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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反,第一次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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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反,第一次反

工农武装割据所以能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不断发生的分裂和战争,严重地削弱了他们的统治力量。一九三○年初,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控制华北和西北的阎锡山、冯玉祥以及盘踞广西的李宗仁、张发奎等部的紧张关系已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经过近四个月的酝酿,终于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一百万人。南方各省原来用以“进剿”红军的军队纷纷调离原地。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是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其中的谭师以及张师一个旅就先后调往广东、河南作战,到中原大战结束后才返回江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严重分裂和战争,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迅猛发展的有利时机。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包括对长沙等中心城市的攻打,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到十月间,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结束。他刚腾出手来,立刻掉头调集兵力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中间几乎没有留下间隔。
  这种“围剿”和以往有着明显的不同:过去一省的“进剿”和几省的“会剿”还只是局部性的行动;这时的大规模“围剿”已成为南京政府统一指挥下的全局性行动。“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和以后发展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赣西南地区。
  刚刚在中原大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的蒋介石正处在兴高采烈、不可一世的时候。他调集了十万大军投入第一次“围剿”,以为可以很快把红军荡平。十月二十八日,鲁涤平被任命兼任第九路军总指挥。十一月二日,鲁涤平将江西境内的七个师又一个旅编成三路纵队,限五天内集中,推进到袁水流域,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在这里同红一方面军决战。
  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这时已在三十四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拥有九座县城,根据地内人口达二百多万,并已开展分田运动。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积极支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许多县、区、乡、村分别建立起赤卫军、赤卫纵队、赤卫大队和赤卫队。这就为红军提供了得到民众全力支持的广阔战场和充分的回旋余地,是以往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还不曾有过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当时所在的袁水流域处于根据地的前沿地区。
  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的方针,就是当优势强敌扑来时,红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避开不利于红军的决战,以保存实力,然后依靠根据地内的民众支持和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集中兵力,待机破敌。这是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的正确作战方针。但要使这个正确方针为大家所接受却并不容易。一部分干部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的影响,不肯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一味只讲进攻,把退却看作“保守路线”。一些地方干部更担心退却会使民众的“坛坛罐罐”被打烂。这是罗坊会议期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的原因所在。
  当时在红四军担任团政治委员的刘亚楼回忆说:
  “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大会讲、小会说,条分缕析,晓以利害,着重说明‘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毛泽东同志用许多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地解释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最后,这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终于被大家认识和接受了,这就保证我们掌握了反‘围剿’战争的胜算。”①
  “诱敌深入”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朱德指挥已转移到赣江以东的红一方面军主力渐次向根据地中部的东固、龙冈一带山区退却。十二月一日,到达宁都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积极进行反攻的准备。同月十二日,由于肃反中的错误而发生富田事变,红二十军部分领导人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将该军开往赣江以西。十五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又转移到平田、安福、砍柴岗地区隐蔽集中。
  鲁涤平指挥的三路纵队到达袁水流域后,才知道红一方面军主力已经转移,扑了个空,立刻把张辉瓒、谭道源两个纵队调到赣江以东进攻,仍不知道红军主力所在而接连扑空。十二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任命鲁涤平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各路兵力继续向根据地中部地区推进。但国民党军队一进入根据地内,就陷入困境,在这一带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山区中,既找不到向导,又找不到粮食,不得不等待后方补给接上后再前进,处处耳目闭塞,对红军的行动一无所知。
  红军却以逸待劳,消息灵便,对国民党军队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黄陂后,在十二月上旬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案。大家认为,“进剿”敌军虽有十万,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张辉瓒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第五十师是鲁涤平的嫡系,也是这次“围剿”的主力军,如果消灭这两个师,这次“围剿”便可基本打破。张、谭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而红一方面军有四万余人,如果一次打对方一个师可占绝对优势,取得胜利是有把握的。
  为了动员根据地广大军民充满信心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总前委和方面军总部将毛泽东在黄陂会上的发言《八个大胜利的条件》作为反“围剿”的宣传材料印发。十二月二十五日,又在小布召开盛大的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②会上,他以这副对联为题,具体生动地解释了“诱敌深入”的必要和好处。他还分析了敌必败、我必胜的六个条件:一、苏区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的条件;二、红军可以主动选择最有利的作战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三、红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四、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五、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六、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这些分析,大大增强了苏区军民反“围剿”的决心和取胜的信心。
  毛泽东十分重视“慎重初战”的问题,一定要在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才打。打击的目标,最初选的是离红军隐蔽处最近的谭道源师。十二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接连两次冒着严寒在谭师将要开到的小布地区设伏,准备出其不意地将该师歼灭于运动之中,但因谭道源不敢孤军深入而没有打成。红军立刻撤出阵地,继续忍耐待机。夜里,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商议作战行动时说:“机会总是要来的,我们还得耐心地等一等。”③
  就在二十八日那天,鲁涤平命令所属各师向红军发动总攻击。一向骄横的第一纵队司令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得知红军内部发生“富田事变”,以为正是大举进攻的好时机,立即出动,把第五十四旅留守东固后方,亲率师部和第五十二旅、第五十三旅,在第二十八师一个旅的配合下,向龙冈推进。
  龙冈接近红军主力集中的地方,群山环抱,中间是狭长的盆地,当地群众又能帮助封锁消息,是红军设伏的好场所。张师出动的当晚,毛泽东、朱德向全军下达命令:“张辉瓒部经善和、藤田到达潭头,现向上固、龙冈推进中。”“方面军决定改换目标,横扫在我左翼当前之敌。”④第二天晚八时,毛泽东、朱德乘张师刚刚进占龙冈、孤军深入、立足未稳的机会,下达攻击命令。
  十二月三十日凌晨,细雨浓雾。毛泽东、朱德步上龙冈、君埠之间的黄竹岭临时指挥所。毛泽东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敌兵;今天,我们乘晨雾全歼顽敌啊!”⑤
  张辉瓒率部由龙冈向五门岭推进,刚进入狭窄山路时,突然遭到预先在这里设伏的红军居高临下的猛烈袭击,退路又被切断。战斗从上午十时开始,激战到下午六时。由于红军集中了兵力,四面包围,以主力从敌军侧后攻击,全歼了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一万人,活捉张辉瓒。
  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毛泽东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渔家傲》。它的前半阕是: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红一方面军乘胜挥师向东,抄近路,翻过一座高山,直取谭道源部第五十师。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晨,红军进抵东韶附近,向第五十师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共歼该师三千多人。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仓皇退走。
  在五天内,红一方面军连续打了龙冈、东韶两个大胜仗,共歼“围剿”军一个半师一万五千多人,缴枪一万二千余支,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龙冈战斗结束后,鲁涤平立刻向蒋介石报告战况,其中有“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之语。蒋介石回电说:“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⑥
  毛泽东、朱德在返回小布途中,接见了这次战斗中解放过来的原来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台人员王诤、刘寅等人,欢迎他们参加红军,建立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治委员,为开展无线电侦察,准确掌握敌军动向提供了条件,对以后多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的胜利,是中国红军建立三年以来对国民党军队取得的最巨大的胜利,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二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说:“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⑦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朱德、毛泽东预计到国民党方面的进攻不会放松,立刻着手准备第二次战争。但蒋介石有了第一次战争失败的教训,在军事布置上相当审慎。

  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后,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局面较前已大为改观:整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包括县城十四个,并在三十多县范围内进行了分田运动,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也建立起来。江西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震惊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十月间,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取得对阎锡山、冯玉祥的胜利后,立刻调集兵力,组织对红军和苏区的“围剿”,企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红军。这样,红军便开始了反对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围剿”的斗争。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来得非常快,甚至超出了红军原来的预料。第二次“围剿”在五月底刚被打破,第三次反“围剿”在七月初便开始了,中间相隔只有一个月,没有给红军留下多少休整和补充的时间。

  毛泽东清醒地估计到,蒋介石遭到这次打击后决不会就此罢手,一定会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因此,立刻抓紧战备,特别是发动根据地广大军民进行迎击新的“围剿”的准备。红一方面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势作战,先后占领广昌、石城、瑞金等县城;在几县交界处摧毁了不少地主豪绅武装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健全区、乡苏维埃政权和党团组织;恢复并发展了地方武装;并在根据地各县境内大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集给养和经费。红一方面军还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作战经验,开展有针对性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这些部署,为打破新的“围剿”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二月初,他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统一指挥湘、鄂、赣、闽四省“围剿”部队。四月初,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共二十万人,投入的兵力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同时,鉴于第一次惨败的教训,在作战方式上也有很大变化,“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作战方针,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东西八百里的弧形战线,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步步推进。“他们在这一大包围的布置之下,行动上是非常稳重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特别的防备冒进深入,被我们各个击破,他们每日进展只五里、十里或廿里。并且在大队前进的先一日必用几营或一团去游击一次,侦察详细后才进,并且到达了一个地方,即马上建筑强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组织民团,这是敌人对二次战争的策略与布置。”⑧
  依据“围剿”军的前进态势,三月下旬,毛泽东、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脱离同敌军接触、南移整训和筹款的命令,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从根据地北部边缘后撤到广昌、宁都、瑞金一带。毛泽东随方面军总部移驻宁都县的青塘。
  这时,苏区的领导机构已有了变化。一月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并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毛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撤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项英当时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又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毛泽东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⑨
  三月十八日,项英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有人认为敌军有二十万人,红军只有三万多人,双方力量悬殊,主张红一方面军撤离根据地,另寻出路;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凭借根据地内的有利条件,一定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这次讨论没有取得结果,未能就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作出决定。
  四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转到宁都青塘,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十七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在青塘举行。会议听取了中央代表团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所作的决议中基本肯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同时又认为,前委“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等。⑩
  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最紧迫的问题还是要确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会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等许多人仍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并抓住中央三月二日指示信中“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那句话,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还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他的意见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人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他便提议扩大会议范围,来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这个提议被接受了。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走出会场时担心地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⑾
  扩大会议的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包括各军的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还要好,胜利的可能性更大。会上,许多红军高级干部发言,坚决主张在根据地内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周以栗依据创建苏区的实际经验,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提出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创立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打胜仗,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赣西南和闽西特委负责人也坚决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根据地。这样,毛泽东等的意见由少数变成了多数。
  打不打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就是反攻从哪里开始的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有些人主张先打在兴国的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十九路军便于红军的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不久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⑿他还指出,从富田地区的王金钰部打起,向东横扫,可以在闽赣交界的建宁一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没有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关于先打弱敌还是先打强敌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后闲谈时曾说:他们不懂得在战略上也先打弱敌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不是古人早已讲过了的吗?”“但他在争论中不用这些,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说服了大家。”⒀这个正确决策,对整个战役的胜利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朱德立刻在四月十九日签发命令:“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地向我军前进”;本方面军“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⒁部队在龙冈一带集中完毕后,又向西推进二十公里,在群众条件和地形都十分良好的东固地区逼敌而居,沉着地埋伏了二十五天,隐蔽待机。
  毛泽东在龙冈时,同中央代表团的王稼祥进行深谈,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斗争历史和当时争论的问题,并向他提供了便于了解这些历史状况的许多文件。王稼祥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并在不少问题上给予支持。四月三十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讨论反“围剿”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钦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对策略的问题又提出来讨论,由泽东同志先报告。这一次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非常坚强,大家都是磨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的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第三是地势好,我们对于这带地势都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现在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在历史上以少胜众的事实很多,革命的军队要能以少胜众。所以当时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并且承认过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机会主义。”⒂
  这一策略决定后,根据地军民一齐动员。红军中各军都召开誓师大会,并利用五一节的群众大会进行宣传鼓动。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按照毛泽东几次讲话的精神,向全体军民印发了《第二次大战的八大胜利的条件》的文件。
  三万多红军在二十多天内隐蔽在东固这个山区,毕竟会带来一些困难。一些指战员求战心切。有些人还认为:要进攻从富田出动的王金钰部必须先穿过蔡廷锴、郭华宗两师之间二十五公里的空隙,说这是钻“牛角尖”,过于冒险。毛泽东又耐心地做了工作,说明诱敌就我、待敌脱离阵地后将它歼灭于运动中的作战方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能够钻通它。在隐蔽待机过程中,传来过几次不确实的情况,很影响人心。毛泽东始终岿然不动,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坚持预定计划,不受干扰。
  等了二十多天,王金钰部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终于脱离富田阵地,分两路向东固地区进犯。五月十三日晚,毛泽东、朱德果断地下达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为了准备应付可能意料不到的情况,命令中还提出,要作出敌军十四日向我军进攻或者不向我军进攻的两种作战计划。⒃
  命令发出后,毛泽东在第二天同彭德怀到白云山考察地形,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来。傍晚,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截获公秉藩师部电台用明码同该师驻吉安留守电台通报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到哪里去?”富田台答:“东固。”⒄这就证实了白天获得的情报。毛泽东、朱德决定:全军主力立刻从郭华宗师和蔡廷锴师之间的空隙中隐蔽西进,钻过这个“牛角尖”,突然以两翼包抄的方式攻击王金钰部的后背。
  各路红军奉命于清晨出发,快速行进。毛泽东又赶到准备正面进击公秉藩师的红三军军部,同军长黄公略一起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在东固通向中洞的大路南侧,还有一条小路。毛泽东立刻改令红三军沿这条小路秘密前进。这一西进路线的改变,使红三军缩短行程,争取了时间,对消灭公秉藩师起了重要作用。
  五月十六日拂晓前,毛泽东带着电台和警卫排登上白云山。接着,朱德带着总部少数人,在同行进中的公秉藩师先头部队发生遭遇性的接触后,也登上白云山。他们一起在白云山指挥所指挥全线战斗。
  这时,由小道悄悄前进的中路的红三军主力已进到中洞南侧,处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待公秉藩师尾部离开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使毫无应战准备的公秉藩师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仿佛遇到飞将军从天而降。激战到下午五时许,将该师大部歼灭。公秉藩被俘后,装作一般俘虏而获释。右路的红四军在追击中歼灭王金钰部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红三军团当夜进占富田。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个战斗首战告捷,给以后的连续作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五月十九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猛烈地向东横扫,截住正在撤退中的国民党军队,在吉水县白沙歼灭郭华宗第四十三师一个旅和第四十七师第一旅残部。在藤田的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闻讯星夜撤往永丰。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二个胜仗。
  白沙战斗后,红军继续向东横扫,扩大战果。这时,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正奉命取道中村向藤田前进,准备增援郝梦龄师,它的先头部队一个旅于五月二十一日抵达中村。第二天上午,红军向中村发起攻击,歼灭该旅大部。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三个胜仗。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宁都县南团。苏区中央局因不便长期随军行动,留在永丰县龙冈。为了统一领导红一方面军作战和战区的地方工作,重新组成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彭德怀、林彪、黄公略、谭震林、周以栗为委员。
  中村战斗结束后,已进入苏区的国民党军朱绍良第六路军的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三个师慌忙经广昌向南丰撤退。毛泽东、朱德于二十四日晚十一时下达“方面军决取捷道先敌占领南丰城”的命令。二十五日晚,毛泽东在宁都和广昌交界处的洛口圩严坊村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一次会议,决定方面军主力在第二天开到广昌县城西北的古竹集中,准备全力攻击朱绍良部的毛、许、胡三个师。⒅
  二十六日,毛泽东随总部进驻古竹,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二次会议。据当地农民报告,朱绍良部三师已全部集中广昌。会议认为:“在敌人还在广昌城的形势之下,如果我们照原计划到南丰城,则敌人在我们侧背,使我们行动不便。”⒆决定改变原有的全力攻取南丰的部署,而先集中主力进攻广昌。五月二十七日,经过一天激烈战斗,夺取广昌县城,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师一部,师长胡祖玉受重伤后死去。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四个胜仗。
  在广昌,毛泽东主持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三次会议。鉴于国民党军朱绍良部的三个师向南丰退却,桥梁又遭破坏,已追赶不上,同时从整个战略形势考虑,会议决定再次调整作战部署,不攻南丰城,改为向东打国民党军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夺取福建的建宁县城。⒇
  建宁,地处闽赣边界,山峦起伏,地势险要。但刘和鼎没有料到红军主力会那样快地运动到这里。五月三十一日,红军出其不意地突袭建宁县城,歼灭刘和鼎师三个团,缴获大量武器和物资,缴到的西药就可供全方面军半年之用。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五个胜仗,也是这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次战斗。
  从五月十六日起的半个月中,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从赣江东岸打到闽西北山区,横扫七百余里,连续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和大量的军用物资,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
  毛泽东在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又兴奋地填词《渔家傲》: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再次发生重大分裂:在蒋介石软禁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后,反蒋各派于五月二十八日在广州另行成立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积极部署向湖南进攻。红军进驻建宁县城的第三天晚上,毛泽东召开临时总前委第六次会议。当时的估计:“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之可能。”(21)会后,红军主力分散在闽北一带攻占宁化、将乐、归化、顺昌、永安等县,并在当地筹集给养和款项,准备对付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他们为了实现“三个月内消灭共军”①的计划,除参加第一次“围剿”的兵力外,又向江西增调十多万军队,共有二十万敌军云集在中央苏区周围。

