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沙贵宾会官网-金沙贵宾会网址-金沙贵宾会vip登录

热门关键词: 金沙贵宾会官网,金沙贵宾会网址,金沙贵宾会vip登录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1945年蒋介石为何迫不

- 编辑:金沙贵宾会 -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1945年蒋介石为何迫不

尽管时局仍旧笼罩着一片乌云,但谁都看得出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毛泽东一直坚信:“决定中国事情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①他在指导同国民党谈判的同时,密切注视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具体指导各敌后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准备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这种准备是从一九四四年春天开始的。
  这一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准备担负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重大责任,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必要准备:一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二是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毛泽东说:“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②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向哪里发展?毛泽东早就确定了一项十分明确的原则:只能向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敌后地区发展,也就是从侵略者手中光复失去的国土,而不能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去发展。一九四四年,日军实行“一号作战”的计划,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河南、湖南、广西等大片国土沦丧,当地民众迫切期待有人领导他们起来反抗侵略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机立断,确定开辟河南、发展苏浙皖、进军湘鄂西。用毛泽东的话来概括,就是“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那里。”③
  人们可以从比较中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一边是正面战场出现震动中外的豫湘桂大溃退,一边是敌后战场进入大规模的反攻作战,一个是后退,一个是前进,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四月二十二日,日军沿平汉铁路向河南中西部发动进攻的第五天,毛泽东立刻命令八路军袭击它的后背,“乘机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展豫西工作基地。”④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派一部兵力南下豫东;太岳军区派两个团过黄河挺进豫西;新四军第五师组织七个连沿平汉铁路北上河南;新四军第四师派部西进豫皖苏地区。各部队相互配合,经过短短半年多的时间,迅速打开局面,收复了原被日军侵占的大片土地,将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结在一起。
  对苏浙皖地区的发展,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为了配合将来美军的登陆作战,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一带的大城市。八月三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向华中局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使上海、杭州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⑤。十二月,在粟裕指挥下,新四军南下部队分两路渡江,开始了发展东南的任务。为了加强这个地区的工作,毛泽东、刘少奇要求新四军军部考虑建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苏南和浙东的军事活动。一九四五年一月,苏浙军区成立。
  派八路军一部南下进军湘粤赣,是毛泽东这时的一项大胆战略决策。这是日军沿粤汉铁路南下时夺占的土地。毛泽东的考虑是:太平洋战争后期,如果日军向山东等沿海地区退却集结,这支部队便可以转入反攻,收复更多失地。战后,万一蒋介石发动内战,它也能牵制南方一翼,掩护各解放区自卫作战。⑥这个行动的特点是远离根据地,完全独立地作战,因此,中共中央对这一行动格外慎重,经过了多次讨论,反复研究。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最后商定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主力南下,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等八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南征部队命名为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
  毛泽东十分关心这支部队的南下行动。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向准备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说:国民党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老百姓都仰望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要百分之百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就现在的环境看,还需要大大的发展,广东、湖南、河南都可以大发展。”⑦他在这次讲话中以柳树和松树来生动地譬喻共产党员的机动性和原则性,他说: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但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
  毛泽东约见王震时还对他说:“战争越扩大,革命越发展,战争越持久,革命越深入。我们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到日本军队的后面去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解放自己,推翻敌伪的残酷统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⑧
  十一月一日,即将出发的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大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开始讲话。他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将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⑨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的讲话,为我们南征从指导方针、政策、策略和工作方法等方面指明了方向,武装了思想。”⑩
  后来,由于战争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的投降比人们的预料到来得更快,南下支队进军湘粤赣的计划没有全部实现。但是,他们在近一年的时间中,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省,到处撒下革命的火种,对发展这些地方的革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内容摘要: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日, 即给毛泽东发去电报,后又连发两封电报,催促国共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一次比一次急切,表现出少有的热情。 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是因为当时国内国际大背景下的历史必然。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日,蒋介石即给毛泽东发去电报,后又连发两封电报,催促国共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一次比一次急切,表现出少有的热情。蒋介石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是因为当时国内国际大背景下的历史必然。 蒋介石真的措手不及 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后,美英苏三大国就酝酿着早日结束亚洲的战争,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7月16日,三大国在德国柏林郊外波茨坦召开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波茨坦公告》。但日本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声称要「决心战至最悲惨的结局」。 蒋介石对即将到来的胜利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还在卢沟桥事变8周年发表纪念文章,号召全国军民还要有长期作战的精神准备。 美国总统杜鲁门早就想尽快结束战争,7月21日,他在得知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后,对于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心中终于有了底。8月6日晨8时,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腾空而起的耀眼的蘑菇云也惊醒了斯大林,苏联于8日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出兵东北。