道,顺利北进。

叶剑英:送出绝密情报,毛主席连夜北上。张国焘的左路军行至阿坝时便命令部队按兵不动,并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电令在右路军任前敌政委的陈昌浩,要他带领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并说如遇阻扰,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准备铤而走险与中央彻底决裂。当时陈昌浩正在会上讲话,时任前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先看到了这份电报,他让陈昌浩看了一眼,便将其揣进口袋,假装如厕,快马加鞭的跑到中央驻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果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以脱离险境。

  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在大渡河以西,威胁红军的不再是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枪炮刺刀,而是风沙雪雹、沼泽和荒野;时刻将夺去红军战士生命的,是自然灾害和红军自身的体力状况。二郎山虽然只有三千四百三十七米高,但在翻越它时,由于体力消耗殆尽,许多红军战士把翻越二郎山称之为长征中最艰难的行军之一。

  7月16日,红三十军和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歼灭毛儿盖一营守军,部队迸驻毛儿盖地区。毛儿盖是草地南端的产粮区,整个红军的缺粮稍得缓解。这时,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野心日益膨胀。他鼓动别人提出由他担任中革军委主席,授予“独断决行”权力的要求。中央为顾全大局,7月18日,在芦花地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军团改称第一军,仍由林彪、聂荣臻分任军长和政治委员。

彭德怀:秘密保护毛主席,护送毛主席北上。红军分路北进后,彭德怀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最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主席、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在一处住,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陈昌浩在前总会议上,大谈阿坝是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引起彭德怀的警觉,于是向毛泽东建议必要时采取扣押人质的办法。他在回忆录中说:“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要求南进。”彭德怀于是义不容辞的担负起这次“护驾”的任务,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保护中央首长迅速撤离,从而赢得了时间,避免了悲剧发生。

  7月21至22日,党中央在黑水芦花召开政治局会议(即芦花会议),与张国焘进一步会商,着重讨论红四方面军行动问题。张国焘、徐向前在会上汇报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到川陕苏区的历史,与会同志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各项工作成绩,赞扬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善战的精神。同时也严肃地批评了张国焘的严重错误。

  二郎山位于泸定、天全、荣经三县的交界处,北接夹金山,西连大雪山,据说是《西游记》中二郎神修炼成仙的地方,故得此名。当地一首小曲这样唱着:

  其他红军部队也改了番号。两大主力红军的高级干部进行了部分交流。

徐向前: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徐向前是四方面军总司令,但他始终是拥护中央北上的方针的。他与陈昌浩率右路军随中央北进。张国焘孤注一掷,电令陈昌浩采取行动,甚至要加害中央领导。毛泽东得悉叶剑英的汇报后,果断率红军红一、三军团连夜悄悄北上。但还是有人发现并报告给徐向前,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设置了警戒,打不打?”徐向前斩钉截铁的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彭德怀在回忆录中也说道:“听说,陈昌浩要派兵追击我们,徐向前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句话起了决定作用,陈未追击”。正是徐向前一声令下,稳住了军队,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

  同一天,中革军委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并应四方面军领导要求,任命叶剑英为参谋长。

  二郎山,高万丈,

  由于张国焘的延误,红军部队未能及时向松潘集中。至7月底,胡宗南的部队已在松潘地区集结。中共中央决定,经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

  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告别,几位领导人同他进行了亲切谈话。随后,他带领红军总司令部机关的李荣、毕占云、吕继熙(吕黎平)、赖光勋、陈茂生等10余名作战参谋和机要干部,立即从黑水出发,去毛儿盖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报到。

  石头荒草遍山岗。

  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31页。

  叶剑英到指挥部后,抓紧实施机关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同时积极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和其他原因,使红军在毛儿盖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的机会。敌人在这一个多月内,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8月3日,中共中央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改经草地北上。据此,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挑战役计划》,将一、四方面军编为左、右两路军,以一方面军的第五军、第三十二军,四方面军的第九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为左路军,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下,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北进;以一方面军的第一军、第三军,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为右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北上阿西。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羊肠小道难行走,

  8月3日,红军总部提出夏洮战役计划——北上甘南在夏河至洮河流域建立新的根据地。8月4日至6日,在沙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国焘更明确提出,对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表示怀疑。对张国焘的这些行为,聂荣臻与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一样,表示极大的反感。为了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红一、红四方面军统一编组,分别向毛儿盖和卓克基两地集中,组织左右路军:中央红军的一军和三军,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和新成立的红军大学为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指挥;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中央红军的红五军团、红九军团(这时已改称五军和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一部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和新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指挥。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左路军以阿坝为目标,两路人马会师巴西。

  在党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干8月初来到毛儿盖。他一到,就向中央发难,反对北上。中共中央不得已,于8月4日至6日再次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继续解决组织问题。

  康藏交通被它挡。

  右路军组成后,林彪、聂荣臻到指挥部开会,会后留下来吃饭。饭后,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留下聂荣臻,问他:“你对遵义会议的态度怎样?”

  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党中央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针对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和破坏红军团结的活动,决议明确指出:要“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一、四方面军的兄弟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红军有害,对敌人有利的”。会议还讨论了组织问题。当时,张国焘以“提拔工农干部”为借口,提出再增加红四方面军干部9人当政治局委员(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8人),企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共中央领导成份。会议拒绝了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是为加强党中央的领导,增进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团结,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昌浩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

  1935年6月1日,林彪率红一军团前卫部队一师强攻二郎山险隘——飞越岭,打开了北进的必经之路,后续部队陆续到达二郎山地区,向抱桐岭前进。

  “你对会理会议的态度怎样?”聂荣臻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陈昌浩这个谈话很明显是张国焘请客的继续,意思是动员聂荣臻站出来反对毛泽东。谈话从黄昏一直到晚上10点钟。聂荣臻看已经很晚了,便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陈昌浩这才说:“好吧,你走吧。”

  沙窝会议之后,叶剑英召开总指挥部直属单位会议,传达党中央的决议,具体布置过草地的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工作,并要作战科提出行动路线的意见。当时,叶剑英忙得不可开交,他白天组织部队到处征粮,收购青稞,晚间还要同大家一起炒麦磨面,准备干粮。

  抱桐岭是一片原始森林,古木参天,青藤盘绕,腐草烂叶遍地,野猪毒蛇乱窜。6月初,天公不作美,一连几天大雨滂沱,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瘴气在林中弥漫开来。就在这阴森恐怖的原始森林中,许多战士无声无息地死去。以致一年后,当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还痛惜不已:“在那里,有一个军团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驮畜,好几百人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