  红一方面军总部和红一军团在吉安一共停留了十天。在这个期间,朱德非常注意搜集并仔细阅读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和当时的各种报刊,认真分析时局变化的动向。他正确地判断:军阀混战结束后,蒋介石必定要调集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他认为,这种进攻一旦发生,红军如果久留吉安将十分不利,应该迅速撤出吉安,以便机动作战。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三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三届五中全会,着重讨论。

  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比红军的预计来得早得多,规模也比第二次“围剿”大得多。
  六月六日,蒋介石发表《为“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声称要“戒除内乱”,“剿灭赤匪”,并宣布他即日将亲赴江西指挥作战。二十二日下午,他乘军舰从南京到达南昌。二十四日,任命何应钦为“围剿”军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直接指挥的左翼集团军包括七个师,其中大多是从中原战场调来的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从左翼南城方面向根据地腹地实施“进剿”,寻求同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陈铭枢指挥的右翼集团军包括七个师,从右翼吉安方面深入根据地“进剿”。此外,还有预备军、守备军、防堵军、航空处等。集中的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三十万人。
  七月一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下总攻击令。他们的战略意图是:“分路围剿,务期先将匪军主力击破,捣其匪巢,然后逐渐清剿,再图根本肃清。”(22)作战方法,因为他自恃这次进攻的兵力雄厚,也改变第二次“围剿”时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在根据地东西两侧实行严密封锁,而以重兵由北向南猛烈推进,企图在赣南歼灭红一方面军主力,再乘势直捣广东,解决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势力。
  从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到第三次“围剿”开始,中间只相隔一个月,比以前短促得多。总前委虽然预计到国民党军将发动第三次“围剿”,但没有料到它在第二次“围剿”刚遭受失败后会来得这么快。当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时,红军的准备还很不充分:指战员在苦战之后尚未休整,人员也没有得到补充,仍是三万多人;部队远离原有根据地,正分散在闽北和闽西一带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一时没有集中起来。
  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毛泽东、朱德十分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指挥部队收缩集中。他们最初曾设想在闽赣边界布置战场,消灭进犯军一路,再及其他;但很快就发现这次“围剿”规模之大和来势之猛,立刻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下决心集中主力,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在具有良好群众条件的根据地内部,“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打破这次大规模“围剿”。
  七月十日前后,毛泽东、朱德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闽赣边收拢后,急行军回师赣南。由于国民党军队前进的速度很快,左翼军的陈诚部主力在十三日占领建宁以西的广昌,“我主力向赣南红区前部或腹部退却集中都已来不及,毛泽东同志毅然决定红军向赣南后部集中”。(23)这就需要实行千里大迂回,绕过“进剿”军进攻的锋芒,沿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南下,到根据地南部的瑞金再折向西北,插入敌军背后。当时正值七月酷暑,红军在崇山峻岭中千里跋涉,十分艰苦,但情绪十分饱满。毛泽东和部队一起步行前进。七月二十四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抵达于都县北部的银坑,同由广西突围后转战到江西的红七军以及原在赣南的红三军等会合。接着,又继续向西北隐蔽转移,于二十八日到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完成绕道千里、回师赣南的战略任务,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国民党军队进入根据地后,东奔西走,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却到处扑空。七月底,蒋介石、何应钦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已集中在它侧背的兴国地区后,立刻集中九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
  这时,双方主力云集兴国附近,形势十分严峻。红军应当从什么地方突破敌军的围攻?毛泽东、朱德召开军事会议进行研究。会议决定:“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24)
  为什么选择北出富田作为反攻的突破口?因为当时得到的情报: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向兴国急进,其右侧的富田一带只有三个团防守。但当红军主力开始北上时,忽然发现陈诚、罗卓英两师已先于红军赶到富田,这是国民党“进剿”军中最精锐的部队,红军准备夺取富田的计划已难以实现。毛泽东、朱德断然改变计划,率部忍耐折回,重新返回高兴圩,另寻战机。
  八月上旬,国民党各路军队纷纷向高兴圩地区逼近,重兵密集,把红一方面军主力压缩在以高兴圩为中心的方圆数十里狭小范围内。红一方面军已处在北、东、南三面受敌和西临赣江的危险境地。能不能突破敌军的严密包围圈,关系到红一方面军主力的生死存亡,成为放在毛泽东、朱德面前的严重课题。
  毛泽东、朱德对面前的敌情作了冷静的分析,认为陈诚、蔡廷锴、赵观涛和蒋鼎文等部战斗力强,不易突破,而东面由龙冈向良村、莲塘进犯的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由第二次“围剿”时的王金钰部改编而成)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弱。他们决定将原定迂回敌军侧后的计划改为实行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方向突进。这是一个险着:南北都有强大的敌军,中间只有二十公里的空隙可以穿过。为了造成对方错觉,红军以少量部队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红一方面军主力却在八月五日晚出其不意地连续急行军一夜又半天,翻越崇山峻岭悄悄东进,穿过国民党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之间二十公里的空隙,于六日中午到达莲塘,跳出了敌军主力的包围圈。
  国民党军对于红军主力的东进毫无察觉。红军一到莲塘,就发现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师一个旅正毫无戒备地开向莲塘,决定集中兵力迅速歼灭该敌。七日拂晓,朱德、毛泽东指挥方面军主力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全歼该旅和上官云相听到枪声后派来侦察的一个多营,击毙旅长谭子钧,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莲塘战斗后,朱德、毛泽东挥师乘胜北进,包围驻在良村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师。当天下午一时,攻占良村,歼灭该师大部,击毙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祺。守军残部逃向龙冈。
  这两次战斗胜利后,毛泽东“估计敌在我莲塘、良村战后,必将调兵东向,找我主力决战。善战者自然应该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把敌军大部调往东边,以便我向西打敌人的后方薄弱之处。于是,我们就选择了更靠东边的敌军毛炳文部为歼灭对象。”(25)红一方面军主力以三天行程奔袭毛炳文师所在的宁都黄陂。八月十一日,冒大雨进攻,一举突入黄陂,歼灭毛炳文师两个团;乘胜追击,又歼其一部。第二天,方面军总政治部发的《黄陂战斗捷报》中说:“三次战争,我红军于八月七日在良村、莲塘消灭敌人之第三路进击军两师,取得第一步胜利后,接着于八月十一日在黄陂击溃敌之毛炳文师全部,缴得步枪三千五百余支,手花机枪、水旱机关百余挺,无线电机一架,其他军用品无数,俘虏官兵六千余人。黄陂战争,我军开始猛攻,只一个钟头即将敌师全部打败”。(26)
  从八月七日至十一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莲塘、良村、黄陂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歼敌八个团一个营共一万余人,缴枪逾万,从原来的被动局面中夺回了主动权。
  红一方面军主力突然进攻黄陂时,毛炳文和他的参谋人员慌忙撤走,连机密文件也来不及带走或烧毁。方面军参谋处从毛炳文师部缴获战斗前两小时才收到的一份紧急电报,是第六师师长赵观涛和第十师师长卫立煌发出的,内称这两个师正向黄陂开来,已进到离黄陂十公里的砍柴岗,中间只有一座大山之隔。毛泽东、朱德研究后,断定国民党已将主力掉头东来,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黄陂地区。他们立刻下达紧急命令:红军停止追击,迅速打扫战场,当夜撤出黄陂,向君埠以东君岭脑地区隐蔽集中待机。红军主力撤出黄陂的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四个师赶到黄陂。由于红军已经转移,他们又扑了空。接着,国民党其他军队也对黄陂、君埠地区形成东、南、北三面密集的包围圈。
  这样,红军又处在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合围的十分危险的境地。正如中共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所说:第三次反“围剿”以来,红一方面军指战员“两个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27)八月十三日,毛泽东、朱德在君埠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应该避免同超过红军数倍的敌军决战,而要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用一部分兵力继续向东牵开敌军,掩护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回到兴国隐蔽待机。
  会后,毛泽东、朱德针对蒋介石、何应钦“深恐我军东出抚州(即临川)”的考虑,命令红十二军装作红军主力,大张旗鼓地向乐安佯动,使国民党军队产生错觉,以为红军主力要北攻临川,吸引他们向东北方向调动。毛泽东、朱德却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迎着正向东大举开来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寻找空隙,悄悄地向西疾进。疾进时,严格规定不准点灯,不准抽烟,不准发出大的声音,从蒋光鼐的第一军团和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两部之间只有十公里的狭窄缝隙中穿越过去。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再次突破重围,安全转移到兴国东北部的白石、枫边地区,在深山密林里休整。红一方面军主力采取这样大的行动,从这样小的夹缝中穿插过来,丝毫没有被敌军察觉,充分体现了指挥员的高超指挥艺术和部队的良好素质,也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支援和对敌军封锁的高度政治觉悟。
  这时,国民党军队仍以为红一方面军主力还在东线,全力猛追。当方面军主力已在国民党军队主力背后的白石、枫边地区得到休整的时候,红十二军继续牵着“进剿”军的鼻子往东北走,攀山越岭,忽东忽西,疲惫敌军。正如当时缴获国民党军官的家信中所说:“这一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病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28)到八月底,蒋介石、何应钦才猛然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早已西去,急忙命令“进剿”军主力又掉头向西,再到兴国北部地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已在白石、枫边地区从容休整了半个月。九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继续西移,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三县之间的均村、茶园冈山区隐蔽集结。
  国民党“进剿”军主力一再扑空,使他们精疲力竭,士气低落,已无力再在根据地同红军作战。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宁粤两派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两广方面的联军趁蒋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苏区之际大举北进,进入湖南。鉴于上述种种情况,蒋介石决定“一面牵制江西境内”红军,“一面移师赣粤边区阻止叛军扩张”(29)。九月四日,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决定,命令左、右翼两集团军实行退却。
  国民党军队的撤退,正是红军反击的大好机会。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九月七日,红军一部在泰和县老营盘歼灭北撤的国民党军队第九师一个旅。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兴国县高兴圩向蔡廷锴指挥的两个师发起攻击。但这一仗打得很艰苦,经过两天激战,双方死伤都近三千人,打成一个对峙。打成对峙的原因是:蔡部战斗力强又占据有利地形,而红军兵力不够集中。这是一个教训。十五日凌晨,方面军主力转移到东固以南的方石岭一带,抢先控制有利地形,截住韩德勤师和蒋鼎文师一部,激战到九时,全歼该部,师长韩德勤被俘后伪装成伙夫潜逃。其他各路进击军纷纷撤出根据地。至此,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被打破。
  第三次反“围剿”,是在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突然发动进攻而红军正分散在远离原根据地的闽西而又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开始的。国民党参加“围剿”的军队,人数比红一方面军多九倍,而且包括了陈诚等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红一方面军打破第一次“围剿”只用了一个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用了半个月,而打破第三次“围剿”用了三个月。情况最严重时,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但红一方面军坚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在地方武装和根据地民众的配合下,灵活机动地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先后进行了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六次战斗,除高兴圩打成平手外,都取得很大胜利,歼灭国民党军队十七个团,共三万余人,其中俘敌一万八千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蒋介石提出的“三个月消灭共军”的誓言,又一次破了产。