骄横的日本军阀还是不投降。9日11时30分,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广岛和长崎遭受灭顶之灾,日本天皇很快便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 胜利来得太突然了,蒋介石真的措手不及。此时,国民党军事主力偏处西南,日军仍然占领自东北至广东的大片国土,接收与缴械的问题已迫在眉睫,诸如广州、长沙、武汉、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徐州、郑州、洛阳、青岛、济南、北平、天津、山海关、承德、赤峰、多伦、古北口、张家口、归绥、太原、包头、石家庄等战略要点的接收,对于蒋介石来说至关重要,而他的主力部队距这些地方都太远。 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120万,民兵也有220万,解放区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密切关注著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局势。8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军任务的决定》,明确指出: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一定向解放区进攻,和我们就接收问题,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日,蒋介石即给毛泽东发去电报,后又连发两封电报,催促国共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一次比一次急切,表现出少有的热情。蒋介石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是因为当时国内国际大背景下的历史必然。 毛泽东对抗战胜利后将要出现的情况,已是洞若观火,胸有成竹。8月13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社论中,再次明确提醒全党,「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并斩钉截铁地表明了应对的方针:「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命令,号召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并命令附近的日伪军在限定的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拒不投降,立即予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将接收其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6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伪所占地区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包括要求冀热辽解放区等地的部队向东北进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蒋介石急了,慌忙以最高统帅的名义给八路军发出强硬的命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当然,蒋介石也很清楚,八路军、新四军是不会买他的账的。现在对于他来说,时间是最关键的问题。他于是装出一副谦恭的样子,邀请毛泽东来重庆,以谈判拖延时间。 事实也确实如此,就在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邀请之际,上海、浙江的汉奸武装,摇身一变为国军,阻止新四军的进入。广州等27个战略要点,除张家口、古北口由八路军解放,多伦、赤峰、承德为苏军和外蒙古军占领外,其余的战略要点,多由美国抢运的国军所接收。 斯大林两次来电催促 蒋介石最担心苏联出于政治信念的立场,会全力支持中共,使其日渐坐大。 其实,蒋介石哪里知晓斯大林对毛泽东有着很深的误解。抗日战争初期,当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斯大林就十分不满,唯恐这种「独立自主」无边无际,以至得罪国民党得罪蒋介石,影响到苏联的战略利益,于是,他立即派王明回国监督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日,蒋介石即给毛泽东发去电报,后又连发两封电报,催促国共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一次比一次急切,表现出少有的热情。蒋介石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是因为当时国内国际大背景下的历史必然。 斯大林一直过高地估计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中共的力量,甚至认为战后的中国只能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只能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来实现中国的统一。共产党只有妥协,避免内战,建立以蒋介石为领袖的联合政府。直至1948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还说:战后我们曾邀请中国同志到莫斯科来,讨论中国的形势。我们直率地对他们说,中国同志应设法和蒋介石达成妥协,他们应参加蒋介石政府并解散自己的军队。 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在蒋介石第一封电报发来时,据1945年8月17日《解放日报》,中央在致徐冰、张明电报中指出:「请毛往渝,完全是欺骗。」中共中央还针对来电,以朱德的名义公开提出6点要求,其中包括「国民党在接收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必须事先与中共商量并取得一致」。换句话说,这些要求如不能实现,那么,毛泽东的来渝谈判也就不可能。 对于国共重庆谈判,斯大林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表示了明确的态度,支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否则一但打起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在蒋介石给毛泽东发来第三封电报时,斯大林也发来了第二封电报,再次催促毛泽东成行,并指出,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如果内战真的打起来,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还在电报中担保:你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谈,你的安全由苏、美两家负责承担。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日,蒋介石即给毛泽东发去电报,后又连发两封电报,催促国共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一次比一次急切,表现出少有的热情。蒋介石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是因为当时国内国际大背景下的历史必然。 民主人士从中斡旋 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几乎在同一时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七大从4月23日开至6月11日,国民党六全大会则是从5月5日开至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主张。 国民党六全大会很快就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坚决拒绝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还在政治总报告中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 同时,从1945年1月以来,国民党军队一直没有放松对中共武装力量的压迫和打击。 国共之间剑拔弩张的形势,急坏了中间人士,他们担心大规模内战的发生。以褚辅成为首的7名参政员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从速完成团结。中共中央十分体谅褚辅成等人的良苦用心,于16日复函,恳切表示出和平的意愿,并邀请他们前往延安。 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除却因病的王云五,6位参政员于7月1日从重庆飞抵延安。他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的热情接待。双方达成《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取得两点共识:一、停止进行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中共中央对和平表示出积极的态度,甚至作出了一定的妥协,并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要国民党改变反共政策,可以考虑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中共对于和平谈判,已经发出了十分明显的信号。这样,中间力量才得以从中斡旋和游说。 1945年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 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共同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张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采取调和态度,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和思想自由。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向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 和平、民主、团结,成为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关键词。蒋介石正是接过这些口号,作为邀请毛泽东来渝的重要理由。 然而,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会慨然成行,更没有料到毛泽东到重庆后,异常活跃,会客访友,如鱼得水,媒体会面,妙语解颐,一扫几十年来被妖魔化的形象,更因一首《沁园春·雪》,在山城刮起不大不小的旋风,展现出毛泽东政治家文人的神采和魅力。蒋介石又失算了。