  入秋的夜晚,毛儿盖地区已经寒气袭人。聂荣臻回味着陈昌浩不同寻常的谈话,引起他的警惕。他觉得骑骡子目标太大,便让警卫员牵着走。他平时没有子弹上膛的习惯,这次他却顶上了子弹,叫警卫员也顶上了子弹,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他们摸着黑走到半夜,才回到军部。

  在征粮的过程中,有的部队遭到敌人骑兵袭击。叶剑英分析骑兵的特点,提出了对骑兵的几种打法,并亲自到部队讲解打骑兵的要领,解决了当时在战术上以我之步兵战胜敌之骑兵这一大难题。

  林彪本人并没在二郎山逗留,他率一师绕过天全,奔袭芦山。在芦山城外十几里处,一师又通过了一座铁索桥。不苟言笑、正经古板的军团长在这座铁索桥上出了一次洋相。

  在这种情况下,他提醒林彪,要防止一军部队被张国焘吃掉。当时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聂荣臻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当军长。林彪不以为然,反说聂荣臻有宗派主义。两人都动了气。

  从毛儿盖地区北上,必须经过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茫茫大草原。为了查明与找到过草地的捷径,以减少损失,缩短路程,叶剑英到三十军讲完打骑兵的战术要领后,在程世才军长帮助下找到了一位姓李的向导。他亲自向老李作调查,然后,迅速从三十军回到前敌总指挥部汇报情况,并提出愿率一部分兵力先行开路。毛泽东听取叶剑英汇报后,马上召集会议,进一步研究右路军北上的具体路线,最后肯定了右路军经草地到班佑,然后走拉卜愣的行军路线,并决定叶剑英率两个团先行开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8月20日,聂荣臻在毛儿盖列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夏洮战役下一步行动问题的报告,提出主力要积极占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桃河流域东岸,然后向陕甘发展。指出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荒僻地区是极其不利的。聂荣臻完全拥护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认为张国焘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荒僻地区的主张是错误的。

  三过草地的开路先锋

  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道:

  8月21日,林彪率一军二师四团作为右路军先导,在茫无人烟的水草地里行军。8月23日,聂荣臻率一军直属队、第一师、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等进入草地,历经艰辛,于27日到达班佑,与林彪会师, 29日他们率部到达阿西。而左路军到阿坝后再也没有前进。9月上旬,张国焘擅自改变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并两次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得到9月9日那封要求“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电令①,连夜报告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等经紧急磋商,为脱离危险境地,决定连夜率一、三军、军委直属队等北上(当时一军已进至俄界)。

  8月18日,叶剑英带着向导老李,率领三十军二六四、二六五团向草地进发,为右路军开路。程世才、李先念率领的三十军主力跟随前进。①叶剑英走后的第二天,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会议由毛泽东作关于夏洮战役行动方针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要求红军主力速占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地区(主要是河东岸),尔后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根据地。并指出张国焘提出的以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的错误主张,是“一种危险的退却方针。”

  在离芦山城约十几里地的地方,我们过了一座铁索桥。这个铁索桥同泸定桥相比小得多,可是它却是我师进入川康地区以来第一次过铁索桥。由于大家都没有过铁索桥的经验,人一踩上桥,就像打秋千一样,左右摇晃。

  后来,右路军中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则向南越过草地。9月10日,林、聂在俄界接到电报,得知张国焘的阴谋,立即复电彭德怀、李富春,告知已在俄界作好接应中央及第三军的准备。9月12日,聂荣臻在俄界出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发言中表示:“我完全同意中央对此次事件的处置,及毛泽①《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66页。

  会后,党中央和右路军其余3个军亦先后经草地北进。

  当时林彪和我师在一起行军。因为他是从泸定铁索桥走过来的,所以大家都想看看他是怎么走铁索桥的。不料他的双脚刚踏上铁索桥,整个身子就摇晃起来,差一点摔倒了。走在他前面的警卫员赶紧用手拉他,可是越是前面有人拉,他就越迈不开步。不晓得他是怎么过泸定铁索桥的。

  东同志的报告。如果不这样处置,我们就要做张国焘的俘虏。”①俄界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茫茫草地,气候多变。荒无人烟,浊沼横潦。战士们走在烂草淤积的沼泽里,踏着一窝一窝的草蔸前进,偶尔失足,踩进淤泥中,就会向下陷去,越陷越深,以至没顶。

  后来还是生长在江边的同志说,走铁索桥如同在江中小船上行走一样,必须随着铁索的颤动迈步,才能走得开。果然部队陆续地过去了。

  中央自与四方面军会师,经历了与张国焘的一场极其严肃而又危险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聂荣臻始终是旗帜鲜明的。

  叶剑英抱病带领部队行军,和大家肩并肩、手牵手走在沼泽地里。别人休息了,他还要召开干部会,了解行军中的情况和问题,要求各单位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同时,还要向前敌总指挥部报告敌情、地形、宿营地点以及大部队行军需要注意的事项等。

  红一军团到达芦山时,川军已弃城退到罗纯山一带。林彪决定由陈光率四团带电台先走,限令6月12日前到达懋功,刘亚楼率五团跟进,林彪、聂荣臻率军团部和红三军团彭雪枫师尾随其后。

  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33页。

  一天晚上,部队在沼泽地年朵坝宿营。只见满天乌云翻滚,顿时倾盆大雨直灌下来。因为没有帐篷,没有栖身之处,大家或蹲或坐,紧靠在一起,忍着饥寒,苦捱苦撑。程世才回忆说,那天夜里,我们和叶剑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全身都湿透了。冻得直打寒颤。有些同志不声不响地在饥寒中倒下去了。叶剑英看到这种情景,就鼓动士气,给大家讲故事,领唱《国际歌》。

  6月12日,林彪等率部行进至夹金山脚,接到陈光、杨成武发来的电报,得悉他们已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李先念部会师,三十军二十五师韩映山部已于8日攻占懋功。消息传来,全军欢腾。林彪、聂荣臻立即通过电台将喜讯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电令林彪“继续前进”。

  高亢的歌声响彻夜空,使大家振奋起来。第二天早晨,天气晴朗,碧空无云;同志们集合在一块湿草地上,埋葬了战友的尸体。叶剑英领着大家伫立默哀片刻,以坚定的语气说:“我们活下来的人,要想着牺牲的同志。我们一定要走出草地,争取胜利!”