  四月一日,国民党军队分为四路,分别由蔡廷锴、王金钰、孙连仲、朱绍良指挥,构成一条从赣江到福建建宁的八百里长的弧形阵线,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推进。同时;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为了做好这场即将开始的反“围剿”战争的准备,一九三○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朱德在吉安召开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今后的行动计划。这时,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虽已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军事封锁和交通阻隔,全会的精神还没有传达到江西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中来,所以,少数领导干部仍坚持应按照中央和军委八月初的指示,去攻打南昌、九江。会上发生了争论。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灵活的方案,决定先向吉安以北、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进,在这里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并等待战机。

  “剿共”问题。会后不久,蒋介石就在六月二十一日带着美国、日本、德国的军事顾问到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具体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打破敌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后,红一方面军都乘胜解放一些新的地区,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到瑞金叶坪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并在十月十一日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十月十四日,他们下达训令指出,“土围子炮楼是土豪劣绅的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30)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红军先后解放会昌、寻乌、广昌、上杭等县城,并在长汀、于都、武平等县普遍开展了工作;相继共拔掉几百个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炮楼,巩固了后方。
  这样,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中央苏区)。它的范围扩展到二十八个县境,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十五座县城,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建立或恢复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动员了一万二千名群众参加红军,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一方面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战争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包括: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红军在这三次反“围剿”中的丰富经验,作出重要的理论概括。他写道:“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31)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关于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各方面的具体路线都已大体形成,从而把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具体化。从红军的建军思想和作战原则,土地改革的政策,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都已提出明确而系统的、切合中国实际的主张。这是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社会的复杂环境中,严格遵循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成果。终于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鉴于第一次“围剿”时因轻率冒进而遭到惨败的教训,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由“长驱直人”改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这年九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他们在这一大包围的布置之下行动上是非常稳重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特别的防备冒进深入,被我们各个击破。他们每日进展只五里、十里或甘里,并且在大队前进的先一日必用几营或一团去游击一次,侦察详细后才进,并且到达了一个地方,即马上建筑强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组织民团,这是敌人对第二次战争的策略与布置。”②二十万敌军压境,形势十分严重。这时,红一方面军的人数,比第一次反“围剿”时还少一些,只有三万多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破第二次“围剿”呢?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意图,是想从南、西、北三面向东推进,把红军推到东海边,然后一举加以消灭。

  会议结束后,朱德、毛泽东在当天命令红一军团的三个军分别于十月十四日和十五日拂晓撤出吉安,移师向北,到清江附近集中。十七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峡江,这时,他们已得到蒋、冯、阎军阀混战结束的确实情报,并获悉敌人有六个师开到南昌,准备向樟树推进。

  蒋介石认为,前两次“围剿”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参加“围剿”的部队都不是他的嫡系部队,所以“围剿”不力。这次他下决心增调五个嫡系师到江西,担任“围剿”主力。他们是:陈诚的第十四师、罗卓英的第十一师、赵观涛的第六师、蒋鼎文的第九师、卫立煌的第十师,共计十万人,加上第二次“围剿”失败后留在中央苏区周围的非嫡系部队等,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计三十万人。蒋介石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任前线总司令。蒋、何都坐镇南昌指挥。

  ① 刘亚楼:《伟大的第一步》,《星火燎原》(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5月版,第3页。
  ②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48页。
  ③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8、41页。
  ④ 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2月28日。
  ⑤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8、41页。
  ⑥ 谢慕韩:《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华书局1964年4月版,第45页。
  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43页。
  ⑧ 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
  ⑨ 《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143页。
  ⑩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300页。
  ⑾《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63页。
  ⑿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
  ⒀《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64页。
  ⒁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年4月19日。
  ⒂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
  ⒃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年5月13日。
  ⒄《曹丹辉日记》,《江西党史资料》第18辑,第182页。
  ⒅《总前委第一次会议纪要》,1931年5月25日。
  ⒆《总前委第二次会议纪要》,1931年5月26日。
  ⒇《总前委第三次会议纪要》,1931年5月28日。
  (21)《总前委第六次会议纪要》,1931年6月2日。
  (22)《关于第三次赣南“围剿”之经过情形》,《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33册。
  (23)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61页。
  (2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19页。
  (25)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65页。
  (26)周以栗:《黄陂战斗捷报》,1931年8月12日。
  (27)苏区中央局关于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经过给中央的电报,1931年10月18—24日。
  (28)《白军官长的九封信》,《江西党史资料》第19辑,第237、238页。
  (29)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著:《剿匪战史》(1),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第159页。
  (30)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年10月14日。
  (3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04页。

  针对对方这一战略意图,朱德,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仍采取第一次反“围剿”时的打法,实行“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找敌方在行进中暴露出来的弱点打,各个击破。由于国民党军队在这次“围剿”中投入的兵力比上次大得多,要实现这个任务自然就更为艰巨。

  当晚,朱德在峡江县城出席由毛泽东主持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开了一夜,在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问题时,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二)是否继续攻打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二)把即将开始的反“围剿”的战场摆在哪里?

  蒋介石对这次“围剿”非常自信。他认为以三十万装备精良的大军消灭三万装备很差的红军是有把握的。他表示:“这次‘围剿,如不获全胜,死也不回南京。”①又说:“限三月之内‘肃清’江西共军,如不成功则成仁;如不获胜,自刎首级”②。

  三月二十三日,朱德、毛泽东命令部队由中央苏区北部边沿向南转移到广昌、石城、宁都、瑞金地区,把国民党军队引人中央苏区腹地,寻机歼敌。

  在争论中,朱德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我们不能以卵击石硬打南昌、九江,而是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去关门打狗。”“因为大前提还是敌强我弱,而且具体地看,湘敌强,赣敌弱,我们要避实就虚,‘诱敌深入’,以弱胜强。赣江西岸夹在湘、赣江之间,机动范围小;而赣江之东呢,地跨闽、浙、赣边界,有大山,回旋余地大,在根据地内实行群众的战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①但是,红三军团的少数领导干部没有接受毛泽东、朱德的意见,坚持要在赣江西岸作战,反驳说,“井冈山就不要了?”②为了维护红一方面军的团结,会议没有硬性作出东渡赣江的决定,而把问题留待继续讨论。朱德、毛泽东也没有立刻命令部队东渡赣江,而命令红一军团继续向袁水流域开进,同红三军团靠拢。

  由于有前两次“围剿”失败的教训,第三次“围剿”在许多方面都有改变。因为“围剿”兵力的增加和蒋介石的自信,在战略方针上把“步步为营”又改为“长驱直入”,在进攻部署上,把“围剿”军分为“进剿”部队和“驻剿”部队两部分。“进剿”部队担任“长驱直入”的任务,寻找红军主力作战;“驻剿”部队担任在己占领的地区修筑工事,作为“进剿”部队的依托,并就地“清剿”,巩固已占领地区。在行动上,把以一个师为一路独立行动,改为以两、三个师为一路,互相策应,避免被红军各个击破。对苏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企图使红军失去生存的条件。

  这时,由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于四月初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

  十月下旬,蒋介石加快了“围剿”江西苏区的步伐,从中原战场调集大量兵力南下,集结在南昌周围,开始部署对革命根据地的包围。大敌当前,形势咄咄逼人。在这个严峻时刻,必须尽快结束红一方面军领导干部内部的争论,把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和战略方针确定下来。否则,必将贻误战机,陷于被动。

  第三次“围剿”来得那样快,那样突然,而红军各部还处在分散状态,主力远在闽西和闽西北地区,这对红军自然是很不利的。六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朱德出席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在南丰康都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着重分析了当前的军事形势,讨论第三次反“围剿”的战场选在什么地方的问题。认为从当前敌人的态势来看,这一次“围剿”不大可能只集中一路进攻,很可能分成几路从不同的方向齐头并进,夹攻红军。但不管他们分几路进攻,红军仍应该“诱敌深入”,把他们引到赣南中央苏区腹地来打。朱德后来说:“我们知道这一次比第一、二两次更困难了,知道硬打是不行的。”③因此,红军把未来的第三次反“围剿”的战场预定在赣南的兴国、雩都、宁都、瑞金地区。

  中央代表团到达前不久,三月间,由项英主持在宁都的黄陂曾召开过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反对李立三路线的决议,中央代表团来后,四月十七日在宁都的青塘再次召开中央局会议,作为上次会议的继续,仍称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朱德作为中央局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传达讨论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会议决议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汀州会议后,“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但攻打长沙后,“事实证明立三路线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所以总前委即由开始怀疑,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这个转变的正式形成,是在新喻的罗坊会议。”决议又指责“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③。

  十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新余县的罗坊,立刻在这里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决策会议,毛泽东,朱德、周以栗。彭德怀、膝代远、袁国平、李文林(江西省行委书记)、曾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出席了会议。

  七月一日,蒋介石正式下达进攻命令。三十万国民党军队分成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以急风骤雨之势向中央苏区“长驱直入”。何应钦兼任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朱绍良的第三军团、蒋鼎文的第四军团、赵观涛的第一路进击军、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共七个师的兵力,由南城、南丰方面向广昌、石城、宁都猛攻,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蒋光鼐的第一军团、孙连仲的第二军团、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共七个师的兵力,分别由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一线,向富田、东固、崇贤、沙溪、莲塘、宁都等地深入,实行“进剿”和“清剿”。他们的总的战略意图,是想把红军驱赶到赣江边而一举歼灭。

  但当时最紧迫的是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因此,在中央局扩大会议后,立刻召集了几次由中央局委员和各军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参加的会议。在第一次讨论时,“当时大多数同志以敌人包围得这样严密及在军事上敌我力量的对比相差得太远,我们此时主要的是如何退敌。所以当时的策略是‘分兵退敌’。那时认为我们把兵力分散,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二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当时只有分兵退敌,才可以巩固现有苏区,才可以扩大红区域,才可以扩大红军,才可以解决给养,才可以训练干部。”④“项英提出‘牵牛’的方针对付敌人,即红军将敌引出革命根据地外打击敌人。”⑤还有人根据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中央给各地红军的指示信》中所说的“为着保全红车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⑥那句话,提出必要时可以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苏区。并且以斯大林曾说过四川是最好的根据地,作为他们主张的依据。

  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继续讨论峡江会议上争论而没有解决的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首先指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必须采犬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

  这次大举进犯虽然来得很快,很突然,但朱德、毛泽东仍旧沉着镇静地应付。他们当机立断,决定按照“诱敌深入”的方针,一边指挥留驻赣南的部分红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开展游击战争,牵制“进剿”军的前进;一边指挥正在闽西和闽西北地区的红军主力,迅速收拢部队,回师赣南,诱敌深入到兴国、雩都、宁都、瑞金预定的作战地区,相机转入反攻,以打破第三次“围剿”。

  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不赞成“分兵退敌”的策略,更不同意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苏区的主张。他根据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认为虽然国民党军队的兵力比红军多好几倍,但是,只要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依靠人民群众,利用对方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打破第二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