  做好城市工作,是中共六大决议中就提出来了的。但是,十年内战中,没有条件去实现它。一九四四年春天,毛泽东重新提出这项任务,并且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客观形势所决定的。那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有很大的发展,日本侵略者所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都处在这些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之中,而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却远在中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黄河以北几乎没有国民党精锐部队的踪迹。因此,预计当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八路军和新四军完全有可能首先进入这些大城市。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结果,也是一种历史的机遇。毛泽东认为,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再不提出这个任务,“我们在抗战中将犯大错误”⑾。
  六月五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这份指示明确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来执行,“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⑿会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以彭真为主任。会议还建议中共七大的议程中增加城市工作这一项。九月一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又决定: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及城市工作部,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彭真为部长、刘晓为副部长,来进行这方面工作的准备。
  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在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都需要积极地做好准备。
  为什么需要做好经济工作?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⒀毛泽东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经济工作。他又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还是处在个体经济和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这就要采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办法”⒁。
  在农村,怎样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个很大的问题。农民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仍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必须“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⒂减租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毛泽东要求基层干部用极大的精力帮助农村群众开展生产运动。他说,这样做,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可以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为将来之用。
  民众要进行生产,部队能不能从事生产呢?有人认为部队从事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了;机关从事生产就不能工作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以大量事实说明:不但在敌后解放区中那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内的民众可以生产,军队也可以生产。他提倡各地学习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经验,为大反攻积极准备物质基础。毛泽东在社论中强调:“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⒃
  对文化工作,毛泽东提出的口号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⒄这时,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名文盲,迷信思想仍严重地影响着广大群众。毛泽东认为:“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⒅他号召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他要求广大干部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到一九四四年底,国际形势变化得很快。毛泽东估计: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提出解放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努力。毛泽东鼓舞人心地指出:“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⒆
  一九四五年一开春,国内形势就出现可喜的发展势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展开局部反攻,华北和华中各大城市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万人,十九块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已经接近一亿。
  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也令人振奋。在欧洲战场上,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也乘胜不断向日本本土进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了。

金沙贵宾会网址 ,关键词:

  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
  就在这个历史时刻,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在同一个时刻,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重庆拉开帷幕。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代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之命运。
  为了开好七大,中国共产党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四月二十一日,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说明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满怀深情地对大家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二十四年中,“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他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最后,他向全党发出号召:“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弟姐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⒇
  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
  这座风格别具的礼堂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为迎接七大而自己动手修建的。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两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这十二个醒目的大字同会场后面的题词“同心同德”,烘托出会议的主题。大厅两侧的墙边插放着二十四面红旗,象征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的奋斗历程。插放红旗的V字型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当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和二百零八名候补代表带着一百二十万党员的重托走入会场后,庄严肃穆的礼堂充满了团结喜悦的气氛。雄壮的国际歌声响起,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始。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言简意赅,吸引住了全场的代表。他说:
  “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引者注);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引者注)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21)
  面对这样的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和方针是什么呢?毛泽东坚定不移地回答:“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第二天,毛泽东向中共七大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这份报告是在广泛听取代表意见的基础上,三月三十一日在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讨论通过的。
  报告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这是党制定纲领和各项政策的出发点。报告指出:“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毛泽东曾说,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地讲出国际国内“人心向我”的结论,但是写出了“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
  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八年抗战中国共两党由于执行两条不同指导路线而取得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指出这两条道路的争论“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毛泽东说,八年的抗战考验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次大会应该对此作出结论,作为今后奋斗的指针。
  报告的中心是阐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纲领和政策。就纲领来说,同几年前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相比较,两者相同的地方是:都把党的纲领区分为最高纲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和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当然,《论联合政府》在这时再次谈这个问题也有它的特殊针对性。共产国际解散后,有些人叫嚷要“解散”中国共产党,也有人提出要中国共产党改换名称。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这种特殊针对性作了如下的说明:“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去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22)不同的特点是,《论联合政府》中把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加以区别,又着重地阐述党的具体纲领,而《新民主主义论》中主要是讲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没有去谈具体纲领。这反映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
  对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论联合政府》比《新民主主义论》有重要发展的是:强调了要允许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得到比较大的发展。而《新民主主义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重点是放在“节制资本”方面,也就是说: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家所有,但并不没收非独占性的规模不过大的“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作了这样的说明:《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23)
  为什么共产党人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倡导它的发展呢?《论联合政府》中回答道:“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24)他在《论联合政府》的“工业问题”一节中,本来还有一段专门论述吸收外资的话:“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在一九五三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把这段话删去了。这可能同当时的客观形势和毛泽东主观认识的变化都有关系。
  所谓具体纲领,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过程的一定时期内所适用的纲领。《论联合政府》中共提出了四十条,主要内容是: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人民的统一;建立人民的军队;实行农村改革(抗日期间实行减租减息);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在这些具体纲领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联合政府”。报告强调:“一切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这也就是“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的意思。报告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两个步骤:第一,“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报告说明,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25)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那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的提出,对自觉地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一天,毛泽东向大会做了口头报告。他从书面政治报告的内容中提出三个问题,更充分地展开论说。这三个问题是:路线问题;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党内的几个问题。
  关于路线问题,毛泽东指出:七大决定的政治路线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毛泽东强调;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一切革命。“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26)
  关于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毛泽东再次阐述了他在书面报告中所说的要发展资本主义问题。他说:关于资本主义,“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他进一步批判了民粹主义的思想,说:“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27)他指出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是太急了。他强调: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毛泽东一开始就谈党性和个性的问题,批评一些人认为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的错误观点,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二者的关系:在共产党内,党性是普遍性,个性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对干部问题,他指出: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他还提倡党内要讲真话,做到“不偷、不装、不吹”,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如此。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
  毛泽东报告的最后说了一段充满革命激情的鼓舞人心的话:“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二十四年来有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28)
  随后,朱德和刘少奇分别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刘少奇作的修改党章报告中说,“党章的总纲上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七大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是七大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果。
  二十四年来,中国共产党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足,在革命斗争中、工作中吃过不少苦头,走过不少弯路。事实证明: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才能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是接受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和迂回曲折的探索后形成的。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那末毛泽东所作出的贡献无疑是最主要的,所以,用毛泽东的名字来作为这种思想的代表是很恰当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总纲中写入这一点,还因为有这样的客观需要。胡乔木中肯地评论道:“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通过这个,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确定下来。为什么四十年代中国党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党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29)
  大会期间,代表们在讨论中对几个报告发表了很多意见。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一共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指出,世界将走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向。但是,应该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看形势,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现在还不存在。关于国内形势,毛泽东说: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我看光明多得很,但我们更要准备困难。毛泽东列举了今后可能出现的十多种困难,如外国大骂;国内大骂;被占去几大块根据地;被消灭若干万军队;爆发内战;外国干涉;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等等。还有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他满怀信心地说:终久我们是要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信这一条。
  关于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毛泽东强调领导者要有预见,要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他特别举出这次大会提出的要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等问题,就是属于预见。这些问题今天还没有,甚至大家还感觉不到,但是如果看不到,如果犯了错误就不得了。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我们要提倡想问题,就是要开动脑筋,还要善于分析问题。“我们党内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框子,无论做文章、讲话,都用这个框子去套。这个框子就是所谓党八股。我们要打破这个框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人分析不了,就大家来交换意见,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问同志们,问老百姓。”要准备转变,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对各方面的转变,我们要作准备。还有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即“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
  毛泽东富于感染力的讲话,常常被一阵阵掌声打断。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大会最后通过决议:“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30)
  《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是公开发表的。它被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发,不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大后方也引起轰动。这本小册子在重庆发行了三万册,“有人接到后一夜未睡觉,一直看完”。正在参加国民党六大的有些代表看了后也称赞:“共产党说的头头是道,有办法。”
  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事日程。这项工作能否做得好,关系着这次大会能否真正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此,当代表们还在讨论大会的几个报告时,七中全会主席团已对选举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
  当时议论得最多的是选举的标准,也就是按照什么原则来进行选举。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二、这届中央委员会要选拔许多新同志,还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即各个山头;三、候选人是不是必须要有完全的知识才能当选。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在五月二十四日向大会做了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
  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七大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选举标准,就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总原则下,对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对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就要选。他尖锐地指出: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因此,“要练习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过原则分歧、打击过我以及开除过我的党籍的人合作。我们在要求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个原则下去同他团结、合作。这一条,的确要练习,不练习就做不到,练习就可以做到”。选举中要不要注意照顾各个方面,也就是照顾各个“山头”呢?他说:七大主席团认为还是要照顾才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这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一定要认识山头,要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是有缺点的。“鉴于这一点,我们这次选举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至于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要通晓各方面知识,毛泽东说:“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如果经过同志们考虑,采取了主席团这样一个组织路线的话,我们相信这个中央将是缺点比较更少的中央。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就可以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
  经过反复的酝酿和预选,六月九日进行了正式中央委员的选举,十日大会公布选举结果,共选出正式中央委员四十四人。但是,王稼祥没有当选。这使毛泽东很不安。六月十日,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他在大会上专门谈了王稼祥问题。他说:王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同时也说明:“当然,这不过是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选举结果,王稼祥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六月十一日,中共七大在团结、胜利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毛泽东情绪饱满地站在主席台上,他这时候的心情,也许只有那些同他一起经历了二十多年千辛万苦的探索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人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种局面来之不易,是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换得的。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后,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闭幕词,他高度评价七大的历史性作用,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号召全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六月十九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十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这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起来了,这是历史作出的选择。