  林彪率众从大硗碛方向攀登夹金山。夹金山海拔四千五百米左右,中午前后,天气骤变,先是大雾,然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下起鹅毛大雪,随风狂舞。聂荣臻开过刀的脚化脓了,躺在担架上。林彪低着头,闷声不吭地一步一步挪动着,不一会儿,他们两人就被风雪隔开了。

  在草地走了三四天以后,带的干粮都吃完了。叶剑英就同大家一起找野菜,吃野菜。有人吃了中毒,浑身浮肿,躺在草地上,永远起不来了,部队减员越来越多。

  6月13日,聂荣臻翻过了夹金山,林彪却迟至14日才下来。这幸亏了忠心耿耿的警卫员,林彪才没倒下。由于身体虚弱、缺氧和高山反应,林彪在夹金山顶几次失去知觉,昏迷过去,警卫员们合力把他背下山。

  部队又经过几天艰苦行军,好不容易来到了大草地北端的班佑。班佑,被大家想象成为“草原的天堂”,其实不过是二三十户游牧藏民的集居地。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此刻,毛泽东心头萦绕着一个问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情形会如何呢?一个是久经休整,兵强马壮;一个是长途跋涉,人困马乏。为此,毛泽东指示林彪所辖红一军团要主动搞好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团结。他亲自为一军团拟定了三条标语,供两军会师后用:

  在这个小寨里井没有像样的房屋,有的只是用树棍拱起屋架,外面涂以牦牛粪的“牛屎房子”。

  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

  叶剑英和程世才等经过草地能住进这样简陋的房子,比起风餐露宿已经好得多了。他和大家生起火来,烤烤湿衣服,吃点炒面,睡上一觉,已经感到很满足了。多少年以后,他忆起“牛屎房子”的生活,还津津乐道。

  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班佑靠大路边,是敌人骑兵经常出没的地方。叶剑英在进班佑前一天,先头部队与敌骑兵相遇,打了一仗。进班佑后,敌人3000多骑兵又来向二六五团驻地进攻。叶剑英当机立断,与程世才一起指挥部队迅速占据有利地形,用密集火力阻击敌人。同时,命令二六四团增援,打退了敌骑兵的进攻。

  欢迎张主席!

  在这次战斗中,缴获了敌军许多马匹。第二天,程世才派出两个营的部队去“打粮”,又从敌骑兵手中夺得了几匹马和一些牛羊。叶剑英向程世才建议,把战利品分出一部分送给党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后来,秦邦宪见到叶剑英、程世才,感激地说:“你们送来一头牛,让我们饱餐了一顿,这是过草地后,我们得到的最好礼物!”

  与此同时,毛泽东电令林彪、彭德怀统领的一、三军团所部向不同方向前进。

  叶剑英抓紧在班佑小住的时间,继续找向导老李和当地藏民调查去甘南的行军路线。待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陆续到达班佑后,他向毛泽东等报告了先遣部队一路情况和下一步部队行动的意见。他建议说,按照原计划去拉卜愣,还要走4天的草地,一路上会遇到许多敌人骑兵,不好对付;如果从班佑这里向东北转弯,越过巴西,占领包座,很快就可以到达甘南了。毛泽东翻看地图,又征求周恩来等人的意见,点头说,剑英的意见很好,我们就决定从这里转弯。此后,右路军即从班佑改道,向巴西、包座、俄界前进,叶剑英成功地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

  对于这一举动,有些史学家认为,毛泽东“也许并不是不相信张国焘,但他在采取防范措施。他们两人已有十二年没有见面,关系历来不密切”。与张国焘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善耍权术、血腥味极浓的铁腕人物,四方面军中凡是反对他的人,都被冠以各种罪名除掉了。在“肃反”的口号下,张国焘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干部。现在,张国焘走到了自己的身边,毛泽东、林彪该如何应付呢?

  右路军到达班佑地区后,根据叶剑英带先遣部队侦察到的情报,获悉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已从松潘北上向包座地区急进,企图与驻守在求吉寺、钦多的敌第一师康庄团相配合,堵截红军北上。根据中央的部署,叶剑英协助徐向前、陈昌浩,在班佑制定了以第三十军全部和第四军一部歼灭企图堵截红军的包座之敌的作战计划。8月29日,红军向大戒寺和求吉寺发起攻击。

  6月16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进驻懋功地区。懋功,又名小金,是一座四周被雪山环抱的小县城,只有几百户人家,居住着藏、回、汉族人民。从16日到24日,毛泽东在此足足等了一个星期,直到25日,张国焘才威风凛凛地在一队骑兵护卫下来到两河口镇,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叫化子与龙王爷比宝”(毛泽东语)式的会面。

  经过两天多的激烈战斗,于31日歼敌1个师约5000余人,俘敌800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张国焘很快了解到中央红军的全部家底。他估计红一方面军人数不超过两万人,而自己带领的红四方面军足有八万人,双方力量对比是一比四。

  包座战斗是在部队经过一星期的草地行军,缺乏粮食,体力疲劳,又与敌人骑兵作战之后翻山越岭的情况下,在没有居民点的一片原始森林地带进行的。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在下包座、钦多之间的未巴山上亲自指挥了这一战斗。红三十军与红四军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机智歼敌,充分体现了徐向前倡导的狠、硬、快、猛、活的优良战斗作风。这次战斗的胜利,打开了通向甘南的大门,为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受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张国焘是个注重实力的人物,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后,权力欲和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表现出一种自负和傲慢,不把毛泽东等人放在眼里。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洋顾问”李德这样写道:

  前敌总指挥部于8月末经班佑、下巴西,胜利进驻古城潘州。中共中央和军委直属单位随后亦进驻潘州及其附近的上、下巴西和牙弄、阿西茸一带。

  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

  红三军亦同时进抵上述地区,红一军则已向俄界进军。①四挫败张国焘的阴谋当时的敌情是,蒋介石的主力尚在四川,位于松潘、漳腊地区的胡宗南部因其四十九师被歼,不敢再孤军北上。东北军于学忠部尚在两当、徽县地域,甘南兵力十分空虚。如果已占领阿坝地区的左路军能按原计划迅速北上,一定能够顺利进行夏洮战役,占领甘南,打开一个新的大好局面。