  ③朱德在讲话中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指出在强大的敌军已经在南昌、九江周围集结的情况下,决不能冒险去打南昌、九江。只能实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东渡赣江,在革命根据地消灭敌人。经过毛泽东、朱德的耐心说服,对打不打南昌、九江的问题统一了认识。第二天,会议一致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在敌人大举增兵与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势之下,单凭红军轻袭南昌、九江,而且红军相当给养都不具备,运输条件十分缺乏,这无疑的要成为游击式的进攻,结果攻不下又转而他往,反使一省胜利延期实现。所以这一轻装袭取的游击观点与争取一省首先胜利有计划的有布置的战略绝不相容,应加以严重的纠正。”④打不打南昌、九江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在什么地方同敌人作战?也就是反“围剿”的战场摆在赣江以东还是赣江以西?对这个问题仍继续发生争论。红三军团和江西省行委的少数领导干部,反对东渡赣江的方针,提出“夹江而战”的主张。彭德怀在回忆中写道:“在三军团渡江之前,因三军团之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千江、浏阳人,八军大多数是阳新、大冶人,地方主义者利用这一点来反对过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认为这样既可以集中消灭敌大部队,也可以团为单位分散于湘赣边、湘鄂赣边、鄂东南区进行游击战,对将来夺取湘鄂赣三省政权都有利。从坚持长期战争这方面看,这些同志也还是有些理由的,因此它就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拥护,但实际上一、三军团在战斗中一次要各消灭敌军一个师(六个团的师)是很勉强的,如果两个军团合起来消灭敌人一个师就比较轻松。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方面,哪一方面就占优势。我说:一、三军团分开,两军团夹江而阵,这对于目前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不利。”“我说,有意见到河东讨论,但不能妨碍行动,更不能说一、三军团分家。”⑤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在回忆中也说:“当时,我们也感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团结对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就会导致分裂,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⑥最后,大家终于统一了认识,接受毛泽东、朱德的意见。

  仅有三万多人的红军,在没有得到必要休整的情况下,要打破超过自己十倍的三十万敌军的大规模“围剿”,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朱德十分清楚,要胜利地完成这一艰巨任务,除了确定正确的作战方针之外,还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提高军队的素质,强调集中指挥和统一训练,以增强红军的战斗能力。他撰写了《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分别在七月七日和七月十四日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战斗》第二期和第三期上连载。

  过了几天,苏区中央局又召集第二次会议,继续进行讨论。这次,多数人赞成毛泽东、朱德的意见。认为现在马上分兵不好,应该先同敌军打一仗,然后再考虑分兵问题。会议还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留在中央苏区打。这样,打还是退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十月三十日,会议正式通过两个军团一起东渡赣江、“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朱德在文章中指出,在当前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创造铁的红军是目前党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怎样创造铁的红军呢?朱德提出了六个基本条件:第一,“确定红军的阶级性。”文章中说:“红军是工农的军队,也可以说是一切劳苦群众的军队。”

  接着,一个新的问题又提了出来:先打敌军的哪一路?对这个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当时多数同志的意见是打蒋(光鼐)、蔡(廷锴),理由是蒋蔡打坍之后我们有出路,便于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敌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玉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⑦朱德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也主张先打在西面的王金钰的第五路军。

  罗坊会议是红军历史上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统一指挥下东渡赣江,汇合在一起协同作战,大大提高了红军的作战能力,标志着红一方面军完成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会议在极端紧急的时刻,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毅然改变原有部署,确认毛泽东、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这就为以后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奠定了坚实的基矗罗坊会议一结束,红军在“诱敌深入”的正确作战方针指导下,立刻开始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第二,“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文章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工农红军成长的过程来论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农红军只有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的伟大任务。”并且指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经过红军中的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政治部及政治处)实行它的领导作用。”

  因为它是蒋介石收编的杂牌军,同蒋介石有矛盾,实力较弱,内部也不统一。

  十一月一日,朱德、毛泽东向红一方面军发出东渡赣江的命令,指出:“方面军以原任务,拟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决以主力移到赣江东岸,相机取樟树、抚州,发展新涂、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崇仁、南丰、南城各县工作,筹措给养,训练部队。”⑦并在命令中规定,各路红军在一个月内完成反“围剿”的准备工作。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主力按照命令,分别在十一月五日和六日迅速渡过赣江。五日,朱德同毛泽东暂时分手,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从峡江县城东渡赣江;毛泽东由峡江前往吉安,参加江西省行委和赣西行委的扩大会议,对赣江以西地区如何坚持斗争和撤离吉安作了部署。

  第三,“政治训练的重要。”文章中说:“红军的政治训练是启发和提高指挥员战斗员的无产阶级的觉悟。使他们认清本阶级的利益,努力于本阶级的政治任务,与敌人作决死的斗争,去达到消灭敌人、解放本阶级的目的。”

  它又是北方军队,不善于爬山,在南方作战水土不服。如果先打这一路,各方面条件都对红军有利面对对方不利。会上经过充分讨论后,多数人接受毛泽东、朱德的主张,决定先打王金钰部,然后由西向东横扫,一直打到福建建宁,以击破这次“围剿”。

  红军主力迅速东渡赣江,这是罗坊会议后的第一个大胜利。

  第四,“军事技术的提高。”朱德一向重视不断提高红军的军事技术。

  朱德后来回忆起这次会议的情景时说:最后我们决定打。当时敌人的夹夹形的阵势,像螃蟹螯似的已经形成。我们先打敌人的哪一股呢?大家相当有些争论。我们主要是先拣弱的打,一找就找到了北方军队王金钰部。⑧这个正确决策对以后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正当红军主力东渡赣江的时候,国民党军队以先到的七个师和一个旅编成三个纵队,采劝并进长追”的战术,向红军发起进攻。十一月七日,他们推进到红军原来所驻的袁水两岸,但因红军主力已东渡赣江,扑了个空。

  他在文章中说:“中国的新式武器来自各国,类型也日益复杂化。因此,红军在战术方面必须超过敌人,在技术方面必须努力学习使用新式武器的知识,以便我们从敌人中间得到新式武器时,一到手就知道如何使用。”

  会议一结束,朱德、毛泽东立即于四月十九日下午五时,向红一方面军发出准备先打王金钰部的命令,指出:“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的向我军前进。”“本方面军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攻围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歼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⑨命令下达后,各军急速向吉安东南的龙冈、上固地区集中,四月二十三日全部集中完毕。接着,朱德、毛泽东又命令部队从龙冈向西推进二十公里,在东固地区隐蔽集结。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移驻距东固二公里半的做上。东固以西离王金怔部进驻的富田只有二十公里。因为王金任部在富田修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如果硬攻,就得打攻坚战,这对火力不足的红军是不利的。因此,朱德、毛泽东决定在东固一带长时间地秘密集结,耐心等待,继续“诱敌深入”,在王金钰部脱离他们的坚固工事后再在运动中待机歼敌。

  朱德率领方面军总部东渡赣江后,立即指挥部队向新涂。崇仁、宜黄、南丰、南城地区推进,威胁樟树、抚州。并抓紧敌军尚未东渡赣江的时机,在这一地区发动群众,筹措给养,整训部队。十一月中旬,毛泽东离开吉安,同朱德会合,一起指挥部队作战。

  第五,“自觉地遵守铁的纪律。”文章中说:“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精神的养成和提高,就是使各个指挥员战斗员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汇合成为全军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有了这样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红军,就是铁的红军。”

  事情看起来真有点令人难以相信:为什么红军三万多人能在东固地区隐蔽集结达二十多天而不被对方发觉?这同东固地区的地理环境和群众条件有关。东固地处中央苏区腹地,在五个县的接壤处,离各县县城都达五十多公里。周围丛山峻岭环抱,只有五条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可以通往山外。山内土地肥沃,盛产大米等物品,有二百九十多个村庄、一万五千多住户。这里又是老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七年九月党组织领导并发动了东固暴动,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是在这里产生的。经过土地革命,群众觉悟很高。红军主力到这里集中后,又采取了严密的封锁和保密措施,因而能有可能做到大部队长期在此埋伏而消息不致外漏。

  国民党军队发觉红军主力已东渡赣江,立即改变部署:留下第三纵队在赣江西岸,而以主力第一、第二纵队尾随红军主力东渡赣江,企图在赣江东岸寻找红军主力作战。朱德后来说:“我们看(敌军)这样多不行,就往南伸。”⑧为了继续“诱敌深入”,朱德、毛泽东决定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和迷惑敌人,指挥主力部队隐蔽转移到苏区边沿的藤田、招携一带,在转移途中,朱德视察了各地坚壁清野和其他反“围剿”准备工作。这时,有些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有害怕打烂坛坛罐罐的疑虑。朱德耐心地向他们做说服解释工作。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刚刚离开,各路敌军就分别进到永丰、乐安、宜黄、南城等地,又扑了个空。

  第六,“要有集中的指挥和统一的训练。”朱德指出:“要使红军的行动,在任何情况之下,有最大限度的集中性,去消灭它的阶级敌人的武装。”

  在东固待敌期间,朱德于四月三十日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军事会议,对作战方针再次进行讨论。这次会议比前几次会议前进了一大步。参加会议的欧阳钦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这一次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非常坚强,大家都是摩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的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第三是地势好,我们对于这带地势都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现在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在历史上以少胜众的事实很多,革命的军队要能以少胜众。所以当时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并且承认过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机会主义。”

  红军退却的终点应该放在哪里?朱德、毛泽东认真分析形势后认为,红军刚转入运动战,必须慎重初战,不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同敌人决战。

  ④

  ⑩

  红军主力与其退却到苏区边沿地区,不如退却到苏区中心地区更为有利。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稳当可靠的战略方针,在没有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以前,第一次对付这样大的敌军的进攻,采取这种慎重的方针是必要的,为了不使红军在退却中过于疲惫,朱德、毛泽东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将敌军诱到苏区中部的东固,南垅、龙冈地区;第二步再将他们诱到苏区腹地的黄陂、小布、洛口一线,在这里相机歼敌。

  正当国民党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进攻的时候,朱德发表这篇论文,对提高红一方面军乃至整个红军的作战能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它对以后红军的建设也有很大的意义。

  会议一致肯定了毛泽东、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还通过了毛泽东、朱德精心制定的整个战役中连续作战的方案。

  四万红军按照朱德、毛泽东这一部署,先后转移到黄陂、小布、洛口地区隐蔽集中。十一月二十八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和总前委机关来到黄陂。中共宁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黄陂区委、区苏维埃政府以及当地群众,为了欢迎朱毛红军,搭起一座彩门,彩门两边用“黄陂”二字题写了一幅对联。上、联是:“黄虎出林啃白犬”;下联是:“陂水人潭养赤龙”。当朱德、毛泽东率部走来时,夹道相迎的群众中锣鼓、唢呐、鞭炮齐鸣,黄陂、小布顿时欢腾起来。第二天,朱德和毛泽东一起,会见中共宁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黄肢区委、区苏维埃政府的负责人,赞扬他们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做得好,并鼓励他们继续支援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很快。七月上旬,何应钦指挥左翼集团军日益逼近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福建建宁。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红军的主力所在。何应钦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已由闽赣边界向广昌、石城、宁都转移,命令军队继续向南推进,于七月中旬先后进占{ewc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257_1.bmp}广昌、宁都,结果并没有找到红军主力,扑了个空。接着,他又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可能在宁都西北地区,命令军队奔向这一地区,又扑了空。陈铬枢指挥右翼集团军按计划向富田、东固、宁都一带推进。当时天气炎热,他们进入苏区后,因地形不熟和到处受到袭扰,又找不到红军主力作战,东奔西突,陷入狼狈的困境。朱德曾这样描写道:“他们追着追着,天天爬山,还没接火,已经不知累死热死好些了。”⑤这时,如果红军主力从闽西和闽西北驻地直接插向预定的作战地区宁都、兴国一带,将同敌军主力相遇,对红军是不利的。毛泽东、朱德和临时总前委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采劝磨盘战术”,向南实行千里大迂回,绕过敌军进攻的锋芒,从中央苏区南部插入敌人背后。朱德通俗他说:“我们的方法,就是先躲开他(敌人),疲劳他,等他疲劳不堪了,再开始打。”⑥七月十日前后,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和总司令部,由闽西、闽西北驻地出发,从敌人的左侧,沿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向南急进。盛夏季节,烈日当空,气候闷热。再加上缺少粮食,吃饭极度困难,每天只能以稀饭充饥。但是,红军依然精神振奋地向中央苏区南部进发。

  但是,三万多红军在二十多天时间内集中隐蔽在东固这个不大的山区内,毕竟会带来严重的困难。由于国民党军队长期包围和进攻,实行经济封锁,大肆抢夺粮食,恣意破坏生产,使中央苏区的经济受到很大破坏,群众的生活极度困难。三万多红军集中在东固地区,缺乏足够的粮食供应,生活非常艰苦。尽管东固地区的人民群众把自己家里的粮食自愿地拿出来支援红军,但毕竟因人多粮少,不能满足红军的需要。当时任红三军第七师师长的陈伯钧有一段回忆:“那时正是五月份,粮食少,吃饭都成问题。东固的老百姓把所有的粮食都接济了我们。我们也上山采笋子,下田拣田螺,生活很苦。”“我们一个司令部只有两盏灯,师长、政委一盏,作战科一盏,就是这样过日子”(11)。

  朱德虽然是红军总司令,但从没有一点架子。他来到黄陂、小布后,不仅经常找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谈心,了解地方工作的情况和人民群众的疾苦,而且同红军战士打成一片。有个刚参加红军不久的小通讯员一次在打草鞋时,因为没有掌握好打草鞋的技术,手里拿着黄麻和破布,怎么摆弄也编织不好。他又急又气,拿起棍子在不成形的草鞋上乱打乱敲,嘴里气呼呼地说:“打草鞋!打草鞋!”这时,忽然听到背后有笑声,扭头一看,原来是朱德站在那里。朱德走向前去,对小通讯员说:“小同志,别着急,来,我来教你。”说着弯下腰去,指点这位年轻战士打草鞋。经过朱德的耐心帮助,一双又合适又好看的草鞋很快扛成了,朱德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和爱兵如子的精神,在红军中人人皆知,广大官兵从中受到了很大教育。