作者简介:

  和中共七大几乎在同一个时候举行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一条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相反的道路。在五月十七日公开通过的《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中,指责:“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第二天,蒋介石在内部所作的第二次政治总报告中更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为了欺骗舆论,会上提出要在七月七日召开国民参政会,为在这一年举行国民党早在抗战前选出、由它一手操纵的所谓“国民大会”作准备。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七大主席团会议,讨论是否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问题。他说:我们不出席参政会,跟着也就不参加国民大会,不参加好处很多,因为这一套都是独裁,而以民主为招牌。这次不参加是给美蒋一个警告,给反蒋的民主派撑腰。根据会议决定,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关于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不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的新闻稿,说明不参加的理由是:第一,从去年九月以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在全国解放之后实行自由的无拘束的人民的选举,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正式政府,这些合理的要求在谈判中一再遭到国民党的拒绝;第二,此次召开国民参政会,国民党政府事前并未与中共或其他党派商议,完全是一手包办,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符合;第三,国民党六大不顾全国一致的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地决定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那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而这次参政会上就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现国民党六大的反动决议。中共方面为保卫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利益起见,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以示抗议。(31)
  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阐释道:我们决定不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就是把一个问题摆到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可做。毛泽东还提出,在蒋介石不肯改弦更张的情况下,要加紧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会,向联合政府发展。(32)
  国共之间的紧张局面,引起中间势力的严重不安。六月二日,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从重庆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大意是讲:团结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全国国人所渴望,希望继续商谈。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褚辅成等,表示愿意商谈,并欢迎他们到延安来。
  七月一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从重庆飞抵延安(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他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的隆重欢迎。在短短三天内,毛泽东同他们多次倾心交谈。
  毛泽东同褚辅成等六参政员就国共关系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褚辅成等认为国共两党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毛泽东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会谈气氛融洽,“彼此都十分坦诚,十分恳切”。最后,双方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一,停止进行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还建议国民党当局:“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33)六参政员同中共方面取得的两点共识和中共对国民党当局的建议,构成了《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
  在同黄炎培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他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34)
  七月五日,六位参政员飞返重庆。黄炎培在他所写的《延安归来》一文中反映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心情:“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验过,为了没有政权和军权,当然一切说不上,路线倒是相同的。我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至于方针定后,他们执行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35)