  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与张国焘就红军行动方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提出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建议。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川康边。最后,政治局以压倒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可是,张国焘的个人野心继续膨胀,处处同中共中央离心离德。他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之后,就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相反,他继续坚持要左右两路军全力出洮河以西,企图越黄河深入到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的主张。中央三令五申,一再催促他率部出墨洼(今麦洼)、班佑,同巴西地区的右路军会合。

  张国焘对此甚为不满,他把自己的主张未能获得通过的原因归咎于政治局内毛派人物太多。他开始利用红四方面军的兵力优势,煽动手下一部分人向中央要权。张国焘还在一批高级指挥员中散布“谁得票多谁当主席”的言论,制造篡权舆论。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率部向东挪动,但又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上下三十里均无涉点”,停止东进,拒绝向右路军靠拢。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为顾全大局,搞好同四方面军的团结,作出了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的命令,并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9月3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提出改变北上方针,主张南下,要求“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强令已经东进至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第五军返回阿坝。据欧阳毅回忆,朱德和刘伯承对此坚决反对,并亲自到河边派人测试河水的深浅,认为部队完全可以过河,多次提出要部队按原定计划同已抵班佑、巴西的右路军会合,共同北上。但张国焘不予理睬。9月5日,他命令当时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

  张国焘就任总政委后,立即决定将原红一、三、五军团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中央红军的军团,就实际兵力而言,仅能算作一个军,人数最多的红一军团也由出发时的一万多人减员至三千五百余人。

  随右路军行动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对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持消极态度。那时,前敌总指挥部驻在巴西潘州的一个喇嘛庙里,离党中央驻地不远。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等领导同志,几次三番到前敌总指挥部开会,劝说陈昌浩等改变态度,坚持北上。但陈昌浩无动于衷,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行事。张国煮不仅不率左路军北上,反而于9月8日电令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1935年9月8日深夜,中共中央和右路军领导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等7人开会,着重讨论南下与北上问题。会后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并列举4条理由说明“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电报在详尽分析了各种不利因素之后,恳切写道:“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这封电报签署的时间是9月8日22时。就在同一时间,张国焘却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示:“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可见,张国焘的南下决心已定,并作出了部署。9月9日,中共中央再电“国焘并致徐、陈”,认为张给右路军南下电令“完全不适宜”,强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即速北上”。张国焘不但不听毛泽东等人的劝告,反而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和历次决定,命令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当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随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第三军军部驻地,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进行紧急磋商。党中央为坚持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决定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如果把中央红军比作一乘战车,那一、三两个军团就是车之双轮,林彪、彭德怀就是冲锋陷阵的两匹骁骑。当有人偷偷地把会理会议的情况透露给张国焘后,他立即敏感地意识

  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潘州镇汉官衙门)以后,又办了两件事:第一件,找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吕继熙(即吕黎平),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第二件,给带领宣传队在包座三十军慰问演出的红三军宣传部长刘志坚发报,要他见电立即返回红三军驻地。

  到,中央红军也不是铁板一块,也不团结,有机可乘。于是,他开始加紧对红一、三军团领导人进行策动。他以为,只要把林彪、彭德怀争取到自己一边,毛泽东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和孤家寡人了。

  就在中央决定北上的那天夜里,张国焘在命令右路军南下之后,于9月9日24时又致电党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声称:北上会遇到不能克服的困难,红军南下更好,提出“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要求中央考虑。实际上张国焘这时已经下令右路军南下,此电提出的所谓建议,显然是为了欺骗中央、掩盖其胁迫整个右路军南下的企图。党中央于9月10日凌晨率第一、第三军出发北上。

  张国焘过于热情的奉承,含义不明的举动,挑拨性极强的语言,使彭德怀、聂荣臻等人警觉起来,他们顶住了张国焘的诱惑,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

  叶剑英对于获取张国焘密电的经过,曾作过详细的回忆。摘录如下: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

  可是,在这次很明显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中,林彪又没站稳脚跟,立场又发生了动摇。由于在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上两次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林彪的情绪一直很低沉,抵触情绪很大。不及时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和会理会议后成天咕咕囔囔就是明证。会师后,林彪与张国焘一谈即合,显得很亲近,这不能不引起聂荣臻的焦虑和不安。

  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已西那一带等他。

  北上方针由于张国焘的拖延,迟迟不能实施。8月初,中央利用毛儿盖休整之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了北上川陕甘,创建新苏区的既定方针。会议还将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红军大学组成,徐向前、陈昌浩任指挥;左路军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由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组成,由朱德任指挥。会议决定分兵北上,毛泽东率中央政治局随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前进;张国焘率左路军以阿坝为目标前进。两军约定在巴西会合。

  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事态愈加严重,林彪也越滑越远。他的政委聂荣臻感觉到林彪似乎与张国焘达成了某种协议或默契,这从当时被视为张国焘代理人的陈昌浩的亲疏态度上可以得到证明。为了说明这一点,聂荣臻曾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险记”:

  毛主席提议上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和秦邦宪找到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我想起了张国焘要甫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陈昌浩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

  ……谈到晚上10点钟了,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着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我走了半夜多,才摸回军团部。

  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

  聂荣臻是全军公认的“最守纪律,最负责任”的政治委员,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周围的同志,特别是林彪。

  限十天之内粑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先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大概七、八个人。我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8月中旬的一天,红一军团指挥部。当电台报告左路军迟迟不肯向巴西地区推进时,林彪、左权、朱瑞等人都沉默了。聂荣臻对他们说:“我们光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搁了一个多月,再不能在草地上拖了。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出甘肃。要不,我们可就要完了。”他转身又以郑重的口吻对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

  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人住一个角落。

  “不见得吧?”对这位比自己年长7岁的政委,林彪说话总是那么一种不以为然的口气,不冷也不热。

  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马灯睡觉的。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睡过了两点就完了。我九点钟上的床,心里老在想着时间,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农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

  “不见得?我告诉你吧,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当政委,把你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把我们调离原作战部队,这意图不是很明显吗?”聂荣臻说。

  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睡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①就这样,叶剑英当晚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通知毕占云、吕继熙、陈茂生等人,一个人离开喇嘛庙,匆匆跨出大门上路。他牵着一匹骡子,来到一个磨房附近,杨尚昆已在那里等他。草原上空乌云密布,地面寒气袭人。两个人一点也不感到冷,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走出不远,就听到后面传来的马蹄声。他们躲过“追兵”,又走了好一会儿,才赶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据胡立教回忆,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高兴地说:“你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凤趣地说:“不!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在一个叉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焦急等待他们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脱险后重逢,格外亲切,大家七嘴八舌,说得很热闹。这时,秦邦宪拉了他一把,说,参座,你还不快走!叶剑英立即起身,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了。夜黑路不熟,叶剑英和杨尚昆,赶上第三军部队,已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样正在焦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会齐了队伍,便朝第一军所在地俄界进发。