  七月中旬的一天,朱德率领队伍由广昌的尖峰向石城、瑞金方向前进,路经北坑时见到当地的游击队员热情地前来相迎。“朱总司令从马背上跳下来,走到大家面前,用关切的口吻告诉他们:敌人许克祥师的部队已经从南丰出发,尾随我们。他们的前头部队已经到了尖峰的黎花山一带。我们部队按照毛委员的决定,要甩开这里的敌人,转到后面去消灭他们。说到这里,朱总司令关切地叮嘱游击队员们:你们要提高警惕,坚持斗争!说完,矫健地跨上座骑,朝大家挥挥手,带领部队继续前进。”⑦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队伍,在连续十几天的急行军中,经安远、宁化、长廷瑞金等地,绕道千里,于七月二十二日,到达零都北面的银坑地区,隐蔽在深山峡谷中。在这里同红三军主力、红三十五军和由广西转战到江西中央苏区的红七军会合。朱德、毛泽东率部在银坑地区休整了几天并观察了敌军动向后,于七月二十八日又率部向西北方向转移,来到兴国北部的高兴圩。部队在这里一面休整,一面准备转入反攻,并进行了战前的政治动员。

  在这种情况下,朱德没有因为自己是总司令而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而是和广大指战员们同甘共苦。他回忆说:“我们住在东固很苦,没有粮食,就拿笋子来充饥。”(12)当时在红三军任第二十六团团长的李聚奎曾回忆起:“朱总司令组织一军团团以上干部前来我团参观,由于缺粮食,我们不知用什么来招待这个百余人的参观团,只好发动大家一边挖工事,一边拔竹笋摸田螺,把仅有的一升多米掺上竹笋、田螺煮来请大家吃。我盛了一碗给朱总司令,朱总司令还说蛮好吃。实际上那有什么好吃呢,百余人一升米,又冇油又冇盐”。

  十二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召开军事会议,进一步部署对中央苏区中心区域的进攻;并任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兼任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一个师又两个旅约十万以上的兵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边沿部署了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形势一天比一天严重了。

  不久,国民党军队已发现红军主力在兴国集中,并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有西渡赣江的意图,便集中九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

  为了帮助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克服经济困难,朱德、毛泽东于五月五日发布《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插秧耕田的训令》,指出:“敌人长期进攻苏区及红军,大举抢粮食拔去秧苗,使农友马上缺食不能耕种,及将来无秋收希望。”“苏区群众多数动员在作战中担任放哨、侦探、运输等工作,所有田地不能按时下种,必然会影响作战及秋收食粮。我们全体红军在不妨碍作战及警戒外,理应立时派大批能栽秧耕田的同志,在各住地帮助农友栽秧耕田,务于最短时期中,将苏区所有田地栽完种完,以便作战及秋收食粮有着。”

  朱德来到黄破不久,在十二月上旬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总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案。这时在革命根据地内部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那就是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

  形势险恶,红军应该从哪里突破敌军的围攻?朱德、毛泽东在率部到达高兴圩的当天,立刻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针。会议决定:“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⑧按照这一作战方针,朱德、毛泽东于七月三十一日向全军发出命令:“本方面军以绕入敌背捣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然后消灭其大部队之企图,决先夺取富田、新安。”⑨并命令红一、红三两军团,于八月二日夜间开始向富田、新安发起进攻。进军途中,得知红军的行动意图已被敌军发现,陈诚的第十四师、罗卓英的第十一师已抢在红军前头进占富田。这两个师是蒋介石的精锐主力,战斗力强。为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朱德、毛泽东立刻改变原定计划,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迅速返回高兴圩,再寻歼敌机会。

  并强调说:“红军帮助栽秧耕田全是一种应尽义务,不要吃农友的饭及任何酬报,并且要十分和气,不得有不好态度对待农友。”“各级战斗员、指挥员,应将此种工作视为作战中之一种重要任务,如能按期作到耕种完毕,是二次战争首先胜利之一,务祈全体动员努力此一工作,但决不能妨碍作战。”

  在强敌围攻的险恶环境中,出于巩固后方的考虑,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党组织在这年上半年开始展开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错杀了一些同志,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少数领导干部反对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错误地指责它是“右倾”、“逃跑”的方针,仍主张夺取中心城市,这又加深了高级干部内部的矛盾。一九三○年十二月,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当时担任肃反委员会主任的李韶九到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所在地——吉安县的富田,进行肃清“AB团”的斗争。(“AB团”是北伐军攻克南昌后成立的一个反动组织,在第二年四月就己解体。)李韶九到富田后,相继逮捕了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赣西南特委书记、省行委常委段良粥,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并对他们进行刑讯逼供。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看自己将被错定为“AB团”井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受逮捕,在十二月十二日带领部队在富田包围当地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人员,并将全军拉到赣江以西地区。他们模仿毛泽东的笔迹,伪造了一封毛泽东给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信,信中说要古柏把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成AB团的主犯。字体“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⑨他们故意将这封伪造的信送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红二十军由赣江东岸拉到赣江以西的永新、莲花一带活动时,沿途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这些极端错误的行动,严重地分裂了红军,只能有利于敌人的“围剿”,而不利于红军的反“围剿”,朱德收到那封伪造的信后,一下就看出了破绽,立即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笑着问朱德:你怎么还送给我呀?朱德回答:我不相信这封信是你写的。

  这时,国民党各路军队云集在兴国及其周围地区,将红军包围得严严实实,使红军处在北、东、南三面受敌和西临赣江的极端危急的局面下。兴国县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失陷,只剩丁高兴圩及其周围几十里地方留在红军的控制下。怎样击破敌人的严密包围圈,成为放在朱德、毛泽东面前的严重课题。

  (14)

  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十二月十七日联名发表《为富田事变宣言》,严厉地批评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十军少数领导干部的严重错误,指出他们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错误口号是“分裂革命势力”,并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总前委的工作路线,完全与中央最近三全扩大会议的路线相符合。”宣言维护“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出:“此次蒋介石、鲁涤平大举进攻革命,敌人利在速战,使红军深入白色区域,然后包围袭击。我们就要利用敌人弱点,看明敌人毒计,站在主动地位来定策略。我们所采取的大规模决战,诱敌深入赤色区域,配合群众,这是实际消灭敌人,实际进攻南昌、九江,争取革命胜利唯一的正确策略。”宣言还明确表示:“朱、毛、彭、黄团结到底。”⑩十二月十八日,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又联名发表《给曾炳春等的一封公开的信》(曾炳春是红二十军政委——作者注)。公开信坚决维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出:“富田这次行动,唯一的借口是反对毛泽东同志‘右倾,。

  朱德、毛泽东对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蒋光鼐的第一军团、赵观涛的第一路进击军和蒋鼎文的第四军团,多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强,不易击破;而正在由龙冈向良村、莲塘进犯的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弱,容易被击破。

  五月八日,项英、毛泽东、朱德又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节省经费的训令》,对节省经费作了具体严格的规定:伙食费“从即日起每日吃两餐,只发伙食费八分。柴自己采,菜自己采一部分。”“每个机关每月从三元起至八元止,按照至低限度的需要开支。总司令部不得超过八元。除上列规定外,过去各种开支,如挑伕费、药费、交通费、侦探费等项一律停发。”(15)朱德一生中不知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但他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过头。他经常做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一次在总司令部干部会议上动员说:“同志们!不怕敌人多,不怕没饭吃,只要我们团结努力打敌人,一打出去敌人就会送来大米白面!”大家一听都振奋起来,说:“总司令说有办法还怕什么。”(16)朱德的讲话鼓舞了大家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信心。

  泽东同志平时主张彻底平田,坚决在政治上反对富农领导,经济上反对富农剥削,相当的武装地方群众,巩固苏维埃政权,这些主张??是布尔塞维克的正确路线。”信中强调:“只有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大举消灭敌人主力,在野外消灭敌人,工事也无用了,这就可以长驱直人,南昌、九江不攻自破。

  根据“避实就虚”的原则,他们立刻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以部分红军会同地方部队和赤卫队,伪装红军主力,向西佯动,示形于敌,把战斗力较强的陈诚、赵观涛、蒋鼎文各部吸引到赣江边去;把蒋光鼐、蔡廷锴部牵制在兴国北面。出其不意地集中红军主力从中间突破包围圈,迎击正向兴国东部的良村、莲塘进犯的上官云相部,取胜后相机扩大战果,各个击破敌人。

  红军在东固一直等了二十多天,仍不见王金钰部有离富田东进的迹象。

  这种战略才是实际的布尔塞维克的战略。”“凡是真的布尔塞维克同志,都(应)当无条件的执行。”并指出:“这一个战略,是整个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策略,已不是泽东同志个人意见,所谓反对泽东同志‘右倾,,等于无的放矢。”公开信最后严肃地指出:“目前决战在即,凡是革命的布尔塞维克同志,应站在共产党总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坚决消灭敌人,谁不执行这一任务,谁破坏这、一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11)由于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的坚决态度和说服教育,克服了“富田事变”造成的严重危机,维护了团结,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内部得到稳定和巩固。这对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八月五日晚,朱德、毛泽东趁赵观涛部和陈诚部被部分红军向西吸引到赣江边的万安、良口地区的机会,率领红军主力在夜幕掩护下,从崇贤和兴国两地敌军之间仅二十公里的空隙中,冒着绵绵细雨,踏着打滑的山间小路,悄悄地翻越陡壁悬崖,沿着深壑峡谷,迅速地向东穿插。朱德不时地站在三岔路口,关照指战员们不要拥挤,告诉大家要一个一个地跟着走。经过一夜又半天的急行军,于次日午时到达莲塘,部队隐蔽在莲塘附近的吴公山上的密林中。

  这时,不少红军指战员因求战心切而产生了急躁情绪。朱德经常深入部队,说服大家耐心等待,说明敌人是会东进的,战机很快就会到来。

  “富田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认为红军和苏区内部出了问题,正是乘机大举进攻的好时机。于是,他下令将国民党“围剿”军队分为八个纵队,于十二月十六日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发起全线进攻。在红军正面的右、中、左三个纵队,由北向南“分进合击”。由于苏区的坚壁清野工作做得好,国民党军队进入苏区后到处找不到粮食,也找不到向导,因而陷入困境,停顿不前。他们在战报中发出这样的感叹:“到赤区作战真是黑漆一团,如同在敌因一样”(12)。

  红军主力刚到莲塘,获悉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已进到莲塘以北十五公里的良村,它的前卫部队第四十六师第二旅已进到莲塘附近,同红三军团的警戒部队接触。朱德、毛泽东判明,这是各路“进剿”军中战斗力较弱的一路,又是北方军队,不善于南方的山地作战,决定迅速歼灭该敌。

  事情不出朱德所料,等待已久的战机终于来到。对方沉不住气了。五月十二日,得到情报说,王金钰部的右翼部队第四十六师一个旅和第二十八师,正由富田出发分路向东固进犯。当晚十时十五分,朱德、毛泽东向全军断然发出命令:“本方面军为各个破敌巩固苏区向外发展起见,决心先行消灭进攻东固之敌,乘胜掩击王金钰属全部,努力歼灭之,以转变敌我攻守形势,完成本军目前的任务。”(17)正在这时,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于五月十四日黄昏时分又截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驻在富田的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师部电台同该师驻吉安留守处电台通报时,用明码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到哪里去?”富田台答:“东固。”(18)他们以为红军和过去一样还没有无线电台,所以敢于大胆地用明码谈话。台长王诤立即把这个重要情报报告总部。与此同时,朱德、毛泽东还获悉:王金钰部的右翼部队正分两路东进:上官云相的第四十六师沿观音崖、九寸岭向东固攻击前进;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沿中洞向东固攻击前进。

  “围剿”军已被诱到中央苏区腹地,红军转入战略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决战即将开始。这一仗该怎样打?先打对方哪一部分?朱德和毛泽东经过周密考虑,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左翼的张辉瓒部第十八师或离红军主力最近的谭道源部第五十师。因为“张、谭两师是‘围剿’主力军,‘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13)然后进行各个击破,打破这次大规模“围剿”。

  朱德深知,这是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第一仗。能否打好,对以后的战斗关系极大。为了有把握地打胜这一仗,他到莲塘后没有休息,就登上莲塘附近的大窝峡,打开军用地图,手举望远镜,向对方来路十万洲、半经方向的狭长深谷盼望,仔细观察敌军动向,并向当地群众详细了解这里的地形情况。

  从富田至东固相隔二十公里,只有两条大道相通,都有一段是险峻峭拔的山岭问的隘路。

  这样,总前委选定远离敌人后方的龙岗、小布地区为退却终点,准备转入反击。为了打好第一仗,十二月下旬在小布河畔召开了军民誓师大会。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两侧,挂着毛泽东写的一幅对联。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14)。大会开始后,毛泽东和朱德先后讲话。他们号召全体军民努力杀敌,勇敢冲锋,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土地革命,保卫革命根据地,保卫家乡,保卫工农的天下。

  在弄清敌情和周围地形后,朱德还和毛泽东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前动员,并指挥部队于当晚隐蔽进入阵地。

  朱德、毛泽东在掌握王金钰部已经东进的确实消息后,立刻商量歼敌方案,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行动:“钻牛角尖”,即:红军主力从北面的郭华宗师和南面的蒋光鼐、蔡廷锴部之间二十五公里的空隙中隐蔽西进,以两翼包抄的方式攻击敌军后背,消灭王金钰部的第四十六师和第二十八师。五月十四日下午八时,朱德、毛泽东发出攻击宫田敌军的命令。

  (15)

  部队进入阵地后,“朱德同志亦亲临督战,在阵地上对战士们说:”敌人出了告示,谁先拿下莲塘,就奖给二十万元。你们怕不怕呀?’‘不怕!’战士们回答十分响亮。朱德同志笑道:‘对啰,别看他们叫得凶,明天早上四点钟就缴他们的枪啰!’”⑩八月七日拂晓,朱德、毛泽东趁敌不备,下达了攻击命令。前敌指挥彭德怀立刻指挥各路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上官云相部发起总攻。红军指战员迅速冲下山岗,同敌军展开白刃战。只用了两个小时就结束战斗,全歼上官云相的第四十六师第二旅和由良村派来的一个侦察营,击毙第二旅旅长谭子钧。上官云相只带了两三个参谋副官和几个马弁逃回龙冈。这次战斗打得如此神速,上官云相部被打得晕头转向。有个俘虏说:“昨天通报还说你们被蒋光鼐、蔡廷锴围在高兴圩,那晓得今天你们却在这里包围了我们!”