田居俭

  这时,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比毛泽东原来预想的要快得多,他在五月三十一日向中共七大作结论时还说:“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还准备日本军队可能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还准备可能要集中二十到三十个旅去打大城市。但是,局势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化。七月二十六日,中、英、美三国政府以宣言的形式公布《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八月六日、九日,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长崎两地投下原子弹。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提前出兵中国东北。这一连串紧接而来的事件,大大加速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到来。
  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毛泽东首先说:中共中央准备发表一个关于苏联对日宣战问题的声明。他接着说: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配合作战是同苏联红军配合,具体的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对日军我们应广泛发展进攻,这与制止内战有关。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这不会犯冒险主义,要学习较大规模的作战。如果在战略上今天还不放手,就会犯错误,当然战役上要谨慎,可能攻开的就攻。日本交防给蒋介石,这种接防一般地是难于阻止的,中间是蒋的,我们的文章就在左右两翼做。他还指出:美国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故我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将随着日本垮台而增加。(36)
  同一天,中共中央主席对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声明说:由于苏联对日宣布对日作战,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全国人民应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会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军进行广泛的进攻,扩大解放区,并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迅速占领可能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一万万民众迅速投入对日本侵略军的全面反攻,光复了大片国土。
  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结果,是中国人民付出三千五百万人伤亡和无数财产损失的巨大牺牲换来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日本投降了!”胜利的消息传来,延安城内外一片欢腾。毛泽东和边区人民一起,沉浸在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喜悦中。

【作者简介】田居俭,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9)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篇章。它是中国人民在近代第一次完全战胜外来侵略者的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
  这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正是这场战争,极大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人民。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这场充满了惊涛骇浪的战争,同样也极大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指针的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成熟的。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在近代中国,哪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人民最坚决而又成功地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把祖国从危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谁就能取得人民最真诚的信任和拥护。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广大民众充分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凝聚成一股任何外国侵略者都无法战胜的巨大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历史洪流中纯熟地驾驭局势,始终清醒地指明夺取胜利的正确方针和办法。
  抗日战争不仅锻炼了中国人民,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也使越来越多的人从八年抗战的无数事实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奔集到它的旗帜下来。到抗战胜利到来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已远非抗战开始时的状况所可比拟的了。这种影响往下延伸,为日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同执政的国民党联合—决裂—再联合—再决裂直至最后斗争胜利的产物,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八年来,不断探索、完善、实践建国理论、纲领和方案的必然结果,开辟了历史新纪元和谋求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广阔道路。

  ① 毛泽东对即将开赴前线的干部的讲话记录,1944年10月25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46、947页。
  ③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11月23日。
  ④ 毛泽东致滕代远、邓小平转杨得志、苏振华、黄敬等的电报,1944年4月22日。
  ⑤ 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致华中局的电报,1944年8月3日。
  ⑥ 王震:《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人民日报》,1983年12月19日。
  ⑦ 毛泽东对即将赴前线的干部讲话记录,1944年10月25日。
  ⑧ 王震:《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人民日报》,1983年12月19日。
  ⑨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229页。
  ⑩ 《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日。
  ⑾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6月5日。
  ⑿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记录,1944年6月5日。
  ⒀毛泽东会见出席边区职工代表会的代表们的讲话记录,1944年5月22日。
  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16页。
  ⒂《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16页。
  ⒃《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4、1011页。
  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4、1011页。
  ⒅《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4、1011页。
  ⒆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上的讲话记录,1944年12月15日。
  ⒇《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7、10、16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5页。
  (22)《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00页。
  (2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00页。
  (2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60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86、1079页。
  (26)《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20、121、126页。
  (27)《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20、121、126页。
  (28)《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58页。
  (29)胡乔木谈话记录,1990年2月19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0、11页。
  (30)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52页。
  (31)《新华日报》,1945年6月23日。
  (32)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6月19日。
  (33)《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1945年7月3日。
  (34)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150页。
  (35)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150页。
  (36)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9日。

【关 键 词】中华人民共和国 创建历程

20世纪40年代末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也谱写了世界历史新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从此走进当家做主的新时代,并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谋求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同执政的国民党(1927年后主要是蒋介石集团)联合—决裂—再联合—再决裂,直到排除自绝于中国革命的蒋介石集团,联合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筹建新中国的胜利产物。更是自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来,在各革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从事政权建设(如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晋察冀边区政府,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人民政府、东北人民政府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等),从地方到中央再到全国,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全面实践共产党的建国理论、纲领和方案的必然结果。

  “重建国家”的最初尝试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纲领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1]但是,对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重建国家”,并不十分明确。1922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认,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接受其领导。大会通过对国情的分析,制定了革命分两步走的纲领。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打倒封建军阀,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了实现最低纲领,大会强调:“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2]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1923年6月,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点讨论国共两党合作问题。依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对“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然终为中国惟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是民主的联合战线中的重要分子”[3]的估计,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号召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通过党内合作,“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4]