  “你这是宗派主义!”一向说话模棱两可的林彪,这次一点也不含糊,反驳聂荣臻的提醒。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对于红军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号召党和红军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区。同时再次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

  “这怎么是宗派主义呢?”聂荣臻没有想到林彪口中突然飞出一顶“宗派主义”的帽子,过了一会儿,他才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不一致,从会师以来到现在一直是这样。我们应该想一想,保持警惕,这是个路线问题。”

  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立即北上。??”中央走后,张国焘于10日凌晨4时又致电中央说,已得悉中央率第三军单独北上,表示“不以为然”,公开抗拒中央命令,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同日,党中央再次向右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令”:张国焘令右路军南下,显系违背中央屡次之决定及电文。为不失时机地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俄界前进。四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团(第一、三军)后前进。”并指出:由于张国焘不能实行总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之”。

  “既然是路线问题,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张国焘的路线错了?”林彪把聂荣臻逼到了关口上。在当时,得罪权势炙人的张国焘是件十分危险的事。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1年1月13日,1982年3月12日、4月2日。

  聂荣臻并不害怕,他平静地说:“我看张国焘的路线是错的。”

  此时身为右路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等公然站在张国焘一边。他送信或致电第一、第三军领导人并转全体人员,要他们反对中共中央,说什么“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信中煽动说:“??胡为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要求“即率队转回阿西”。他公然挑拨第一、第三军和中央的关系,妄图拉拢彭德怀等领导人,同时,不折不扣地按照张国焘的“秘密命令”行事。陈昌浩发党中央单独北上以后,立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开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是“逃跑路线”等等。据当时任第四军军长的许世友于1982年11月24日回忆,陈昌浩命部队作战斗准备,准备去追,竟给第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许世友请示徐向前,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徐向前的这个决断,避免了两支主力红军的冲突,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的恢宏气度。

  林彪却不能冷静,他高声说道:“你说他的路线不对,那他们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哪?”

  由于徐向前、许世友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反对,除昌浩没有派出二十八团,但他还是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中央,进行“劝说”。同时还命令几个人拿着驳壳枪去追叶剑英,并交代:如果追不回来就打死他!据杨尚昆、伍修权、吴烈等回忆,当时李特等人在第三军后尾大吵大闹,阻挠北上,毛泽东、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出来见他们。毛泽东先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分发了中央的告同志书,然后向他们分析了北上之利和南下之弊,说了一段很诚挚很感人的话:你们愿意留下的就跟着我们北上,不愿意留下的就回。请你们回去劝说张国焘、陈昌浩,希望他们认清形势,执行中央决定,率部北上。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上,中央也欢迎。我们先走一步,也是为了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我相信,不出一年之内,你们还要北上的,一定会跟上来的。说罢,告别而去,重新上路了。

  对林彪的这番话,聂荣臻十分气愤,他按捺不住感情,“霍”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大声说道:“人多就对,那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是正确的吗?”

  但仍留下少数人保护道路、桥梁,准备随时接应四方面军同志北上。

  似这般激烈的争吵,在林彪、聂荣臻之间,尚不多见。似乎为了证明林彪的错误,没等林、聂争论完毕,张国焘便开始动作了,一场关系党和红军命运的斗争又在草地荒原中展开来。

  中央北上后,陈昌浩还强行扣留胁迫一方面军的干部南下,不许他们跟中央北上。如李伯钊等几十名去四军、三十军演出和教歌归来的干部,一到巴西就被陈昌浩下令包围缴械,软禁起来,迫令南下。陈昌浩、李特、何畏等人在总指挥部和红军大学对没有得到北上通知而想返回一方面军的干部则采取了令人无法容忍的歧视态度。

  彭德怀最先察觉到危险。当灾难还在萌芽状态时,他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9月11日,叶剑英和大家到达俄界。同日,党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改正错误,再次电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彭德怀在《自述》中说:

  张国焘置若罔闻,抗拒命令,反诬中央逃跑,制造分裂。他公然继续致电一、三军领导人,恶毒诬蔑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的行动。

  我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的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张国焘)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与张国焘的斗争及今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叶剑英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深刻地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反对北上战略方针、退却逃跑以及军阀主义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为了挽救张国焘,争取和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这个决议没有向全军公布,只发至中央委员。会议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第二天,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由俄界地区出发。14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再一次要张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继续北进,指斥张国焘“不得中央同意,私自把部队向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

  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泽东、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一处住,先一两天到达上下包座(松潘西北百余里),三军团后一两天才到达阿西、巴西,离前敌总指挥部约十五里至二十里。我到宿营地时,立即到前敌总部和毛泽东处。其实我是为了到毛泽东处,才去前总的。这时周恩来、王稼祥均害病住在三军团部。

  但是,张国焘顽抗到底,一意孤行。他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后,对朱德、刘伯承等进行迫害,另立“中共中央”,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工作,“开除”其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宣布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直至狂妄地要求取消党中央。他的反党篡军的罪恶活动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张国焘早在1924年5月就出卖革命,叛变了中国共产党。①这一次反党篡军的罪行,只不过是他叛徒本性的一个十足表现而已。

  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在前敌参谋长叶剑英处,得知一军团到了俄界地区。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没有地图,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这时杨尚昆已调其他工作,三军团政委是李富春。三军团准备了电台,编了密码,也只能说是要与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把电台密码本送给林、聂。正好送到林彪处,这天,事情就发作了。

  ①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关于张国焘一九二四年被捕和叛变的记载》。

  事实证明,送密码本给红一军团,这是在事变发生前极为关键的一着棋。电台与密码将一、三两个军团重新联络成一个首尾相应、交替掩护的战斗整体,一旦出事,即可行动。

  五“吕端大事不糊涂”

  林彪在毫无思想准备和丝毫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被推到了这场斗争的最前沿。这也是他的幸运。如果从容地让他进行选择的话,他很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

  叶剑英在长征途中将张国焘企图危害和分裂党中央、红军的密电送给毛泽东一事,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张国焘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叶剑英一生为党为人民立下的一大功绩。②对于这件事的经过,中央和红军的领导人在当时和后来曾多次谈及。1935年9月,毛泽东在哈达铺,向陕甘支队干部说,一、四方面军分家时,剑英给我送了电报,立了一大功。① 1937年3月,毛泽东在有张国焘等人在场的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他就在这里大开其督军会议,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路线。”??接着,在谈到左路军和右路军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红一军团(这时改称红一军)到达阿西后,9月上旬,林彪接到几份相互矛盾的电报,这使他估摸不定一、四方面军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②

  ——9月5日晚8点,陈昌浩发来电报,宣布“右路军七天整理计划”,指定红一军就地休整;

  毛泽东在其他时间和场合也多次谈到这件事,并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1967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曾与杨成武谈起此事,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③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同高级干部谈话时再次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我们就当俘虏啦。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那里还有点根据地,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呢?