  “牛角尖”能不能“钻”通而又不被对方发觉,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五月十五日拂晓,各路红军按照毛泽东、朱德的部署开始行动。毛泽东在半夜来到从中路正面迎击公秉藩师的红三军军部,同军长黄公略一起找熟悉当地情况的向导进一步调查西迸路线情况。经过调查,发现在东固至中洞大道南侧,还有一条过去不知道的小路。毛泽东立即改令红三军沿这条小路秘密前进,包围公秉藩师的右翼。这一改变,对歼灭该师具有重要意义。

  十二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得到情报:在源头的国民党军队谭道源师,正在大量拉夫,准备向南进犯小布。朱德、毛泽东认为,小布的地形和群众条件都好,对红军有利,正是在运动中消灭谭道源师的好机会,决定先打谭师。他们在当天下午一时发出命令:“方面军决于明(二十五〕日先歼灭来犯小布之敌。”(16)次日早晨,指挥红军主力由黄肢向小布以北轻装疾进,设下埋伏。这时,正是隆冬时节,北风阵阵,寒气袭人。红军指战员在冰冷的战壕里等待着。可是,从早晨一直等到黄昏,始终没有见到敌军的影子,只得撤回黄陂。二十六日午后,谭道源派出一部分兵力进到距小布十五华里的树陂,前哨放到距小布只有七华里的假坑。朱德、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在当天夜里十点钟又发出命令。“方面军决于明日进至小布附近,待机由树陂来犯小布之敌围攻而歼灭之。”(17)红军指战员在第二天拂晓前,再次进入原来的设伏阵地。可是,从拂晓等到天黑,仍然没有见到动静,只得再次撤回黄陂。

  (11)

  五月十六日,毛泽东等率领总部部分人员登上东固至中洞大道北侧的白云山,因为时间紧迫,毛泽东只能在一个小镇上留下字条,将这一改变通知朱德,并要朱德率领总部也上白云山。但朱德因为还不知道红三军已改变西进路线,在这天拂晓前仍按原计划率领总部由东固做上出发,沿东固通往中洞的大道向西行进。当到达白云山下时,同正在东进的公秉藩师的先遣部队遭遇。朱德立刻命令作为总部警卫部队的特务连,在林木丛生的山坡上进行阻击。公秉藩部先后以三个营的优势兵力猛扑过来。朱德指挥特务连且战且退,引着敌军向前走了二里多地。毛泽东在白云山上听到山下激烈的枪声后,立即指挥部队从山上扑下来,把追敌击退。朱德和毛泽东一起登上白云山,指挥全线战斗。

  谭道源师为什么没有进犯小布?并不是情报不确实。谭道源确曾下达进攻小布的命令,先头部队并已出发。但由于谭师力量较弱,不敢轻进,也有记载说由于有人从苏区逃去报告了红军在小布设伏的消息,谭道源便下令部队停止出发,并将已经出发较远的前卫部队撤了回去,盘踞在源头一带迟疑不前,源头一带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谭师居高临下,硬攻对红军不利。两次在小布设伏都没有打成,有的指战员便产生急躁情绪,有的还说起怪话。

  接着,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挥戈北向,乘胜进取良村。朱德带领一个警卫排向良村插去。在途中同正由良村增援莲塘的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一个旅遭遇。按预定计划,红四军应该抢先占领路旁的山头,但他们没有按时到达,所以被郝部抢先占领了。朱德到达山脚下时,才发现这个情况。当时,他身边只有几个参谋人员和一个警卫排,立刻投入战斗,坚持到大部队赶到后,经过激战,歼敌一个团,击毙旅长张銮诏,残敌向良村溃退。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追到良村,将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包围起来,发起猛攻,又歼敌一部。在追击时,击毙第五十四师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滇。上官云相和郝梦龄只得夺路向龙冈逃去。良村战斗只用了几个小时,就胜利结束了。

  这时,担负中路的红三军已沿山间小路进到中洞南侧,在草丛密林中隐蔽前进。因为红军行动秘密,苏区人民又严密封锁消息,国民党军队进入苏区后,得不到一点军事情报,始终没有发现红军主力的踪迹,误认为红军主力还远在宁都地区,便大胆地向东行进。当公秉藩师的后尾部队全部离开中洞后,红三军突然从高山上猛压下来。公秉藩师刚从北方调来不久,很不适应南方的山地作战。红军这一突如其来的猛烈攻击,使公秉藩师霎时间乱成一团,四处逃散。到下午四时许,歼灭公秉藩师大部。

  朱德、毛泽东非常冷静,认为红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重大,它将影响全局,必须打胜,必须在敌情、地形、人民等备方面条件都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情况下才能动手,否则宁肯持重待机,这时,又探得张辉琐师正向龙岗方向推进。于是便决定暂时不打谭道源师,先打张辉瓒师。

  莲塘、良村战斗胜利后,红军指战员的斗志更加高昂,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却一落千丈。朱德、毛泽东决定发扬红军连续作战的传统,乘胜北进,再歼龙冈敌军。这时,龙冈驻军有周浑元的第五师四个团,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两个团,还有从莲塘、良村溃退去的约两个团,共八个团的兵力,八月八日午后二时,朱德、毛泽东命令红一方面军于九日拂晓向龙冈发起总攻击。

  与此同时,左路的红三军团也迂回到固肢,消灭公秉藩师的兵站,并于当天夜间从侧后攻入富田。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全部被歼。师长公秉藩被俘,他知道红军宽待俘虏,便混在俘虏中领了三元银元跑掉。副师长王庆龙被击毙。次日上午九时,红三军也进入富田。

  当红军主力在小布设伏准备伏击谭道源师的时候,朱德、毛泽东已派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带领该军第三十五师会同地方武装,将张辉瓒师一步一步从东固引向龙冈,并指示罗炳辉:在诱敌过程中,只许打败,不许打胜。

  当部队行进时,在途中得知龙冈守军已有准备,在驻地周围修起许多坚固工事,又获悉毛炳文的第八师刚刚从君埠、南陵地区撤回黄陂。朱德、毛泽东立刻果断地改变原来计划,不去龙冈,出其不意地改去黄陂攻打立足未稳的毛炳文师。

  多少年后,公秉藩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五月十六日早晨,我和平常一样,清晨运动完毕,率师直属部队从固肢圩出发。”“后方各地都平静得和水一样”,“沿途看不见什么征候”。上午十时抵达山坑,突然“在一声炮响下,步枪、机关枪齐发,山鸣谷应,响彻云霄。正在行进中的部队被打乱了,有的人马被打死,有的被打伤,横倒竖卧在山路和两旁的田地上。尚未死亡的官兵乱成一团,莫知所措。”“一个一万多人编成的师,一下子就被歼灭光了。”(19)右路的红四军、红十二军,在追击中,又将上官云相的第四十六师一个旅大部歼灭。五月十六日,各路红军在富田胜利会合。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个战斗——富田战斗胜利结束。

  准备担负正面攻击张师任务的是红三军。二十七日,朱德来到红三军,在全军指战员大会上宣布作战任务。他说:“谭道源溜了,张辉瓒来了。”

  为了打好这一仗,朱德、毛泽东在君埠召开战前动员大会,并做了周密部署:以红三军佯攻龙冈,牵制周浑元师,转移敌军的注意力,麻痹黄陂的毛炳文师;红军主力却转而向东,突然进攻黄肢,打他个措手不及,朱德、毛泽东随即率领红军主力向黄陂急迸。经过三天急行军,子八月十一日清晨赶到黄肢附近,将总部指挥所设在城江山上的松林里。红四军、红十二军担任主攻,从黄陂南侧攻击;红三军团、红七军向黄陂东侧迂回,断敌后路,阻击东面增援之敌。

  五月十九日,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向白沙猛烈追击,截住正在撤退中的国民党军队,乘他们军心恐慌,士无斗志,将郭华宗的第四十二师一个旅和上官云相的第四十六师残部全部歼灭,共俘敌三千余人,缴枪二千余支。

  “总前委认为,敌人已被调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时机已经到来。”“总前委决定:你们红三军担任正面攻击。希望同志们努力打!要初战必胜。”他扫视一下队列问:“有没有信心?”队列中爆发出响亮的回答:“有!”“坚决打垮张辉瓒!”当时正在红三军红九师担任参谋的耿飚回忆道:“总司令简短的动员结束了,但他的话久久地回响在指战员心中。我是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以前,从众多的关于他的传奇式传说中,我得出了一个印象:他是一员威风而严肃的战将。现在,当他站在我的面前时,那一对浓浓的眉毛和总是微笑的嘴唇,使我感到了他的睿智和亲切。”“现在,就是这颗被国民党悬赏二十万光洋的头颅,就是这个被多次宣布己被‘击毙,的英雄人物,正指挥我们在反‘围剿’战争中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18)第二天下午,朱德、毛泽东正式发出命令:“张辉瓒部经善和、藤田到达潭头,现向上固、龙冈推进中。”“方面军决定改换目标,横扫在我左翼当前之敌。”(19)十二月二十九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由黄陂、小布地区挥戈向西,于当天到达龙冈以东三十华里的君埠隐蔽待机。这一天,张辉瓒师的先头部队戴岳旅的第一○四团于上午十时进抵龙冈。由于红军的行动秘密神速,群众严密封锁消息,所以,张部进到龙冈后,根本不知道红军主力已在君埠地区隐蔽集结,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尚在百里之外,毫无顾忌地准备由龙冈继续东进。

  各路红军进入阵地后,很快同毛炳文师接上了火。当天中午,突然下起倾盆大雨。朱德、毛泽东指挥各路红军攻进黄陂街,歼敌两个团。毛炳文率余部向洛口、宁都突围。红军乘胜追击二十余里,又歼敌约两个团。当天下午,战斗胜利结束。

  在藤田的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闻讯星夜撤往永丰。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二个战斗——白沙战斗胜利结束。

  龙冈圩地形十分险要,后面是一座大山,前面是一条河,河的对岸是一座小山,东面不远处有个黄竹岭,是张师东进的必经之地。朱德后来说:“那山地的确险要。有些怪地方,山顶上的小路,一般军队都不能走,没有人领路,那就会迷失在树木草丛石壁中间卞。”(20)这里的地形极有利于红军隐蔽和集结。当晚八时,朱德、毛泽东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二天由君埠向龙冈运动,利用有利地形,趁敌军立足未稳,突然发起进攻,将它围歼在龙冈山区,并在军事上作了周密的部署。

  这次战斗打得干脆利落,时间不长,缴获颇多,第二天,方面军总政治部发出的《黄陂战斗捷报》中说:“三次战争,我红军于八月七日,在良村、莲塘消灭敌人之第三路进击军两师,取得第一步胜利后,接着于八月十一日,在黄陂击溃敌之毛炳文师全部,缴得步枪三千五百余支,手花机枪、水旱机关百余挺,无线电机一架,其他军用品无算,俘虏官兵六千余人。黄陂战争,我军开始猛攻,只一个钟头即将敌师全部打败。”(12)从八月七日至十一日,红一方面军在五天内连续打了莲塘、良村、黄陂三个胜仗,共歼敌万余人。

  白沙战斗结束后,朱德、毛泽东按原定计划指挥红一方面军继续向东横扫。这时,高树勋的第二十六师正奉南昌行营命令由南团取道中村向藤田前进,准备增援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五月二十一日,它的先头部队一个旅到达中村。五月二十二日拂晓,红军在朱德、毛泽东指挥下,分两路包抄中村,全歼该先头旅,重创高师师部。其余残部向乐安溃退。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立刻命令李松昆的第二十五师于五月二十三日由东韶撤往宜黄。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三个战斗——中村战斗胜利结束。

  十二月三十日清晨,龙冈山区大雾弥漫,群山遍野云宠雾罩,如同黑沉沉的夜间,真是“雾满龙冈千蟑暗”(21)。红军在浓雾掩护下悄悄地进入阵地。朱德、毛泽东带着总司令部很少几个参谋人员,进入设在小别山上的指挥所。过一会儿,云消雾散,一轮红日徐徐东升,龙冈山区晴空如洗。红军指挥员居高临下,将整个龙冈圩尽收眼底,密切注视着张辉瓒部的行动。上午九点左右,张师先头部队戴岳旅进到龙冈以东的小别村附近登山时,早在这里隐蔽待机的红三军第七师突然发起猛烈攻击。