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做出国共两党合作并改组国民党的决定。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在开幕词中提出:大会的根本任务是“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然后再用“政党力量去改造国家”。[5]大会通过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际上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并以此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鉴于辛亥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的失败教训,孙中山在大会期间决定创办为“改造国家”服务的军校(即后来的黄埔军校)。在黄埔军校办学过程中,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大会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时,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等当选。大会还通过党章正式承认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议决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国民党员。为了发动工农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专设工人部和农民部。这些举措意味着国民党将被改组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共产党将通过在国民党内的合作,取得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以“重建国家”。

国共两党合作后,国民革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工人运动从1923年“二七”惨案后的低谷走向高潮,兴起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农民运动则势如破竹,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尤为迅猛。工农运动的高涨,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1925年7月,国民党把孙中山先前在广州建立的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由汪精卫任主席。随后,把黄埔军校校军和驻粤的各路地方军统一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由蒋介石任总司令,并于1926年7月分三路进行北伐战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从广州打到武汉、南京和上海,消灭了北洋军阀直、皖两系主力,占领了江南。在北伐战争的高潮中,国民政府还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年底,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手握军权的蒋介石集团背叛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发动“四·一二”政变,倒转枪口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并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把共产党“重建国家”的最初尝试浸入血泊之中。

  从“工农武装割据”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从血泊中站起来的共产党人,只好单独承担“重建国家”的重任。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等率领经过北伐战争洗礼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在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拉开了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

南昌起义后第六天,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会后,毛泽东奉命回长沙向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传达会议精神,并策划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省委会上,毛泽东强调:“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实行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6]9月,由于攻打城镇失利,毛泽东毅然率领起义队伍转入江西农村,途经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政治改编,然后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工农武装带到宁冈县茅坪,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1927年11月,茶陵县建立了第一个工农兵政府。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参加湘南暴动的农民开赴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为加强政权建设进一步提供了军事保障。此后,新建的政权改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5月下旬,在茶陵、遂川、宁岗、永新、酃县、莲花六县建立的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基础上,以茅坪为中心建立了湘赣边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统一领导井冈山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1929年1月,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毛泽东、朱德又率领工农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挺进,把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推向更广阔的区域。到1931年7月,形成了拥有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的中央根据地。同时,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东江、琼崖等根据地也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四年的形势发展,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正确。

为了统一领导各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宪法的任务“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它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地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和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宪法又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7]大会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红军问题决议案》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等立国文献。通过民主选举,大会选出由六十三人组成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下设人民委员会即临时中央政府(1934年召开的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称中央政府),毛泽东兼任主席。大会决定将瑞金作为首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共产党直接领导和全面管理国家的第一次尝试。尽管它“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8]甚至连国名都是套用苏联的,有些政策也不合中国国情,但是,它却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同蒋介石集团执政的中华民国分庭抗礼,标志着共产党在“重建国家”道路上又迈出可贵的一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伊始,就高举两面大旗:一面是工农民主专政,一面是抗日救国。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决心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并组织抗日先遣队北上。然而,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导致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转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被迫放弃“这片自由光明的新天地”(毛泽东语)随军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另选落脚点继续完成“重建国家”的使命。

  从工农共和国向民主共和国迈进

1935年11月,长征结束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就成立了西北办事处,领导西北地区土地革命和抗日反蒋。月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政治派别、武装队伍和社会团体组成民族统一战线。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强调为了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指出人民共和国是以工农为主体,容纳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1936年9月,在《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又进一步提出把“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强调民主共和国“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9]

为了共图抗日大业,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如果国民党把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则实行“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10]3月,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又主动“改制更名”,将苏维埃制度改为民主共和制度,将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为中华民国政府陕甘宁特区(不久改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5月,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确定把陕甘宁边区“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的总方针。随后,林伯渠受命召集陕甘宁边区各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会议,根据《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等法规,部署从7月开始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产生各级议会和政府。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以延安为首府。国民政府行政院划定陕甘宁边区政府下辖23县,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150万。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工农苏维埃政权时期的结束和抗日民主政权阶段的开始。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内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共产党派周恩来等同国民党代表在庐山、南京等地就国共两党合作举行谈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又发表蒋介石对宣言的谈话,他表示放弃内战,团结御侮,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1938年春,共产党向国民党提议,成立由各抗日的党派、军队、群众团体参加的“要真有不仅建议和备政府咨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讨国是和谋划内政外交的权力”[11]的民意机关。国民党接受这一提议,于7月6日—15日在武汉召开首届国民参政会。为了利用这个合法讲坛进行斗争,受聘的七名中共参政员除毛泽东因病缺席外,陈少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并参加了各委员会的工作。根据国民参政会制定的省、市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将议会改称参议会,议员改称参议员,并于1939年1月在延安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听取和审议林伯渠所作政府工作报告,审议和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等文献,选举产生了参议会、政府和高等法院的领导成员,高岗为参议长,林伯渠为主席,雷经天为院长。