  ——9月6日下午3时,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发来电报,命令“1军主力应集结俄界,派队向罗达侦察前进”;

  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搞那么多根据地呢?”①周恩来于1972年6月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就密电问题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剑英同志先得到张国焘的命令,一得到,马上就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得到这个消息,决心北上。??剑英同志先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脱险,立了大功。这件事情,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在座的不少同志听到。

  ——23小时后,彭(德怀)李(富春)又有电报飞至:

  不是主席总是拿这个古人的事来比喻吗?宋朝不是有位吕端嘛。古人有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主席拿这个例子多次说这个事。

  林、聂:

  当时军队就行动了??后来陈昌浩看到电报,知道了这件事,要追。据这一次徐向前同志在小组会上说,他制止了。他反对这件事情,不让追。他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我们相信徐向前同志的话,因为总有顾全大局的同志嘛。

  …………

  ②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93页。《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130页。《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71页。《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295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270页。《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569页。《毛泽东选集》第1版、第2版中“巴西会议”的注释和校订说明。

  内情复杂,1军应在原地休整,特别注意体力恢复。

  ①访问杨成武、吴烈谈话记录,1990年6月,1994年10月。

  彭、李

  ②毛泽东在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30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毛泽东年谱》上卷第666页。

  7日14时

  ③访问杨成武谈话记录,1989年4月。

  一会“休整”,一会“前进”,一会说“内情复杂”,一会又要“注意恢复体力”,林彪有些捉摸不定。他疑惑地望着聂荣臻,问道:“这捣的是什么鬼?”

  ①毛泽东在长沙和丁盛、刘兴元、韦国清谈话记录(汪东兴参加),1971年8月28日。

  聂荣臻对于红军统帅部里发生的情况虽有所知,但并不知晓内情。他沉思一会儿,对林彪分析说:“说不定张国焘想动手,那样中央就身处危境了。”

  所以那一次是一个很险恶的环境。就是说,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要不是毛主席出来制止??那个局势就很坏了。所以就是主席说的,人心,党心,党员之心,都是要团结的,不要分裂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要分裂是极少数,那是一个惊险场面,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板荡识忠臣’嘛。”②邓小平对张国焘的这一密电事件一直是肯定其存在。他的女儿毛毛记述这一事件时写道:“过草地后,张国焘一再迟滞,拒绝与中央和右路军会合,同时无视中央的一再劝告,密电在右路军当政委的陈昌浩把右路军拉出来南下,阴谋分裂和危害中央。这封密电,幸被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立即报告了毛泽东。”③陈毅于1964年12月1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把毛泽东送给叶剑英的两句赞语,写在叶使用的笔记本里:“剑英道兄正之: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①徐向前于1977年5月14日叶剑英八十寿辰之际,赠叶一首“七绝”,其中写道:“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已定。”②张闻天和秦邦宪是巴西会议的参加者,也是重要的当事人之一。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写到了这两位中央领导人当时谈话的情形:“有一次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对我说,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但张国焘耍两面派,表面上同意,心里是不同意的。??他还违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密电要右路军立即南下。??洛甫告诉我,张国焘有电报说,如果毛泽东、洛甫、博古、周恩来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洛甫告诉我上述情况后,叫我负责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张闻天向刘英也曾讲过上述同样的内容。

  为了应付突发事变,林彪、聂荣臻向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发出了一封探询式的请示电报:

  ③

  我军久滞番地,部队日益减员,应乘岷(县)、西(固)敌防薄弱之时突出为妥。目前迟迟不进,究拟如何?

  巴西会议的另一位参加者和重要当事人王稼祥曾向朱仲丽说过这件事:“叶剑英同志对党很忠诚,很机智,积极维护党的团结,他将张国焘背着中央下令右路军南下的密电及时报送毛主席,立了一大功。”④朱德在1960年11月9日的谈话中说:四方面军到阿坝时,“张国焘就变了,要全部南下,发电要把北上的部队调回,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后来电报由叶剑英同志截住,告诉了毛主席,没向下面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单独北上了。如果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①彭德怀在《我的自述》中写道:“某日午前到前总,还在谈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我和叶剑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图,和二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北进,叶示意想办法。毛主席脱险来到三②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1972年6月12日。

  9月8日,林、聂电报到达巴西时,巴西情况已如箭上弦,千钧一发。

  ①

  早在9月3日,张国焘电告中央,噶曲河水上涨,无法涉渡,建议放弃北上计划,全部红军向西南方向的川康边界推进,后又提出了“我们要南下”的口号。

  ②原件存时剑英办公室。

  9月9日,张国焘向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王(稼祥)提出“最后通牒”,逼中央就范:

  ③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3—364页。访问刘英谈话记录,1986年10月。

  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④访问朱仲丽谈话记录,1989年5月。

  ……左右两路(红军)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

  ①朱德谈话记录,成都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整理,1982年。

  如何?