  在黄陂战斗中,从毛炳文的师部缴获一份第六师师长赵观涛和第十师师长卫立煌发出的紧急电报,称这两个师已向黄陂地区开来,现已进到离黄肢仅十公里的砍柴冈。毛泽东、朱德根据这份紧急电报和其他有关情报分析:国民党“进剿”军主力被部分红军向西引到赣江边后,并未找到红军主力,已发现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计。莲塘、良村两次战斗后,他们又发现红军主力已在东面黄陂一带集结,并估计有北上进攻临川的意图,于是,蒋介石、何应钦便命令敌军主力第一路进击军、第二路进击军和第一军团掉头向东,向黄陂地区猛扑过来,企图集中优势兵力,围歼红军主力于这一地区。

  中共苏区中央局由于不便随军行动而留住龙冈。为了更好地指挥前方作战和做好战地地方工作,避免因事事需要请示中央局而贻误战机,五月二十四日在南团重新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毛泽东任书记,朱德为委员。

  这时,尚在龙冈的张辉瓒,对红军的情况一无所知,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还远在黄陂、小布一带,戴岳旅所遇到的不过是游击队,不是红军主力。

  毛泽东、朱德断定敌军主力很快就会到来,红军不宜在黄陂久侍,命令部队于当夜立刻离开黄陂,向君埠地区隐蔽集中,休整待机。果然,第二天(八月十二日)赵观涛的第六师、卫立煌的第十师、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和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就气势汹汹地进占黄陂。因为红军主力已经转移,他们又扑了个空。接着,国民党其他部队也很快从四面八方向黄陂、君埠开来,从东、南、北三面对红军主力形成密集的大包围,准备进行决战。

  中村战斗结束后,国民党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所属胡祖玉的第五师、毛炳文的第八师、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开始由头陂等地经广昌向南丰撤退,五月二十四日深夜,朱德、毛泽东命令全军于次日向东急进,抢在国民党军队之前占领南丰城。随后率领总部于五月二十五日到达宁都和广昌交界的洛口圩严坊村。当晚八时,朱德在严坊村出席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第一次会议。会议分析了敌军的动向,指出:“毛(炳文)、许(克祥)部二十三日早由洛口退,到二十四日午后才退完,估计敌人今日可在广昌、头陂一线集中,头陂之敌明天或许可集中广昌城。”“头陂敌人(毛部一师)有退却形势,我们以第一军团去打他,是可以击退他的,但三军团还是在吴村,如果我们打下头陂,追到广昌,则三军团相隔百里,赶不上增加(援),不易消灭敌人。因此,我们有集中两个军团全力去打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的必要。”(20)会议最”后决定,全军于二十六日开到广昌县城西北面的苦竹集中,准备全力攻击朱绍良部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三个师。

  他既没有及时地增援前方,也不戒备侧翼,而是命令戴岳旅拼命抵抗。战斗打到中午时分,戴岳旅逐渐展开两个团的兵力,战斗一时打得相当激烈,这时,在正面迎击戴岳旅的只有红三军的第七师(实际上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向总部指挥所请求增援。可是,总部指挥所只留下一个连警卫部队,还担任着其他任务,只能派参谋处长到前线了解情况。朱德说:凡是部下请求增援,就必须派兵去,多少总要派,没有兵就派将。(22)不久,红三军第八、第九两师和红十二军的一部分,向戴岳旅的两翼猛烈发起攻击。戴岳旅在红军三面猛攻下,难以支持,向张辉瓒告急,张辉瓒派出一个团前去增援,还没进入阵地,就同戴岳旅一起被红军全歼。副旅长洪汉杰、团长李月峰被击毙,戴岳夹在士兵中逃出。

  这时,红军的处境是第一次反“围剿”以来最危险的时刻。如果决策和指挥稍有失误,便会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八月十三日晚,朱德和毛泽东在君埠一座家庙里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出席会议的人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应该避免同超过红军数倍的敌军决战,需要用一部分兵力牵制敌军,掩护红军主力悄悄西进,回到兴国的北部和西部隐蔽待机。

  五月二十六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苦竹后,得到情报说,在头陂的毛炳文部已向广昌撤退,广昌城驻有国民党军队三个师,有向南丰退却之势。当晚八时,朱德在苦竹出席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临时总前委第二次会议,再次讨论:是按原计划先攻占南丰,还是改为先攻占广昌?会议认为:“在敌人还在广昌城的形势之下,如果我们照原计划到南丰城,则敌人在我们侧背,使我们行动不便。因此,我们应先夺取广昌城,击退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取得二次战争更好的胜利形势,然后猛追该敌,逼他放弃南丰城,使我们以后筹款工作更加容易。”(21)会议决定,次日开始进攻广昌城。

  下午三时左右,左路红十二军、右路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一部,在朱德、毛泽东的指挥下,已按预定计划分别迂回到龙冈侧后,占领当地山头,截住张辉瓒部主力四个团的退路,切断他们同东固。因富的联络,从背后向龙冈发起攻击。整个龙冈被红军紧紧围住,张辉瓒部成了瓮中之鳖。

  会后,朱德、毛泽东计对蒋介石、何应钦害怕红军北攻临川的心理,命令红十二军伪装红军主力向乐安佯动,井指示他们要白天行军,大造声势,故意暴露在敌军面前,使他们造成错觉,误认为红军主力真的要北攻临川,吸引他们向东北方向调动。

  五月二十六日清晨,细雨濛濛。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冒雨直逼广昌城下,从北、西、南三面发起猛烈攻击。国民党军队凭借城外山头上的坚固工事,阻击红军的进攻,掩护主力向南丰撤退。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每个山头都要经过反复争夺。朱德和毛泽东登上城西面的乌石岗,在这里指挥战斗。晚上九时,朱德、毛泽东命令部队攻进城里,全歼城内守敌,夺取广昌城。

  下午四时左右,朱德、毛泽东下令发起总攻击。各路红军从龙冈北面的高山上猛冲下来。张辉瓒指挥部队往西北方向突围,突不出去。红军迅速冲迸张辉瓒师部,活捉第五十三旅旅长王捷浚张辉瓒换上士兵衣服逃跑,也被搜获。当天黄昏,战斗全部结束。朱德和毛泽东从小别山上总部指挥所走下山来,向龙冈走去,沿途听到很多红军战士高兴地喊道:“前头捉了张辉瓒。”(23)尤冈战斗,在朱德、毛泽东的周密部署和巧妙的指挥下,只打了一天,歼灭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万人,缴获各种武器九千余件,还缴获电台等其它军用物资。第一次反“围剿”首战告捷。

  八月十五日夜间,在红十二军佯动的掩护下,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悄悄地由君埠地区向西急进,迎着正由西向东开进的敌军,从蒋光鼎的第一军团和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两部之间仅十公里的夹缝中穿插过去,突破重围,他们借着星光,翻山越岭,攀藤附葛,沿着崎岖的山间小道,蜿蜒西进。

  这次战斗,因国民党军队大部向南丰逃走,只歼灭胡祖玉的第五师一个团,师长胡祖五在城墙上视察阵地时被击成重伤,不久死去。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四个战斗——广昌战斗胜利结束。

  张辉瓒部的惨败,使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大为震动。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有“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的伤心语。蒋介石在回电中说:“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24)张辉瓒被俘后,朱德把他押到总司令部,同他谈话。朱德故意问他:“你看我们下一步应该去攻击敌人的哪个部队?”张辉瓒毫不迟疑地建议红军去攻击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并且把十九路军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朱德一听便知道他是在欺骗。因为这时红军已经去追击谭道源师了,而蒋光鼎的第十九路军这时远在兴国,攻击该军不是红军的迫切任务。张辉瓒、谭道源两师同是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辉瓒那样说的目的是想转移红军的进攻目标。

  在整个夜行军中,朱德始终手拿指南针,走在队伍的前头。经过一夜的急行军,终于跳出敌军的包围圈,到达兴国东北部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在深山密林中,一边休整,一边静观敌军动向。后来,朱德谈起这次突围的情景时说:“我们在敌人两路夹攻,不到二十里宽的区域中转移出去,进退自如,打得相当巧妙;这都是由于群众条件优越,将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弄得敌人疲惫不堪。”(13)红军主力在白石、枫边休整期间,朱德出席中央局和总前委会议。为了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技能,朱德特别强调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训练。为了密切军民关系,他亲自带领红军指战员帮助驻地群众割禾、挑水、劈柴??。驻地群众见到这种情景深受感动,自发地组织起慰劳队、洗衣队,用最好的食物慰劳红军,帮助红军洗缝衣服,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封锁消息。这种鱼水般的军民关系,成为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经过半个月的休整,红军的政治素质和作战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而国民党军队却丝毫未觉察。

  广昌战斗前,何应钦、朱绍良曾把驻守福建建宁的刘和鼎部第五十六师调到安远策应广昌。广昌被红军夺取后,刘师匆忙地从安远撤回建宁。

  张辉瓒师主力在龙冈覆灭后,鲁涤平急忙电令在源头的谭道源的第五十师,迅速向东转移,同洛口的许克祥第二十四师和头陂的毛炳文第八师靠拢,以免被红军各个击破。

  为了掩护红军主力向西转移,向北洋动的红十二军在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率领下,相机攻占了乐安县城。这下,蒋介石、何应钦更以为这一支确是红军主力,并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将进攻临川,急令卫立煌的第十师由黄陂速回临川,又令赵观涛的第六师、罗卓英的第十一师、陈诚的第十四师等部由黄陂、君埠地区向北追击红十二军,准备决战。红十二军趁此紧紧地牵住敌军主力,专走险路。红军携带的是轻武器,行动起来非常灵活。国民党军队携带了许多重武器,行动十分不便,被拖了半个月,弄得饥疲不堪,士气沮丧,最后还是没能找到红军主力决战。

  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朱德在广昌城北的沙子岭出席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第三次会议,讨论红罕下一步行动问题。会议认为,因通往南丰城的桥梁已被破坏,此时如向南丰追击逃敌已赶不上。“在战略上和形势上,我们都应追击刘和鼎,先他夺取建宁城,以便以后的筹款。”

  朱德、毛泽东早已预料谭道源师一定会向东逃跑。为了在谭师同许、毛两部靠拢前加以消灭,朱德、毛泽东在一九三一年元旦率部东向,当天赶到小布。谭道源得知朱毛红军追来,第二天一早就率部东逃。它的主力到达东韶,准备按照鲁涤平的电令,同洛口的许克祥师靠拢。但许克祥师已退到头陂同毛炳文师会合,谭道源只得在东韶匆忙地赶修工事,抵抗红军的追击。

  到八月底,蒋介石、何应钦才发现又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计,急令“进剿”军主力掉头向西,再到兴国北部地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这时.国民党军队已陷入饥饿疲惫的困境,红军却已养精蓄锐,休整了半个月。为了继续调动敌军西进,进一步疲劳他们,寻找更加有利的战机,九月初,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再向西转移到兴国、赣县、泰和、万安之间的山区,隐蔽集结。国民党“迸剿”军主力回头开到兴国北部时,又扑了个空。

  (22)

  朱德、毛泽东在一月二日晚十时,下达对谭道源师的追击命令,指出:“视此情形,敌军似有全线退走之模样”,“方面军决于明晨追击东韶之敌,然后次第扑灭朱逆绍良部之许(两团)、毛”(两旅)两师,以树政治上之声威。”(25)命令下达后,各路红军立即向东韶急迸,追击谭道源师。朱德和毛泽东也迅速进入阵地,站在一个小山头上指挥全线战斗。一月三日上午,担任中路的红十二军先头部队首先同谭部接战。随后,红军主力很快赶上来,发动猛攻。谭道源部因上一天刚到东韶,立足未稳,饥饿疲惫,工事也未修好,仓促应战,在红军的猛烈进攻下,无力支持。到下午三时左右,阵地被突破。谭道源趁红三军的迂回部队尚未赶到预定地点的机会,率残部突围。

  由于毛泽东、朱德的巧妙指挥,进入中央苏区已两个月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东碰西撞,多次扑空,始终没有找到红军主力实行决战,陷入进退维谷之中。再加上苏区的坚壁清野,游击队、赤卫队的随处袭击,把进犯军搞得精疲力竭,士气低落,已无力再同红军作战。国民党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官陈铭枢也叹息道:“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14)这时,反蒋的两广当局正向湖南进兵,也对蒋介石构成威胁。这样,蒋介石不得不结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下令各路军队撤退。

  会后,朱德、毛泽东立刻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和红三军团、红十二军主力,日夜兼程向东急进,直指建宁城,刘和鼎师没有料到红军会如此神速地来到建宁城下,毫无戒备。五月三十一日,朱德、毛泽东趁敌不备,指挥红军从建宁城背后突然发起攻击。又命令一个师迅速渡过建宁河,从建宁城前面包抄。“刘和鼎在建宁城内无路可走,带了两个马并在河边抢了一只船,准备顺流而下。但由于自己不会驾船,同时水急滩险行不多远以及红军集中人力的射击,结果小船撞碎在岩滩石上,刘是在落水时,被马并们抓住腿,倒拖到岸这边来的。”(23)战斗进行到当日黄昏,共歼敌三个多团,夺取建宁城,缴获大批西药和其他军用物资。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五个战斗,也是最后一个战斗——建宁战斗胜利结束。