1939年末和1940年初,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名著中总结这一时期政权建设经验时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政权,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政权,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政权。”同时指出:现在要建立的政权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和国,“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12]1940年3月,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又提出“三三制”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分子占三分之一。”[13]根据上述精神,陕甘宁边区于1941年11月召开第二届参议会,讨论并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即《五一施政纲领》),其基本精神是:团结、抗日、救中国。这个纲领全面、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路线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想,是对毛泽东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纲领的具体化。在陕甘宁边区的示范下,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豫鄂边、山东、皖东北、皖东、皖江、苏南、苏中、苏北等根据地,也建立了边区或相当省、县级的抗日民主政权。它们大体相近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政策,都为探索“重建国家”积累了新鲜经验。正如刘少奇在当时所指出的:“这种政权,今天还只在敌后一部分地区建立,但它有着全国的普遍意义。”[14]

  高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旗帜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虽然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双方的斗争并没结束。斗争的焦点在于:是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包办国民大会,实行专制独裁?还是召开党派会议,成立临时联合政府,战后再召集国民大会成立正式联合政府?共产党主张成立联合政府,是中共参政员林伯渠于1944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最先提出的。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辛亥革命33周年的演说中,重申“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强调这是“全国民主的真正起点”。[15]为了实现这一主张,11月7日,当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赴延安调节国共两党关系时,毛泽东与他商定并签字,向蒋介石提出三方《延安协定草案》,结果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并在战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国家,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在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强调:当时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各解放区人民应“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16]7月,在延安成立了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选举周恩来、林伯渠等二十五人为常务委员,具体筹划有关事宜。后因忙于受理日本投降,会议未能召开。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从维护一党专政的立场出发,极力反对成立联合政府,并于5月5日至21日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于中共问题之议决案》,诬蔑“中共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最近更变本加厉,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并阴谋制造其所谓‘解放区代表会议’,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这一事实表明,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围绕建国问题的斗争将是尖锐和激烈的。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国际国内呼吁和平建国的舆论压力下,于1945年8月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商国是。为了争取和平途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前往重庆进行谈判,于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方暂时就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化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对解放区政权取舍和人民军队整编等关键问题未能达成协议。

毫无谈判诚意的国民党,图谋以武力强迫共产党就范,谈判伊始就派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共产党则针锋相对,组织自卫战争。谈打均陷于被动的国民党,不得不与共产党签订停战协定,许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是,停战协定墨迹未干,政协会议声音还在,国民党就在1946年6月出兵围攻鄂豫边的宣化店,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突破口,发起全面内战。11月,又攻占晋察冀中心城市张家口,同时在南京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2月,更限令共产党从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撤回常驻代表,彻底破坏了国共两党关系。共产党在和平建国无望的情况下,一面动员人民变自卫战争为解放战争,一面继续高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旗帜。

1947年夏,解放战争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宣言中,首次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8年冬和1949年春,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统治垮台已成定局。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批准政治局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节的口号中,进一步呼吁:“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和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提出和赞成五一节口号的23个单位、134名代表,在北平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推选毛泽东等二十一人为常务委员会成员。常委会又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常委会下设六个工作小组,分头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代表名额,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起草宣言,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

在筹备工作进行中,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着重阐述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和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指出:中国要建立的政权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篇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名著,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工作,新政协筹备会于9月17日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批准常委会《关于筹备会议的报告》,通过各组起草的有关法律草案,并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授权常委会决定开幕日期。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新中国的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教政策和外交政策制定了原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颁布宪法之前,是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立国大宪章。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决定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五星红旗为国旗;选举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五十六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9月30日,这个实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会议胜利闭幕。

1949年10月1日,首都三十万人聚集天安门广场,举行震撼世界的开国大典。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以新的制度和新的形象向世界展示新的生机和新的活力。中国共产党探索、完善、实践二十八年的建国理论、纲领和方案,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得到了全面实现。

【参考文献】

[1][2][3][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5,66,121,147-148.

[5] 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97.

[6]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29.

[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772-773.

[8]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30.

[9][10][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95,157-158,486-487.

[12][13]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648,742.

[14] 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76.

[1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364、365.

[16]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092.

转自《江西社会科学》(南昌)2004年10期第7~12页

责任编辑:刘悦 钟鱼

本文由现代文学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1945年蒋介石为何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