  军团司令部,发了电给林、聂,说行动方针有变,叫一军团在原地等着。”②他在1959年8月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言,也谈了叶剑英在与张国焘斗争中的作用。

  同日,张国焘致电陈昌浩,命令陈昌浩率右路军迅速南下,如果毛(泽东)林(彪)彭(德怀)不执行命令,应立即“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武力解决”。

  杨尚昆1986年9月30日,在一次谈话中,再次回忆了当时密电来往,直属队“打粮”,与叶剑英星夜出走,李特“追兵”,以及毛泽东劝阻,当众散发传单等具体情景。他说:“当时中央和我们对张国焘发密电给陈昌浩,分裂党和红军这件事,都是深信不疑的。如果没有时帅获取那份密电,透露张国焘威胁并企图危害中央,中央为什么走得那样急,那样险呢?那岂不是发疯了吗?”③当时在潘州镇与杨尚昆同住一室的陆定一也回忆了类似内容。

  密码电报指明“该电由陈昌浩亲译”。事也凑巧,当电报发来时,陈昌浩正在一个政治会议上讲话,结果电报由译电员译出后交给叶剑英转陈昌浩,并说明这是密电。叶剑英当然知道此话的涵义,他根据军队保密守则没有展开电报稿。他走进会场,将电报递给陈昌浩。

  ④1984年4月3日,杨尚昆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谈话,对这段史实作了更为具体的回忆。

  陈昌浩有个特点,当他讲话讲到兴头上时,不喜欢人家打岔。他见叶剑英递给自己一份电报,便瞪了叶剑英一眼,说:“等一会儿。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1984年6月15日,李先念在与这位美国作家谈话时也谈到张国焘密电问题,他记得电文里有一句关键的话,指示陈昌浩:“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无奈,叶剑英只好退回一个座位上。无意中,他的目光扫过电文,顿时怔住了。“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武力解决”,这意味着一场火并将要发生。如不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叶剑英当机立断,借口上厕所,离开会场,疾步赶到离会场约二百米处的毛泽东住所,将电报交给了毛泽东。

  ①

  毛泽东吃了一惊,脱口而出:“势头来得好快!好猛呀!”就在两个小时以前,彭德怀曾根据一些迹象判断,张国焘有可能胁迫红一方面军南下。

  聂荣臻在1977年5月14日为叶剑英祝贺八十寿辰,曾赠诗一首:“川西传讯忠心耿,京华除害一身胆。行若吕端识大事,功成绛侯有愧颜。”其中“川西传讯”即指张国焘密电事件。1986年,他在《昌端大事不糊涂》一文中写道:“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川西懋功地区。9月,张国焘背弃中央北上的决定,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野心达到顶点。张国焘居心险恶,竟企图危害中央,电令陈昌浩带领右路军,包括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全部南下。在此党和革命处于万分危急的时刻,剑英看到这份电报,火速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并设法提供了一份军用地图。中央决定立即率一、三军团北上,脱离了险境,使张国焘危害中央的图谋落了空,也使红军日后有了北上的胜利和抗日战争的发动。在俄界,剑英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这惊险的一幕。我由衷地敬佩剑英的机警和对党中央的无限忠诚。”②1981年,邓颖超在接受爱泼斯坦、刘洪、曾淑芝采访时说:“他(张国焘)给四方面军陈昌浩发电报,要他武力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就是要把这些人抓起来。结果这份电报被参谋长叶剑英得到了,马上报了毛主席。毛主席英明果断,带领一方面军,连夜赶路七八十里,摆脱了四方面军。”③薄一波在谈到叶剑英一生中两件最大的贡献时说:“一件是长征途中获悉了张国焘要陈昌浩南下的电报,及时报告毛主席,保证了中央和中央红军按原定方向北上。记得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毛主席指定我把北戴河会议上的发言,修改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讲一次,当我讲到旧戏中王佐断臂‘为国家尽忠心,昼夜奔忙’时,几位同志插话,毛主席突然站起来讲:剑英我送你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大事不糊②《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02—204页。

  事不宜迟,毛泽东等人火速脱险,来到红三军团住地——牙弄。在与周恩来、王稼祥商量后,决定火速拔营,离开险地。叶剑英则暂留一步,俟机从陈昌浩处弄出作战地图。

  ③访问杨向昆谈话记录,1986年9月。

  “马上给一军团发报”,危境中的毛泽东又一次想起了林彪,他亲自口授了电文:

  ④访问陆定一谈话记录,1991年4月。

  林、聂:

  ①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318—325页。

  行动方针有变,你部在原地休整,待令出发。

  ②原载1986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

  ③邓颖超:《坚定的信仰,不懈的奋斗》,载《中国建设》1981年第8期。

  9月10日凌晨,叶剑英带地图率中央二局赶到牙弄。“出发!”彭德怀下达了命令。整个红三军团和中央机关闻令开拔,部队如同影子一般在月光下悄然移动,很快便无声无息。

  涂’,剑英足以当之!我想主要指这件事,当然还有其他的事!”①当时曾受叶剑英之托保管甘肃地图的萧向荣和接到叶剑英电报立即从包座返回总指挥部的刘志坚,以及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叶子龙、陈昌奉、黄有风、范金标等回忆密电事件和中央脱险的经过,都证实了密电确实是迫使中央突然率领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下午5时,红三军团到达拉界,距红一军团住地俄界尚有一天的路程。这时,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联名向红一军团发出了通报情况的一封电报:

  徐海东将军当年虽然没有直接接触张国焘密电事件,但他听毛泽东亲自向他谈过这件事的经过和叶剑英的功绩。徐文伯回忆说:“父亲生前非常敬重叶剑英,常常告诫我们要好好向叶伯伯学习,毛主席多次夸他大事不糊涂,当年张国焘闹分裂时,多亏他把张要右路军南下的密电送给毛主席。主席说,好险啊,差一点脑袋就搬家了!”

  林、聂:

  此外,还有一些与张国焘密电事件有关的当事人、知情人,以及许多参加过长征,了解同张国焘斗争情况的老同志,如凯丰、成仿吾、萧劲光、何长工、黄克诚、伍修权、罗瑞卿、耿飚、杨成武、宋任穷、许世友、宋时轮、李聚奎、王平、陈士榘、李伯钊、余秋里、欧阳毅、孔石泉、莫文骅、孙毅、方强、叶楚屏、吴烈、何廷一、曾希圣、童小鹏、钱益民、石敬平、贺俊桢、周涌、钱江、戴镜元、李质忠、颜太龙、范希贤、徐国珍等著文、谈话,回忆张国焘的密电事件,都有同样的记述。他们认为,叶剑英获取张国焘密电这一功劳已载入史册。当年,张国焘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是张国焘错误路线发展的必然结果。党中央同张国焘这场斗争,不仅关系到当年参加长征同志的个人命运问题,更主要的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①1982年3月12日,叶剑英看过吕黎平回忆的电文抄件后说:“意思是这样。”其后,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人杨尚昆、胡乔木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10月6比叶剑英办公室工作人员摘录了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等关于密电的谈话材料,并整理一份《关于吕黎平回忆长征途中张国焘“密电”事件的一些情况》。他们把这些材料呈报叶剑英。叶剑英看后,当即报给杨尚昆、胡乔木。②1984年9月7日,曾在长征途中任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的吕黎平在军事科学院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说:张国焘的电文内容以前我回忆的只是大意,事过五十多年,不一定记得一字不错,但有几点是肯定的:(一)坚决反对北上;(二)要右路军回头南下;(三)如中央不同意南下就要监视其行动,要“彻底解决”。此后他又有专著论述这一问题。③中共中央对叶剑英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的斗争,作了高度评价和明确的结论。1985年9月16日,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在写给叶剑英的致敬信中说:“长征途中,您同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阴谋进行勇敢机智的斗争,为党立了大功。”叶剑英逝世以后,经邓小平审阅、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由胡耀邦于1986年10月29日代表中央在叶剑英追悼会上致的悼词中,再一次肯定了这一历史事实,说毛泽东同志后来屡次称赞这是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一个大功。