  红军在追击中消灭逃敌一部。东韶战斗共俘敌官兵三千余人,缴获枪支两千多件。谭道源残部向南丰方向溃逃。

  朱德,毛泽东得知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消息后,认为这是对他们进行袭击的好机会。这时,蒋鼎文的第九师、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蒋光鼐的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正由兴国经高兴圩、老营盘向泰和、吉安撤退。朱德。毛泽东准备抓住这一时机,出其不意地先消灭正在运动中的蒋鼎文师和蒋光鼐的两个师,然后相机扩大战果。

  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打得痛快淋漓。朱德、毛泽东指挥的红一方面军,从五月十六日到三十一日,短短半个月内在由西至东的八百里战线上,“横扫千军如卷席”(24),连续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个胜仗,共歼敌三万多入,缴枪两万多支。此外,还缴获粮食、西药、电台、弹药等大量军雨物资。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围剿”被粉碎了。

  红一方面军在五天内连续打了龙冈、东韶两个胜仗,共歼张辉瓒、谭道源等部约一万五千人,缴获各种武器一万二千多件。东韶战斗结束后,侵入中央苏区的其他国民党军队,相继退出苏区。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九月六日晚,朱德、毛泽东命令部队分左、中、右三路,向高兴圩、老营盘疾驰。当天晚上,各路红军进入阵地。

  朱德后来说:“这一仗打下来是一个大的胜仗,可以说是三次‘围剿’中间最大的一仗。缴获非常之多,被打垮了的也多,有些是自己根本就不情愿打,自己就垮下去了。王金钰还是满清时编起来的陆军旧队伍,在作战中间捉了无数的俘虏,但都大批的放出去了。”“北面很长的一线,由吉安到建宁,都打垮了。”“这时打破了敌人第二次‘围剿,战争。”(25)中共中央在同年八月的指示信中,对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也给予很高的赞扬,说:“一、三集团(军)二次冲破敌人的‘围剿,,十四日之内转战四、五百里,战败敌人在八师以上,这种伟大的胜利,是无可比拟的。”(26)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气焰。国民党各路军队被迫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在小布召开庆祝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他充分肯定龙冈、东韶战斗的巨大战绩,说:这次龙冈战斗打得很漂亮,敌人没有走掉一兵一卒,前线总指挥张辉瓒也被我们活捉,这是红军史上破天荒的胜利。东韶战斗只消灭敌军两个团,是因为阻击战没有打好。但总的说来,胜利还是伟大的。接着,他针对部队中一部分人因胜利而产生的骄做情绪,号召全军指战员,要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他说:敌人决不会甘心这次失败,今后还会有更多更大的仗打。全军指战员要万倍注意,不能骄傲松劲,更不能持勇轻敌。现在的胜利,不过是一个开始,一定要取得革命战争的全部胜利。(26)为了迎接新的战斗,朱德十分重视抓部队的军事训练。他不·仅号召战士们刻苦训练,而且,还经常深入到战士中间,带领战士们一起训练。当时刚参加红军不久的新战士严德胜回忆说:“那时,我们在黄陂。大家响应朱总司令的号召,把每天的早操时间都用来练习抢山头、追击、射击、迅速集合;游戏活动的内容也改成刺杀。枪术、测量、跳高、跳远、撑杆跳高、赛跑等;在中午和下午则开展军事、政治和文化学习,练习打手榴弹。爬竹竿、爬绳、过独木桥、越障碍物等。朱德同志经常到实地检查练兵情况,有时还亲自伏在地上,观察我们瞄准的每一个动作。发现问题,立即手吧手地纠正。

  次日拂晓,战斗打响了,红三军和独立第五师,首先抢占蒋鼎文师北撤时必经的黄土拗,切断了他的先头旅同后续部队的联络,从北、南、西三面包围这个先头旅,发起猛攻。下午二时左右,全歼这个先头旅,俘敌二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枝二千余件,迫击炮十门。

  在这个时期内,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三月一日,蒋介石突然软禁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胡汉民。四月三十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四人为此事弹劾蒋介石。五月二十八日,汪精卫、唐绍仪、孙科、许崇智、古应芬、李宗仁、陈济棠等,在广东又成立一个“国民政府”,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抗。粤系军阀还准备进兵湖南。蒋介石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围剿”的惨败和国民党内部反蒋声浪的高涨,“跑到南昌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大骂其部属无能,不禁痛苦失声。”(27)六月二日晚,朱德在建宁城外出席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第六次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分析打破第二次“围剿”后的形势,认为蒋军各部现已退出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暂时转入战略防御。两广的反蒋军队正准备进军湖南同蒋军作战。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之可能。”(28)红一方面军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转入战略进攻。基于这一分析,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进攻分三期进行。

  “有一次练习撑杆跳高,有的同志双手拿着竹竿,可就是撑不起身子来;有的虽然撑起来了,但身子跃不过去横竿??正在大家为难时,谢礼宜大声喊起来:‘总司令来了!’我们回头一看,见朱德同志笑眯眯地站在我们后面。看样子,他已经悄悄地看了一会了。

  同一天,朱德、毛泽东又指挥红三军团、红四军、红三十五军,向高兴圩的蒋光鼐的两个师发起攻击。这一次战斗没有取得胜利。在历时两天的激战中,虽然毙伤蒋部二千余人,但因为战斗力较强的蒋部已先占据有利地形和红军兵力不够集中,战斗打成对峙局面,红军的伤亡同敌军几乎相等。朱德在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时,曾这样说过:“这一仗打得不好,确是骄做一点。当时,大家都很高兴打。其实那计划是错了的。因为他们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同时,又不可能完全消灭他。”“如果当时不打蒋,蔡,专打蒋鼎文的部队,可能缴到更多的枪。”他又说:“凡是高兴的、着急中决定的事情,总是有问题的。”(15)最后,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主动撤出战斗。

  会后,朱德、毛泽东按照会议决定,率领红一方面军实施第一期工作计划,指挥主力部队向北推进到宜黄以南和南丰、南城、黎川之间,以及建宁、泰宁的闽赣边境,在这些地区积极开展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筹款等各项工作。

  “朱德同志先把执竿、起步跑、撑竿点地、两手爬竿和丢竿子,跃身跳下的全套动作的要领讲了一遍。接着,就给我们做示范。他轻捷地跳过横竿,我走近标杆一看,有八尺多高。大家都鼓掌喝彩。

  国民党军队在老营盘、高兴圩战斗中受到红军的严重打击后,不敢再经这条路北撤,改变了撤退路线。朱德、毛泽东在九月十一日午后九时,命令红军主力向东急进,进行追击。十五日拂晓,红军主力赶到东固以南的方石岭、张家背附近,抢先控制有利地形。韩德勤师的六个团和蒋鼎文师的一个炮兵团进入红军的伏击圈。朱德、毛泽东乘其不备,指挥部队发起攻击,将他们全部歼灭。韩德勤被俘后,扮成士兵混在俘虏中逃走。这次战斗共歼敌五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枝四千五百余件。

  但不久就发现蒋介石有对两广军阀取守势而对红军发动新的进攻的可能,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毛泽东、朱德和临时总前委,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新形势,及时地改变原有部署,决定红军主力向东推进到闽西和闽西北地区开展工作。因为这一地区地势偏僻,受敌人威胁较小;山地纵横,无河川阻隔,最适宜造成新战场;有款可筹,一年以内不愁给养;群众很多,可以扩大红军。六月下旬,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开进这一地区。

金沙贵宾会网址,  “在练乒运动中,我们根据朱德同志的指示,还进行了一次军事体育比赛。比赛的项目很多,有长短距离赛跑;有跳高、跳远、撑杆跳高;有射击、掷手榴弹;还有整装待发的技术比赛??“朱德同志还倡导了一个背人赛跑的比赛。他说这是锻炼体力的办法。

  这次战斗结束后,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指挥部队转移时不幸遇敌机轰炸牺牲。朱德痛惜他说:“我们有名的一个军长黄公略,被飞机击死。黄同志是智勇双全的人材,是我们顶大的损失。”(16)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朱德、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实行“诱敌深入”和“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先后进行了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六次战斗。其中除高兴圩战斗打成平手外,其他五次战斗都取得很大胜利,共击溃敌军七个师,歼敌三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蒋介石亲自指挥三十万敌军同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三万红军较量了两个半月,最后仍以失败告终。蒋介石“三个月消灭共军”的誓言,再次破产。

  在毛泽东、朱德和临时总前委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分兵在赣东、赣南、闽西、闽西北的广大区域内,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筹集大量给养和经费,整训军队,组建新部队,为即将开始的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准备了条件。

  在战场上十分需要。他还亲自当裁判,还勉励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搞好军训,增强体力,练好本领。只要平时练得好,战时才能打胜仗。”(27)自红军创建以来,朱德一直关心建立红军的无线电台,认为这是红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第一次反“围剿”前,由于红·军既没有电台器材,也没有电讯技术人员,打起仗来,只能靠通讯兵传递命令。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朱德立即指示把俘虏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组织起来,利用缴获的一部收报机和一部十五瓦的无线电台,创立起一个无线电通讯大队,任命王诤为大队长,冯文彬为政治委员。朱德、毛泽东等又接见了原第十八师的机务、报务人员。朱德对他们说: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将来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有人陆续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28)朱德还送给他们“麻雀牌”香烟,表示鼓励。这些刚解放过来不久的机务、报务人员,被感动得热泪直流。不久,朱德亲自主持了红一方面军第一期无线电通讯训练班的开学典礼,他在会上说,在红军的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二字的,勉励学员们要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在建设红军通讯事业上发挥尖兵的作用。(29)半个月后,朱德、毛泽东又命令从各部门选调一批学员到训练班学习,培养更多的无线电技术人材。在朱德、毛泽东的关怀下,红军从此建立起第一支电讯队伍。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出现了有利于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大发展的新形势。首先,国民党各路军队已退出中央苏区,转入守势,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难以再集中兵力发动新的“围剿”。第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民族矛盾开始激化,民众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极为不满。九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泽东等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就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责问:“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土,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请问:国民党的军阀们怎样实行着他们‘保国卫民,的责任呢?”(17)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救亡,反对蒋介石对外退让、对内镇压的声浪日益高涨。第三,各派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两广当局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更趋发展。第四,国民党军队退出中央苏区后,苏区内的地主武装因失去靠山而恐慌不安。这些,都为红军的扩大和根据地的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

  第二次反“围剿”所以能取得这样重大的胜利,主要原因是毛泽东、朱德等坚决从实际情况出发,毫不动摇地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一九四四年,朱德在总结这次胜利的经验时说:“一九三一年五月又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这次反‘围剿,也打得很好。但这时已经有些不同了,因为项英来了,发生了一些分歧。但错误意见未占上风,红一方面军仍有毛主席领导,所以很快取得了很大胜利。这个胜利,仍是诱敌深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而取得的。”(29)

  第一次反“围剿”结束不久,项英于一月上旬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一月十五日在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往书记。

  九月二十三日,朱德、毛泽东命令全军主力向福建的长汀转移。命令中指出:“方面军决开到福建去工作筹款,并定于二十五日由现在地(莲塘、龙冈头、长信、水头庄之线)分七天行程(第五天休息一天)开到汀州城集中。”(18)十月二日,朱德率领方面军总部抵达长停红军在长汀经过短暂休整后,分兵波浪式地向闽西、闽西北和赣南、赣西南的广大地区展开工作,主要任务是:筹措给养,整训部队,扩大红军,拔掉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开拓新的根据地,将赣南和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党、团组织,建立红色政权,发展地方武装等。在这些任务中,很重要的一项是拔掉革命根据地内部残留的一些由地主武装控制的上围于。朱德、毛泽东于十月十四日发出训令说:“土围子炮楼是土豪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19)在朱德、毛泽东领导下,红一方面军经过四个月的努力,取得很大成绩。

  因为周恩来在上海未能到职,由项英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等九人为中央局委员。同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副主席。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销。朱德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兼往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项英没有军事工作的经验,中央苏区的军事工作这时实际上仍由毛泽东、朱德主持。

  先后攻克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井在长廷雩都、武平等县开展工作,共拔掉几百个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使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范围扩展到三十个县境,面积达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同时,在新占领和重新收复的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或恢复了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了土地,动员了一万二千名群众参加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达到全盛时期。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虽然失败,但他仍把十几万大军摆在革命根据地周围,伺机发动第二次“围剿”。

  取得这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最基本的经验是什么?朱德作过这样的概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当时我们只有五万人,三万支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

  为了做好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朱德、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乘胜向革命根据地边沿区域发展,一边整训部队,一边袭击骚扰敌人,发动群众,打土围子,扩大红军,筹措给养,组织地方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准备再次打破敌人的“围剿”。

  (20)

  在这些日子里,朱德经常到部队和群众中了解情况,听取反映,或参加部队和群众的集会,利用一切机会勉励广大军民抓紧整训部队,积极发展生产。经过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开拓了新苏区、争取了几十万群众,拔掉了不少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筹集了相当多的给养,从而为以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创造了条件。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和朱德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共同创立的基本作战原则已经形成。这些作战原则,对以后的中国革命战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巨大的一次战役,也是红军向运动战转变过程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一九三一年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这样说:“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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