  (一)张国焘违背战略方针,令右路军南退,中央已去电申斥(不得下达);

  ①簿一波接见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等谈话记录,1994年7月5日。

  (二)中央今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开抵拉界,明日到俄界;

  ①各该同志的著作、回忆、访谈录,1937—1994年。

  (三)拉界到俄界里程、沿途情况、给养条件如何望立报,并请准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宿营地。

  ②访问王守江、张燕谈话记录,1986年10月。

  彭德怀李富春

  六北上到吴起

  接到电报,林彪几天来的疑惑终于明白了。他还能说什么呢?他只是咕哝了一句:“又闹翻了。”

  1935年9月中旬,陕甘支队在北上进军中,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部队斩关夺隘,越过岷山,于17日攻克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甘南的哈达铺。陕甘支队在哈达铺进行休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红一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红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休整后,叶剑英率领第三纵队继续北进。9月27日,红军占领榜罗镇和通渭县城。在这里。叶剑英和几位同志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有关陕甘苏区的消息,遂向中央提出北上陕北的建议。①其时,中央也正在分析全国局势,对陕甘苏区和西北军的情况尤为关注。在榜罗镇,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根据陕北尚有相当规模的苏区和红军等情况,决定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进至陕北,和当地红军一起,保卫和扩大陕北根据地。会后,陕甘支队分三路北上,于10月上旬翻越六盘山主峰,在铁角城附近,与敌骑兵遭遇,发生激战。当时,彭德怀、叶剑英站在一个山头上的破庙里用望远镜观察敌情。突然,彭德怀一把将他按倒,一颗子弹从头上呼啸而过。叶剑英对这件事一直铭记心头,曾多次对孩子和身边工作的同志说:“彭总救过我的命!那一次好险啊!”①陕甘支队继续向吴起镇前进。在吴起镇何连湾一带,彭德怀、叶剑英指挥部队消灭了一股敌军。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叶剑英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击溃尾追的敌骑兵2000余人。22日,叶剑英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

  9月12日,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领导随三军团到达俄界,并在此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至此,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历时1年、途经11个省的2.5万里长征。长征在中国和世界人民面前高高矗立起一座丰碑。它铭刻着红军男女战士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战的壮丽史诗。叶剑英以对党的耿耿忠心和殷红鲜血为这首史诗谱写的光辉的篇章,永放光华。

  张国焘得悉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后,急忙打电报给林彪等军团军政首长,希望以前煞费苦心的策动工作没有白做。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3月18日。

  (甲)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后悔之无及。

  ①访问叶剑英亲属谈话记录,1990年4月。

  …………

  (丙)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的。

  望诸兄细思吾言。

  张国焘的电报此时打来,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彭德怀、聂荣臻、李富春自不必说,一度对张国焘颇亲近的林彪也不能不对这封电报嗤之以鼻。

  因为,毛泽东就在自己身边。毛泽东看了张国焘的电报,付之一哂,说道:“让历史裁决吧!”

  中央红军脱险北上,进抵腊子口下。腊子口是进入甘南地区的险道要隘。倘若腊子口打不开,中央红军往南不能返回,朝北走不过去,进退不得,将陷入绝境之中。

  攻打腊子口的战斗,毛泽东交给了林彪。林彪立即给刘亚楼、黄、陈光、肖华发报,命令他们迅速占领哈麻、里朵作为北上据点,准备进攻腊子口。随后,林彪、聂荣臻冒雨赶往腊子口下。从山下往上看,山口宽约三十米,两边是悬崖陡壁,无路可通。山口下面的两座山峰之间,是一条深不见底,水急浪高的沙河,河上横架一座木桥,把两山连接在一起。

  为了阻止红军北上,甘肃军阀鲁大昌在木桥和山口处布置两个整营的兵力,山后囤积了大批粮草和弹药。距此不远,岷州城内随时有援兵增援腊子口守敌。

  “事关全军命运,”林彪一咬牙,对杨成武说,“腊子口是座刀山,你们也要给我上。不然,我们还得退回去。”林彪批准了四团的作战计划,即杨成武率一连人直攻木桥、隘口,王开湘带一连人迂回敌后,策应杨成武进攻腊子口。

  进攻腊子口的战斗从9月16日入夜时分开始,一直打到17日凌晨才结束。杨成武指挥的正面部队发起六次连续冲锋,最后在王开湘的侧翼部队掩护下攻克了天险腊子口,穷追溃敌三十五公里。

  腊子口一役,缴获粮食十万斤,盐巴两千斤。这对于已经饥疲不堪的红军来说,可谓是无价之宝。

  腊子口得手以后,林彪立即将战况报告尚在里朵寺等候消息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他自己即和聂荣臻一起赶往哈达铺,准备迎接毛泽东等人。

  9月19日,林彪一行抵达哈达铺。这天,一位名叫曹德连的连指导员奉命去邮局寻找敌人的报纸。在邮局,他找到了一大摞国民党《山西日报》。报上,有一则阎锡山进攻陕北红军的消息。

  曹德连把报纸送到了军团部。林彪和聂荣臻看到这则消息,大喜过望。他们深知这则消息在红军统帅部中的价值。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快给毛主席送去!”

  毛泽东本人在当时消息闭塞的情况下,也没有想到陕北会有一支红军力量在活动,还有一块红色区域。

  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兴奋不已,他激动地高声说:

  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向陕北进军。

  就这样,一个偶然的事件,成了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中央红军由此决定了自己的落脚点和归宿。

  历史也把林彪裹挟到了陕北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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